四
从最寻常的信息开始，伸展到历史深处，本文已经初步演示了反复追问和连环解读的可行性和其作为史学方法论的价值。
然而，追问是无止境的。只要研究者怀揣着求知求真的学术追求，他的追问就可以进一步伸展到无远弗届的历史幽冥。
拿施佩林史料的主要接受者、传播者罗森来说，他被召回后，先是滞留伦敦，后回国接受审查，被纳粹当局迫害，流亡北美。1949年重返联邦德国外交部，后担任驻乌拉圭大使，1961年去世。他为南京中国难民奔走呼号的言行至今令人肃然起敬，他被召回，说明他与希特勒政府的中国政策相悖。然而，在被纳粹审查过程中，他却强调自己与国社党（纳粹）组织的合作，对希特勒的维护。[42]这种反向的自我辩护，在当时的环境中可以“理解”，却极大地消解了他作为军国日本反对者的历史意义。
同样的悖论也横亘在施佩林在安全区委员会的“上司”拉贝面前。此前，拉贝不知道纳粹的暴行和真面目而加入其组织，甚至一度甚为积极。其在给罗森的报告后面，一律有“希特勒万岁”的结尾。二战结束后，盟国针对纳粹的审查长时间折磨着他。1945年6月3日，英国占领区非纳粹化委员会判决，拉贝是纳粹南京小组代理负责人，回国后也没有退出其组织，但鉴于拉贝“在中国出色的人道主义工作”，接受其请求，认定为“非纳粹”。此时，拉贝已经靠从中国带回的珍贵纪念品换取赖以活命的食物。[43]
吊诡的不仅仅是罗森、拉贝这些人，1938年3月22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从汉口给南京的施佩林发来感谢信，表扬他“以人道主义精神所作出的富有成就的和勇于牺牲的工作”，感谢他“为保护德国在南京的财产所作出的努力”，他向施佩林指出：“您的行为给我们的祖国带来了荣誉。”[44]喜欢佩戴纳粹袖章四处巡查日军暴行的施佩林在南京做出的人道贡献自不待言，而他为之骄傲、为之付出的祖国，却跟军国日本一样，是无数渴望和平生活的人们的噩梦。施佩林及其身边的德国人士与纳粹微妙的关系不正是那个时代德国悲剧的缩影吗？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中国受害者PTSD研究——以南京大屠杀受害者为中心”（09BZS021）阶段性成果。
[2]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教授。
[3]《施佩林给罗森的信（副本）》（1938年3月22日于南京），德国外交部档案，无档案号；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第447页。
[4]蒋公穀：《陷京三月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和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第71页。
[5]《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20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档案号：2722/1011/38；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334页。
[6]《寄往德国驻华大使馆（汉口）的报告》（1937年12月30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档案号：2722/4379/37；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294页。
[7]蒋公穀：《陷京三月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和回忆》，第70页。
[8]《德国原驻南京使馆政务秘书罗森致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函》（1945年9月11日），中央档案馆等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第133页。Hangtze，原译如此，按上下文，应为Yangtze，即扬子江。“巴奈”号，也译“巴纳”号或“帕莱”号。梅奇，即美国牧师约翰·马吉（John Magee），大屠杀期间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成员。习近平同志在首个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国家公祭日讲话中提到过他。
[9]《沙尔芬贝格给劳滕施拉格尔的信》（1938年2月1日），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361页。
[10]《程瑞芳日记》，1938年2月8日，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和回忆》，第40～41页。
[11]约翰·拉贝：《拉贝日记》（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3册），1938年1月22日，刘海宁等译，张生修订，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第395～396页。
[12]蒋公穀：《陷京三月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和回忆》，第71页。
[13]约翰·拉贝：《拉贝日记》，1938年1月22日，第398页。
[14]《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28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档案号：2722/1508/38；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354页。
[15]《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15日），中央档案馆等编《南京大屠杀》，第327页。
[16]Minnie Vautrin's Diary（December 21，1937），Box 134 of YDL Record Group NO.11，The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17]《对目前形势所做的记录，1938年2月1日》，张生编《耶鲁文献》（上）（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69册），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第480页。
[18]Minnie Vautrin's Diary（February 1，1938），Box 134 of YDL Record Group NO.11，The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19]《学术沙龙：南京大屠杀中性暴力问题的心理研究》，中日网，http：//www.sjhistory.net/site/newxh/xxdt-mb_a2007032915761.htm。并参照本人听演说的笔记。实际上，百万驻华日军在天皇下令无条件投降后放下武器，说明军国主义时代的日军在长期的严格训练下是服从命令的。而日军“屠杀令”的存在，说明暴行确实是蓄谋和有计划的。
[20]郭岐：《陷都血泪录（节录）》，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第167～168页。
[21]约翰·拉贝：《拉贝日记》，1938年1月25日，第417页。
[22]《约翰·拉贝1945年〈柏林日记〉》，张生、杨夏鸣编《东京审判书证及苏、德、意文献》（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71册），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第471、473、478、503页。
[23]《程瑞芳日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第20页。
[24]John W.Wood to Irving（December13-27，1937），RG10，Box 102，Folder 862，The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25]约翰·拉贝：《拉贝日记》，1938年2月17日，第553页。
[26]《程瑞芳日记》，1938年2月17日，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和回忆》，第43页。
[27]Minnie Vautrin's Diary（November 19，1937），Box 134 of YDL Record Group NO.11，The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Forster's letters to His Wife（December 3，1937），RG8，Box263，Fold 9，The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美〕贝德士：《致朋友函》（1938年1月10日），章开沅编译《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册），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第16～20页。
[28]参见张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德国视角”——以德国外交档案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张生《美国文本记录的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
[29]约翰·拉贝：《拉贝日记》，1937年12月5日，第104页。
[30]1937年12月21日，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前往日本大使馆递交抗议信，信后签名者共有22人（约翰·拉贝：《拉贝日记》，1937年12月21日，第191～192页）。另有在郊外管理栖霞山难民营的德国人京特和丹麦人辛德贝格，后者在习近平同志首个国家公祭日讲话中亦被提及。
[31]约翰·拉贝：《拉贝日记》，1938年1月22日，第396页。
[32]《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3月24日于南京），德国外交部档案，档案号：2718/2404/38；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455～457页。
[33]蒋公穀：《陷京三月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和回忆》，第71页。
[34]《有关乔治·菲奇来美和纪录影片》《关于菲奇就南京事件进行的巡回演讲》，张生等编《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2册），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6，第183～188页。
[35]《德国驻汉口大使馆1938年2月12日编号102的报告附件》，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395页。
[36]《退休中校布林克曼致斯特拉赫维茨的信函》（1938年3月18日于波茨坦），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445页。此函的附件是“一个德国目击证人”的报告，与克勒格尔私人报告文字相同，因此推测为克勒格尔所为。见《外交资料：克勒格尔的私人报告》（1938年1月13日于南京），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316～322页。
[37]《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7年12月24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档案号：2722/8432/37；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283页。
[38]《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2月10日），德国外交部档案，档案号：2722/1113/38；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375页。
[39]《德国原驻南京使馆政务秘书罗森致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函》（1945年9月11日），中央档案馆等编《南京大屠杀》，第133页。
[40]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587～588页。
[41]《里宾特洛甫致德国驻华（汉口）大使馆电报》（1938年2月21日），转引自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第275页。
[42]《罗森自述》，张生、杨夏鸣编《东京审判书证及苏、德、意文献》，第460页。
[43]《约翰·拉贝1945年〈柏林日记〉》，张生、杨夏鸣编《东京审判书证及苏、德、意文献》，第504页。
[44]《陶德曼给施佩林的感谢信》，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449～4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