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重追问，是关于文本内容的。首先，公司代理人肖先生和刘先生为何住在德国人的房子里？原来，南京国际安全区地处南京城西北部，约占当时南京城区面积的1/8。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使用的房源主要是作为美国产业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中小学的校园；离开南京的外国公司和外籍人士的房屋，以及战前建成、主要为国民政府要员居住的“新住宅区”等，在国民政府决定西迁持久抗日以后，基本处于空关状态，或由少量仆役看守。在欧美人士眼里，外国产业和住宅有国旗、保护通告等加持，事前由各国使领馆通知了日军，安全度要高一些。德国人士对其国旗的象征意义和保护作用尤其感到自豪，安全区成员、另一位德国人克勒格尔（Christian Kroeger）就说：“德国国旗比美国的更受尊重。”^[14]所以，与美、德等国有着各种关系（教育、商务、传教等）的中国难民就被优先安排进这些房屋，他们的处境，优于那些“普通”难民。然而，残酷的事实是，这些外国房屋并不是绝对安全的庇护所。

其次，日军为何在这些受害女性的丈夫和亲属在场的情况下，去实施性犯罪？追问之下，发现施佩林的报告并非孤证。罗森报告了安全区其他地方的类似情况：“每晚都有日本兵冲进设在金陵大学院内的难民营，他们不是把妇女拖走奸污，就是当着其他人的面，包括当着家属的面满足他们的罪恶性欲。”^[15]1937年12月21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女教师魏特琳记录了同类情况：“一名神情黯伤的男子走了过来，问我们能否帮助他。他27岁的妻子刚刚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回家，就碰上了3个日本兵来到他家，这3个日本兵逼迫他离开，而现在他的妻子还在日本兵的手中。”^[16]另据安全区委员会档案记录，1938年1月29日，日军闯进阴阳营44号，强奸一名妇女，并殴打她丈夫。^[17]2月1日，另一名妇女向魏特琳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她和丈夫一起回家取些剩余物品，结果被5名日军强暴，丈夫被打耳光，并被抢去9美元。^[18]类似案例的屡屡出现，说明这些规律性行为具有某种暗藏的目的。

日本学者山田正行在调查滇西日军的性暴力时，发现了这个“规律”。他认为，把大屠杀期间日军的性暴力归结为日军军纪废弛是不对的。他提出，当时日本军队纪律较严，各种迹象表明，大屠杀期间的性暴力是军方下令进行的，希望通过性暴力摧毁对方心理，实现征服欲。他进一步解释说：在日军士兵的武力胁迫下，中国男性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性被侮辱，而男性的无能为力又使中国女性悔恨交加。至于案例中往往有多名日军士兵轮流施暴，说明日军清楚地认知到自己处在战争环境中，需要交叉掩护，制服受害者。^[19]

当时，国民党军教导总队辎重营营长郭岐藏匿在意大利驻南京总领事馆中，他记述的案例更加完整，从中可以看出日军当着家属面实施性暴力的摧毁力，印证了山田教授的见解：

那一天，隔壁洋楼门外来了几十名鬼子兵，领章有黑有黄，但却既无部队番号，又无官长……先把大客厅里的男人统统撵走，再将半老徐娘们拉了过来，当着小孩子的面，光天化日，明目张胆，就在大客厅里，把半老徐娘们的衣裳剥得精光，然后集体演出丑剧，三对一，五对一，去而复来，周而复始……孩子们几曾见过这种骇人的场面，一个个的全都吓哭了……客厅外，庭院里，那些女人们的丈夫们，一个个失魂落魄，面红耳赤。有人伏在墙上，哀哀的哭，有人双手抱头，木立不动……^[20]

战争中，占领军对女性身体的征服具有多重象征意义，久为世界战争史所证明。对日军有目的的性暴力，拉贝评论说：“如果每起强奸案都能遭到致命的报复，那么相当一部分占领军早就被消灭了。”^[21] 历史证明，拉贝的这一责备苛求了处于战争恐怖状态中的中国难民。1945年，苏联军队冲入柏林时，强奸了包括拉贝邻居在内的许多德国女性，有的就当着他们丈夫的面，打死反抗者。拉贝不由得回想起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曾是中国人的“活菩萨”。^[22]

第三，受害妇女“跪在地上请求”施佩林帮助，说明了什么？大屠杀期间，中国难民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只能依靠包括施佩林在内的欧美人士的保护，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说：“所幸还有两个德国人在此，光是美国人不行。现在几个美国人也无法可想，也累死了，换一句话说，若不是几个美国人在此，中国人也只有死路一条。”^[23]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南京欧美人士的勇敢、睿智和高尚，《波士顿环球报》评论说：“日本人进攻南京时，一小群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人，组织了安全区委员会，希望创建一个非军事人员可以免遭攻击的聚居地……正是这些举止优雅有修养的人，出现在文明遭到破坏的地方和当口。”^[24]

但无可讳言的史实是，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国人在欧美人士面前往往处于跪着仰视的依赖地位，生理上如此，精神文化层面上尤其如此。施佩林被跪着的难民哀求，拉贝亦有同样经历。1938年2月17日，拉贝要告别南京，“大学难民收容所的难民，今天还有3000个姑娘和妇女，她们围住了大门，要求我答应不丢下她们不管，就是要求我不离开南京。她们全都跪在地上，又哭又叫，当我要走时，她们干脆拉住我的衣服后摆不放。我不得不留下我的汽车。在我艰难挤出一条路走出大门后，身后的门立刻就被关上了。”^[25]程瑞芳证实了中国难民对拉贝的依依不舍：“他出来时，难民都把【他】围了，汽车也不能走，他也是走路回去的。”^[26]

南京国际安全区是南京沦陷后特殊的空间区域。其存续，一依赖欧美侨民的人道精神和与中国人民休戚与共的决心；^[27]二依赖当时处于中立地位的欧美各国及其设定的条约利益；^[28]三依赖日军方面措辞含糊的默许。^[29]施佩林及其欧美同行，虽只有二十几人，^[30]却能面对数万日军的横暴，保护中国难民。如果我们追问个人在战争中能否有所作为，施佩林等人的努力是可以作为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