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的追问：史料的连环解读^[1]

——以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爱德华·施佩林为例

张生^[2]

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随着越来越多史料的发现和“再发现”，研究者有被史料“淹没”之感。宏观的把握始终是需要的，它是我们判断事件总体性质、把握历史规律的依据。但笔者发现，即使是单篇史料，亦蕴含着巨量的信息，值得深入解读。也就是说，南京大屠杀的整体信息，实际上往往“全息化”内纳在一条条具体史料中，反复地追问，连环地解读，将会使“平淡无奇”的史料呈现丰富的内涵和对于问题全局的强烈说服力。推而广之，相关史料已经浩如烟海，对微观史料进行连环解读，将能揭示抗战史更为丰富的内在，使历史呈现本应有的生动。

追问，需要“先在性”知识的储备。所谓“先在性”知识，是指研究者在之前的生活、教育和研究经历中积累的知识包括从外部汲取的知识和在此基础上再生产的知识。“先在性”知识的生成，与研究者所处的环境（包含一般狭义的生活、工作环境，国际国内学术潮流，乃至国家学术战略导向和国家间政治争议等）和经历存在莫大关系，一方面，环境和经历形塑了研究者“先在性”知识的结构、特点和内容；另一方面，环境中无处不在的学术“他者”，如指导教师、学术权威、评价体系，均会对研究者的“先在性”知识形成影响。在哲学意义上，这一形塑过程和“他者”的影响是一种“存在”，对社会性的人来说，这种“存在”是客观的，不含褒贬，甚至可以说，研究者在各种“关涉性”存在中获得自己。马克思说，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学人也不例外。

携带“先在性”知识的研究者，对史料的追问，可以分为三个方向：对史料制作者的追问；对史料文本的追问；对史料衍生性问题的追问。三重追问，可以是并行性结构，可以是递进结构，自然也可以在两个结构维度上交叉、混融，端赖追问者“先在性”知识的储备情况和知识再生产能力。

本文为尝试性创新研究，没有前贤大作可以追慕参考，不妥之处亦当难免，敬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