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华制毒贩毒的罪行

东京审判所涉及的日本战争暴行的资料非常多，除侵略、大屠杀外，对日本在战争期间在华制毒贩毒的罪行也进行了揭露。

对于日本在中国建立制毒贩毒体系，进行大规模的对华毒化战争，东京审判的资料也多有揭露，如起诉书、庭审记录和检方所提证据以及战犯的讯问记录等。在起诉书中，检方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起诉日本政府和军方有组织地利用鸦片“削弱人民的抗战意志”，其收入成为“准备及进行侵略战争的财源，有的用于日本政府在占领区扶植的诸多傀儡政权”的罪行。^[6]

5月3日法庭开庭后，基南检察长即在“开场陈述”中提到日本使用鸦片用于战争的罪行。在其后的检方提证阶段，检方提供了大量的日本在中国利用鸦片等毒品毒害中国人民的证据。如8月15日检方在提证陈述中指出：“作为他们征服中国计划的一部分，日本领导者把鸦片和其他麻醉品作为准备和扩大侵略中国的武器。”“随着日本武力侵略的扩大，不仅在日租界，而且在中国所有地区，日本的军方和各种民间机构，都大肆进行鸦片等毒品交易。”陈述指出，证据显示，从伪满洲国建立开始，到日本侵略深入华北、华中、华南后，日本操纵的各地傀儡政权废除了中国的禁毒法令，建立鸦片专卖垄断。鸦片专卖表面上是控制鸦片泛滥，实际上是借专卖制度垄断鸦片和其他麻醉品交易。日本这样做的目的有二：“（1）削弱中国民众的体力，以此削弱他们的抗战意志力。（2）为日本军事和经济侵略提供巨大的资金来源。”^[7]也就是说，这是一项“以毒养战”的肮脏国策。

制毒贩毒是违反国际法和人道的无耻的行为。所以，日本政府和军方都竭力掩盖，尤其是在战败投降的时候，将相关的政策文件都竭力销毁，不留痕迹。由此，参与这些活动的人证和证言就显得非常重要。作为参与日本贩卖鸦片活动的重要人物、上海特务机构“里见机关”的头目里见甫，他的口供书以及在法庭上的证言，对揭露日本政府和军部操纵、参与贩毒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证据。里见在口供书中承认，自己奉日本中国派遣军特务部和日本政府“兴亚院”之命，组织“宏济善堂”，专门从事贩卖、销售鸦片的活动。

1937年9月或10月，我作为新闻记者到了上海，在这之前我在天津。1938年1月或2月，楠本实隆中佐问我能不能为特务部大批贩卖鸦片，他说这些鸦片正在从波斯运来的途中。

特务部是中国日军派遣军参谋部的一个部，其职责是处理日军占领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诸问题。

这一大批鸦片1938年春运抵上海，存放在军用码头的一个仓库里，码头和仓库都派有卫兵。波斯鸦片放在160英镑的箱子也就是1920两（原文如此）的箱子内。

波斯来的鸦片抵达后，我开始少量地向中国商人出售。当我从中国商人那里接到订货后，就派部下去特务部。特务部就命令仓库向我的部下发放多少量的鸦片。从仓库取出后，转交给那些商人。

时间和地点都是预先商定的，商人在交货时付款。我把贩卖鸦片得来的钱以我的名义存入台湾银行，一个月向楠本中佐报告一两次。

我贩卖鸦片的价格，由特务部的军官和我协商决定。我告诉他们当时的市价，他们就我的贩卖价格发出指示。这个程序得到了特务部承认。

根据特务部的指令，我从以我的名义储存的款中向三井物产会社支付原价，再扣除我自身的各种费用，余款交付特务部。

从波斯来的鸦片到货起，到1939年3月维新政府成立，我把鸦片卖给中国商人，按上述方法支付款项。

维新政府设立的同时，上海的特务部解散了。但又设立了兴亚院的支部……楠本中佐担任兴亚院上海支部的副支部长。兴亚院经济部负责鸦片和麻醉品。兴亚院决定把办理鸦片转交给维新政府，维新政府在内政部下设立了戒烟总局。

为了分配鸦片，组织了宏济善堂。它是一个商业会社，其股东是8个大鸦片商。我受戒烟总局局长朱曜之托，坐上了宏济善堂副董事长（副理事长）的交椅，宏济善堂没有董事长。宏济善堂的契约及诸规定都是在与维新政府协商之后，由兴亚院起草的。经兴亚院承认，我接受并在副董事长的交椅上就座。^[8]

法庭审理过程中，检方证人奎尔在法庭作证时也证明日本军政勾结，在中国占领区贩毒的罪行。

萨顿检察官：日军占领前，在上海地区，公然买卖鸦片的情况，有还是没有？

奎尔证人：根本没有。因为……在严厉的法律下，上海的人们不愿冒着被处以非常严厉刑罚的危险……如果做这种买卖的话，有的会被处以死刑、无期徒刑。

萨顿：日军占领以后，有关鸦片的状况，在上海地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奎尔：状况恶化了……1938年10月前后，日本官宪及傀儡政权的官吏之间，就有关设置鸦片局或转卖机关的问题，进行了交涉……交涉的事项之一，就是上海西部，设置两处鸦片吸食所……条件之一是这些鸦片吸食所每家应有20名鸦片贩卖者……1939年前后，在公共租界外，向人民贩卖鸦片的贩卖所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

萨顿：你知道宏济善堂吗？

奎尔：宏济善堂是1939年5月建立的组织，是为分配上海地区的鸦片而设立的组织。

萨顿：他们是怎样活动的？请简单介绍一下。

奎尔：就我职务上所知，在上海，鸦片几乎肯定是由日本的船输送来的。这些船到了上海，就在日本方面的码头上卸货……鸦片就是从这些码头上运到仓库的。然后，是从那里弄到鸦片贩卖所去的。

萨顿：日本占领以前，上海地区麻醉品……的贩卖情况如何？

奎尔：1938年以前，在上海没有看到过大量的麻醉品。关于麻醉品，中国人有个习惯，就是吸食过红色块状的鸦片。它是由鸦片的渣滓、海洛因、糖精以及染色的药做成的。但是，这种习惯被逐渐清除，到1938、1939年前后，已经很难看到。^[9]

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进行鸦片战的罪行，经过东京审判被揭露出来，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法庭在判决时，对日本的这一罪行进行了一定的追究，指出“日本签署并批准了禁烟公约，有不得从事麻醉品交易的义务”。但是，日本“为了筹措经费，和为了削弱中国的抵抗力，认可并扩大了鸦片及麻醉品的交易”。^[10]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一直进行鸦片等麻醉品的交易，而且，日本军方、政府都参与其中，形成了丑恶的“以毒养战”的战略。东京审判虽然揭露了日本的这一罪行，但没有进行深究，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