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运动与美国社会文化心理的变迁
于展
内容提要：20世纪60年代席卷美国的民权运动不仅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也是一场影响人心的大众运动。它通过举办非暴力讲习班、召开大众会议、唱自由之歌、建立公民学校与自由学校以及利用媒体等方法，既极大地改变了黑人民众的思想，也改变了公共舆论，唤起了白人公众的良知觉醒，削弱了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从而深深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这种社会文化心理变迁是民权运动更为重要的成就与影响。
关键词：民权运动 非暴力直接行动 民众思想 种族主义 社会文化心理
20世纪60年代席卷美国的民权运动，是美国历史上发生的一场重大的社会运动。有的美国学者称之为“第二次内战”，或“第二次重建”，甚至是“第二次革命”，可见它对美国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改变了美国黑人的命运，赋予了他们很大程度上的平等、自由和正义，也深深影响了所有美国人的生活与思想。民权运动的标志性成就是推动联邦政府实行铲除种族隔离制的改革，推行民权立法，最终消灭了公开的白人至上主义。美国学界对此研究较多，尤其是对1964年《民权法》和1965年《选举权法》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但民权运动不仅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也是一场影响人心的大众运动。它在种族观念、民主理念以及社会价值方面对民众的思想影响很大。[1]具体说来，它通过举办非暴力讲习班、召开大众会议、唱自由之歌、建立公民学校与自由学校以及利用媒体等方法，不仅影响了参与运动的精英上层，也极大地改变了黑人民众的思想，提高了他们的觉悟，克服了他们的恐惧，提升了他们的尊严，并赋予他们力量。它也改变了公共舆论，唤起了白人公众的良知觉醒，削弱了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使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它推动美国社会从一个容忍种族主义、歧视黑人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不管肤色与种族、承认每一个公民的平等权利的社会，从而深深改变了民众的思想和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相比民权立法等制度变革方面的研究，这一思想和社会文化心理方面的研究还较欠缺。[2]本文力图通过大量口述史材料和当时的民意调查等资料，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民权运动对当时以及后来民众的思想和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以期抛砖引玉，促进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一 黑人民众思想的变化
在民权运动前的种族隔离制时期，美国南方大部分黑人的思想、精神一直处于扭曲状态。詹姆斯·鲍德温评论说：“他们认为自己天生就是受歧视的，唯一的原因就是自己是黑人。这样的社会暴露出一个残酷的事实，黑人在许多方面都是没用的。”许多黑人指出，隔离的世界常常让人感到孤独和恐惧。底特律的一位医生回忆说，“我不得不走5英里去学校，我经过三个白人学校，才到达我们那破损不堪的学校”。底特律的一名教师理查德·梅肯回忆说：“作为一个孩子，我恨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黑人，只配做三等公民……”芝加哥的威廉·特纳回忆说：“我上学的时候，一伙白人曾想杀我，我一直怕得要死。”[3]孟菲斯的哈罗德·米德布鲁克则痛苦地回忆说：“你问我隔离是什么，它让我感觉自己不像一个人。”[4]
可见，种族歧视不可避免地使黑人孩子产生低人一等的感觉。很多普通黑人提到歧视都有一肚子苦水，他们纷纷回忆起在日常生活中最令他们痛苦的事情。华盛顿一位28岁的妇女说：“有时候，去百货商店，即使我先到，也必须等店员为白人妇女服务完才能轮到我，真让人气愤。”底特律一名失业男子说，“无论去什么地方，白人都会告诉我，他们不为黑人服务或他们不雇用黑人，那极大地伤害了我”。缅因州奥古斯塔的一名家庭主妇对“黑鬼”的称呼非常气愤，密苏里州的一名男子说，“到处都是‘只为白人服务’的标记，让我们大多数人感到不满”。总之，二等公民的地位扭曲了黑人的个性，让他们感到痛苦。一些普通黑人诉说了受歧视的心理影响。底特律有个黑人妇女说：“长期以来，人们都跟我说，你是黑人，所以低人一等。我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心里非常痛苦。”新奥尔良的一名记者说，“我知道它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却难以摆脱，这让我下意识地敌视白人”。华盛顿的一名男子说，“它让我感到痛苦和悲观”。[5]
经过了民权运动，尤其是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洗礼与冲击，美国黑人的思想逐渐经历了从屈从到觉醒、从恐惧到勇敢、从自卑到自尊的转变。他们对白人的看法也有了一定的改变。
第一，从屈服、冷漠、无知到政治觉醒与抗争
示威等非暴力直接行动唤起了黑人的觉醒。经过多年的压迫，很多黑人突然发现自己有了集体的目的、集体的勇气和集体的力量来迫使白人关注甚至答应他们的要求。大多数黑人获得了种族骄傲和成就感。在一次民意调查中，调查者问黑人示威对他们有什么影响，休斯敦的一位女士回答说：“有巨大的影响——这让美国白人意识到，我们厌倦了他们的自鸣得意，我们厌倦了100年来在‘自由’的幌子下自己所遭受的这么多的虐待与不平等。”芝加哥人一名失业的黑人说，“这让白人颤抖”。芝家哥的一名女厨师说，“示威影响了其他黑人，推动他们也来做同样的事情，它就像发热病，迅速传播”。[6]
对大多数黑人来说，坐牢不再是一种耻辱的记录，相反，它变成了一种荣耀。梅德加遇害、伯明翰警察利用警犬与消防水龙残酷对待非暴力游行的黑人，动员了更多的黑人与白人参加到运动中来。在一次全国调查中，80%的美国黑人相信示威取得了效果，46%的人感到有责任参加运动，48%的人准备即使冒着坐牢的风险也要去示威。[7]在这个民意调查中，许多人说，种种事件促使他们也想参加斗争，其他人进行斗争，自己是不能袖手旁观的。调查列举了很多典型的回答。孟菲斯的一名年轻技师说：“黑人正在觉醒，我也是。”亚特兰大一名女士说：“许多可怕的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激发了我们的斗志。”费城的一名议员说：“我不再感到去监狱是一种耻辱，我曾经认为参加运动是一种耻辱，现在我认为不参加运动才是耻辱的。”调查表明在黑人中有一种紧迫感和一种参加运动的强烈愿望，他们厌倦了等待白人给予他们权利。[8]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南方腹地开展的社会组织与选民登记活动，同样唤醒了当地的黑人。1962年以前，范妮·鲁哈默是一直在种植园田地里辛苦劳作的黑人妇女，生活艰难，默默无闻。她回忆说：
登记投票的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一天晚上，我去了教堂，他们正在开大众会议。他们谈论着跟我们权利有关的事情，说我们能登记投票，听起来很有意思，我想试试。1962年以前，我从来没听说过黑人能登记投票，不知道自己也有这种权利。[9]
后来她在参与选民登记运动的过程中不断成长，最终成为一名杰出的地方领导人。
布莱克威尔的经历与鲁哈默很相似。她很晚才加入运动，直到1964年“自由夏天”发生，她才知道选民登记。她回忆了这一过程：
民权组织者鼓励我去登记投票，我才开始懂得我们需要一些自由。当地的白人不许在教堂召开民权会议，一个白人种族主义者恐吓要烧毁教堂，这唤起了黑人社会的政治觉醒。1964年以前，有关投票和第14条修正案的事情我一无所知。摩西和我谈话，让我懂得了很多事情。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很多成员在这里工作，包括卡迈克尔。在1964年我也成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地方组织者。
摩西对布莱克威尔的影响很大，使她开始真正了解投票和政治。布莱克威尔清楚地记得：
那个星期天的早晨，摩西告诉我们，我们也能登记投票，那是我们的权利。他告诉大家关于修正案的事情，并说，大家如果去登记投票，那么在衣食住等各方面都会得到改善，所以投票很重要。我开始行动，竭力去登记投票，却没有通过考试。黑人很少能通过考试。美国民权委员会在杰克逊召开听证会，调查密西西比的选民登记情况，我去作证。我能读写，是很重要的证人，证明密西西比州反对选民登记制度，因此我们必须准备通过1965年《民权法案》。我去登记的时候，很恐惧，但是可以克服。
除了民权工作者的组织、鼓励，布莱克威尔加入运动的主要动力还有改善生活的渴望与对基督教的虔诚信仰。有人问她为什么突然参加民权运动，布莱克威尔很坦诚地说：
我参加运动，只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据说去登记投票就能吃饱，还可以有一个舒适的住处，而我住的房子那时已经破损不堪，马上快倒塌了。……我虔诚地信仰着基督教。我恐惧，但更兴奋。我本来想死，但上帝说，你不能死，你有事要做。我说，哦，上帝，如果我要死，也要尝试着做一些事情，我将为争取自由而死。
此后，这个普通的黑人妇女开始了解政治的含义，她觉得自己在学习中不断成长：
我对政治一无所知。卡迈克尔让我在格林维尔为第二次预备会议做一些工作，我不知道预备会议是什么意思。我主持召开会议，总是问下一步做什么。后来我参加了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虽然开始不知道做什么，但我在学习中不断成长。摩西、卡迈克尔、摩尔、亨利等人和我一起工作，我从中学到了很多政治知识。[10]
大量原来对政治不感兴趣或一无所知的黑人经过运动的洗礼和教育，越来越对投票感兴趣，他们懂得那是自己应有的自由和权利。一位86岁的老人说：“我是一名自由选民，如果也能投票，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公民。”很多黑人以投票为骄傲。一位善意的登记官想知道一名老年黑人妇女属于什么组织，他问：“你是教会成员吗？”黑人妇女回答：“我也是美国公民。”后来当登记官提醒她不要弄丢登记表时，她答复说：“能把它丢掉也是我的骄傲。”[11]总之，自由、平等、权利的观念逐渐在黑人中深入人心了。
第二，从胆怯、恐惧到获得勇气和力量
重建以来，由于白人种族主义暴行不断，南方黑人经常生活在恐惧中。在《密西西比即将到来的时代》一书中，安妮·穆迪谈到，1955年蒂里事件发生后，她整天都被“仅仅因为我是黑人就可能被杀死的恐惧”笼罩。[12]人们如果公开参加或支持民权活动更要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1962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组织者去密西西比农村进行选民登记工作，当地人非常害怕。布劳克回忆说：“人们害怕我，妇女们不让自己的女儿接近我，因为我是一个自由乘客，他们认为我来这里只会带来麻烦。”[13]
运动组织者的任务就是帮助黑人克服恐惧。但他们自身首先要学会如何面对恐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成员伊凡诺沃·唐纳德森指出：“恐惧是无法逃避的。如果你表现出恐惧，就会影响到身边的人，所以，你必须以平常心来对待。如果人们看到你自信，他们也会增强自信。对一个组织者来说，重要的是不要把恐惧传给任何人。”[14]组织者通过不辞辛劳、挨家挨户地游说，向当地人民表明他们不是来引起麻烦的，而是要让人们明白争取公民权是多么重要。[15]
人们克服恐惧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参加大众会议和唱自由之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地方秘书查理·琼斯说：“没有音乐，我们就不能与人民大众进行交流；他们也不可能与我们交流……通过歌声，他们表达了多年来被压抑的希望、苦难甚至快乐与爱。”[16]拉里·鲁宾是一名北方白人志愿者，也是一名犹太人。他很早就来到南方工作，并参加了“自由夏天”。他认为民权组织者的工作就是帮助黑人克服恐惧、赢得勇气和带来力量：
我们的首要工作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如组织大众会议、与人们交谈等，帮助人们克服恐惧，然后再帮助人们通过文化测试。……选举权法通过后，虽然不再有文化测试，但恐惧与威胁仍然存在，因此黑人去登记投票仍然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人们克服恐惧，让人们感到有了力量。……如果没有音乐，没有教会传统，人们很难获得必需的勇气。教会传统和它的音乐是增加登记投票勇气的一种方法。[17]
沃特金斯也强调音乐在南方黑人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唱歌确实让人舒服，帮助人们彼此联系，帮助人们克服恐惧，从而奠定大家继续前进的基础。”[18]一名白人志愿者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不再害怕……歌声驱散了恐惧，一些歌词本身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但是大家一起歌唱或者一个人安静地吟唱时，便有了超出歌词或节奏本身的新意义。”[19]
人们克服恐惧的另一个方式是信仰上帝或信任像金、摩西这样的民权领导人，让他们帮助克服恐惧。一个名叫斯夸尔·莫蒙的黑人后来回忆说：“金所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找到某种东西为之牺牲，那他就不配再活着’这话给了他勇气。”[20]拉斯廷这样评价金的贡献：“金不仅仅告诉给黑人是否该乘坐公车，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具有了消除恐惧和成为人的能力。金博士让黑人感觉到，自己是更为强大、更有勇气的。”三K党的暴力恐吓政策因此不再有效了，金写道：“在一个寒冷的晚上，我看见一个黑人小孩子在燃烧的十字架旁烤火，根本不怕什么三K党。”[21]摩西在克服恐惧方面为其他积极分子树立了榜样。例如，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格林伍德的办事处被暴徒破坏后，摩西等人听到消息立刻赶到那里。他们晚上到达时，办公室已经空空如也，人们都走光了，摩西竟然准备在那里睡觉。与摩西一同前往的皮科克这样评论：“我感到很恐惧。我无法理解摩西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能走进一个私刑暴徒刚刚离开的地方，铺一张床准备睡觉，好像形势很正常。”受他影响，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之后，皮科克也上床睡了。[22]很多民权积极分子和地方黑人正是在摩西身体力行的影响下，恐惧感大为减弱，勇气倍增。
总之，大量民权参与者纷纷表示，自己不再恐惧。例如，参加了自由选举运动的黑人学生克劳德·韦弗在入狱多次（并曾被警察举着枪威胁，因为他不说“是的，先生”）后，写信给他家中的朋友，只告诉他们：“我们不再害怕了。”[23]一名普通的密西西比黑人妇女在“自由夏天”计划会议上的发言最具代表性。她说：“我们不再恐惧。我的祖母与母亲经常担惊受怕，但我不再恐惧，我的孩子也不再恐惧。他们利用恐怖行动来威胁我们，但总有一天他们不得不停止，因为我们不再害怕，他们的恐怖行动又有什么用呢？”[24]
除了克服恐惧，参加运动也给人们带来了勇气和力量。在1984年会见中，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积极分子约翰·奥尼尔描述了蒙哥马利公车抵制运动对他这样的黑人产生的“触电”似的影响：“像爆炸似的，一种新思想注入激动万分的人们的脑中，……这对所有人都是一种震撼——全国的黑人一定都产生了同样的感觉，我们站起来了。”奥尼尔把抵制看作充电，因为它提供“做正确事情”的有效方法。黑人通过抵制得到解放，因为他们能既符合道德又有效地开展行动：“它是如此简单，不要上公共汽车，简单得如此完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积极分子谢劳德把他决定去南卡罗来纳的小石山坐牢看作一生的转折点：“以前我从未经历那样的事情，对我来说没有比接受死亡更激进的事情了，我如果接受死亡，那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呢？他们还能对我做什么呢？如果我能坦然面对死亡，监狱只不过是另一所房子。”[25]
参加静坐的学生也纷纷体验到这种力量和勇气的增长。一个参加静坐的学生说：“我感到有了力量，一种超人的力量。我不知道圣战者是什么感觉，但我感到心中升腾起一种责任感。”另一个参加静坐的学生说：“我感到自己发生了很大变化。静坐前，我比较讨厌自己，觉得自己好像很没用……最后，我们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些事情，不再是空谈了。”[26]他们也不再害怕坐牢，一位参加静坐的学生刚刚出狱，就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认为在南方争取一等公民的地位是一种犯罪的话，那么，我很乐意为这个罪名再次回到监狱。”[27]黑人记者洛马克斯评价说：“对他们来说，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群体，当他们鼓足勇气面对隔离主义者说‘我不再害怕了’时，胜利就到来了。”[28]
随着运动的发展，非暴力直接行动成为黑人争取自由最有力的武器，“我们想要自由”的呐喊回响在每一次游行示威的队伍中。为了追求自己的自由，黑人勇气倍增，已经不再害怕挨打、坐牢甚至死亡。安尼塔·伍兹年仅12岁，她在伯明翰游行示威时说：“我会一直游行，直到我得到自由。我希望不管哪个学校、哪个商店、哪个电影院、哪个咖啡馆自己都可以去。”一名伯明翰运动的地方领导人查尔斯·菲利普斯甚至这样坚定地说：“打开你们的水龙，放出你们的警犬，我们会一直站在这里，直到死去。”[29]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通过自己的基层组织策略也为地方黑人带来勇气和力量。塞勒斯详细解释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方法：“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计划重点放在发展当地的基层组织上，我们称它为参与性民主，让当地人民能够自我决策，掌握自己的命运。长年累月地在人民中间工作、吃饭、睡觉、信教和组织，这就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方式。”这要求他们长期奉献于当地。他们感到必须先变成当地人民的一部分，然后为这些人赢得力量和信心。[30]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积极分子的努力和奉献鼓舞了地方居民的激进主义。邮局工人罗伯特·伯恩斯冒险让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组织者萨姆·布劳克住在自己家中，他多年来一直期望变革，一直在思考这些事情，遇到布劳克，他感到非常兴奋，深受鼓舞，有了勇气和力量，马上参与到运动当中来。[31]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积极分子鲁比·史密斯也认为，非暴力帮助农村黑人赢得了勇气。她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马丁·路德·金或蒙哥马利抵制，但一个小女孩子告诉我，她和112名同学举行了抗议游行，穿过市区，大家都不再害怕麦考姆的警察了。固守传统宗教观念的老人也在非暴力中找到了勇气。……现在，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都意识到，他们不仅可以帮助改变体制，而且这也是他们的责任。”[32]
第三，从自卑到自尊
除了恐惧，黑人常常感到耻辱和自卑，在白人面前低了一等。一个黑人对白人登记官说：“我是一个公民，我有权利来这里登记。”这个怀有敌意的白人官员回答说：“你是什么东西？！”民权工作者百般劝说，可是有一位黑人妇女还是不想去登记，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姓名。[33]
非暴力直接行动大大改变了黑人对自身的看法。金认为：“非暴力的方法不会立即改变压迫者的心灵，它首先触动的是黑人抗议者的灵魂，它给了他们新的自尊，为他们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力量与勇气。最终它唤起对手的觉醒，从而使和解成为现实。”[34]非暴力大众行动使黑人变成了斗争的参与者，他们不再坐视别人为他们所做的努力。每个人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产生了骄傲与自尊，有了尊严。连白人的恐吓与抵制也激发出黑人们的团结和勇气，唤起了黑人的觉醒。金引用一个看门人的话说，“现在我们把头抬起来了，我们不会再鞠躬服从——不，先生——除了在上帝面前”。[35]
黑人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参加运动后他们觉得自己不再是“黑鬼”了。一位老年黑人说参加地方民权运动“参加运动后，我不再是他们的黑鬼，也不再是原来的我了”。密西西比的一位白人市长问鲁哈默的丈夫佩里·哈默：“让白人志愿者睡在你的屋子里，你有什么感觉？”他回答说：“我感到自己像个人了，因为他们像人那样对待我。”他开始有了男人的自信。[36]
民权积极分子和地方黑人都意识到了这种重要转变：从“黑鬼”到黑人，从男孩到男人，从儿童到成人。密西西比的一个地方居民安妮·德文记得，“人们正谈论着获得自由，头脑自由，精神自由，不骚乱，不抢劫，不焚烧，……成为真正的男人和女人，……我们真的长大了”。朗兹县自由组织的一名创始人约翰·休利特评论说：“有些人觉得自己在白人甚至自己人面前，都是低人一等的。现在这些人步入了新的生活，他们把自己看成是真正的男人和女人。”[37]
黑人开始从甘于接受低人一等的地位到追求新生活和新自我，从而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密西西比工作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组织者查尔斯·麦克劳林这样鼓励人们去登记投票：“如果你不去法院登记投票，就表明你不想拥有权利，而是在告诉白人们‘不要像人一样对待我，把我当成孩子！’……我们必须站起来！”另一个在佐治亚西南部工作的组织者谢劳德报告说，这不只是多少人登记投票的问题，“而是多少人能自我决策的问题”。[38]
黑人最终在集体行动中获得了自尊与自信。奥尔巴尼运动结束后，马丁·路德·金评论说：“奥尔巴尼运动已经获得了胜利，因为成千上万的黑人赢得了新的尊严和自尊感”。一名普通的奥尔巴尼市民也反思说，“我们赢得了什么？我们赢得了自尊。这场运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要争取一等公民的地位”。[39]这种新的自我认识促使黑人去努力争取自由，刘易斯评论说：“参加运动能够让人争取到自由。看到了隔离，看到了歧视，人们就必须去解决。人们开始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由人，能够行动。”[40]这表明自由不仅意味着取得一定的法律权利与政治权利，也包括获得新的自尊。
通过实践，积极分子们也深刻认识到，自尊是通过基层水平的政治行动获得的，不是别人赐予的，不依赖于全国领导人的承认。黑人不得不依靠自己来争取自由与权利，自己来解放自己。鲁哈默起先以“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件为比喻，希望黑人牧师帮助黑人们摆脱枷锁，带他们去登记投票，但密西西比“夏天计划”使她明白，“我们该自己行动”。[41]
除了上述主要变化，参加非暴力直接行动也使黑人从愤怒、仇恨转向幸福、快乐，从孤立、分裂走向团结和认同。
积极分子参加运动前经常非常敌视和仇恨白人。在1968年的一次会见中，密西西比领导人布莱克威尔揭示了南方隔离体制下农村黑人的异化。她回忆说：“白人总是提醒我，你是黑人，你没有白人拥有的权利，我一直很愤怒。”[42]参加运动使人们的这种愤怒和仇恨情绪全部释放出来，在行动中、唱歌中、游行和交谈中。人们感到充实与快乐。一个塞尔玛运动的参与者写道：“我深刻地记得人们很快乐，……我们在日落时分出发，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也是美国公民。”[43]
参与者不仅克服了恐惧，决定为此冒险，而且努力克服掉围绕恐惧的孤独和被排斥感，产生了团结的感觉。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等民权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促进黑人团结的同时，又给他们带来了挑战白人隔离主义者的力量。它们发动的社会组织活动与公民不服从活动以团结合作为主要目的，把人们联系在一起，消除了他们单独面对歧视时所感到的无助。像玛丽·金在有关密西西比政治组织的论述中所写的那样：“即使有个别黑人失败了，他们的集体也仍然是成功的，因为人们共同得到了很多经验。”[44]
第四，对白人的看法发生重大变化
民权运动前，甚至在民权运动进行过程中，大多数黑人对白人印象很坏。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家庭女佣说：“白人想把我们压到身下，他们不想看到有色人种进步。你要是穿上好看的衣服，他们就会问你在炫耀什么。我快疯掉了！”加利福尼亚一名57岁的妇女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他们不喜欢我们，他们害怕我们。”一些黑人感到白人有一种歧视的心理需要，华盛顿的一名33岁的家庭主妇说：“没有黑人，白人就没有其他人可以藐视了。”一些黑人把白人对他们的歧视看作一种盲目的感情宣泄。一名44岁的黑人工人痛苦地说：“他们是无知的，他们那么仇恨黑人，不想让我们和他们一样平等。他们想得更多的是自己的狗，而不是黑人。”一些黑人把原因归结为从众心理，芝加哥一名25岁的女青年说，“大多数白人不得不与少数无知的白人站在一边，他们不想让别人说是‘喜欢黑鬼的家伙’”。休斯敦的一位女教师把原因归结为白人对黑人缺少接触和了解。[45]
经过民权运动，大多数黑人认为，静坐、自由乘车、游行等直接行动唤醒了美国白人，使他们看到了黑人真正的困境。尽管还是怀疑白人的意图，但大多数黑人相信今天白人的态度比5年前好多了。凤凰城一名女教师说：“越来越多的白人开始接触黑人，逐步意识到黑人不是猿型的、比人低级的东西，而之前一些白人一直这样认为。”一些黑人感觉“黑鬼”这样的蔑称叫得少了，一些白人工人甚至愿意和黑人分享饮水杯等。孟菲斯的一名家庭主妇说：“白人会变得越来越开明，他们把黑人看作人了，而不是看作物。他们也懂得了，黑人想要的是公民权利，而不是白人老婆。”而且，大多数黑人也承认，他们革命的成功依赖于白人温和派的帮助。[46]
二 白人思想观念与社会公共舆论的变化
非暴力直接行动也深深改变、影响了当时白人的思想与社会舆论。白人公众越来越关注警察的暴行，并期望黑人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这说明了运动积极分子非暴力直接行动策略的成功。1963年5月，加利福尼亚奥克兰有人写信给总统，表达出对“公牛”康纳残暴对待伯明翰示威者暴行的愤怒：“联邦政府这么怯懦和谨慎，让我很厌恶，它不能保护伯明翰黑人市民的权利与安全，还到处插手世界其他地区的事务，真是可笑！”[47]
在冷战的背景下，非暴力示威充分暴露出了美国所谓的民主在国内外的矛盾：一方面向世界宣称民主，另一方面国内黑人却得不到真正的民主。1963年6月，密歇根州迪尔伯恩的一位白人妇女写给总统的来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您能屈尊读一下一位34岁的白人家庭妇女关于非隔离的观点吗？我是无足轻重的，也许我的观点也是无足轻重的，但我不得不表达我的想法。美国站起来对世界说：“嗨，世界，看看我！你们该按照我的模式改革你们的政府！我们是自由的国度，我们的制度是民治、民享、民有。”世界轻蔑地看着我们美国说：“是的，如果人们的皮肤碰巧是白色的，这一说法是事实。”……我们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却让种族融合问题分裂了我们。我们有极好的制度和大多数情况下有良知的政府。这一制度！政府该为所有的人服务，而不管他们的信仰和肤色是什么。[48]
非暴力直接行动呼吁的平等、正义与南方警察的暴行之间形成鲜明对比。而且，在大众媒体广泛报道的情况下，积极分子也有意在美国公众面前揭示这些暴行。塞尔玛警察暴行的影响尤其是惊人的，马上就有大量信件写给总统，把华莱士州长与克拉克警长比作希特勒和党卫军。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一位白人妇女的信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以前从来没有如此担心或关切一件事情，以至于我要给总统写信，虽然也曾有很多次觉得自己应该写信，表达我的鼓励与关心，但今天我觉得必须得做了。昨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了电影“纽伦堡审判”。我的丈夫和我讨论起这一影片。……正在那时，电视上又播放了一则新闻，亚拉巴马警察在残酷地对黑人施加暴行，太可怕了，简直难以置信！看到他们的暴行，我们极为震惊，我想如果您能了解我们的感受，或许会给您提供一点帮助。一个州的执法官员像希特勒那样“执法”，让我们非常痛心。我确信，很多美国人都会有跟我有同样的感觉，但他们今天早晨可能没有时间给您写信。希望您能利用自己的权力和政府的权力为整个国家恢复真正的自由。[49]
人们还认为南方白人警察的残暴动摇了美国民主体制中的自由主义。纽约市的一个妇女曾经对此坚信不疑，但是1963年9月的伯明翰教会爆炸案让她彻底绝望了，她在信中悲愤地写道：
四个小女孩在教会中遇害，我们的国家笼罩上了黑暗的阴影。请记住，这是发生在您的政府任内。美国白人的良知觉醒了。虽然我跟很多白人一样，安全、自由，而且住得好、穿得暖、吃得饱，但有人却被剥夺了权利和尊严，看到这些，我无法心安理得地享受“美好”的生活。[50]
1963年伯明翰运动发生后，布林克和哈里斯通过《新闻周刊》杂志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一次民意调查。调查也说明经过非暴力直接行动的影响，一些白人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例如，加利福尼亚州一名61岁的白人居民认为他是宽容的典型：“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为什么有人会感到不舒服？我甚至愿意与他们一起跳舞。”内华达一名农场工人说：“我没有种族偏见，我可以和他们一起上学。”[51]
这项调查还表明，白人的种族主义思想与根深蒂固的法治观念存在冲突，但法治的观念最终占了上风。很多白人认为黑人作为公民的权利必须在美国的法律下得到保证。他们认为国会必须进一步进行立法以保证黑人的权利。即使在南方，大部分白人也认为黑人应该拥有选举权、不受限制地使用公车与火车的权利、工作机会和体面的住房等权利。但是在民权立法问题上，南方白人还是和其他地区的白人大不相同，大部分南方白人不同意立法，他们只同意其他形式的联邦干预。尽管存在不同意见，但是大部分白人觉得，国家必须给黑人以应有的权利。圣路易斯一名69岁的退休老人说：“联邦法律是高于州法律的，一个州不能任意妄为，违背联邦法律。”来自普林斯顿的一名32岁的家庭主妇说：“我觉得黑人虽然肤色是黑的，但他身上仍然流着红色的血。他是人，他和我们拥有同样的权利。”[52]
这项调查也揭示，一些白人亲眼看到黑人遭歧视，于是思想发生了变化，希望给予黑人平等的权利。伊利诺伊州有一个工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和一个黑人同事去饭馆吃饭，但人家却不招待他。我觉得真是荒唐，他是黑人并不意味着他不饿，我们马上站起来走了。”这些白人看到黑人做很多脏活、累活却报酬微薄，而且即使聪明能干，也没有和白人一样的机会，为此感到愤愤不平。一些白人开始理解黑人，他们站到黑人的立场上，感到非常愤怒。加利福尼亚一位45岁的女士说：“很可怕，如果换成我，我一定会怒不可遏。我会痛恨、会诅咒，我要随时起来战斗，若有机会，我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那些压迫我的人。”底特律一名办公室职员感到“黑人的那种遭遇一定会让人产生仇恨情绪，后果十分严重”。[53]
经过非暴力直接行动的冲击，虽然白人的偏见有了很大改变，但长期形成的种族主义思想很难在短期内消除，甚至还时有激化。例如，一个达拉斯白人居民在写给肯尼迪总统的信中，呼吁白人权利，表达了深深的种族主义观念：
如果你的妻子和孩子与一个大黑鬼一起游泳，你会怎样？所有的黑鬼都融合到我们中来，他们会调戏和强奸白人……我投票支持你，是因为我认为你是为每个人服务的，而不只是为黑鬼。希望您读了这封信后，多考虑一下白人的权利。[54]
在1965年塞尔玛游行时，俄亥俄州一名白人妇女给总统写了一封信，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在信的开头，她说她个人对黑人没有偏见，但马上话锋一转，说：
很多白人权利遭到了侵害。我们有权利选择朋友。我不介意跟有色人种一起工作、在公共场所一起吃饭，但我不希望他住在我的隔壁或和我住在同一栋楼里。……下层黑人是邪恶的，我甚至害怕晚上和他们一起在大街上走。你怎么知道他们脑子里真正想的是什么？这些有色人群的领导人！……如果给他们完全的选举权，在几年内，我们将有一个完全是有色人种的政府，那将发生什么？南方或其他地方的一些下层黑人会以半美元、一美元或一瓶酒的价格卖出他们的选票。这意味着什么样的政府都能选出来！[55]
在布林克和哈里斯的民意调查中，很多白人对黑人的看法同样令人震惊。佛罗里达的一名退休职员说：“他们发出臭味，在咖啡馆，你点了你的东西，黑鬼用他那粗糙的大手送来，然后你还不得不给他小费，让他马上把盘子带走……”亚拉巴马医院一名57岁的雇员说：“如果我在一个生病的黑人后面或旁边吃饭，我都无法下咽……”南方腹地的白人种族主义尤其严重，但种族主义不一定局限于南方。宾夕法尼亚州一位62岁的女士评论说：“他们的皮肤看起来油乎乎的，不干净。”堪萨斯州一名老年妇女说：“在1英里之外就能闻到他们的气味，他们同我们完全不是一路人。”密歇根州的一名家庭主妇说：“如果他们的肤色不是太黑或气味不是太重的话，我不介意与他们相处。”宾夕法尼亚州一名家庭主妇说：“我不喜欢接触他们，我感到恶心。”很多白人不仅厌恶黑人，还对他们感到恐惧。马里兰一名妇女说：“我们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必须时刻警惕。他们随身携带刀具，强奸妇女，让人恐惧。”马萨诸塞一名年轻的修理工说：“我无法接受他们，他们到处打架斗殴。”巴尔的摩一个家庭主妇认为，“无论怎样竭力教育他们或为他们做事，他们是无法摆脱掉野蛮的”。[56]
马丁·路德·金在他的很多著作中也多次对白人种族主义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并且越来越尖锐。在《迈向自由》中，他对种族主义者做了设身处地的分析，认为他们不是坏人，只是受到误导。他指出“黑人低劣”的观念在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原因是“他们成长的整个文化传统——一个有着250多年奴隶制和90多年隔离制的传统——告诉他们黑人不值得尊重”。在《爱的力量》一书中，金具体分析了种族主义产生的原因与表现，详细列举了白人种族主义者为维护种族主义而采取的各种手段，例如他们引用《圣经》或利用科学来证明黑人的天生低劣，认为上帝是第一个种族隔离者，黑人的脑子比白人的脑子小等。金很明白，“这种白人至上主义的教条传播得很广泛，遍布每本教科书、每个教堂，它变成了白人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是很难根除的。在《我们将从此去向何方：混乱还是和谐》一书中，金还进一步批评说，白人自由派往往意识不到他们潜在的偏见。他引用了一位白人妇女典型的看法，她说：“我对黑人没有偏见，我相信黑人有权利投票、找好的工作、住体面的房子和使用公共设施。但是，我不想让我的女儿嫁给一个黑人。”金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位白人妇女不接受种族通婚，主要原因是害怕她女儿“纯洁高贵”的特性被黑人“肮脏低下”的特性玷污。[57]正因为如此，他对这些白人温和派非常失望，甚至“经常认为他们阻碍了黑人的进步，甚至比白人公民委员会和三K党更厉害”。[58]
但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已经不能阻挡由非暴力直接行动带来的主流社会舆论的变化。例如，1963年5月5日，当伯明翰儿童游行惨遭镇压后，《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说：“使用警犬和高压水龙镇压伯明翰的学龄儿童是全国的耻辱。把成百上千的青少年甚至是不满10岁的儿童驱赶进监狱或拘留所，只是因为他们要求他们天生的自由，这真是对民主法治的绝妙讽刺。”[59]同样，1965年3月8日“流血的星期天”发生后，《华盛顿邮报》在第二天立即发表社论说：“亚拉巴马塞尔玛的警察殴打、虐待、毒害和平、无助和不冒犯他人的市民，这一消息震惊和警醒了整个国家。当今时代，警察们宣誓要维护法律和保护市民，却会转而用暴力攻击他们，简直令人无法理解。……国会首先必须积极通过立法，利用联邦权力来确保选民登记，这样至少会赋予黑人公民竭力通过示威才能争取到的权利。”[60]可见，《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两大主流媒体都旗帜鲜明地站在民权一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主流民意的走向。
而且，尽管白人种族主义短期内很难根除，民权运动与非暴力直接行动还是对白人种族观念的变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流逝，白人与黑人接触逐渐增多，他们开始相互了解，公开的种族主义思想慢慢削弱了。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白人的种族主义情绪不再那么严重，黑人极端主义分子也理智起来。
一位白人印刷工乔治·亨里克森在1979年的采访中说，10年前他相信黑人天生低劣，现在他认为所有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只是由于环境的因素才改变了人们后来的生活。他甚至自嘲地说，“不能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思想的人是傻瓜”。但他仍然不能同意种族通婚。[61]一位白人家庭主妇莫德·威利在同一年的采访中说：“我们现在没有过去那么多的恐惧。……人们回过头看，会尊敬马丁·路德·金的工作。当时他领导静坐罢工时，人们非常反对他。金先生遇刺后，我非常难过，回家告诉丈夫，他说，‘他们该多射他几枪’。现在他不会再那么说了，因为他不再有那种感觉了。他虽然有一些偏见，但已经很容易与黑人相处了。”她本人甚至能接受一个黑人女婿和外孙。[62]可见，很多普通白人不再仇视、害怕黑人，他们在与黑人接触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认识到，黑人同样是人——他们中当然都有好人、坏人以及普通人。[63]种族偏见由此在不同种族平等的交流与交往中被打破了。当然白人潜在的种族主义不会完全消失。
一些社会调查也表明白人公开的种族主义削弱了。有一份数据显示：1942年，有68%的美国白人支持种族隔离学校，到1985年，却只有7%的白人保持这一立场；同样，55%的白人在1942年认为白人应在就业领域受到优待，而到1972年，只有3%的白人支持这一观点。[64]
在60年代，那些最敌视黑人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也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例如，密西西比的主要隔离主义者、参议员伊斯兰德承认：“黑人得到选票以后，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讲话了。”他后来甚至呼吁抛弃偏见，提倡在黑人的名字前加上“先生”这样的称呼，亚拉巴马的前州长华莱士在民权运动中曾极力反对种族融合，叫嚣“永远隔离”，但在1982年的州长选举运动中，他甚至去亲吻黑人小孩，为的是获得他们父母的支持，并使他们相信他在种族态度上已经发生了完全的改变。[65]虽然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的行动已经证明，公然的种族主义不复存在了。
余论
总之，民权运动取得了两项重大的成就，一是以民权立法为主的制度变革，一是以民众思想观念改变为主的社会文化心理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更为重要。因为首先社会文化心理变革是制度变革的前提条件。对黑人与白人民众思想观念的影响，冲破了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对制度变革的阻碍，推动联邦政府进行民权立法，并使之顺利开展与实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同时它也是促使制度变革的成果保持长久的重要因素，否则成果很可能得而复失。例如在重建时期，虽然当时共和党人以强力进行制度变革，颁布和推行第14、15条宪法修正案，开展民权立法，给予黑人以公民权和选举权。但由于南方白人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与实践的阻挠，黑人本身的思想和力量又远未成熟，这些成果很快就消失殆尽。在奴隶制时代结束以后，南方又进入了黑暗的种族隔离时期。历史的教训确实发人深省，但也证明了思想变革的重要性。
当然，制度变革也会促进黑、白民众思想和社会文化心理的转变，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虽然短期内它的效果和影响没有明显体现出来，但由于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在实行民权法的过程中，随着黑、白民众接触与了解的增多，以前严重的心理障碍（包括白人的种族主义思想与黑人的恐惧、自卑等不健康心理）得到了缓解或克服，他们长期以来扭曲的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正常。而且，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也愈加深入人心。当然，隐性的种族主义在美国社会中没有完全消失，要达到种族和谐的理想境地尚须进一步的努力。
除了改变黑人、白人的种族观念和社会文化心理，民权运动还对整个社会的民主理念、价值观念的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它不仅完善了代议制民主，使更多的黑人获得公民权与选举权，还促进了参与式民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开始自主地参与基层政治活动，做出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命运。激进的平等主义观念成为这一民主思想的核心。其次，它更新了美国自由主义的内容，使联邦政府担负起了保护地方公民自由的责任，从而打破了传统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与不干涉地方事务的联邦主义的束缚，使平等的诉求越来越成为自由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约翰逊总统1965年在霍华德大学的演讲就深深体现了联邦要帮助黑人获得实质性平等的思想，他说：“仅仅自由是不够的……仅仅开启机会的大门是不够的，所有的公民都必须有能力走进这些大门。”“我们要求的不光是平等的法律与权利，更重要的是公正的事实和结果。”[66]这成为联邦政府后来实行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指导思想。最后，它还引发了后来愈演愈烈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这一思潮要求美国社会承认不同种族与族裔的文化与历史的重要性，主张群体认同与群体权利，不再定美国白人文化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文化为一尊，[67]实际上也体现了一种文化平等的观念。
（作者简介：于展，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1]本文侧重于民权运动中的非暴力直接行动对美国民众的思想影响研究，因为非暴力直接行动是民权运动的主要策略和象征，并且对民众思想观念和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最为深刻，它不仅仅指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大规模公民不服从运动。实际上，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等民权组织也是公民不服从策略的主要实施者。它们还深入南部农村，组织地方黑人进行选民登记，直接与当地的种族主义分子对抗。在此过程中，民权积极分子们和地方黑人不断遭到地方当局和白人种族主义者的逮捕、殴打和经济威胁等，其危险性不亚于大街上的示威活动。因此，这种基层社会组织策略其实也是一种非常规的非暴力直接行动。总之，非暴力直接行动策略包括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公民不服从”策略和以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为代表的基层社会组织策略。
[2]代表性的成果有理查德·金《民权和自由思想》（Richard King，Civil Rights and Idea of Freedom），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96；克莱鲍恩·卡森《在后革命时期重新思考美国黑人政治思想》（Clayborne Carson，“Rethinking African-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Post-Revolutionary Era”），载布赖恩·沃德等编《马丁·路德·金和民权运动的塑造》（Brian Ward and Tony Badger，The Making of Martin Luther King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麦克米伦出版社，1996；泰德·奥拜《思想在南方民权中的作用》（Ted Ownby，The Role of Ideas in The Civil Rights South），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2002；詹姆斯·芬德瑞奇《理想的公民：民权运动的遗产》（James Max Fendrich，Ideal Citizens：the Legacy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3；安德里亚·辛普森《联系的纽带：后民权一代的认同和政治态度》（Andrea Y.Simpson，The Tie that Binds：Identity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in the Post-Civil Rights Generation），纽约大学出版社，1998；大卫·科克伦《自由的肤色：种族和美国当代自由主义》（David Carroll Cochran，The Color of Freedom：Race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beralism），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9；等等。这些论著主要还是侧重于精英思想或政治理论的研究，本文的旨趣不同，强调民众思想和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
[3]威廉·布林克与路易斯·哈里斯：《美国黑人革命》（William Brink and Louis Harris，The Negro Revolution in America），纽约，1963，第49～50页。
[4]拉塞尔·莫德范：《小马丁·路德·金：他的宗教目击者和他生活的口述史》（Russel Moldovan，Martin Luther King，Jr.：An Oral History of His Religious Witness and his Life），旧金山，1999，第63页。
[5]威廉·布林克、路易斯·哈里斯：《美国黑人革命》，第51～52页。
[6]威廉·布林克与路易斯·哈里斯：《美国黑人革命》，第66页。
[7]詹姆斯·芬德里克：《理想的公民：民权运动的遗产》（James Max Fendrich，Ideal Citizens：The Legacy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奥尔巴尼，1993，第38页。
[8]威廉·布林克、路易斯·哈里斯：《美国黑人革命》，第68～69页。
[9]《范妮·鲁哈默口述史》（http：//www.lib.usm.edu/～spcol/crda/oh/hamer.htm/2015年4月15日获取）。
[10]《布莱克威尔口述史》（http：//www.lib.usm.edu/～spcol/crda/oh/blackwell.htm/2014年5月3日获取）。
[11]理查德·金：《公民与自尊：民权运动中的政治经验》（Richard King，“Citizenship and Self-Respect：The Experience of Politics i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载《美国研究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第22卷第1期，1988，第22页。
[12]彼得·利维编《让自由之声响起：现代民权运动文件史》（Peter B.Levy，Let Freedom Ring：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odern Civil Rights Movement），纽约，1992，第132页。
[13]约翰·迪特默：《当地人民：密西西比的民权斗争》（John Dittmer，Local People：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in Mississippi），伊利诺伊州厄巴纳，1994，第134～135页。
[14]亨利·汉普顿等编《自由之声：民权运动口述史》（Henry Hampton and Steve Fayer with Sarah Flynn，Voices of Freedom：An Oral History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纽约，1990，第157页。
[15]理查德·金：《公民与自尊：民权运动中的政治经验》，载《美国研究杂志》第22卷第1期，1988，第13页。
[16]桑福德·韦克斯勒编《民权运动目击史》（Sanford Wexler，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An Eyewitness History），纽约，1993，第154页。
[17]《拉里·鲁宾口述史》（An Oral History with Mr.Larry Rubin），南密西西比大学密西西比口述史计划（http：//www.lib.usm.edu/～spcol/crda/oh/rubin.htm/2015年6月12日获取）。
[18]《沃特金斯口述史》（http：//www.lib.usm.edu/～spcol/crda/oh/watkins.htm/2014年10月30日获取）。
[19]盖伊与坎迪·卡莱文编《为自由而歌唱：通过歌曲反映的民权运动的故事》（Guy and Candie Carawan，ed.，Sing For Freedom：The Story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Through its Songs），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1992，第195页；韦克斯勒编《民权运动目击史》，第212页。
[20]理查德·金：《公民与自尊：民权运动中的政治经验》，载《美国研究杂志》第22卷第1期，1988，第13页。
[21]杰克·布鲁姆：《阶级、种族与民权运动》（Jack M.Bloom，Class，Race，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1987，第146页。
[22]詹姆斯·福尔曼：《塑造黑人革命：个人陈述》（James Forman，The Making of Black Revolutionaries：A Personal Account），纽约，1972，第286页；约翰·迪特默：《当地人民：密西西北的民权斗争》，第133页。
[23]霍华德·津恩：《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新废奴主义者》（Howard Zinn，SNCC，The New Abolitionists），波士顿，1965，第100页。
[24]桑福德·韦克斯勒编《民权运动目击史》，第211页。
[25]吉姆·罗杰斯：《口述史与民权运动》（Kim Lacy Rogers，“Oral History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75卷第2期，1988，第569～571页。
[26]杰克·布鲁姆：《阶级、种族与民权运动》，第161页。
[27]斯托顿·林德编《美国的非暴力：文献史》（Staughton Lynd，ed.，Nonviolence in America：A Documentary History），纽约，1966，第414页。
[28]乔恩·米查姆编《我们血液中的声音：民权运动最好的记载》（Jon Meacham，ed.，Voices in Our Blood：America's Best o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纽约，2001，第278页。
[29]桑福德·韦克斯勒编《民权运动目击史》，第172～173页。
[30]克利夫兰·塞勒斯：《一去不返的河流：一个黑人革命者的自传以及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兴亡》（Cleveland Sellers，The River of No Return：The Autobiography of a Black Militant and the Life and Death of SNCC），密西西比杰克逊，1990，第117页；杰克·布鲁姆：《阶级、种族与民权运动》，第163页。
[31]吉姆·罗杰斯：《口述史与民权运动》，载《美国历史杂志》第75卷第2期，1988，第563～564页。
[32]威廉·达德利：《民权运动：反对派观点》（William Dudley，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Opposing Viewpoints），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1996，第154页。
[33]理查德·金：《公民与自尊：民权运动中的政治经验》，载《美国研究杂志》第22卷第1期，1988，第17页。
[34]小马丁·路德·金：《迈向自由》（Martin Luther King，Jr.，Stride Toward Freedom），纽约，1958，第218页。
[35]杰克·布鲁姆：《阶级、种族与民权运动》，第144、146页。
[36]理查德·金：《公民与自尊：民权运动中的政治经验》，载《美国研究杂志》第22卷第1期，1988，第18页。
[37]理查德·金：《公民与自尊：民权运动中的政治经验》，载《美国研究杂志》第22卷第1期，1988，第18页。
[38]理查德·金：《公民与自尊：民权运动中的政治经验》，载《美国研究杂志》第22卷第1期，1988，第19页。
[39]桑福德·韦克斯勒编《民权运动目击史》，第154页。
[40]理查德·金：《公民与自尊：民权运动中的政治经验》，载《美国研究杂志》第22卷第1期，1988，第20页；布鲁姆：《阶级、种族与民权运动》，第161页。
[41]理查德·金：《公民与自尊：民权运动中的政治经验》，载《美国研究杂志》第22卷第1期，1988，第20～21页。
[42]吉姆·罗杰斯：《口述史与民权运动》，载《美国历史杂志》第75卷第2期，1988，第569页。
[43]理查德·金：《公民与自尊：民权运动中的政治经验》，载《美国研究杂志》第22卷第1期，1988，第23页。
[44]史蒂文·劳森：《奔向自由：1941年以来美国的民权与黑人政治》（Steven F.Lawson，Running For Freedom：Civil Rights and Black Politics in America Since 1941），纽约，1997，第116页。
[45]威廉·布林克、路易斯·哈里斯：《美国黑人革命》，第126～127页。
[46]威廉·布林克、路易斯·哈里斯：《美国黑人革命》，第129～137页。
[47]泰库·李：《动员社会舆论：民权运动时期的黑人斗争与种族态度》（Taeku Lee，Mobilizing Public Opinion：Black Insurgency and Racial Attitudes in the Civil Rights Era），芝加哥，2002，第169页。泰库·李利用美国民众寄给总统的信件，分析了美国黑人、南方白人和北方白人在民权运动中的种族态度，笔者借鉴了他的研究成果。
[48]泰库·李：《动员社会舆论：民权运动时期的黑人斗争与种族态度》，第169～170页。
[49]泰库·李：《动员社会舆论：民权运动时期的黑人斗争与种族态度》，第170页。
[50]泰库·李：《动员社会舆论：民权运动时期的黑人斗争与种族态度》，第171页。
[51]威廉·布林克、路易斯·哈里斯：《美国黑人革命》，第141页。
[52]威廉·布林克、路易斯·哈里斯：《美国黑人革命》，第141～143页。
[53]威廉·布林克、路易斯·哈里斯：《美国黑人革命》，第146～147页。
[54]泰库·李：《动员社会舆论：民权运动时期的黑人斗争与种族态度》，第167页。
[55]泰库·李：《动员社会舆论：民权运动时期的黑人斗争与种族态度》，第111页。
[56]威廉·布林克、路易斯·哈里斯：《美国黑人革命》，第139～140页。
[57]小马丁·路德·金：《我们将从此去向何方：混乱还是和谐》（Martin luther King，Jr.，Where Do We Go from Here：Choas or Community），波士顿，1968，第89页。
[58]詹姆斯·华盛顿编《希望的自白：小马丁·路德·金基本著作集》（James Melvin Washington，A Testament of Hope：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Martin Luther King，Jr.），旧金山，1986，355页。
[59]《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63年5月5日，转引自桑福德·韦克斯勒编《民权运动目击史》，第172页。
[60]《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1965年3月9日，转引自桑福德·韦克斯勒编《民权运动目击史》，第235页。
[61]鲍勃·布劳尔编《黑人生活，白人生活：美国30年的种族关系》（Bob Blauner ed.，Black Lives，White Lives：Three Decades of Race Relations in America），伯克利，1990，第199～200页。
[62]鲍勃·布劳尔编《黑人生活，白人生活：美国30年的种族关系》，第204页。
[63]鲍勃·布劳尔编《黑人生活，白人生活：美国30年的种族关系》，第321～322页。
[64]约翰·海厄姆编《民权与社会弊端——二战以来的黑、白关系》（John Higham ed.，Civil Rights and Social Wrongs：Black-White Relations Since World War II），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1997，第36页。
[65]罗伯特·韦斯布劳特：《受局限的自由：美国民权运动史》（Robert Weisbrot，Freedom Bound：A History of America's Civil Rights Movement），纽约，1990，第316页。
[66]克莱鲍恩·卡森等编《目睹奖杯：民权读本——来自黑人自由斗争的文件、演说和直接陈述》（Clayborne Carson et al.，eds.，The Eyes on the Prize：Civil Rights Reader：Documents，Speeches，and Firsthand Accounts from the Black Freedom Struggle，1954-1990），纽约，1991，第613页。
[67]参见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