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历史、使命和方向
——关于中国新闻学创立百年的回顾思考
季为民[1]
习近平提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2]这一论述对于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中国新闻学来说，可谓意义重大。然而，回溯中国新闻学百年的发展历程，审视当前新闻学科的建设状况，尤其和其他10个学科比较，我们又有没有足够的自信，能够回答这样几个问题：当下的新闻学是否能对哲学社会科学发挥支撑作用？它会提供什么样的支撑作用？今后怎样发挥这一作用？如何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新闻学学科体系？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闻学也迎来了创新发展的新机遇，探究如何创新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新闻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已成为新时代新闻学研究者的使命、责任和追求。
一 中国新闻学的学科定位和发展历程回顾
新闻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类新闻传播活动的形成、发展和基本规律的应用性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传播活动和现象，特别是新闻事业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并从中探索新闻活动和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独特规律及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
新闻学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新闻实践的经世致用之作为。虽然新闻学研究至多有数百年时间[3]，但新闻传播活动可以追溯到人类活动之初，新闻信息传播及其规律伴随着人类发展进步的每一阶段，并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作用。随着信息符号的丰富和传播技术的进步，新闻传播活动已成为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和新媒体的兴起给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变革性的动力，同时也给传统新闻业带来了颠覆性的冲击，给新闻学理论创新提出了新问题、新挑战和新机遇。
新闻学是伴随现代新闻业的实践发展而诞生的，在研究解决新闻传播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现代新闻学发端于欧美，西方学者不断探索修正创新，从新闻业务的总结、新闻史的梳理，到新闻理论的探讨[4]，以及传播理论的引入，历经各种理论、学派、学科的浸润融会，形成了相对系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5]，为建立公共信息传播机制和发展现代新闻业提供了理论支撑，对我国新闻学的奠基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西方现代新闻学的初期研究几乎同时起步[6]。如果以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为标志，中国新闻学的引入和创建即将百年。100年来，新闻学西学东渐，由术入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走过了萌芽启蒙、登堂入室、分化发展、政治异化、回归学术、创新繁荣等发展阶段[7]，几代新闻学人前赴后继，以独特的学术贡献确立了新闻学的学术地位。
萌芽启蒙（1833～1917）：随着近代西方国家海外扩张，传教士、商人、政客带来教堂、医院的同时，也带来了近代报业，带来了近代报刊知识和新闻观念的传播。报业是最早的新闻事业，新闻学研究是从报业研究开始的。中国的新闻研究起点也是从近代报业开始的。1815年，英国马礼逊、米怜在马六甲创办第一家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8]。1833年，马礼逊在《杂闻篇》发表第一篇中文新闻短论《外国书论》[9]；1834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表《新闻纸略论》[10]。1876年，王韬在《循环日报》发表中国人的第一篇新闻学论文《论日报渐行于中土》[11]。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上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开创“政党新闻学”先河[12]。此后，王韬、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章太炎、孙中山等办报启蒙、传播思想，为求索变革救国之路径开始了新闻学研究。这一时期人们从实用的角度办报，对报纸及新闻理论与观点的探讨和介绍非常有限。而西方报纸及新闻学研究本身也不是很成熟。启蒙时期研究特点：研究者主要是有办报经历的社会求新变革者，职业构成复杂；研究重点在报纸的社会功能；研究文本为政论文体，但文本杂陈；多为办报感受和经验总结，理性抽象和逻辑力量先天不足，这一式样对以后的新闻学研究也有影响，缺乏理论的审视和历史的观察。[13]
登堂入室（1918～1937）：“五四”前后，随着西学东渐和科学民主观念的传播，自由主义的报纸、报人及相应新闻观念，成为刚从封建专制走出的中国社会的一道风景[14]。1918年，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徐宝璜、邵飘萍、任白涛、戈公振、黄天鹏等“以新闻为本位”，著书立说，授业解惑，为中国新闻学奠基发力[15]，标志着中国新闻学具有了自身的知识体系、学理内涵、学术定位，正式登堂入室。[16]从“术”入“学”成为当时新闻学研究的主要特征。作为一门学科，中国新闻学的学术研究和新闻教育在20世纪20～40年代经历了较充分的自我发展阶段，有过一段蜂起勃兴的时段，新闻学起步之初就达到了相当的研究水准。标志着相较以往新闻的“经验之谈”，此时的新闻研究走进了“学”的境地，具备了现代学科所必需的学术规范、学术价值、学理内涵和知识体系。至此，中国新闻学研究确立了两个起源和方向：一是1896年梁启超开启的政治新闻学传统，“报馆有益于国事”的先声成为中国早期新闻学者的启蒙认识；一是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开启的学术新闻学传统，“以新闻为本位”的呼声使新闻学回归学术和学科建设。[17]
分化发展（1938～1949）：抗战爆发后，中国社会面临巨大危机和挑战，报道社会变迁、反映引导舆论的新闻事业走上抗日救国的前台，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报道。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大政治集团开始了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大决战。新闻传播被推向政治中心，新闻服务于政治的宣传属性成为主流，成为当时的中国社会赋予新闻业的历史和现实使命。新闻学研究亦从“新闻本位”分化转向“党报宣传”研究，这一分化相对于徐宝璜时代个人化、专业化的研究而言，体现一种紧迫的使命感、组织化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围绕“党报”与“宣传”，国共两党的政治对立和全面冲突，也使报纸和新闻学观呈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极分化的状况，形成了意识形态特色的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18]在国统区，“战时新闻学”成为新闻学研究的主流[19]；在解放区，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毛泽东党报理论开始在党内居主导地位，其基本观点包括：党报的基本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典型人物、典型单位的事迹和工作经验，成为党报的基本内容；党报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采用新华社电讯稿，成为党报的纪律。在这期间，自启蒙阶段开始，李大钊、陈独秀、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等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思想启蒙和革命实践，形成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张友渔、邹韬奋、范长江、陆定一、胡乔木等在新闻活动中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形成。
政治异化（1949～1976）：这个阶段的新闻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二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三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新闻工作和研究从最初的学习借鉴苏联模式起步，在探索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运作规律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但由于政治运动频繁，新闻学的学术环境和研究都不正常，只是在运动缓和期取得了不多的成果，除了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等几个新闻研究的亮点和个别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所作的探索思考[20]，主要是新闻工作者的回忆录和经验谈、苏联新闻工作著作译介和高校研究机构编选的讲义文集。关于新闻学研究逐渐意识形态化，新闻学理论过度政治化，只是党的政治理论的一部分，理论研究呈现“不连贯、不独立、不正常”等特点[21]，难以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新闻领域充满了斗争，体制化新闻研究围绕政治运动以批判、斗争的形式展开，学术研究经历了学术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政治批判的变异而无法进行。[22]
回归学术（1977～1991）：新闻学研究自1978年恢复以来，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新闻学开始了学术恢复和学科重建。随着新闻实践的改革发展和新闻学术的开拓创新，在王中、甘惜分、穆青、安岗、徐培汀、方汉奇等新闻学界业界领军人物的带领下，中国新闻学界培养了一批新闻学专业研究人才。伴随新闻实践的探索，新闻学研究从讨论“新闻”定义等基本问题开始，对新闻与政治、新闻与宣传、党性与人民性等论题进行理性反思和调整，一大批新闻学中青年学者精研发微，新闻学研究再发新枝，在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等方面先后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23]，有力地回应了“新闻无学”的质疑和偏见。同时，借着中外学术交流的开放潮流，传播学被引入，“为中国新闻实践和新闻学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也推动了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24]
创新繁荣（1992年至今）：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中共十四大召开，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新闻事业的改革翻开了重要一页，市场经济使新闻学者、新闻业经营者有了各自的活动空间。而经过十几年改革开放的洗礼，新闻事业的体制机制日渐成熟，新闻学研究也推出了众多人才和成果，有了相当的积累，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闻改革需要理论的支持，同时又为新闻理论研究提出了课题任务。特别是新闻传媒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属性的确认，成为新闻理论研究对此前阶级工具论和政治决定论单一模式的重大突破，这也推动了新闻学政治宣传研究局限的突破，带动了新闻学学科属性的重新认定，拓展了新闻学研究领域：沿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视域逐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25]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更新和理论范式的引进，新闻学和其他学科理论多元交融，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变得更加立体丰富多彩，一批凝聚学科历史和学术积淀的关于新闻理论、新闻史、应用新闻学、新闻学边缘交叉学科和传播学研究等的高水准本土化成果问世[26]，同时，大量的学术活动的举办和高质量学术期刊的创办，推动了学科地位的不断提升。
回顾中国新闻学科的百年发展史发现，新闻学的启蒙、创立和发展与中国的政治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新闻学研究之所以获得了繁荣发展，一个重要因素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和关心新闻宣传和新闻舆论工作，几代主要领导人均作出重要指示。[27]特别是习近平提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28]。并就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科学论断[29]。这些针对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现实问题的理论总结成为习近平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最新成果[30]，将更有效地指导新闻事业更好发挥监测环境、协调关系、传承文明的功能，也将极大丰富、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强化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性支撑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学的创新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时代起点。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解决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治国理政实践问题，需要新闻舆论工作的助力，需要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新闻学。尽管新闻学目前的研究尚未形成稳定成熟的理论体系[31]，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也有待建构完善，但是，在研究解决和科学回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闻舆论工作问题的过程中，中国特色新闻学正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新闻学虽然历经坎坷，但在党和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学界和业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新闻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发展，一批凝聚学术积淀和学科积累的重要成果不断问世，研究方法日益科学和完善，学科地位不断提升和巩固，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研究呈献出生机勃勃的崭新局面。
二 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现状、问题和目标使命
要做好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设和研究，首先要明确当前的建设现状和问题。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在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了相关调研，对新闻学科建设的现状和问题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从而明确了目标责任。
（一）现状和问题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虽然新闻学研究成果受到学界的关注和认可，但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相比较，新闻学学科建设仍显积淀不深、规范不够。“总体上，学术性的新闻理论研究仍然比较薄弱，新闻理论教材观念相对陈旧，需要创新思维。”[32]审视新闻学的建设发展状况，尤其和其他学科比较，缺少一批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的研究成果，新闻学界在许多方面还不那么自信。中国特色新闻学亟待创新发展，回应并解决一系列对学术、学科和话语体系建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问题。比如：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定明确的发展战略，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学术创新填补研究空白；如何有效清除错误思潮干扰影响，特别是西方新闻自由、“新闻无学”论等错误思潮影响；如何建立全国性一级学术社团，统一领导、统筹规划和协调推进学科实现重大发展，走出低层次、低水平重复研究的困局；如何创新建构马克思主义新闻教育体系，排除建设障碍，建立科学、完善的评价体系和机制；如何解决学科人才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学风修养和学术水平不高等问题；如何打破自我禁锢、思想守旧的藩篱，打造高水平的、有影响力的学术平台品牌，增加海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等等。当然，对新闻学学科建设还要结合实际作具体的分析，也应看到，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实际上并没有一个非常完备的新闻学理论学科体系，新闻学的特点主要是立足于实践层面，包括概念、话语、文本和方法上研究，更多是一种职业教育的理念和体系。应清醒地看到，中国特色新闻学在学术机制、新闻教育、学界与业界的联动共建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1.新闻教育的过度扩张掣肘学术质量的提升。近几年，我国新闻学科建设和新闻教育发展迅速，截至2016年，全国有681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开设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有1244个新闻本科专业教学点，其中广告学378个，新闻学[33]326个，网络与新媒体140个，编辑出版学82个，传播学[34]71个，数字出版13个，在校本科生人数23万人，专业教师7000余人。[35]但学科总体建设重视不够、教学特色不明显、院系结构不合理、课程设置不完善、师资力量有待加强、科研经费投入不够、硬件水平落后、新闻传播实践教学不规范等问题仍制约着新闻学科的建设质量。[36]
2.新闻学界的研究不能适应新媒体等新闻业的实践变革，学术研究水平难以提升。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新媒体的冲击，传统新闻业正遭遇急遽扩张后的行业危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普及率达到55.8%，超过全球平均水平（51.7%）4.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46.7%）9.1个百分点。[37]互联网带来的传播技术变革和传播形态变迁使媒介现象更加复杂化，也使社会整体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复杂化。媒介话语多元化已是不争的现实。[38]而学界在方向性的问题上缺乏开放包容的精神，常常亦步亦趋追逐热点，过多聚焦新闻业界的实用要求和现实困境的研究，而这些往往容易迅速过时，无法形成有指导意义或学术品位的理论成果。如果新闻学教育还停留在早期的“组织性”“舆论引导”等传统模式和概念框架所支撑的理论范式上，无法跟上传播环境的变化，那么新闻学就没有生命力。[39]
3.在全国新闻学的统筹规划和发展保障方面，缺乏学术平台和机制保障，学术人才队伍建设不能适应学科建设的需要。缺失全国性的指导新闻学科建设的一级学术组织，顶层设计不合理，有待重建、完善、规范；一些重点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队伍青黄不接，出现断层；存在靠小团体、小圈子和低水平重复掠取学术资源的现象；学术组织、团体和学科平台行政化现象明显；学界论资排辈现象严重，青年学者职称评定和申报项目难，成长发展受限。
4.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建设和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一些机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和教育被视为一种负担和任务：一些高校不开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相关课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队伍水平不高，课程质量难以保证；学科教材水平低下，没有组织研发适应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创新的教材。“一个时期以来，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缺少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在一些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和教材建设中，直接搬用西方理论原理、术语范畴和研究方法的现象还普遍存在，有的学科甚至只起着西方理论‘搬运工’的作用。”[40]抓紧研究和出版高质量的中国特色新闻学著作及教材，已成为新闻教育界面临的当务之急。“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41]
5.学科成果评价体系有待完善。学术期刊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不明，制约了办刊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对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争鸣和学术批评缺少胆识、宽容和开放的态度。
6.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设缺乏政策支持、资金投入，资源配置不平衡。目前的部校共建需要进一步探索和调整，增加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科的投入。有些部校共建集中少数教育资源多、学术资质好的院系，而有些需要扶持的特色教育方向缺少帮扶。
（二）目标和使命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进行研究，创新“新闻学”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并重塑新闻理论主体性，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进行理论创新。要倡导用主流价值观凝聚共识，消解去中心化的亚文化解构，打破现阶段中国新闻学理论创新真空。[42]重新梳理中国特色新闻学在新闻观念、理论等方面的边界问题与演变路径，为探索中国新闻学发展规律提供可行规划和方案。通过梳理改革开放后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赋予学者充分的理性开展科学研究的权利与自由，鼓励学者与国际高水平新闻学术界开展平等对话，辨别吸收西方新闻传播等多学科知识养分，推出有独立理性学术品位的成果。[43]
三 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方向
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44]这一要求为我们调整和构建中国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指明了方向。
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成果和学科体系主要源于四个方面资源的继承融会：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继承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传播融会，中国传统文化厚重积淀的传承发扬，基于媒介新技术和新闻实践新发展的理论探索，西方现代新闻传播思想的引进吸收。四个方面交融、激荡、互动、发酵，推动着中国新闻学科的发生、演进和拓展。[45]未来一个时期，新闻学的发展还应该紧密结合新闻实践的创新发展，延续对四方面学术资源进行再研究、再吸收、再整合、再研究和再创新。
在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建构方面，应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注重在中国新闻实践基础上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其他经典作家关于人类新闻传播现象，新闻传媒生产、流通、消费行为，无产阶级政党同实际工作、同人民群众、同大众传媒关系的主要观点。[46]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研究过程中，尤其要着力研究提炼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和宣传思想的理论体系，以问题意识和科学方法，围绕党关于新闻舆论、宣传文化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在概念、理念、思维与表述上进行理论创新。
在传统文化传承方面，应着力于中国气派新闻学的扬弃塑造。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天从人欲的民本思想、沟通上下的民意制度和以仁为本的伦理道德等文化元素对新闻职业有天然的影响，其中民意制度所实现的传播畅达，是几千年传播活动生生不息的最根本的制度保证。[47]连施拉姆都对中国文化推崇有加：“看见中国长春的文化，和她悠久的艺术传统，总免不了会肃然起敬。”“现代中国人在传的学问上认识的深刻与精到，不但反映了悠久的历史传统，且常能推陈出新。”[48]
在媒介技术和新闻实践的探索方面，应做好中国实践新闻知识的理论总结。中国的新闻学因新闻业实践而生长，新闻学科发展的历程表明，新的媒介技术推广一般会引发新的知识效应。“每一次新的媒介出现，也就自然而然意味着新闻学外延上的又一次扩展”[49]，不只如此，媒介技术的创新还会推动学科内涵、定位及其架构的整体变化。就新闻学科而言，新的媒介技术和实践所带来的是客观知识和经验知识的丰富多元，需要通过重构新闻传播研究的概念框架、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确立该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合法性基础。[50]
在西方新闻传播思想的引进方面，应注重中国风格新闻理论的建设。在这方面重点是在中国特色新闻活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互动和融合。新闻学是研究新闻活动、新闻职业和新闻事业规律的科学[51]，而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关系的科学。一个由术而道，一个由道而术。随着人类信息技术的革命和传播媒介的更新迭代，两个学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甚至在某些领域有融合发展的趋势。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更是将新闻传播存在的天然联系突显出来，新闻学应做好扩充学科知识和拓展学科架构的准备。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的新闻学，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指导研究，梳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新闻观念、理论等方面的边界问题与演变路径，为探索中国新闻学发展规律提供可行路径。[52] “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53]，要倡导用主流价值观凝聚共识，消解去中心化的亚文化解构，打破现阶段中国新闻学理论创新真空。着力在以下五个方面推动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创新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体系和框架，重塑新闻理论主体性。
（一）在学科建设上，协调好科学精神与政治原则间的关系
目前，中国特色新闻学科建设要解决好四个关键问题：遵守学术逻辑规则，坚持高标准的学术规范，平衡协调好科学精神与政治原则间的关系，妥善处理好理论抽象与指导实践的关系。[54]这就要求，新闻学要优化和创新传统学科专业，鼓励传统与新兴学科的交叉；探索在新兴领域和不同领域的交叉区域培育新兴专业和方向。[55]在新媒体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今天，人们生产、传播和看新闻的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新闻学需要全方位转向。[56]从而，梳理出一个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的创新框架图，这一创新的学科体系架构和主要内容，应该包括概念体系、理论体系、方法论、市场营销、技术意义、效果评价体系等。以往的理论分野已不再适应社会发展，有学者认为，基础理论与实务理论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在新闻学理论创新之中，应打破史、论、业务的理论框架，三者共同推进、相互联动，不能厚此薄彼，单项发展。[57]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把握当代、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一个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闻学学科体系。[58]
（二）在理论创新上，倡导开放包容，摒弃抱残守缺
随着新媒体崛起，传统媒体的困境尤为突出。学界关于新闻学研究深化理论创新的呼吁越发强烈。新闻学理论到了一个亟待拓展、深化、创新、变革的历史性节点，应当从体系建构转向问题研究，在理清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好全球视野与本土学术的关系，推进新闻学理论的深化与创新。[59]当然，理论发展和创新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闻思想体系。在实践关怀与理论建构的互动中获得创新动力，在基础理论与实务理论的互动中谋求创新的整体性推进。更多面向实践、面向未来，鼓励学术争鸣，尊重常识、探索通识、凝聚共识。摒弃那种教条式的照搬领袖语录的做法，“切实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哲学基础”[60]，真正创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
（三）在学术队伍建设上，高度重视人才生态建设，避免恶性竞争
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发展需要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新闻学人才培养。首先，要形成正气氛围，努力打造一支教学相长、互学互鉴、“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术队伍，注重理论水平和教研能力的同步提升。其次，要建立良性学界人才成长生态，避免恶性竞争，保证各级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人才储备，走出“建设—塌方—建设”的重复循环。[61]第三，加强学术界与业界的人才交流，为双方培养积累创新型全能型的传媒融合人才。第四，在学界倡导良好的学术道德，培养甘于寂寞、勇于献身的学术精神人才队伍。
（四）在新闻教育上，秉持务实开放的态度，服务新时代的人才需要
互联网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新闻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也给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新闻教育提出了新课题。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教育也要秉持务实开放的态度，在课程设置中强化创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学内容，通过建设适应专业实践发展趋势的学科构架，建设拥有跨学科知识、跨文化思维、跨媒体技能的师资队伍，建设宽厚基础跨媒体的课程体系，建造多功能可扩展的融合性实验性平台，实现与新闻实践的融合、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与国际社会的融合[62]，跟上新闻实践的时代步伐。培养出立足于中国实际，能“顶天立地”的“全球化人才”。
（五）在学术平台建设上，打造真正推动学术发展的学术组织
创建与新闻传播学学术地位和学术作用相称的全国一级学会，根据学界和业界的实际需求举办相应的学术活动，定期出版相应的学术期刊、集刊或其他出版物，同时，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学术平台管理和运作制度，调动各方面的学术资源和参与积极性，提高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品质，发挥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支撑学科的作用，逐步建立相应的学术地位。
创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新闻学，需要全国新闻学界秉持开放、务实和创新的理念，持续探索，共同努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推动新时代新闻理论研究的传承、丰富与发展，努力建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中国特色新闻学。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有个别修订）
自选理由：
2004年，我毕业后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工作。此后的12年，我辗转社科院的多个岗位。没想到，2016年，我又回归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一年多来，我被委以重任，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科的带头人，负责院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学科建设。为了尽快胜任这一职责，我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其间主持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科建设项目，带队深入全国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调研，并阅读研究了大量相关文献，对百年来新闻学的建设做了力所能及的研究和思考，本文就是这一系列工作的成果之一，或者说就是一篇学习笔记。
2018年，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迎来了建所40年，中国新闻学也即将创建100周年。正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热情约稿，促成了本文的发表，谨以此文作为迎接这个特殊年份的纪念。
[1]季为民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第22～24页。
[3]1690年3月5日，托稗厄斯·波伊瑟（Tobias Peucer）在莱比锡大学提交了题为《关于新闻报道》的博士论文。陈力丹：《回到最早的新闻学博士论文——读1690年托俾厄斯·波伊瑟〈关于新闻报道〉》，《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年第10期，第13～18页。
[4]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发展新闻理论等的发展演进。
[5]20世纪初，美国学者相继出版了几十种代表性新闻学著作，如休曼的《实用新闻学》、李普曼的《舆论学》、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杜费法特的《论报纸》和《报学》、弗林特的《报纸的良知》、特劳布的《新闻的基本概念》、布伦菲巴的《近代新闻学》、罗伯逊的《现代新闻学导论》、威廉姆斯的《报刊、议会与人民》、凯塞尔的《一种自由的死亡》、希伯特与施拉姆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等，逐步形成西方新闻学理论体系。比较集中地突出了关于媒介独立性、新闻真实性、社会责任论等主要媒介体制和新闻报道原则。方延明：《创新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期。
[6]20世纪初在美国相继出版的休曼的《实用新闻学》、李普曼的《舆论学》以及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一直到后来的杜费法特的《论报纸》《报学》和弗林特的《报纸的良知》、特劳布的《新闻的基本概念》、布伦菲巴的《近代新闻学》、罗伯逊的《现代新闻学导论》、威廉姆斯的《报刊、议会与人民》、凯塞尔的《一种自由的死亡》、希伯特与施拉姆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等几十种代表性著作，逐步形成西方新闻学理论体系。这样一个新闻学的理论体系，比较集中地突出了关于媒介独立性、新闻真实性、社会责任论等主要媒介体制和新闻报道原则。但是，真正把报纸、新闻事业、媒体从业者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是始于1908年密苏里大学建立的新闻学院。
[7]参考谢鼎新著《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学术环境与思路的考察》，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第18～142页。也有学者提出，中国新闻学从诞生到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新闻学——社会主义新闻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郑保卫：《中国新闻学百年回望与思考》，《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1期。
[8]《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出版时，报名旁采用孔子的话“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此后，1833年《东西洋每月统记传》的报名旁采用了中国俗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体现出中西文化的结合。
[9]目前发现的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新闻出版方面的现代文章。1833年8月29日，马礼逊在《杂闻篇》（在澳门出版中国领土上最早的中文期刊）第2期发表《外国书论》，200多字，介绍西方的活字印刷术的技术和使用方法，首次使用“新闻纸”的概念。林玉凤：《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期刊——〈杂闻篇〉考》，《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11期，第74页。
[10]这是第二篇中文新闻出版方面的现代文章，内容为近代报纸的产生、现状以及有关出版自由的观念等。全文三百多字，没有署名，属于一般知识性介绍，对中国读者具有报纸知识启蒙的意味。
[11]其他新闻研究的代表性文章有：王韬的《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1878）、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1896）、《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1901）、《敬告我同业诸君》。
[12]其他相关代表文章有：郑观应《日报》（1892）、陈炽《报馆》（1893）。
[13]谢鼎新：《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学术环境与思路的考察》，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第22～28页。
[14]谢鼎新：《新闻学的现代学术史语境分析》，《江淮论坛》2013年第5期，第138～139页。1916～1927年，军阀混战，强权相争，政治控制相对松弛，思想文化界获得发展空间，众多思想文化、科学知识期刊涌现，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一批领军人物领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追求自由的论说俯拾皆是。
[15]当时，北京大学政治学系首开新闻学选修课程，出版中国第一份新闻学刊——《新闻周刊》。自徐宝璜出版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新闻学》（1919）起，先后出版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和《新闻学总论》（1924），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1922），戈公振的《新闻学撮要》（1925）和《中国报学史》（1927），涵盖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史，建构了我国新闻学的史、论、业务三大板块。研究著述者多数有从事报业工作的实际经验，又长期执教于大学新闻系，使得新闻学学科建设从起始时就有明确的定位和鲜明的特色。而黄天鹏（1905～1982）20世纪30年代组织编辑出版了《新闻文学概论》《中国新闻事业》《天庐谈报》《新闻记者的故事》《新闻记者外史》《怎样做一个新闻记者》《新闻学入门》《新闻学概要》等十余本新闻学著作，整理出版了《新闻学论文集》《新闻学名论集》《新闻学刊全集》《新闻学演讲集》《报学丛刊》等多种新闻学论文集，占当时所有新闻学著作的十分之八，虽然主要是整理以往新闻学术的资料，创新有限，但功不可没。
[16]蔡元培校长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次期满仪式上发表演讲时谈道：“今日本会之发给证书，故亦非经验已经完备，不过谓之经验之始而已。新闻事业既全恃经验，后此从事于新闻事业之人，能以其一身经验，研究学理，而引进于学校中，乃吾所望者也。”蔡元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次期满式训词》，《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84页。毛泽东1918～1919年作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会员听课，1937年回忆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第131页。
[17]陈力丹：《回到最早的新闻学博士论文——读1690年托俾厄斯·波伊瑟〈关于新闻报道〉》，《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年第10期，第13页。
[18]谢鼎新：《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学术环境与思路的考察》，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第39～41页。
[19]代表作如：张季鸾《战时新闻纸》（中山文化馆，1938年）、任白涛《抗战期间的新闻宣传》（新闻研究社，1938年）《综合新闻学》（商务印书馆，1941年）、任毕明《战时新闻学》（光明书局，1938年）、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世界书局，1946年）等。
[20]王中《新闻学原理大纲》（1956年）在体系、观点、表述方式等方面是新闻学研究的亮点，力求在学理上对“阶级斗争工具论”进行纠偏。沈育在《江淮学刊》1963年第4期发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和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比较，对新闻事业的性质、规律，新闻的定义、本源，新闻自由的含义和态度，以及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等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
[21]赵凯、丁法章、黄芝晓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54～55页。
[22]谢鼎新：《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学术环境与思路的考察》，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第46～77页。
[23]在新闻史研究方面，中国新闻史有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1981）、《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主编）和金冠军、戴元光主编的《中国传播思想通史》，以及宁树藩、丁淦林、吴庭俊等的专著。外国新闻史则有张隆栋、傅显明编著的《外国新闻史业史简编》，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和李彬的《全球新闻传播史》等。近十年，新闻史学研究成果丰硕，据不完全统计，有140多部各类专著教材问世（吴廷俊、李秀云：《百尺竿头——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十年（2004—2014）述评》，《新闻春秋》2015年第1期，第4～10页）。在新闻理论研究方面，20世纪80年代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戴邦、钱辛波、卢惠民主编的《新闻学基本知识讲座》，李良荣主编的《新闻学概论》等均产生较大社会影响；1990年代成美、童兵编著的《新闻理论教程》和刘建明的《宏观新闻学》影响较广；21世纪以来，有杨保军的“新闻九论”[《新闻事实论》（2001）、《新闻价值论》（2003）、《新闻真实论》（2006）、《新闻活动论》（2006）、《新闻精神论》（2007）、《新闻本体论》（2008）、《新闻道德论》（2010）、《新闻观念论》（2014）、《新闻主体论》（2016）]等理论研究专著。此外，孙旭培、魏永征等关于新闻法治的研究，黄旦、吴飞等关于新闻专业和职业道德的研究都产生一定影响。尤其作为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研究重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成果不断。童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1989），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1993）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2006），郑保卫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2005），是目前研究的代表作。在新闻业务研究方面，也出版了大量较有影响的论著，有艾丰的《新闻采访方法论》（1982），刘海贵关于采访、蔡雯关于编辑、张征和高钢关于采写等方面的新闻业务教材影响较大。此外，伴随着广播电视、互联网、新媒体在不同时期的兴起，这方面的研究也成为新闻学界的热点，如赵玉明关于中国电视史的研究、刘燕南的收视率研究，以及一批关于新媒体的研究专著。
[24]黄旦：《整体转型：关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新闻大学》2014年第6期，第5页。
[25]芮必峰：《新闻学研究的不同视域》，《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第26～28页。
[26]由方汉奇主编的三卷本、240万字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于1999年完成，集中展示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成果，建立起一套新闻学的知识系统、叙事语言和结构方式，是这一时期的新闻学研究代表作。
[27]毛泽东1959年6月曾指示：“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他要求领导干部：“新闻学、教育学，这些学问也要懂得一点。”邓小平在1980年1月16日《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提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江泽民在1989年11月《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提出，要“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利益进行舆论导向”。胡锦涛在2008年6月到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强调：“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习近平多次就新闻舆论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他提出“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很密切”（习近平：《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在福建宁德地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第64页），并在2016年2月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
[28]《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人民日报》2016年2月20日第1版。
[29]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坚持遵循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方针；运用网络传播规律，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正确履行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30]季为民、叶俊：《论习近平新闻思想》，《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第4期，第5页。
[31]中外学者中有一个认识，即新闻学并未形成“完备的新闻学理论学科体系”，“更多是一种职业教育的理念和体系”。方延明：《创新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期，第136页。
[32]陈力丹：《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文献保障与实践基础》，《新闻大学》2013年第4期，第4页。
[33]新闻学一般下设新闻理论、中外新闻史、应用新闻学（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新闻编辑学、新闻评论学、新闻摄影学、广播电视学等）。
[34]传播学一般下设传播理论、中外传播史、应用传播学（广电采写、广电编辑、广电评论、播音主持等）、广告学、公共关系学、网络传播学。
[35]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总结，2017年12月10日会议。
[36]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新闻教育事业2014年度发展报告》，《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201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37]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8年1月31日，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803/t20180305_70249.htm。
[38]胡正荣：《新形势下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科建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5月5日第5版。
[39]吴飞：《新闻传播研究的未来面向：人的主体性与技术的自主性》，《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期，第156页。
[40]张雁、顾海良：《学科和教材不能当西方理论的“搬运工”》，《光明日报》2017年2月14日第6版。
[4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第24页。
[42]胡珏、虞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8期，第92～115页。
[43]童兵：《中国当代新闻理论框架结构解读》，《新闻爱好者》2016年第3期，第12～18页。
[4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第15～25页。
[45]部分观点参考童兵《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的观察与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第11页。
[46]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形成的时代条件和在今天的发展》，《当代传播》2014年第1期，第37页。
[47]童兵：《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的观察与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1期，第9页。
[48]宣伟伯：《传学概论》（余也鲁译述）序，（香港）海天书楼，1977，第6页。
[49]黄旦：《整体转型：关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新闻大学》2014年第6期，第3～4页。
[50]唐海江：《互联网革命与新闻传播学科重构之反思——一种技术自主性的观点》，《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7期，第145～146页。
[51]新闻学是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的重点是新闻事业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探索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的一门科学。它研究的内容是新闻理论、新闻史和新闻业务。
[52]黄楚新、彭韵佳：《2016年新闻学学科综述》，《新闻论坛》2017年第2期，第31页。
[5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第24页。
[54]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第215～234页。
[55]胡正荣：《新形势下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科建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5月5日第5版。
[56]吴飞：《新闻传播研究的未来面向：人的主体性与技术的自主性》，《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期，第148页。
[57]蔡惠福、刘大勇：《关于新闻学理论创新的几个互动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期，第144页。
[58]方延明：《创新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期，第135～136页。
[59]董天策：《新闻传播理论深化与创新的方法论路径》，《当代传播》2015年第4期，第15～18页。
[60]夏德元：《童兵：永远在攀登哲学社会科学高峰的路上》，《教育传媒研究》2017年第1期，第24页。
[61]骆正林：《我国师范院校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发展建议》，《新闻大学》2017年第1期，第138页。
[62]熊剪梅、姜洁冰：《新闻学学科建设与教学改革——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一届五次理事会暨2012年中国新闻学学术年会综述》，《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年第12期，第133～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