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过程性经济文化和内涵性经济文化

从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性与技术性、审美性角度分析，经济文化可以划分为过程性经济文化和内涵性经济文化两种。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内涵性经济文化不仅与过程性经济文化相联系，而且是过程性经济文化追求自身发展的结果。

一 过程性经济文化

这是经济文化的最低层次，也是经济文化的基础层次。它是指渗透、包含在一切经济生活过程中的文化。在一个正常的、发育良好的社会里，哪里有经济活动，哪里就有经济文化，没有不带有文化因素的赤裸裸的经济活动。也就是说，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每一个经济环节都带有文化的成分，都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内心需求和理想愿望等在特定时代条件与社会环境下的外化与实现。这既是为了满足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又都体现了人们对公平公正、省时省力、漂亮美观等文化特质的执着追求。

过程性经济文化着眼于经济活动的基本过程与基本环节，尤其侧重于工艺、程序、技能与方法。简单地说，就是农民怎样种地、工人怎样做工、商人怎样做买卖、工匠怎样制作工艺品等。人类参加劳动，一方面是由于维持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改造了自身，不仅催生了个体的意识、感觉、心理的发生与发展，还培育了集体性的或者说是社会性的习惯、合作、组织、管理等。制造与加工的工艺过程的不断发展锻炼了人们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组织能力等，从早期最简单的劳动到当今社会极为复杂的精细化、组织化、集约化的劳动和管理，都是如此。人们通过劳动生产出物质资料以满足生存需要的过程，是人类的认识和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感觉器官、思维方式、操作技能得以改进的过程。也就是说，经济生活过程既是物质生产过程，又是精神生产过程。作为经济活动过程的文化，属于广义的文化观念，反映的是人们对各个行业及其工种的工艺过程的认识和把握，体现了从会不会、能不能、行不行，到好不好、熟不熟、精不精的问题，在现代社会里具体表现为专门化、专业化的分工与协作，在此基础上逐步衍生出了研发文化、生产文化、营销文化、商品文化、企业文化、创新文化等。就企业与文化的关系而言，早期的企业主要是提供商品和服务，文化性质并不是很明确，但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社会属性的不断丰富，企业的文化属性逐步凸显出来，特别是专门从事文化商品经营活动的企业越来越多。

人类经济生活的基本面貌不断地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首先，农业发展先后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近代农业、现代农业和生态农业等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农业发展都以技术变革为动力、以技术进步为标志。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约1500年前，《齐民要术》在中国问世，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农业文化的百科全书。近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使用，农业生产力得到解放，农业现代化得以实现，农业文明得到根本改观。在当代国际社会，杂交水稻、水稻基因组、人工养殖与人工种植、生态农业与旅游观光农业、有机食品、健康食品、转基因食品、纯天然食品等理论与实践成果无不闪烁着科技文化的光辉，当然有的也引起了巨大的社会争议。其次，继农业文明之后，工商业文明崛起，发明创造成为热潮，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与汽车业、通信业、出版印刷业迅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他认为：“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

过程性经济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既包含在国民经济的每一个部类之中，也渗透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行业之中。各类产业与行业的升级、细化，证明了人类的创造能力与实践能力的提高，如金融业、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催生了虚拟经济，如期货、期权、股票、彩票等；产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催生了服务经济，如心理咨询、智力开发等。飞机、原子弹、宇宙飞船等现代科技产品如若诞生在几百年或者几千年之前，那么它们今天无疑就是文化产品的典型代表。从实物货币到纸币再到电子货币的演进表明交换手段借助于科技得到了大幅度的改进。经济活动、经济知识以及各种经济学说，本身都具有谋取利益、满足需要、探求真理、道德教化、陶冶情操等功能，这些功能实质就是对文化的体现。在经济生活的各个环节中，设计制造、流通消费、管理创新、制度设计，无不给人以智慧的启迪，无不涉及伦理道德规范，无不带有深厚的文化因素。客观地讲，经济学家为变更社会生产关系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无产阶级思想家创立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为经济研究和经济文化研究做出了划时代的理论与实践贡献。

二 内涵性经济文化

内涵性经济文化属于中低层次的经济文化。这种性质的经济文化着眼于科技化、信息化、城市化、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文化，它与文化经济、知识经济、管理经济的关系非常密切。内涵性经济文化是指经济的文化化、科技化、艺术化，是指经济的科技与文化含量日益提高、经济与商品的精神鉴赏属性与文化品位日益增强。思想、知识、创新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力量，创造性知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逐渐超过劳动力、自然资源、货币资本等生产要素。现在，思想经济、知识经济、创新经济的提法不绝于耳。与这个层次的经济文化关系较为密切的是汽车文化、飞机文化、计算机文化等科技文化，同时还有创意文化、设计文化、网络文化等。这些类型的文化也被称为新型业态文化，主要特点是科技含量、文化含量、艺术含量很高，兼具应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往往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启迪和享受。虽然它们也有过程性经济文化的内涵，但在性质上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内涵性经济文化相对应的行业文化很多，最主要的如建筑文化、汽车文化、手机文化、金融文化、包装文化、旅游文化、饮食文化、园林文化等。

现代经济发展主要凭借的是观念、知识、科技和创新等因素。正如约翰·邓普顿爵士曾说：“一个国家的财富不能依靠自然资源，它应该依靠人们的想法和观念。”^[2]由于人类历史上三次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经济的科技化、社会化、市场化水平得到空前提高。在20世纪后半期，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航天技术尤其是在20世纪末网络技术与互联网技术得以普及以后，经济的文化、科技、创新因素日益提高。科技与文化含量的高低已经成为经济竞争的关键因素。在20世纪80～90年代，人们普遍推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科技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现在，文化与创新似乎比科技更有吸引力，各国大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创新能力。瑞典把创新作为立国之本，其创新能力享誉全球。在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国家竞争力排名中，2004～2006年连续三年瑞典均排名全球第三；在由欧盟统计的创新指标中，2005年瑞典排名第一。根据国际机构的评选，瑞典在科技创新、知识经济领域和最佳信息化社会评比中，均排名世界第一，领先美国。^[3]在当今社会，高科技水平的高低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重要领域。信息产业、汽车产业、软件产业、航空航天业、医药产业等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方向。2011年以后，互联网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软件“微信”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事物之一，网上购物也成为深受人们欢迎的时尚热点。最近几年非常火爆的另一个热点是大数据产业，但仅仅几年之后，人工智能产业又快速崛起，并已成为各国科技创新竞相抢夺的制高点。

现在，科技、知识和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体现出来。一些地方把加快发展的战略选择更多地放在了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驱动发展的思路上来。2006年，《上海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首次引入了“知识竞争力”这一国际通行的标杆，体现一个地区将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转化为知识经济产出和社会财富的能力。品牌也成为一种经济发展战略、竞争战略，由此衍生出品牌文化。品牌不仅意味着信誉良好、服务周到、质量上佳、品质可靠，而且还代表着超强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信用水平。诸多世界知名品牌（如美国可口可乐饮料、微软计算机软件、曾经的芬兰诺基亚和目前深受青睐的美国苹果手机以及日本丰田汽车、英国劳斯莱斯汽车等）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开始深刻影响人们的消费心理和生活习惯，而且其品牌价值都在数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以上。企业拼命打造品牌，人们相信品牌产品、乐于消费品牌商品，品牌概念也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教育、科技、社会服务等领域。这样一来，经济文化带来创意文化、设计文化与知识经济的繁荣。先进生产力的根源在于超前、活跃和有创造力的精神思维能力。广告业、创意业、会展业等总体上属于经济生活的范畴，但其文化意蕴极其深厚。旅游业、娱乐业、传媒业等总体上属于文化生活的范畴，但其经济意蕴极其强烈。经济文化的兴起进一步诱发了致富愿望，为经济发展增添了动力，开辟了文化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发展模式。^[4]

创意已经成为一个与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术语，创意经济开始大规模兴起。“创意”概念起源于英国，特指出自个人的创造性、技能、智慧和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生产创造潜在的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这个概念一经提出，便风靡世界。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甚至得出“资本时代早已过去，创意时代已经来临”的高调预言。近年来，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背景下，“创意产业园”也成为中华大地的一股风潮——京津创意之都、成渝创意走廊、长三角创意产业群、珠江创意研发都市圈等迅速崛起。许多城市积极扶持创意产业，各种“创意产业园区”纷纷立项。据2007年的媒体报道，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的广州创意产业园已经投入使用，建筑面积10余万平方米的深圳创意产业园二期工程启动，北京确立建设10个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上海曾计划在2007年底建成70～80个创意产业园，投资20亿元的新加坡国际创意产业园三四年后将在武汉建成，投资15亿元的西部最大创意产业园三年后将在重庆建成，杭州拟建10个创意产业园，计划到2015年打造为世界一流的全国创意产业中心。^[5]现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广州、成都等地，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创意之都。创意产业园区是产业集聚的载体，聚集着大量文化创意设计企业、数字网络技术企业、策划推广和信息咨询企业、大数据企业、经纪公司等，这种相互接驳的企业集群构成了立体的多重交织的产业链环，对提高创新能力和经济效益都具有实际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实施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李长安认为，当前，我国已进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次创业浪潮。在第四次创业浪潮中，以创新促进创业是本轮创业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创新能力的提高为创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各项优惠和扶持政策的出台，创新拉动创业的趋势已经形成。^[6]

由于知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不断增加，掌握知识就成为个体在社会竞争中获得优势的重要砝码。国家也把普及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加强高等教育作为能力建设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举措。知识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各种认识和社会经验的总和。知识的核心是适应能力、创造能力和生存能力。经济知识、经济理论都属于文化，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理论经济学得到深化，如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宪政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应用经济学得到快速发展并与管理学融合在一起，如财政学、金融学、管理学、会计学、证券学等；交叉性经济学科如雨后春笋一般活跃起来，如管理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娱乐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金融工程学等；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等也开始向经济学靠拢，产生了消费心理学、经济社会学、社会经济史、经济哲学、经济法学等。

三 过程性经济文化与内涵性经济文化的关系

过程性经济文化存在于人类历史上一切经济活动之中。虽然内涵性经济文化不能脱离过程性经济文化而存在，过程性经济文化多多少少都包含着内涵性经济文化，人类总想找到更简便的方法去生产出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是本能使然，但内涵性经济文化主要存在于现代社会，在古代社会表现得并不明显，或者说技术创造、更新与升级的速度远远没有现代社会这样迅速。促使和推动过程性经济文化向内涵性经济文化发展的因素很多，如工匠精神等。工匠精神看重细节、耐心、毅力和精品意识的作用，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精心打磨、反复锤炼、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工艺品质，是改进工艺流程、提高产品质量、实现技术突破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7]科技革命在时代转型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说，人类科技史就是劳动工具的变革史。从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到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再到微电子时代、计算机时代、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等，每一次进步都意味着物质生产与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善，都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都为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契机。虽然物质生产、商品生产和技术生产伴随着精神生产、观念生产、意识生产，但在不同时代条件下其影响力、感召力显然是不同的。

过程性经济文化是内涵性经济文化的前提基础。没有过程性经济文化做根基，很难有内涵性经济文化的出现和发展。内涵性经济文化丰富和深化了过程性经济文化的基本内容。工业社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品牌意识、服务意识、消费意识的崛起等诸如此类现代社会的特征，促使过程性经济文化向内涵性经济文化转型。过程性经济文化与内涵性经济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内涵性经济文化是过程性经济文化的现代发展，虽然脱离不了过程性经济文化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基本环节，但为其注入了更多的现代意识，为人类带来了更丰富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新内容。当然，两者也是有区别的。前者侧重于物质生产和流通的基本环节与过程，主要体现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不发达阶段，带有原始与粗放型特征。后者主要体现在现代工业社会的高级阶段和后工业社会时期，侧重于分析科学技术、理论创新、制度安排、思想观念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带动社会生产力发展迈向更高阶段，这使得内涵性经济文化带有紧跟时代步伐的集约型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8]报告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更高发展水平。

从产业结构演化与升级看，这体现了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的发展进化过程。这个过程改变了人们对自身、社会、自然界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们获得更多的自由，促使社会发展从人的依赖性阶段过渡到物的依赖性阶段，并为从物的依赖性阶段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过渡提供了社会基础。文化经济、知识经济、创意经济开始全面发力，社会生活面貌正在出现新的变化。智力、知识的作用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休闲、娱乐成为经济生活的重要方面与有益补充。正是在这个漫长复杂的过程中，人类的智力得以开发、现代知识观得以形成、现代性思维范式得以建立、现代文明得以塑造、现代意识得以发展和完善。

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来看，随着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的发表和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出现，现代经济学科体系得以形成并日臻完善，先后出现了经济学史上的五次革命：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革命、马歇尔的边际革命、凯恩斯的干预革命、科斯的产权制度革命以及卢卡斯等人的理性预期革命等。但是，经济学理论体系不仅受到来自内部力量的批判和挑战，也受到来自外部力量（如马克思主义）的有力回击。这其中，马克思举起的是另一面光辉的旗帜，他深刻揭示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家创立的劳动价值论的不足，提出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精神，成为经济学发展史、思想文化史乃至社会发展史的重要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