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方法与内容结构
（一）研究范畴的界定
本书研究国学者的自他认识与华夷思想的关联，需要明确“近世”“国学”“自他认识”和“华夷思想”等概念的含义与范畴。
“近世”是指古代、中世之后，近代以前的时期。虽然有将“近代”部分时期划入“近世”的做法，如德富苏峰（1863～1957）所著的《近世日本国民史》从“织丰时代”一直写到了明治十年（1877）的“西南之役”。但日本史中“近世”多是指“江户时代”（1603～1867）。
日本的“国学”（こくがく），原本乃是指在律令制度下为教育郡司子弟而设立于日本各地的官立学校，即“太宰府设府学，诸国设国学”[34]。而学术界通常讨论的“日本国学”则是指日本近世时期，以日本古典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学的方法来探索日本古代文化，特别是日本“固有之道”的学问。其代表人物有所谓的“国学四大人”，即荷田春满（1669～1736）、贺茂真渊（1697～1769）、本居宣长（1730～1801）、平田笃胤（1776～1843）。本书依据国学者的自他认识与华夷思想的关联，将主要考察对象限定为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大国隆正四人。
“自他认识”的“自他”，其基本含义乃是指“自者”与“他者”。但在本书中，这个“自者”和“他者”不是针对个人层面而言，乃是指“日本人”、“日本”与“异国人”、“异国”这个群体层面而言。因此，本书所谓的“自他认识”是指叙述者对于“自我群体”及其“固有物”、“他者群体”及其“固有物”的认识，即相当于国家、民族、族群等意义上的“自者像”和“他者像”。国学者的“自他认识”包含在其思想叙述当中，但由于国学者进行思想叙述的一个重要意识乃是构建不同于儒佛之道的主张，以形成有别于他者的学说，从而明确日本的“固有之道”。因此，从广义而言，国学思想本身即是国学者进行“自他认识”活动的产物。但本书侧重考察的，是国学者“尊内卑外”的思想叙述及其形成过程，即国学者如何建构起关于“日本人”优于“异国人”、“日本国”优于“异国”、“异国”为何理应向“日本”臣服和朝贡的主张。
“华夷思想”，又称“中华思想”。它通常被描述为一种以“华夏”（中国）作为文化上最卓越之地，而以周边诸国作为文化落后之地的观念。最初它乃是先秦时期拥有农耕文明的汉民族对于周边游牧民族的文化优越意识，其后它随着古代中国国家形态的变化而不断扩充。[35]随着儒学的流播，古代中国华夷思想深刻影响到了周边区域族群的自他认识，由此产生了形态不一的华夷观念。本书所考察的国学者的自他认识也属于这一范畴。本书中与“华夷思想”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华夷论”，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华夷论”乃是在个体层面形成的关于“华夏”与“夷狄”的话语和叙述，从前近代东亚世界这个范围来看，“华夷论”所表露的华夷观念并不必然与古代中国传统华夷思想相一致。
（二）研究理论与方法
本书援用历史学、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理论、诠释学、民族主义理论来解析日本近世国学者的自他认识。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1.历史与逻辑的方法相结合：运用历史的方法纵向考察国学者自他认识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把握国学者自他认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及其产生的国内外环境，探究不同阶段国学者自他认识生成的内在逻辑。
2.比较分析法：为把握国学者自他认识在思想史上的位置，有必要与同时代其他学派的思想进行比较。
3.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思想现象虽然形态各异，但任何一个时期、学派或个人的思想状况都会有其整体的倾向，而其中存在着典型人物与代表性学说。因此既需要对整体倾向进行把握，又需要对代表性人物及其学说进行分析。
4.文本分析方法：依据各个国学者所著述文本的形成经过、内容进行考察，以达到揭示其思想内涵的目的。
（三）结构与内容
本书由“绪论”、主体部分和“结论”三部分构成。主体部分分为五章，以国学者如何解构以他者为中心的话语、建构以自者为中心的话语作为基本线索，探讨他者的话语资源与自者叙述建构的关系，展示不同时期代表性国学者自他认识形成变化的过程和特点。“结论”部分通过对国学者自他认识的总结，进一步明确它与中国古代华夷思想的关联、与日本近代民族主义叙述的关系，并把握日本华夷思想对于近代以后日本自他认识的影响。主体部分内容如下。
第一章考察明清交替前后日本的自他认识。为把握前近代东亚世界自他认识的基本范式，第一节对“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和代表性历史时期的主要华夷论进行整理，考察叙述者在为“汉民族”和“非汉民族”情况下华夷思想叙述的不同表现。在把握古代中国华夷思想的基本轮廓后，第二节对明清交替前后日本华夷论的变化及其外部影响因素进行考察，以把握“中国”在当时文化语境中的变化。第三节围绕与贺茂真渊相关的思想论争与著述，考察儒学中的普遍理念与中心价值如何被逐渐突破，以及如何生成了日本自他认识上的新价值理念。
第二章以本居宣长为对象，考察日本国学者如何在诠释日本自我特殊价值理念的过程中，建构起新的关于天下之中心的主张。第一节将对本居宣长少年时期以及京都游学时期的兴趣与思想取向进行分析。第二节以“知物哀”说为对象，考察本居宣长如何将“知物哀”诠释成为日本在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特有”的价值理念，并揭示他为何将关注点从中古世界上移到了上古（神代）。第三节考察本居宣长的“古道论”，阐明他主张的日本古道区别于儒佛之道的特征，并对他否定“唐国”中心论的思想意图进行分析。第四节通过考察本居宣长的日本“外交史”论《驭戎慨言》，对本居宣长日本中心论的叙事意图在现实层面上的映射进行分析，探讨本居宣长在外交文书上强调“尊内卑外”的文化原因。
第三章以平田笃胤为对象，考察国学者如何突破本居宣长“古典主义”的叙事思路，形成了日本国学思想史上最庞杂的“华夷论”。第一节考察平田笃胤自他认识产生的思想史背景，即伴随俄国势力南下所引发的“北方危机”对思想界造成的震撼，并分析平田笃胤对于“夷情”表现出异常自信与乐观的原因。第二节通过考察平田笃胤的“幽显说”，分析他如何从“幽显说”中衍生出对日本特殊性、优越性的说明。第三节考察平田笃胤的“修史”，梳理他如何从“天体论”角度来实现日本中心论，并把握在日本优越性叙述中为何“原典”叙事法会逐步走向式微。第四节分析平田笃胤对中国上古时代的考证，明确他是如何最终完成日本中心论的叙事，证明日本即是“华夏”的。
第四章通过考察分析大国隆正的学说思想，阐明幕末维新期日本国学者面对“西力东渐”所做出的思想回应以及对“日本中心论”的再确认过程。本章首先以《赛鼻草纸》（鼻くらべのそうし）和《倭魂》二篇为对象剖析大国隆正自他认识的早期思路。第二节则在对幕末“开攘论”的基本谱系进行描述后，考察培里来航之后大国隆正的早期攘夷思想，分析这一时期自他认识上他者的特点。第三节考察《日美和亲条约》和《安政五国条约》签订后大国隆正的攘夷思想，分析他这段时期是如何构建日本的“传统”、如何诠释神意以及刻画天皇形象的。第四节以《新真公法论》为对象，考察大国隆正第三阶段的攘夷主张，分析他在华夷思想和万国公法的对撞中如何树立起第三种秩序原理，揭示其主张“日本国见识”的意义。
在完成上述以各个人物为对象的分章考察后，第五章以近世和近代语境中的“大和心”（やまとごころ）为线索，考察日本近世国学者自他认识与近代日本的优越性叙述之间的关系。第一节以本居宣长的“敷岛歌”、平田笃胤的“大和魂”论、大国隆正的“倭魂”论为对象，分析“大和心”在近世语境中的各种含义。第二节以明治、大正、昭和对外侵略战争时期和日本二战后这几个时间段中的代表性“大和心”论为探讨对象，阐明“大和心”在近代日本以后的意义流变。由此弄清日本近世国学者自他认识与日本近代自我优越性叙述之间存在的话语、叙述的“生产”和“消费”关系。
[1]日本外务省主页于2015年3月2日更改了之前对于日韩关系的表述，删除了“我が国と、自由と民主主義、市場経済等の基本的価値を共有する重要な隣国”（韩国为与我国共享自由与民主主义、市场经济等基本价值的重要邻国），简化为“我が国にとって最も重要な隣国”（我国最重要的邻国）。
[2]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第165页。
[3]桂岛宣弘对日本近世华夷思想的三种分类可参看本书先行研究部分。
[4]关于其具体观点可参看本书先行研究部分中的归纳。
[5]川岛真指出王政复古后的日本以万国公法标榜自己为近代国家（文明国）的同时，依然存在着利用东亚世界内部原理的一面，外交文书的“帝号”问题和日本自称“帝国”即是这种表现。川島真、服部龍二編『東アジア国際政治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第19頁。张启雄（2013）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参看本书的先行研究部分。
[6]葛兆光认为，“以看似文化差异不大的周边为‘他者’，倒更能看出他们与‘自我’那些细微却又至关重要的文化差异来”。参看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第284页。
[7]“现代主义”民族主义理论乃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流派的一种，其主要观点认为：各种民族主义和民族源自新型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如工业资本主义、区域不平等和阶级传统；各种民族主义和民族都是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是现代的、工业化时代的必然社会现象；民族和民族主义是由现代专业化国家，或直接地，或在对抗特定的（帝国的/殖民的）国家中造就的。这种理论强调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欧洲本源及现代性，民族主义有类似宗教的力量；强调民族的社会建构特征，如民族的产生归于“被创造出来的传统”，这些“传统”是社会工程的产物等。参看〔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50～53页。按照这个理论，东亚世界似乎只在进入近代之后才有民族主义。对于这个推论，笔者无意置喙。因为这个问题最终要牵扯到“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定义、“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等，而这些都是充满争议的课题。
[8]〔英〕安东尼·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中文版序及该书原序第4、6页。
[9]桂島宣弘：『自他認識の思想史：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生成と東アジア』、有志舎、2008、第15頁。
[10]桂島宣弘：『自他認識の思想史：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生成と東アジア』、有志舎、2008、第66頁。
[11]小島康敬：「江戸期日本の中国認識」、北岡伸一·歩平編『「日中歴史共同研究」報告書』第1巻 古代·中近世史篇、勉誠出版、2014。
[12]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第6、7、10、33頁。
[13]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編『近世的世界の成熟』（日本の対外関係6）、吉川弘文館、2010、第4頁。
[14]柳根鎬：「韓·日国学思想の中国観と自国観の比較——申采浩と本居宣長の反中華論を中心に」、朴忠錫·渡辺浩編『国家理念と対外認識：17—19世紀』（日韓共同研究叢書3）、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1、第202～203頁。
[15]韩东育：《“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49页。
[16]韩东育：《关于东亚近世“华夷观”的非对称畸变》，《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第14～15页。
[17]郭丽：《日本华夷思想的形成与特点》，《日本研究论集》，2003，第314～324页。
[18]陈文寿：《近世初期日本与华夷秩序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第451页。
[19]陈秀武：《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虚像”》，《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55～60页。
[20]东亚的传统国际体系为“中华世界帝国”，它是由华夷共同组成的“东亚共同体”，一个“世界帝国”。而规范这个“中华世界帝国”的秩序原理为“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其包含以下次级原理：①天朝定制论，②正统论，③名分秩序论，④事大交邻论，⑤封贡体制论，⑥奉正朔论，⑦大一统论，⑧兴灭继绝论，⑨重层认同论，⑩秩序主体论，(11)王道政治论，(12)争天下论，(13)重层政体论，(14)华夷分治论，(15)华夷可变论，(16)王化论，(17)以不治治之论，(18)五伦国际关系论，(19)世界大同论。具体内容可参看以下论文：《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源起：近代中国外交纷争中的古典文化价值》，收录于吴志攀、李玉编《东亚的价值》（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差异——「宗藩体系」对「殖民体系」——》，收录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79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21]张启雄：《东亚外交文书所刻画之转变中的中华世界秩序——抬头体制下近代初期的日韩名分秩序论争》，《北京大学历史系2013年秋季讲义》，第1～22页。
[22]如幕末维新时期国学者大国隆正的“天皇总帝论”“总帝国论”可谓是“日本型华夷思想”的一种。他主张汇集东西有用之学来辅助日本成为世界“总帝国”，促使这一终极秩序的形成。虽然明治维新后日本“东西并用”的外交策略并不一定直接受该思想的影响，但从思想史中的相似性现象来看，后者的出现丝毫不显得突然。
[23]桂島宣弘：『自他認識の思想史：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生成と東アジア』、有志舎、2008、第28～29頁。
[24]田中康二：『本居宣長の大東亜戦争』、ペリカン社、2009、第8、66、24頁。
[25]吉野耕作：『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社会学：現代日本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行方』、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7、第37、65頁。
[26]三谷博：「『我ら』と『他者』——ステイティズム·ナショナリズム形成素·ナショナリズム」、朴忠錫·渡辺浩編『国家理念と対外認識：17—19世紀』（日韓共同研究叢書3）、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1、第221頁。
[27]三谷博：「『我ら』と『他者』——ステイティズム·ナショナリズム形成素·ナショナリズム」、朴忠錫·渡辺浩編『国家理念と対外認識：17—19世紀』（日韓共同研究叢書3）、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1、第243頁。
[28]杨栋梁主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第二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第158页。
[29]“文化”的这种所指可参看本书第一章前两节所考察的华夷论。
[30]如葛兆光指出：“士大夫知识阶层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观念主流，也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转化为自我想象的民族主义。”参看《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第47页。
[31]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48～66页。
[32]三谷博：「『我ら』と『他者』——ステイティズム·ナショナリズム形成素·ナショナリズム」、朴忠錫·渡辺浩編『国家理念と対外認識：17—19世紀』（日韓共同研究叢書3）、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1、第243頁。
[33]杨永华：《大国隆正的天皇观》，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外国语大学，2015。
[34]参看『世界大百科事典』（平凡社、1997），『日本大百科全書』（小学館、1994）。
[35]这种对“华夷思想”内涵的描述可参看『世界大百科事典』中“中华思想”、“华夷思想”等条目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