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殷墟是甲骨文的故乡。

殷墟是商王朝后期都邑。

殷墟代表鼎盛时期的青铜时代中国。

1928年10月，董作宾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派来到安阳，对殷墟遗址实施了首次田野发掘。随后的十年间，李济、梁思永、石璋如、尹达、高去寻、夏鼐、郭宝钧等先后工作在小屯村及其附近的田间地头，使一门全新的学问在中国落地生根。

由于殷墟发掘，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成为信史。人们首次能够将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古文字与大量的陶器、铜器、玉器、房基和古墓相联系，三千年前的王陵和宫殿，方得重现人间。

由于殷墟发掘，比商王朝更早的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序列得以确立，扑朔迷离的中国古史获得了“由此前推”的已知基础。

殷墟的田野考古实践，不仅促成了考古地层学技术的成熟，探索了器物整理的形态分类方法，也催生了首张田野考古的“发掘执照”。

1928～1937年的殷墟发掘，从田野资料和古史知识方面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从人才、技术和组织管理方面为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好了准备。这十年的殷墟发掘，于是成为中国考古学的起点。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官方主导的殷墟发掘陷于停顿，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重新启动了殷墟发掘。此后的殷墟发掘，除“文革”期间短暂停顿外，基本年复一年，直到今天。安志敏、马得志、周永珍、高广仁、郑振香、陈志达、杨锡璋、杨宝成、刘一曼等一代又一代考古学家为之付出辛勤汗水。

这期间，殷墟的考古工作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紧密相联。1950～1970年，殷墟考古成果被用来直接参与中国考古史分期大讨论，成为“商王朝奴隶社会说”的关键证据。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开始复苏，殷墟考古逐渐被“基本建设”左右，到90年代中期，基本建设考古达到高潮，并延至今日。回想起来，1950～1990年殷墟的考古工作，最值得称道的是“殷墟文化分期”的问题得以解决。

20世纪90年代中期，殷墟的田野考古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洹北商城的发现，殷墟分期的精细化和建立在分期基础上的布局研究，标志着殷墟田野考古工作在发现和研究上取得了新突破。区域考古调查的实施，人骨锶同位素技术，陶器岩相学技术和制陶、制骨实验考古工作的开展，意味着殷墟的考古工作在技术和方法上重新与世界同步。2006年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2009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建成，以及2012年殷墟进入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些都标志着殷墟在管理、保护和利用方面也达到新的水平。

殷墟作为中国考古学的起点，以及起步之后的每一项发掘成就、每一次思想收获和每一项技术进步，都是由人奉献和完成的。其中包括来自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学者，也包括安阳当地政府和当地的学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安阳当地学者在殷墟外围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殷墟的保护工作，更离不开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以及安阳市当地政府。殷墟的研究、保护和利用，准确地说是政府与考古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

唐际根

2018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