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达斡尔族概况
第一节 达斡尔族历史源流
达斡尔族具有悠久历史，族称“达斡尔”（dahur）是本民族古老的称谓。关于达斡尔族的成文历史，如果按照国内文献所记载，可以上推到清朝初期。最早见于康熙六年（1667）《清实录》中出现的“打虎儿”名称，在清代文献中“达呼尔”是最通用的译写形式，散见于钦定《辽史》《清史稿》《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满洲源流考》《黑水先民传》等历史典籍中。在20世纪50年代，经过民族识别，确认达斡尔族为单一民族，并根据达斡尔人的要求按照布特哈方言的语音，确定“达斡尔”为族称。俄国方面的文献记载比中国要早，1639年，当沙俄东进势力的先遣部队出现在上卫特木河的时候，他们从当地的爱文奇人处听到“达乌尔”的名字（拉文斯坦《俄罗斯人在黑龙江上》）。但在《蒙古源流》（卷六）中曾记载，大约在明代万历时期，蒙古扎萨克图土们汗东向攻打过珠尔齐特、额里克特、达奇鄂尔三个部落。日本学者和田清经过研究认为其中的达奇鄂尔就是达斡尔，如果这一说法能够成立的话，应该就是我们所知道见于记载的“达斡尔”名称的最早形式。[1]
清朝以前的达斡尔族历史，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还比较模糊，考证研究大都从对音、相似性方面着眼立论，其中也不乏根据社会形势变化的需要主观建构的倾向，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各执己见、众说纷纭的局面。困扰族源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没有本民族自己的文字，二是作为确实依据的材料太少，民族的起源以及发展轨迹仅在口口相承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中有零星的反映，缺乏系统的记述。再加上达斡尔族生活地域的不断变迁，使探索族源问题步履维艰，很难深入下去。时至今日，确定族源已成为达斡尔族研究工作中十分棘手的问题，直接影响着达斡尔族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和探索。
历史是通过文字记载，以书籍文献的形式世代流传的，所以现代人可以知道几千年以前发生的事情。用文字书写的史书又是语言经过提炼所陈述的内容，是人类思想、行为的外化形式，归根结底民族的历史也就是语言的历史，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在其语言中都可以找到特殊的反映。正如苏联历史语言学家阿巴耶夫所说：“民族不是属于生物学范畴，而是属于文化历史范畴。显然，不应把民族的起源了解为人的生物繁殖，而应了解为历史上形成的统一和继承。如果那样，民族的起源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和语言的起源联系起来。民族起源和语言起源是不可分割的。解决民族起源问题而不考虑到语言，就等于在森林里闭着眼睛寻找道路。”[2]笔者在以下的探讨中，将以上述理论为指导，以语言的变迁作为主要线索，以语言为具体的研究手段，通过语言的演变来了解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探寻达斡尔族先民走过的历史发展之路。
一 “达斡尔”词源词义考辨
族称作为确定族群边界的象征符号，具有深刻文化内涵，是民族存在认同意识的重要标识。一个民族的族称必经民族全体人员的认可，才能作为民族的象征被世代延续下来，成为该民族语言中最稳定的成分。因此，对族称的释读应是探讨族源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研究者们在探索中也意识到，探讨族源问题必然要对“达斡尔”一词进行释读。因此，学者运用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字学等不同学科的知识对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精密的考证和研究。目前，因探索达斡尔族族源问题而涉及词源词义的文章就达十多篇，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达斡尔”是自称还是他称；二是“达斡尔”是合成词还是单纯词；三是“达斡尔”一词是达斡尔语还是其他民族语言的词语。以前曾认为“达斡尔”是他称，现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趋于“达斡尔”是本民族的自称。对于第二个问题，以往大都认为“达斡尔”是单纯词，现在研究者则大多倾向于是合成词。第三个问题更为复杂，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学术界主要存在以下五种观点，认为“达斡尔”是（1）达斡尔语；（2）索伦语；（3）蒙古语；（4）契丹语；（5）汉语。围绕着这些问题，中外学者对“达斡尔”族称的来源、含义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各自观点和见解。下面笔者对上述问题展开探讨，经过辨析，认为“达斡尔”一词最有可能来源于氏族、部族名称。
（一）达斡尔族并非黑龙江流域世居民族
达斡尔族很早就有了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而且居住在建筑精良、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城堡里。这一点从俄国人进入黑龙江流域时的记载就能得到印证。17世纪40年代入侵黑龙江流域的哥萨克目睹了当时达斡尔人的社会发展状况：“结雅河沿岸住着‘耕地的人’——达斡尔人。……他们定居在自己的乌卢斯（村落），从事农业和畜牧业。村落四周是种满大麦、燕麦、糜子、荞麦、豌豆的田地。他们的菜园作物有大豆、蒜、罂粟、香瓜、西瓜、黄瓜；果类有苹果、梨、胡桃。他们会用大麻榨油。他们饲养的家畜数量很多：有大批的马、牛、羊、猪；他们用牛耕田，就像俄罗斯人用马一样。从中国传到他们这里的还有家禽——鸡。到处都可感到中国的文化影响。”[3]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达斡尔族种植的农作物种类大多来自中原地区，并非是原产于黑龙江流域的物种，这说明达斡尔人的祖先曾经居住在接近中原的地区，由于受到汉族农业生产技术的影响，已经发展为定居的农耕民族。如果是世居于此的民族，处在寒温带地区的黑龙江流域似无发展农业经济的必要，因为当地物产资源丰富，狩猎畜牧足以维持生计，对农业的需求并不十分迫切，由此从当地达斡尔族从事的农耕种植可以推断为是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延续。另外，黑龙江流域很多地域名称并非源自达斡尔语，如历史书籍上经常提到的雅克萨城，该城名“雅克萨”一词就是来自满语（女真语），意思是“涮塌了的河湾子”。此外达斡尔族中有精奇里氏族，是由黑龙江支流精奇里江而来，清初达斡尔族中著名的部落首领巴尔达奇就属精奇里氏族。而精奇里江来源于满—通古斯语名称，为黄江之意。以上地名应为达斡尔族迁入该地区之前就已存在，是达斡尔族迁入该地区后直接沿用了原有的地域名称。由以上分析可以推论，达斡尔族并非是黑龙江流域的土著居民，而是因为外部的政治压力或其他原因，被迫从原来生活的地域迁徙到黑龙江流域的民族。俄国学者也认为：“真正的达斡尔人，在俄国人入侵以前就已经迁移到阿穆尔河（黑龙江）中游。他们精于射箭，种植大麦、燕麦、谷子，有成群的牲畜，他们骑牛骑马。”[4]以上论证都支持达斡尔族外来说，因此“达斡尔”这一族称就不能认为是迁到黑龙江流域以后才有的名称，而是沿袭传统的民族称谓，由此“达斡尔”一词来源于索伦语之说就需要重新讨论了。
（二）对来源于契丹“大贺氏”之说的质疑
关于“达斡尔”一词的语源词义，在众多的说法中，来源于契丹大贺氏的说法历史最长，影响也最大。早在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撰修《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时，根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记载有达呼尔姓氏，就认为“达斡尔”是由辽朝先世部族名称“大贺”氏转变而来，所以易“大贺”为“达呼尔”。按《辽金元三史国语解》：“达呼尔意义失考，其音近之字有达呼，满语端罩也；又达呼布，满语令复也。达呼尔究不知何解。”[5]经过分析，不难发现这段话里包含有以下三方面的信息：其一，“达斡尔”并非是由满语而来；其二，当时只是考虑到两者的对音现象，并没有就此展开来说明论证；其三，达呼尔曾作为姓氏而存在过。因为是官修史书，所以，在清代以后的一些著作中，大多沿袭了这个说法。如黄维翰的《黑水先民传》中称：契丹贵族，与索伦部杂居于精奇里江。魏源的《圣武记》称：黑龙江为辽金旧国，金起混同江，而索伦则辽裔也。但以上著作都没有就词源词义问题展开讨论。
清末民初之时，社会动荡不安，出于对民族的责任，文人们纷纷著书立说，就这一问题进行论证。郭克兴于1926年出版的《黑龙江乡土录》中不仅认为“达呼尔乃大贺语转，系出契丹皇族”，而且论述了达斡尔非索伦、满洲、蒙古的问题。上面的说法虽然符合语音变化规律，但都没有可靠的史料依据作为支撑。契丹人最初的部落联盟是在唐朝初年形成的，因联盟长是大贺氏，一般把这个联盟时代称为大贺氏时代，它的统治一直延续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后来就衰弱下来，到辽时已不见于记载。关于大贺氏的去向，在《辽史·营卫志》中有一段记载：“涅里相阻午可汗，分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三耶律：一曰大贺，二曰遥辇，三曰世里，即皇族也。二审密：一曰乙室已，二曰拔里，即国舅也。”早在建立契丹国之前，为了笼络和迁就世为契丹人部落贵族的大贺、遥辇，壮大自己的实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将大贺、遥辇与皇族耶律定为同姓。于是这三大家族的后人便全都以耶律为姓，被冠以国姓耶律，从而被纳入耶律家族，成为契丹贵族的核心，史称三耶律。北方民族政权更迭频繁，各个部落经过不断分化与整合，大多不再保留原有的部落氏族名称。历史文献中记载的许多古老氏族、部族，时至今日已无从查找其下落。大贺氏一脉作为已经进入国家统治阶层的氏族，经过有辽一代近300年时间的演变融合，还在继续使用原来氏族的名称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三）“达斡尔”源自姓氏（部族名称）
立论要建立在可靠的材料和正确的推理得来的合理解释之上。《契丹国志·族姓原始》中载：“契丹部族，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之地名呼之。”生活在黑龙江流域时期的达斡尔族多依江河城屯地名而得姓氏，当地的人们也习惯于以地域名称来称呼某一氏族。如居住在黑龙江支流精奇里江流域的氏族群体，称为“精奇里”哈拉，以区别于其他的氏族。“精奇里”哈拉如今已经演化为单音节，取汉语的谐音采用了汉字“金”作为自己的姓氏。这样的哈拉在达斡尔族中大概有二十几个，随着人口繁衍从哈拉中又分化出莫昆这样的社会组织，如同树枝的生长分叉、细胞的裂变，一个哈拉可以分化出几个莫昆，每个莫昆又都根据自己所居住的地域或特征来命名莫昆的名称，但几个莫昆的成员都知道自己同属于一个哈拉，有共同的血缘祖先。如莫日登·哈拉就分化出几个分支，称为“多罗莫日登”，即七个莫日登之意，全都供奉一个祖先神“莫日登·额特姑”，各个莫昆根据分居地域的不同而有各自的名称。从黑龙江流域迁居嫩江流域之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七个莫日登又分化、裂变出不少新的屯落，可见这样的分化、重组节奏相当迅速，人口繁衍、社会组织结构迅速变化的前提条件应是社会的稳定发展。
根据历史文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黑龙江乡土录》《黑龙江志稿》等的记载，达斡尔族中确曾存在过“达呼尔”这样的哈拉，而哈拉怎么会变成一个民族的名称呢？可以这样认为，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或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一部分生活地域相近称为“达斡尔”的氏族部落由蒙古草原向东北方向迁入黑龙江流域，在此繁衍生息，逐渐发展壮大，最终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古代民族的发展壮大一般通过两个途径：一是自身的人口增长；二是迁移兼并融合其他部落。达斡尔族的发展也不外乎这两种途径，一是自身的人口增长，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分化、裂变出不同的哈拉、莫昆，但是在古代那样的生活条件下，让人口在短期内迅猛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是在抗击外来侵略，共同抵御外辱的战斗岁月中，以达斡尔部族为主力的黑龙江流域不同民族逐渐融合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这应该是达斡尔族形成壮大的决定性因素，最后形成的时间大概在17世纪沙皇俄国向东武力扩张时期。到了清初，“达呼尔”作为姓氏（部族名称）还存在于历史记忆之中，最后则被完全融化于新的民族共同体里，经过不断交融、发展，最终演变成为一个新兴民族的共同称谓。
据《辽史》记载，辽代时期的契丹人不仅在现今的科尔沁、喀喇沁的肥沃河谷地带种植作物，而且还在气候严寒的北方海勒水（海拉尔河）、谐里河（石勒喀河）、胪朐河（克鲁伦河）、乌那河（鄂嫩河）、鄂尔浑河等河的河谷盆地进行大面积的种植。契丹人建立的辽国版图，囊括了今天我国内蒙古自治区、蒙古国、俄罗斯西伯利亚以及远东阿穆尔州大部分地区，在北方气候寒冷的海拉尔河、克鲁伦河、鄂嫩河流域都有契丹人、汉人筑城屯垦种植作物，进行农业生产。居住在海拉尔河、克鲁伦河、石勒喀河、鄂嫩河流域从事农业生产的契丹人在辽亡后的去向，史无记载。很有可能这部分契丹人为了躲避草原上的战乱向东北方向移动进入黑龙江流域的河谷地带，并在该地区延续了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筑城定居从事农业生产。据《辽史》等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契丹人主要以马匹和貂皮同中原进行贸易活动。在适于农耕的地区，除了黍类、豌豆、大麦、小麦以外，还种植大麻、蔬菜和瓜类。……在契丹人那里，一些瓜类作物都有当地的名称。契丹人的经济并不是单一性的，在他们定居的地区，农业在其经济中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记载与俄国人进入黑龙江流域时见到的达斡尔人生产生活方式非常接近，俄国人初次进入黑龙江流域之时所见的达斡尔族社会生活状况，据《苏联通史》记载：“沿阿穆尔河（黑龙江）住着达乌尔人及其同族的部落。十七世纪时，达乌尔人已有很高的文化。他们定居在村落中，从事农业，种植五谷，栽培各种菜蔬与果树；他们有很多牲畜，又从中原运来鸡。除耕种或畜牧以外，猎取细毛兽，尤其是当地盛产的貂对于达乌尔人也相当重要……达乌尔人有设防很好的城市。”[6]“契丹人的特点首先是，大部分当地居民都有定居和筑城的习惯，这种习惯后来为女真人和蒙古人所接受。在蒙古境内，发现了许多契丹人的古城。分布在草原地区的古城，其形制是长方形的（呈东西南北向）。城墙是用黏土夯筑，已经被水冲失的很严重，城门设在每城墙的正中。”[7]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考古工作者在该地区也发现了大量辽代的边防城遗址，在《古代呼伦贝尔》一书中详细记载了这些古城址的分布情况：“辽朝在上京道的蒙古草原地带建立了静州、镇州、维州、防州、河董城、静边城、皮被河城、招州、塔懒王城等九个边防城市。这是有明确记载的九边防城。在九边防城中，静州即今兴安盟科左前旗公主岭一号城址，静边城在今满洲里市东北，皮被河城即今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甘珠花城址，其余五座边防城皆在今蒙古国境内。……在九边防城之外，见于《辽史》‘耶律世良传’、‘圣宗纪’、‘地理志’中记载的，在今呼伦贝尔境内的城郭还有巨母古城（当即今新巴尔虎右旗扎和庙城址）、辖麦里部民城（即今扎赉诺尔城址）、通化州（当即陈巴尔虎旗浩特陶海城址）等……此外，近些年考古调查中，在今呼伦贝尔市境内又发现了多处不见于文献记载的辽代古城址和遗址，如新巴尔虎右旗境内的金马桩城址、黄旗庙城址、新巴尔虎左旗境内的义和乌拉城址、赫拉木图城址、巴彦诺尔城址，鄂温克自治旗境内的辉河水坝城址、辉道城址、辉苏木城址，额尔古纳市境内的珠山城址，扎兰屯市境内的高台子城址、九村城址、王家屯城址、西平台遗址。”[8]这些辽代古城遗址的存在，有力地证明了辽代已有大批契丹人移居呼伦贝尔草原地带从事驻防屯垦，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契丹人熟悉东北地区的地理环境，并且与周边各个民族关系密切，因此辽亡后是最有条件向北迁徙的契丹人。考古工作者在俄罗斯境内也发现了许多达斡尔人在阿穆尔省所建的“带有用黏土夯筑的角楼”的古城遗址，“达斡尔型的城址是八百至一千二百平方米的四方形场地，四周环以土墙和壕沟（常常是两层，有时甚至有三层），有构造奥妙的入口，大多在南面，很少在东面。广场四角耸立着旧的小塔楼的座基，其中西北角的塔楼通常要比其他的大，并且总是向前突出。”[9]另据元代许谦所撰的《总管黑军石抹公行状》记载：“公四世祖库烈儿，闵宗国沦亡，誓不食金粟，率部落远徙穷朔，以复仇为志。”[10]这部分北迁的契丹人集中在今呼伦贝尔北部地区，继续从事反抗金国的活动，现在呼伦贝尔北部的根河地区还有以库烈儿命名的山峰。另外，达斡尔族中世代供奉着“霍列日·巴日肯”（霍列日神），该神可能就来自率部北迁的首领库烈儿。E.帕克《鞑靼千年史》中也说：“当满族人征服中国和蒙古的时候，他们认为阿穆尔河地区的索伦人是契丹人（十至十二世纪，大辽王朝的建立者）的后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达斡尔人自己也声称是契丹人的后代。”[11]以上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些北迁的契丹人可能就是当今达斡尔族的重要源头之一。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以契丹人为主体的达斡尔部族，吸收了一部分乌古迪烈人、汉人，以及当地的室韦人、女真人、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等，经过长期共同生活，在抗击外来侵略中逐渐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四）“达斡尔”词义解析
将历史上蒙古文、满文、汉文文献中所记载的达斡尔族称进行相互比对，发现“达斡尔”称谓中基本不变的是“Da”“R”这两个音节，而其中的“Hu”音则有不同版本的音变形式，主要有“U”“O”“Wu”音的变化，经过对不同地区达斡尔族语言使用情况的考察，可以看出上述差异是由地区方言与连读、快读所导致的语音脱落等原因造成的。经过上述分析比较，笔者认为“达斡尔”这一民族称谓是由三个词汇组成的合成词，它们分别是“Da”“Hu”“R”，这三个词汇分别代表不同的含义，下面对它们分别进行论述。
1.“Da”词的本义
宋朝时期的鞑靼是指生活在中国北方的诸多民族，历史上的契丹、蒙古都曾被称为鞑子，后来推而广之，几近是对北方民族的泛称，至近现代更被推上政治舞台，被广泛应用于人们的政治诉求和话语系统中。《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中描述了当时契丹人选举部落首领的情况：“部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统八部。至其岁久，或其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约本如此，不敢争。”[12]契丹人很早就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唐朝时期，部落首领“究心农耕之事”，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有仿效中原王朝的痕迹，契丹文字的创造也深受汉字的影响，同时语言中也有很多汉语借词。“大人”一词最早见于《周易·乾卦·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讲的“大人”是指达到了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具备完善人格的圣人。据刘凤翥先生的考证，意为“长”的契丹小字读音为De，“长”在达斡尔语中读音为Da，与契丹语极为相近。达斡尔语中“村长”读Ailida，“族长”读Mokonda。这都说明达斡尔语中“长”是因袭契丹语。[13]除了具有上面“长”“首领”的含义外，在达斡尔语中“达”（Da）还有尊贵的含义，如“仙女”读为Daniwuyin，“仙药”读为Daem，“师傅萨满”读为Da-yadegan等，都含有词首的Da音。拉施特在所著的《史集》中这样写道：“他们（鞑靼）在远古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内，就是大部分部落和地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伟大、强盛和充分受尊敬。由于极其伟大和受尊敬的地位，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不相同，也逐渐以他们的名字著称，全都被称为塔塔儿。这些各种不同的部落，都认为自己的伟大和尊贵，就在于跻身于他们之列，以他们的名字闻名。”[14]历史上的鞑靼就是由塔塔儿音变而来，书中强调了各部族都认为自己的伟大和尊贵，所以都以“鞑靼”命名，上述说法与达斡尔语中“达”（Da）词表示尊贵的含义基本相同。《史集》是波斯学者拉施特于14世纪完成的历史著作，时间上距离那个时代不远，所记录的内容应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2.“Hu”词的本义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索隐服虔云：‘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东”，是方位词，“胡”，实词。“胡”这个词至今仍保留在达斡尔语中。达斡尔语称“人”为Hu，与“胡”同音。“东胡”即“东方之人”。《汉书·匈奴传》记载：“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从字面上可以判断“胡”（Hu）有人的含义在里面。无独有偶，我国西北地区的土族旧称“土人”“土民”，这是宋代以来土民族的特定称呼，由“吐谷浑人”“吐谷浑民”一名简化而来。“吐”音“突”，读（Tu）音；“谷”音“浴”，读（Yu）音；“吐”“谷”连读即“退”音，古人所谓“语急而然”。“浑”音史家向来读“婚”，实际读音为“胡”，读（Hu）音。土族自称“土胡”（土浑），表明土族的名称自古至今相沿未变。[15]《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北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16]。据古罗马史籍记载，公元374年左右，一支来自亚洲的游牧部落，自东向西渡过伏尔加河和顿河，进入欧洲东部，一路扫荡破坏所遇到的一切。长期以来，欧洲人只称他们为“Huns”，这很像汉语读音“胡”的欧洲化发音，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批西迁的游牧民族就是来自蒙古草原的匈奴人，被汉军打败后西迁进入欧洲的。国内外各民族对“胡”（Hu）的同样理解，应该解释为是东胡系后裔在语言上所共有的自我称谓，近似于现代人们区分族群关系时称自己为某某人。
3.“R”词的本义
“R”音在这里用来表示居住于某某地域的人们共同体，经过词汇外延的扩大也用来表示“氏族”“部族”之义。在达斡尔族中有很多氏族名称中的词尾都后缀有r音，如：金克日（Jinker）、沃热（Wor）、苏都尔（Sudour）、鄂斯尔（Esier）等。达斡尔语的构词规律是以后缀来表示复数形式，有时也用来表示事物存在的状态或具有的某种性质。例如：“Am”一词，在达斡尔语中“Am”可以用来表示“嘴、口”和“粮食、米”两种含义。从粮食又派生出的农作物，如稷子（Xijim）、糜米（Mangalm）、玉米（Susaam）等，还有其他与饮食有关的食物，如饼（Utum）、药（Em）等，其词尾都缀有m音，这些都是由“Am”这一词汇的轻音弱化演变而来。因为达斡尔语是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是典型的黏着语类型的语言。词的派生和合成是丰富发展自己语言词汇的重要手段，达斡尔语是通过这样的附加成分来区分状态的变化，类似于汉字构造中与嘴有关的饮食行为都带有口字旁。在达斡尔语中与居住有关的词汇Gir（家、屋）、Yir（洞穴）、Hor（窝、圈）、Gajir（地方）、Wor（位置、座位）等后缀都有“r”音，按照达斡尔语的构词规律，卷舌颤音“r”是由表示居住状态的Yir（洞穴）、Gir（家、屋）经过语音演化而来，而最早的词源应该是表示洞穴之义的Yir。俄国著名学者史禄国在《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中记载：“凡老的（通古斯）氏族名称，都带有词尾基尔（gir、jir），所以一看便可以识别出来。”[17]北方通古斯人的氏族组织名称后缀有基尔，而达斡尔族氏族的词尾“尔”显然经过了语音简化，但在构成词汇时具有相同的识别功能，用这种词尾来表示居住状态是北方某些民族共有的一个特征。
东胡后裔鲜卑人的祖先就曾采用穴居的生活方式，20世纪80年代在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境内嘎仙洞中发现了北魏时期鲜卑人祭祀祖先的石刻祝文，证实了鲜卑人的发源地是大兴安岭的嘎仙洞。鲜卑人从嘎仙洞所在的莽莽林海向西南迁徙，进入呼伦贝尔草原，发展壮大，最后游牧移动到黄河流域，建立了北魏王朝。石窟作为崇拜祭祀祖先的场所，被鲜卑人以艺术的形式保留下来，创造出了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这样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石窟文化艺术。中国现存几大石窟寺院，云冈、龙门、敦煌、麦积山、响堂山石窟，及其影响下的诸多中小型石窟，多开凿于北朝时期。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历史的偶然，应是受鲜卑人祖先穴居生活的影响，为传统祭祀方式的延续，以及洞穴崇拜心理表现于外的艺术表现形式。
综上所述，“达斡尔”（Dahur）是由表示“大、首领、尊贵”含义的“Da”，以及表示“人”的“Hu”，还有表示居住状态的“洞穴”“房屋、毡帐”一词演化而来的“R”三个词汇合并而成的复合词，应为“大部族”之义。其中“斡尔”一词本义应为部族，通过达斡尔族早先表示其社会组织名称的“斡尔阔”也能得到佐证。此外，在达斡尔语中有表示城堡、村落的词汇“兀鲁思”，据俄罗斯文献《阿尔巴津城史》记载，当俄国人出现在黑龙江流域的时候，见到很多兀鲁思（城堡），每个兀鲁思按照酋长的旨意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另外，达斡尔人称金界壕为“乌尔科”，现今莫力达瓦旗境内还有以乌尔科命名的村落。在蒙古语中“兀鲁思”一词原指“人群、部众、人类集团”，也以“国家”的意义来使用。[18]成吉思汗建立的草原帝国称为“也客·忙豁勒·兀鲁思”，即“大蒙古国”之义，此时的“兀鲁思”已具有国家的含义。契丹人建立的“斡鲁朵”其意为宫帐或宫殿。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斡鲁”“兀鲁”“斡尔”“乌尔”是同一读音的汉字不同转写所造成。经过比较，不难发现上述几个词汇的词根非常相似，差别主要表现在词的后缀部分，词根“斡尔”（Ur）根据不同民族的发音习惯略有变化。巴达荣嘎先生指出：“在达斡尔纳文土语中还保存着古代蒙古语的另外一些特点，那就是词首元音前出现的喉音h的问题。这种现象在现代蒙语和达斡尔语的其他土语中是不存在的。”[19]“Ur”就是缺少了词首元音前出现的喉音h。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没有城市的概念，只是在迁徙的过程中渐渐形成了帐篷群，将居住的毡帐围成一圈，用以抵御风雪和狼群的侵袭，人们就在圈落里生活，这个移动的游群应该是“斡尔”（Ur）最初的含义，经过词义外延的扩大，衍生出宫帐、国家、部族、城堡、村落等含义。《辽史》记载：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奚六部以上四大王府，为大部族。其中五院、六院两部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因迭剌部（本部）强大难制，解析而来。辽太宗耶律德光会同二年，分遣五院部的瓯昆石烈、乙习本石烈和六院部的斡纳阿剌石烈，以乌古之地（呼伦贝尔草原）水草丰美命居之。三年，益以海勒水（海拉尔）之地为农田。这部分向北迁徙筑城屯田的契丹大部族应该与后来的达斡尔族有着比较密切的亲缘关系。
二 契丹语、汉语合璧诗考释
北宋建国不久为了收复幽云十六州，曾多次北伐，辽国也数次欲图南下，统一中原，由此宋辽两国之间战事持续不断。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辽国订立了“澶渊之盟”以后，直到辽国灭亡的百余年间，两国之间和平共处，没有发生过大的军事冲突。其中的原因，著名历史学家傅乐焕先生进行过深入研究，他认为：不在两国国力相当平衡，端因辽人无意南下。盖塞北民族饮食居处，不与华同。见中原富庶豪华，掠夺劫取之心有之，据其地，子其民，混一区宇之观念，则所罕见。辽太宗南伐，述律太后谓曰，“使汉人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则何故欲为汉王？”最足代表契丹对汉人之观念。……宋辽盟后，宋既以岁币结其在上者之心，复开榷场，通货易，俾宋之宝货，以和平方式，入于契丹众人之手，足怯其掠夺之念。今悉其捺钵之制，二重政制之法，更知辽人于旧有汉人，犹不暇统治，其无心南下也宜矣。[20]
在和平相处的时期，两国之间的使节往来频繁，他们为加深两国的友谊，促进文化交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桥梁作用。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使辽国的北宋使臣余靖创作了契丹语、汉语合璧的祝寿诗，见证了当时两国之间社会文化交往的情况，为加深南北方人民的互相了解与认同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行的相关情况，欧阳修在《余襄公神道碑铭》中有详细的记载：“庆历四年（1044年），元昊纳誓请和，将加封册，而契丹以兵临境上，遣使言为中国讨贼，且告师期，请止毋与和。朝廷患之，欲听，重绝夏人，而兵不得息，不听，生事北边。议未决。公独以谓中国厌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养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挠我尔，是不可听。朝廷虽是公言，犹留夏册不遣，而假公谏议大夫以报。公从十余骑，驰出居庸关，见虏于九十九泉，从容坐帐中。辩言往复数十，卒屈其议，取其要领而还。朝廷遂发夏册，臣元昊，西师既解严，而北边亦无事。”[21]碑文中记述了此次余靖出使辽国的时间、经过以及在外交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出使地点九十九泉在今内蒙古集宁市卓资县北部的草原地带，这是余靖以“右正言任毋正旦使”身份第二次出使辽国参加辽主的寿典，即席作契丹语汉语合璧的祝寿诗，令辽主大悦举杯道：“卿能道此，我为卿饮。”[22]经过余靖的外交斡旋，增强了两国的友谊，加深了相互了解，促使辽国降低了向北宋的求索条件，并取消了征讨西夏的动议。余靖巧妙运用外交手段打开了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和平解决了争端，使两国免于战争之祸，其诗居功至伟。
夜宴设逻臣拜洗，
两朝厥荷情感勤。
微臣雅鲁祝若统，
圣寿铁摆俱可忒。
这首诗记载于余靖的《武溪集》，又见于《契丹国志》。[23]在南宋江少虞编纂的《宋朝事实类苑》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夜宴设逻臣拜洗，两朝厥荷情斡勒。微臣雅鲁祝若统，圣寿铁摆俱可忒。并在诗中契丹语词汇后都加以注译，设逻（侈盛也），拜洗（受赐也），厥荷（通好也），斡勒（厚重也），雅鲁（拜舞也），若统（福佑也），铁摆（嵩高也），可忒（无极也）。[24]后世多沿用《宋朝事实类苑》中的注译。
北方民族性格淳朴，语言质实，表述直白，言语多不事修饰。而上文中的契丹语词汇经过翻译显然是脱离了原义，有可能是注解者为了切合汉语音韵和谐、作诗力求辞藻典雅的审美习惯，也有可能是辑录者望文生义的解释，具体原因已经很难推考。注译的部分出自江少虞编纂的《宋朝事实类苑》，这部书成书于宋绍兴十五年（1145），这时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已经灭亡近20年，而离余靖故去也有近百年时间。而编纂者为宋政和年间的进士，一生都在江南天台、建州、吉州等地为官。[25]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编纂者江少虞并不通晓契丹语，极有可能是他根据上下文之义，在注解中猜测、解释契丹语词汇词义，因此出现注释上的错误也就在所难免。《宋朝事实类苑》引用诸家记录甚多，书中也出现了一些误注的情况，上述注译应为误注的一例。
大辽瓦解以后契丹人四散逃亡，分崩离析。关于契丹人后裔的去向，早在清代就有人认为达斡尔族是契丹人后裔，清代徐宗亮在《黑龙江述略》中就有这样的记载：索伦一部，传为辽太祖之裔。《呼兰府志》也记载：“达呼里，一作达呼尔，又讹为打虎儿。契丹贵族，与索伦部杂居于精奇里江。”对达斡尔族族源问题，现代学者也多有论述，大多倾向于契丹后裔说，认为现在国内民族大家庭中的达斡尔族是直接承袭契丹人的一部分。[26]有的专家学者则通过语言学的知识来研究论证这一问题，认为：“达斡尔语言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就是在契丹语言基础上延续和发展下来的，达斡尔语言保存了契丹语较为完整的词汇和语法结构。”[27]
笔者在翻阅文献资料时，发现这首合璧诗中的契丹语词汇与现在的达斡尔语极为相似。就依据自己掌握的达斡尔语，尝试着注译这首契丹语、汉语合璧诗，与《宋朝事实类苑》中的注译相比似乎更为贴切精当。
夜宴设逻臣拜洗，
两朝厥荷情感勤。
微臣雅鲁祝若统，
圣寿铁摆俱可忒。
诗中的“设逻”应为达斡尔族语中的（Solo），该词在达斡尔语中的意思是宴客、邀请、享用；“拜洗”是达斡尔语中的（Baishi）一词，为喜悦、高兴之义；厥荷（Juheleqi）为相处融洽、和睦、团结之意；感勤（Karqin）是相互为邻、亲密无间；雅鲁（Yor）为预兆之义，指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若统（Nuotule）是长久、稳固之义；铁摆（Tiebaileng）是命运之义；“可忒”应为达斡尔语的（Keti），意思是上天赐予的、注定的福分。达斡尔语属阿尔泰语系的黏着语，构词往往通过后缀部分来表示复数形式，有时也用来表示事物存在的状态和具有的某种性质，接于词末的卷舌颤音有时很难用汉字标出，固可省略。如果把上面诗作中的契丹语成分按照达斡尔语来注释，意思更加明了清楚，大意为：“被邀请参加皇帝设下的丰盛夜宴，十分高兴。长久以来宋辽两朝和睦为邻，友好相处，在感情上是亲密无间的。在此生辰寿庆之际，微臣赋诗一首祝福高贵的圣主福寿无边，国运昌盛”。结合诗中的汉语部分来分析，这样的注释似乎更切合全诗所要表达的旨趣。
经过近千年的漫长时间，民族语言的语音、语义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可能发生细微的变化，因此，译成现代语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偏差。现如今契丹语言文字材料能够保存下来的极少，这首诗的存在无疑是探讨达斡尔族族源问题极有价值的资料。
三 语言接触与达斡尔族社会文化发展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伴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记录着民族的兴衰，人类历史基本上就是多种语言相互接触的历史。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自然要受文化的影响，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直接影响着语言的形成与发展。正如语言学界得到的共识：基本词汇能反映生计类型及生态环境，借词能反映文化或族群接触，地名能反映文化或历史分布，人名能反映一种文化的信仰、追求和价值取向，语言谱系能表示族群之间的历史渊源。深入发掘积存在语言流变中的变异因素及蕴含其中的丰富文化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揭示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问题，对考察研究民族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对有语言而无文字记录历史的少数民族更具有意义。古代达斡尔人物质文化、生活习惯和经济的许多特点都在他们的语言里留下了痕迹，我们可以找到通过语言认识民族历史的有效材料。
（一）达斡尔语的基本词汇
根据语言的“谱系分类”，达斡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中的蒙古语族语言，达斡尔语与蒙古语是具有共同历史来源的亲属语言。这种亲属语言无论在达斡尔语的基本词汇里，还是在一般词汇中，都表现得非常明显。根据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进行的语言调查统计，达斡尔语与蒙古语有50%左右的相近或相同之处。在日常生活中应用最广泛、使用频率最高的基本词语，如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天地人以及颜色词、基数词、人体器官等都基本相同。此外，达斡尔语中对牛、马品种划分得非常详细，相对于其他动植物的分类，这类词汇要丰富得多，根据牛、马的花色、年岁不同有几十种专门名称，对各个品类都有清清楚楚的界定，很容易进行区分。从保留在词汇中的这些痕迹，可以看出畜牧业曾经在达斡尔族社会生产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关于鱼类、捕鱼方法和工具的词汇也比较发达，共有几十种专有名词，是达斡尔语中独有的词汇，可以反映出古代达斡尔族物质文化和生产生活的一些特点。
下面列举的是与现在蒙古语相同的词语：
达斡尔语 蒙古语 词义
nar nar（an） 日
mori mori 马
hukur uher 牛
nek neg（en） 一
hoir hoir 二
har har 黑
qigaan qagaan 白
任何一种语言里，基本词汇都是语言词汇中的构成基础，是词汇中最稳固的部分。尤其是古代生产力不发达兼之信息交通又很闭塞的条件，往往会造成人们很强烈的地域意识，如果不是在地理环境及生产生活非常接近的情况下，不可能在语言的词汇和语音方面出现如此相近的现象。另外，达斡尔语在语音和词汇方面还保持着很多东胡后裔语言和方言的特点，完成于13世纪的《蒙古秘史》中有很多用现代蒙古语难以解读的词，却能够用达斡尔语对它们进行释读。如：
《蒙古秘史》 达斡尔语 现代蒙古语 词义
in in ter 他
baraan baraan arbin 多
au au orgon 宽阔
《蒙古秘史》中这样的例词很多，据语言学家的统计，有1000多个这样的词。[28]这个特殊的语言现象成为研究考察民族发展源流的重要依据。北方民族自古以来大多是采用游牧或游猎的生计方式，居无定所可以看作是北方民族的一大特点，由于北方民族这种流动的生活方式，因此在论证民族发展历史时，相对于地域、经济生活、风俗习惯等几方面的因素，语言的要素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语言的变异是非常细微而缓慢的，通过保留在语言中的语音特征和词汇的痕迹，可以向上追溯一个民族社会文化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
据历史学家的考证，最早的蒙古人并不是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而是生活在森林地区的游猎民。蒙古族的先世蒙兀室韦是源出于东北亚山林地带的森林狩猎民族，世代以渔猎采集为生。额尔古纳河是孕育蒙古民族的摇篮，蒙古族人从这里起步，走出森林，进入更广阔的历史舞台。蒙古部落由额尔古纳河流域向西发展，进入辽阔的草原地带从事游牧生产活动，随着周围生态环境的改变，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文化特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逐渐形成了与游牧生活相适应的草原文化。蒙古部原是蒙古高原上一个弱小的部落，至成吉思汗六世祖海都时兼并扎剌亦儿部，才逐渐强盛。到了成吉思汗时期先后兼并了属于突厥语族的克烈、乃蛮、汪古诸部，最终完成了蒙古高原的统一，结束了长期分散混乱的局面。当时漠北的乃蛮、克烈以及漠南的汪古等部落的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高，三部都信奉景教，乃蛮部还使用过回鹘突厥文记录自己的经典文献。而当时的蒙古部没有文字，普遍信奉萨满教，在文化上处于后进的状态。[29]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那样，在长期的征服中，文明较低的征服者，在最大多数场合，不得不与被征服国度的较高的“经济情况”相适合，他们为被征服的本地人所同化，而且绝大部分还引用了他们的“语言”。正是在这样武力征服与文化征服的过程中，原蒙古语从语音到词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语言方面，突厥语的前后列元音体系浸入蒙古语中，开始形成原蒙古语所没有的古蒙古语八元音序列。一批原蒙古语被淘汰了，输入了一批突厥语借词，词法发生了简化趋势”[30]。现代蒙古语正是在突厥化的过程中，失去了《蒙古秘史》中的那一部分原蒙古语的词汇，借入一批突厥语的词汇来代替它们。从地理位置上看，额尔古纳河发源于呼伦贝尔草原西南部、大兴安岭西麓，向北转趋东北方向注入黑龙江，而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交汇的黑龙江上游地区正是达斡尔族最早的落脚之地，达斡尔族在这里繁衍生息，逐渐向黑龙江中下游渗透。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达斡尔族与满-通古斯语族系统的久切尔人（满人）、鄂温克人、鄂伦春人有了密切的交往，在语言中也渗入大量的满-通古斯语词汇，形成了有别于其他蒙古语族的独立语言。在相对闭塞的自然环境中，达斡尔族保持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有些原蒙古语词汇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并被沿用至今。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语言现象。分布在我国西北青海、甘肃等地的土族语言中，还保留着现在蒙古语中业已消失的词汇，而且这部分土语和达斡尔族的语言，无论词汇的语音还是词义都完全对应，与13～14世纪的蒙古语相比，无论在语音或词义上都更为接近。举几个词例如下：土语xuli（跑，“指动物”），可比较《元朝秘史》（卷三第43页）的haul（跑，“骑马”），土语niambie（掩盖自己），可比较《华夷译语》（卷二上第14页）nembe（掩盖）。[31]这一独特的语言现象留下了值得追寻的历史线索，从生活地域上看，土族和达斡尔族分别居住在东北的黑龙江流域和中国的大西北，两地距离遥远，历史上也无语言接触、文化传播的记载，却同时保留了13世纪以前的原蒙古语词汇，这一现象不能完全解释为是历史的巧合，只能认为是两个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极其密切的关系，这些共有的词汇应该形成在13世纪之前。据巴黎收藏的敦煌藏文书卷P1283号记载：契丹“语言与吐谷浑大体相通。吐谷浑是从鲜卑慕容部分出西迁的鲜卑人。契丹与吐谷浑的语言大体相通，亦即与东部鲜卑语言相通”“吐谷浑人早在西晋时期就已远徙甘肃青海，他们的语言到唐代还能与契丹人相通，可见从东胡到契丹，都是使用同一语言的人民。所以，契丹语的研究又有了新的意义：这等于研究东胡后裔语言的主要干支”[32]。有共同的地域环境，才会有共同的语言。这些语言现象足以说明达斡尔语与历史上的鲜卑语、契丹语、原蒙古语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在达斡尔语中还能够反映出东胡系民族在语言上的一些古老面貌。
根据唐代李延寿《北史》所记载：室韦“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隋书·契丹·室韦》记载“室韦，契丹之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欧阳修《五代史记·四夷附录·奚传》也说：“契丹阿保机强盛，室韦、奚、霫皆服属之。”根据拉施特《史集》中记载：蒙古部在辽代已迁至斡难河上游。成吉思汗五世辈的一个蒙古部首领名叫察剌孩·领忽，“领忽”就是辽代的部族官称号“令稳”；察剌孩·领忽之子名想昆·必勒格，“想昆”就是辽代大部族官称号“详稳”。他们的时代应在11世纪中后期，这说明蒙古部的首领已经接受了辽朝的官号，成为属部。[33]法国历史学家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也写道：“成吉思汗还自认为是契丹人的复仇者，因为最初契丹人占据着北京，后来被金国人驱逐了出来。因此契丹人对成吉思汗的讨金行动热烈支持，出身耶律氏王室的契丹王子耶律留哥在辽河流域与成吉思汗遥相呼应，积极响应成吉思汗的号召。我们已经知道，契丹语也属于蒙古语系，毫无疑问，在反对北京的通古斯王朝方面，他们与成吉思汗是站在一边的。”[34]拉施特也认为：“所有的（哈喇契丹）部落都是游牧民，与蒙古游牧民有亲属关系。他们的语言、外貌和风俗习惯彼此相似。”[35]通过以上史料记载，虽然不能断定契丹和蒙古有直接的递嬗关系，但二者同属东胡族后裔，是两个具有亲缘关系的民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从语言的特征上看，达斡尔族与蒙古族也应具有很近的亲缘关系，后来因为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与不同民族的语言进行了接触，从而发生了一些变化。蒙古语更多的受突厥语的影响，借入突厥语的词汇，而达斡尔语则主要受满-通古斯语的影响。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相互隔绝的情况下，达斡尔族语与蒙古语逐渐发展成为各自独立的语言，其中发展的历程可能很曲折，变动也很复杂，而通过对民族语言的考察研究，能够大致把握其历史源流的基本朝向。
（二）与满-通古斯语族的语言接触
语言接触这里指的是不同言语操持者的相互作用，从别的语言借用自己所需要的词语，对任何语言来说都是必要的，语言之间彼此影响的最常见方式就是词汇的互换。达斡尔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同别的民族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吸收了不少借词，从而使语言表达系统更为完善。其中主要是汉语借词、满-通古斯语借词、俄语借词以及少数其他语言的借词。
在达斡尔语词汇中，除了本民族固有的基本词汇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满-通古斯语借词。从历史上看，满语和达斡尔语接触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总体而言满语对达斡尔语的影响力很大，而达斡尔语对满语的影响很小，究其原因，主要是满语与达斡尔语接触时，满族文化处于强势地位，而达斡尔族文化则基本处于弱势地位。达斡尔人在清代学习和使用满文满语长达300年之久，在这历史进程中达斡尔语吸收了大量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道德伦理等各方面的借词。达斡尔语中大量借入满语词汇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由于清朝的长期统治。当时官方文件都要用满文，这就要求达斡尔族中进入仕途的上层人物必须学习满文。而清政府推行国语、骑射的文化政策，要求一般人也要学习满文。其次，清政府从康熙年间开始在达斡尔族地区设立学堂，达斡尔族在没有自己文字的情况下，通过满文的学习来接受先进的文化知识，从而提高民族整体素质。再次，达斡尔族生活地区与满族相毗邻，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必然使两个民族在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上也有很多相似或相同之处，而且达斡尔语和满语同属阿尔泰语系，在语言的语法程序、语音、语言的结构类型等方面有很多相同之处，便于学习和掌握。
一个民族的语言词汇来源有多种途径，借用其他语言中的词是所有民族语言共存的现象，是产生新词的重要途径之一。达斡尔人从一开始学习满文就遇到不少达斡尔语里没有的词语，有的就原封不动地借用了满语词。
如伦理道德方面的：仁（goxin）、义（jiugan）、礼（dorolon）、礼仪（yongsu）、理（giyan）、尊贵（weexwun）、正直（tond）、诚实（unenggii）等。
政治制度方面的：国（gurun）、政治（dasen）、圣旨（hess）、旗（guusa）、权力（toos）、档案（dans）、宝座（soorin）、法律（fafen）、军队（chuha）等。
清朝官员的官衔，职务名称也多用满语，如：安班（amban）、章京（janggin）、额真（ejin）、总管（ugerdaa）等。
经济方面的：钱（jiha）、财（ulin）、利益（aisi）、利息（madagan）、价钱（hudaa）等。
社会文化方面的：历史（sudur）、世界（jialan jeqin）、学校（taqiku）、书（biteg）、勤勉（kichebe）、贤士（saisaa）、隐居（somibei）、谋略（bodon）等。
当然也有原本达斡尔语里有的词，因为长久使用满语词汇，而不再使用或淡忘本民族固有词汇。例如，在达斡尔语中表示社会组织结构的“哈拉”和“莫昆”。“哈拉”“莫昆”原为满-通古斯语词语，此前的达斡尔族曾使用“斡尔阔”“毕尔吉”等来表示自己的社会组织。“哈拉”可以译为姓氏，可能表示河谷、山川之义，因为古代狩猎民族都是以某山岭、河流为范围，划定地界来从事生产活动。如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以前存在的完颜部、叶赫部等就属于不同的“哈拉”。《契丹国志·族姓原始》中载：“契丹部族，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之地名呼之。”北方民族的社会组织结构大体如此，因此“哈拉”早先应该是地域的概念。早在女真人建立金国时就有猛安谋克制度，猛安谋克组织作战时就是军事单位，平时为行政机构，是一种军民合一的行政组织，类似于清朝时的八旗制度。“莫昆”就是“谋克”音译的汉字不同转写，《满洲源流考》卷十八《国俗》条，“穆昆”注曰：“满洲语族也”；《金史国语解》卷六《职官》条，亦作“族也”；而《金史》附录《钦定金国语解》则注曰“谋克百夫长也，谋克即墨由克，索伦语谓乡里为墨由克”；在《清文鉴》中解释莫昆是“同姓兄弟称为族”，也译作“氏”。这些说法大略相同，可知莫昆有“乡里”“族”“族长”等含义。达斡尔人在初次见面时都要先自报家门，说自己是某某哈拉某某莫昆的人，这种习俗由来已久，但对“哈拉”和“莫昆”这样基本词语的具体含义，现代的人们却并不十分了解，可见这样借词是有久远的历史的。
另外，还有大量狩猎方面的词汇进入达斡尔族语言系统中，丰富了达斡尔语的表现形式，这方面的词主要是来自鄂伦春语和鄂温克语，如鹿茸（pentu）、鹿（buhuu）、狍皮靴子（qikami）等。
从上述达斡尔语中的满-通古斯语借词可以看出，早在黑龙江流域时期，达斡尔族就与满-通古斯语族系统的民族有过语言的交流接触，而且在生活地域上也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如果没有与满-通古斯语族各民族社会群体非常密切的交往，是不会共用同一社会组织名称的。从17世纪开始，由于帝俄势力向东扩张，达斡尔族陆续由黑龙江流域迁入嫩江流域，清政府把当地的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编入八旗，设立八旗学堂，使达斡尔族子弟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学堂教育。可以想见达斡尔语中与国家形态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道德伦理等满语借词就是通过学堂和文人的使用而大量进入达斡尔族日常生活当中。清代华灵阿在道光年间用满文撰著的《索伦达斡尔源流考》，为达斡尔人自撰的第一本历史书籍，是反映当时达斡尔族社会生活情况的重要文献。还有大量用满文书写的诗词歌赋和编修的家族宗谱流传后世，孟希舜先生在《孟氏重修家谱序》中写道：“（达斡尔族）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归于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管辖，编入满洲旗内，受满清之文教感化，始学满洲文字，才有了近世史记档案记载。”[36]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达斡尔族民间说书艺人还能够用达斡尔语讲解满文本的《三国演义》，直至现在，有的达斡尔族老人还可以书写满文，很多满语词汇已经完全融入达斡尔语当中，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被广泛地使用，应该说满文对于一个没有文字且人口较少的民族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三）达斡尔语与汉、俄语接触的历史
各种语言随着社会的接触而彼此吸收一些成分是语言相互影响中最常见的现象，随着社会间接触的进一步的发展，语言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更深入。达斡尔语是一种没有文字的语言，加之达斡尔族聚居区学校中也主要是以汉语来讲授，这样就加深了汉语对达斡尔语的影响程度，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例如日常生活使用的家用电器多使用汉语的借词。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传播媒介影响的日益加深，会出现由汉语引起的“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现象，目前在达斡尔族聚居区的达斡尔族青少年对母语的掌握程度已大不如前，民族语言的使用人数在急剧减少，社会功能退化，已经显露出濒危的特征，足见汉语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达斡尔族从汉语吸收借词，其历史可以追溯很远。据康熙年间流放到卜奎（齐齐哈尔）的江南文人方式济撰著的地方史志《龙沙纪略》中记载：“达呼里索伦属，俗误打狐狸，语音与蒙古稍异，间杂汉语。当是元代军民府之遗索伦达呼里诸部。涵沐圣化，贡身朝廊。近颇以材武自表，见有为近侍者，边人荣之。”可见在清朝初年，黑龙江地区的达斡尔族语言中，就夹杂着许多汉语的成分，这些汉语词汇是何时借入达斡尔语中的，方式济也不能肯定具体借入时间，只是大致推断出由元代军民府的汉人传入达斡尔族社会之中，详细考证这种语言借入的时间和演变现象对探索达斡尔族历史源流问题也许会有所助益。
从发生接触的语言相互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来看，汉语和达斡尔语接触则又属于非亲属语言接触。因此，达斡尔语早期汉语借词在音义方面都起了不少的变化，并且还具有了新的构词能力，从而完全在达斡尔语里生了根。对于那些早先被达斡尔语所接受的借词，因为有些汉语的声调，抑扬顿挫的原音不能适合达斡尔语的发音习惯，这种情况往往通过改变外来词迁就自己语言语音系统的要求，经过达斡尔语语音结构的改造，达斡尔族人民已经感觉不到它们是汉语词，如：Kanqi（象棋）、cai（茶）、gin（斤）、baax（把戏）、gab（家谱）、chonk（窗户）等。
另外，在达斡尔语中还借入了极少量的俄语，如：widre（金属桶）、bierdan（单响猎枪）、topor（斧子）、leeb（面包）等。从17世纪中叶开始，沙俄对中国黑龙江地区多次侵略，达斡尔族和俄罗斯民族接触的必然结果就是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和相互影响。不同民族间的交流，并不是说先进民族就不吸收其他民族的东西，而只是较落后的民族吸收先进民族的东西，同样俄语中也借入了不少达斡尔语词，如：阿穆尔河、阿尔巴津城等，多为地域和当地特有物产的名称。从这些借用的词中也能看出历史上达斡尔族与俄罗斯民族曾经有过短暂接触，而且达斡尔语中借用的俄语词都是固定名词，大多为达斡尔族社会中没有的物品，不属于达斡尔语中的基本词汇。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程度上，俄语对达斡尔语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从中也能反映出两种语言接触的时间和程度。
除以上汉、俄语借词外，达斡尔语中还输入了个别的藏语词汇。随着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传播，一些宗教专用词随之被借入达斡尔语中，达斡尔族的有些人名就直接取自藏语的宗教词。经过专家考证，认为现在达斡尔族中曲棍球（poolie）这一词就是来源于藏语。[37]据史书记载，早在唐代，就从西藏传入一种“波罗”球戏，是骑在马上，持杖击球的运动项目。对达斡尔语影响比较大的蒙古语和满语中都没有表示球类运动的“poolie”这样的词，曲棍球（poolie）这个借词是通过什么途径借入达斡尔语中的？要想揭开这个历史谜团，就要向上追溯达斡尔族先民曾经有过的辉煌历史。从史料上看，极有可能是在辽代或更早的时期，中原地区还在流行波罗球游戏时，曲棍球（poolie）就进入了达斡尔语中。达斡尔族的曲棍球运动由来已久，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体育运动，对曲棍球（poolie）这一古老词的考察，对探索达斡尔族历史源流问题很有启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