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代词学的文献形态
清代词学历时近三百年的发展，积累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文献史料，并以不同的传播方式存在于各种形态的典籍里。目前，还没有一部完备的大型文献丛书《全清诗》《全清文》《全清词》，浩如烟海的词学文献又往往散落在各种清代典籍中，这为后来的研究者搜集词学文献增加了难度。吴梅先生曾深有感慨地说：“北宋诸贤，多精律吕，倚声下字，井然有法。而词论之书，寂寞无闻。……元明以降，精言蔚起。顾诸书大抵单行，或采入丛书，旧刊流传，日益鲜少。志学之士，遍睹为难，识者憾焉。”[31]那么，了解清代词学文献是进行清代词学研究的第一步。我们认为，只有弄清了清代词学文献的构成形态和存在方式，才能按图索骥从不同渠道获取各种形式的有价值的文献。
一 词学文献的五种类型
根据《四库全书》的分类法，词学文献分为别集、选集、总集、词话、词谱、词韵六类，这些分类法大致符合清代词学文献的构成实际，其中，有一种词学文献具体的存在方式远非词话这种文献所能涵盖，这就是我们将要专门加以探讨的清代词学批评文献。
1934年，《词话丛编》刊印，极大地方便了词学研究者，但《词话丛编》受体例的限制，只收词话专著，不录单篇序、跋及书信，大量的批评文献散见于文集、词集、笔记、方志、日记、诗话诸书。为弥补《词话丛编》之不足，近三十年来，有学者编辑了《词籍序跋萃编》《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清词序跋汇编》《宋代词学资料汇编》《历代词人品鉴》《历代词人词话》《唐宋词汇评》及“历代词纪事汇评丛书”，这些资料汇编基本上涵盖了词学批评文献的方方面面，有论者曾将宋代词学批评文献的构成分为六种：以专书出现的词话专著，散见于宋人著述中的词学序跋和题记，裒杂于笔记、诗话、方志等著述中的词学批评材料，以选词形式出现的词学批评，宋人所著的词集目录及其附评，初具形态的论词诗、论词词。[32]应该说，这些关于词学批评文献构成的思考，是非常成熟的，但其所论只局限于宋代。清代词学批评文献的存在方式又远较这些内容要丰富，那么，浩如烟海的清代词学批评文献，又是由哪些方面构成的呢？
（一）以专书形式出现的词话、词谱、词韵等词籍
词话是用来记载词人逸事及词作评论的专书，《词话丛编》收清代词话51种、近代词话10种，但收罗范围不是很全面，唐圭璋在初编本《词话丛编·例言》中提出了一个待访的书目，这说明编者自己深感访书的困难和条件的限制。据笔者统计，散见于各种丛书的清代词话，还有徐釚的《词苑丛谈》十二卷、《南州草堂词话》三卷，彭孙遹《词统源流》一卷、《词藻》四卷，沈雄的《柳塘词话》四卷，张宗橚《词林纪事》二十二卷，查礼《榕巢词话》一卷，汪汲《词名集解》六卷、续编二卷，顾彩《第十一段锦词话》一卷，龙继栋《槐庐词学》一卷。还有大量的单行本词话，其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如龚鼎孳的《香严斋词话》一卷，徐釚的《菊庄词话》一卷，特别是随着近代出版业的飞速发展，许多词人的词话载于各种报刊，如况周颐的《词学讲义》发表于《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香海棠词话》连载于上海《大陆报》，《玉梅词话》连载于《国粹学报》，《餐樱庑词话》连载于《小说月报》，这些都需要后来者作整理、汇编的工作。[33]
词谱、词韵是探讨词体音律、格律、用韵的专书。词谱出现于词乐失传之后的明代，由于填词的需要，明人对宋词的音律和格律作了初步的整理，于是出现了张綖的《诗余图谱》、程明善的《啸余谱》和赖以邠的《填词图谱》。这些词谱多受明代空疏学风的影响，存在“不据古词，意为填注”[34]的弊端，清代学者在明代词谱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考证和补阙的工作，编纂出版了《词律》《钦定词谱》《碎金词谱》《白香词谱》《天籁轩词谱》等比较重要的词谱。这些词谱既反映了清代词学的学术成就，也透露出编纂者的学术思想和词学观念。如万树《词律》卷首有严绳孙序和万树自序及凡例，它们给我们提供了明末清初词坛用律方面的舛乱情况以及万树编纂《词律》的动机和词学观念。词韵的制作年代先于词谱，据说在北宋末年，朱敦儒曾拟制过词韵十六条，现存最早的词韵是明末清初沈谦的《词韵》。在清初，围绕填词要不要制订韵书这一问题，学者们曾展开了一次旷日持久的论争，形成了以毛先舒和毛奇龄为代表的两派意见。这次论争的情况便记载在蒋景祁所编《瑶华集》和毛奇龄《西河词话》里，通过这些词学文献，我们可以比较完整、准确地把握清代词坛的理论格局。在清代，比较重要的词韵著作有仲恒《词韵》、许昂霄《词韵考略》、戈载《词林正韵》和叶申芗《天籁轩词韵》等，这些词韵的编者在其韵书前大多写有序文和凡例，这些序文和凡例是了解编者词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二）以单篇文章形式出现的词集序、跋、题记
以单篇文章形式出现的序文、跋语和题记，包括为他人词集所作序文和为自己的词集所作序文、跋语和题记两种。为他人所作的序文，其主要目的在评价他人为词之得失，在多数情况下，请序的对象多是作者的师友，因二者在经历、思想、性情和审美趣味上比较投合，序文中对友人的评价，实际上就是作序者审美倾向的表露。如厉鹗《樊榭山房文集》收录有《吴尺凫玲珑帘词序》《张今涪红螺词序》《张龙威红兰阁词序》《陆南香白蕉词序》《群雅词序》，这些词集的作者分别为吴尺凫、张今涪、张龙威、陆南香，他们是和厉鹗来往密切的词友，其生活经历、审美趣味和审美见解与厉鹗是相近或相通的。厉鹗在序文里评价他们的词“清婉深秀”“深窈空凉”“纡徐幽邃”，这些观点实际上就是厉鹗自己审美观念的真实呈现。为自己的词集所作的序文、跋语和题记，更不用说是作者思想的真实流露。此外，这类文章还会介绍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作背景及创作心态，对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凌廷堪《梅边吹笛谱自序》，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学习填词的经历，并谈到了自己词学思想的转变过程。宋翔凤《香草词自序》也谈到自己习词的经历和师友情况，指出张惠言和汪全德对他词学思想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最后谈到自己近时填词意在抒写胸中抑郁不平之声。这些单篇文章大多散见于各种形式的词集，如总集、选集和别集等，有的则被收入某些诗人或词人的别集，在搜集整理上有相当的难度。
（三）散见于书信、笔记、诗话、方志中的论词文字
清代沿明末之风尚，许多文人喜欢撰写尺牍，有些词人在友人来往的书信中也有涉及论词的，有的是谈论当代词坛的某种现象，有的是与友人就某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比如，毛先舒的《与沈去矜论填词书》，是因为不满清初词坛盛行的学柳永之风，专门向自己的词友沈谦所写的一封信。在这篇书信中，毛先舒批评沈谦《云华集》存在的浮艳作风，同时谈到自己的有关看法：即填词要讲离合、讲情景交融、讲雅俗合致。这篇书信是清初关于学习柳永问题的一篇极重要的论词文章。王晫《与友论选词书》是清初关于词选编纂的一篇重要文章，文中抨击了清初选坛的恶劣习气，分析了出现以习好、名望、身份及金钱作为选词标准的种种原因，最后发表了自己关于选词标准的具体意见：“操选者如奏乐，然必八音竞奏，然后足以悦耳；如调羹，然必五味咸调，然后足以适口。”[35]即所选之词应该是多种风格并存，“切不可执一以概百”。诸如此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书信，还有沈谦的《答毛驰黄论填词书》、纳兰性德的《与梁药亭书》、吴锡麒的《与董琴南论词书》、潘德舆的《与叶生名灃书》、谢章铤的《与黄子寿论词书》等。[36]
清代笔记中也有大量的论词文字，这些散见于各种笔记的论词条目，因为比较琐碎且不成系统，通常不为人所重视，但却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往往与作者的论词专书和专题论文相互发明，或者补充专书未能展开的内容，或者说明作者词学观念的转变。王士祯是清初著名诗人，他撰有词话专著《花草蒙拾》，但也在《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等笔记里谈到词的问题，这些意见往往与《花草蒙拾》的论词见解相互发明。如《花草蒙拾》分别以李清照、辛弃疾为婉约、豪放之大宗，《香祖笔记》卷八也说：“词家绮丽、豪放二派，往往分左右袒。予谓：第当分正变，不当论优劣。”《古夫于亭杂录》卷四也说：“词如少游、易安，固是当行本色，而东坡、稼轩以太史公笔力为词，可谓振奇矣！”这说明论词主正变是王士祯的一贯思想。纳兰性德是清初三大家之一，他没有专门的论词著作，却撰有笔记《渌水亭杂识》，它是我们了解纳兰性德词学思想的重要文献来源。谭献是晚清常州词派的代表，其专门的论词文字只有《箧中词序》《复堂词序》和《箧中词》中的有关评语，大量的论词文字散见于他所写的《复堂日记》，后来他的学生徐珂根据《复堂日记》《箧中词》《词辨》整理出在近代有重要地位的词学文献——《复堂词话》。
在清代，诗话与词话已呈由合转分的态势[37]，诗话中涉及词的文字不是很多，但有些诗话中仍有不少论词意见，值得重视。如毛先舒的《诗辩坻》卷四，有专门谈词曲的文字23条；刘熙载的《艺概》卷四，也专门论述词曲问题，涉及词的部分共有118条。方志中的论词文字是指人物志中对有关词人的评价，有的艺文志中还收录有词集序跋。
（四）散见于诗集词集中的论词诗、论词词及词题序
论词诗主要包括论词绝句和词集题咏两种形式，如纳兰性德的《填词》便是一首很重要的论词诗，诗中，作者表达自己推尊词体的词学观念，主张词应该与诗一样有《骚》《雅》之旨。王时翔《小山诗初稿》中有不少词集题咏，如《题周乾初词卷》《题汉舒姪香雨词后》《题画空词》《题陈北溪词稿后》，都是清代比较重要的论词诗。论词绝句是清代词学批评的一大景观，在清代诗文集中，存有数量相当可观的论词绝句。据吴熊和先生的初步统计，清人诗集中的论词绝句多达38种共计814首，评价的对象涉及自唐宋到明清的历代词人。[38]因为清代文献相当丰富，而且散见于收藏者之手的尚有不少，在这个数字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论词绝句，如陈聂恒《栩园词弃稿》卷四就附有论词绝句十首。还有一种形式的论词诗，这就是清人模仿司空图诗品所作的“词品”，如郭麐的《词品》十二则和杨伯夔的《续词品》十二则，专门描述词的各种风格和审美特征。
论词词主要指专题性论词词或词集题咏，它或是以词的形式谈文学见解，或是通过词集题评就词的问题发表意见。如谢章铤的《金缕曲·谈艺视芑川》便是作者借词的形式用以表达文学观点，词云：“莫笑填词为小道，第一须删绮靡。如椽笔，横空提起，千古名山原有数。这功名，不与寻常比，深相望，子刘子。”但多数论词词是用来题咏词集的，它通常有自题词集和为他人词集题咏两种情况。自题词集者如朱彝尊的《解佩令·自题词集》，是用来发表自己论词主张的，他自称“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说自己的填词是为了“空中传恨”，从这首论词词可看出朱彝尊宗南宋和以清雅为尚的审美取向。张世进的《百字令·自题词集》则重在谈创作过程中的甘苦：“闲情赋罢但拈毫，厌说绮罗香泽；欲横空盘硬语，以失词家本色。对酒当歌，逢场作戏，那有春风笔。难医是俗，寸心精解持择。”为他人词集题者多置于词集之首，既有发表题咏者之词学见解的，也有评价题咏词集之创作风格的。如谢章铤的《酒边词题词》收有高文樵的《满江红》、符兆纶的《浣溪沙》、宋谦的《千年调》及陈遹祺、张僖同调《金缕曲》共五首，它们便是发表见解与品题词集二者兼而有之。
词题序是指置于词作之前的小序，这些小序往往不为人所重视，但却是了解作者创作心态的重要文字。如厉鹗《秋林琴雅》仿姜夔之例，在许多词调下介绍写作背景，文字优美，与正文形成互文关系；江藩《扁舟载酒词》则在《暗香》《疏影》《声声慢》《杏花天影》《梦芙蓉》等词调后，用大段篇幅考证音律，为清代音律学的重要论述。
（五）以词集形式出现的词选、词评及词籍目录提要
清代有着浓厚的编纂词选的风气，编者以选词方式传达其审美趣味和传播其词学思想，在很多情况下，某一词派在词坛影响的扩大，往往要借助于词选的传播和张扬。浙西词派因为《词综》的出版，在很短的时间内影响了大江南北，常州派也是因为《词选》的印行而确立了该派在江浙词坛的盟主地位。因为认识到词选在思想传播方面的重要功效，大多词派或词学家都编有各种形式的词选，这些词选或是选辑唐宋名家名篇，或是选辑本派词人的代表作品，或是选辑某一地域某一时期的重要词人词作。比如朱彝尊编有《词综》，王昶继之编有《明词综》《国朝词综》《国朝词综二集》，陶梁编有《词综补遗》二十卷，黄燮清编有《国朝词综续编》二十四卷，这些词籍构成一种系列性的历代词选。更重要的是，在编纂宗旨上，不同的词家或词派，根据自己的审美取向，或是选取自己偏好的词家词作，或是摈弃自己厌恶的词家词作，这些选目、选篇的差别，鲜明地反映了编选者的审美趣味。如《词综》所选南宋词较多，尤以姜夔、张炎、吴文英、王沂孙为多，表现了朱彝尊尊南宋、尚清空的审美理想。《词选》选辑的晚唐五代词较多，尤以温庭筠、冯延巳、韦庄、欧阳修为多，表现出张惠言推崇晚唐五代的词学思想。
清人不但喜欢编选各种形式的词选，而且热衷于品评词作，过去，人们认为清代词选中的评语多为吹捧之辞，不过，从文献角度考察，我们认为对这一情况切不可一概抹杀。比如，在清初，许多人对词的问题发表了很重要的意见，因为词家专集的失传，这些批评性的文献资料已无法寻找，但是因为有聂先、程洪《百名家词》的流传，这些批评性的文献资料被零星地保留下来，这对了解清初词坛的词学观念具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有些词派通过编词选、品词作来宣扬自己的词学主张，这样的批评性文字对把握某家某派的词学观念显得尤为珍贵。比如程洪、先著的《词洁》，许昂霄的《词综偶评》，张惠言的《词选》，周济的《宋四家词选》，谭献的《箧中词》，皆是如此。
词集目录提要也是颇为重要的批评文献。宋代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里有不少批评文字。毛晋编《宋六十名家词》也写有不少跋语、校记，在词学批评极为罕见的明代，这些成为极重要的批评文献。清代比较重要的目录学文献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近年来，已有学者写有专门的论文，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词曲卷的词学批评成就。[39]在其他公私著录里，也还有不少词学批评文献，需要研究者做进一步的整理工作。
二 清代各类词学文献的学术价值
清代词学文献种类繁多，数量可观，庋藏分散，编纂工作正在进行中的《全清词》，已完成了顺康卷20册、补编4册、雍乾卷16册，但《全清词》整体推出，预计是在10年之后的事。因此，一般研究者了解和搜集清代词学文献的主要渠道是《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续修四库全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清代诗文集汇编》《清代稿本丛书》等大型丛书。
《四库全书》成书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是清朝乾隆时期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一大成就。全书采取经、史、子、集四分法，集部又分为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四种细目，词曲类收录清代词学文献8种（词集1种，选集2种，总集1种，词话2种，词律2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目”著录的清代词学文献有19种（词集7种，选集、总集7种，词话3种，词律2种），1997年，齐鲁书社编纂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只收录了其中的11种（词集4种，选集、总集3种，词话2种，词韵、词谱2种）。但《四库全书》成书于乾隆年间，在这之后出现的词学文献是无法著录的，然而，即使是在此前出版的大量散见于民间的各种词籍，也没有编入《四库全书》，因此，仅仅依靠《四库全书》来了解清代词学文献是远远不够的。20世纪前半期编纂的大型丛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及20世纪后半期出版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续修四库全书》《四部丛刊》，正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四部丛刊》初编刊于1919年，再刊于1929年，辑录清代文献44种，其中包括词集《曝书亭集》《迦陵词集》《樊榭山房集》《定庵文集》《茗柯文编》5种。《四部备要》刊印于1936年，以排印本和缩印本两种形式出版，其中收录的清代词集有6种计47卷，总集7种，词谱1种。《丛书集成初编》刊印于1935～1937年，辑录的清代词籍有29种（词集20种，词话9种）。《丛书集成续编》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于1989年刊印，收录清代词学文献56种（词别集48种，词话4种，词总集3种，词谱1种）。《续修四库全书》是近年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组织各方面专家学者花了十余年的工夫整理而成的近代大型文献丛书，著录清代及近代词学文献92种（总集1种，别集59种，选集11种，词话14种，词谱7种），这是目前收录清代词学文献比较完备的文献丛书。
在几部大型丛书之外，许多中等规模的丛书，也收录有数量相当可观的清代词学文献，有的还是专门的词学文献丛书。根据上海图书馆编纂的《中国丛书综录》，比较著名的词学丛书是《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100种，《广川词录》8种，《清季四家词》4种，《国朝六家词钞》6种，《百名家词钞》60种，《吴氏石莲庵刻山左人词》9种，《安徽清代名家词》第1集11种，《练川五家词》5种，《明湖四客词钞》4种，《国朝名家诗余》17种附录2种，《浙西六家词》6种，《淮海秋笳集》12种附录1种，《词话丛编》51种，《清名家词》10册计120种，等等。当然，在各种丛书之外，更多的还是以单行本形式出现的词集、总集或选集，有的还是以抄本或稿本形式出现的稀见词籍，这些文献就必须借助现代图书情报机构编纂的各种文献目录来获得。值得一提的是，从1995年到1997年，林玫仪、吴熊和、严迪昌三位海峡两岸的词学家共同合作，从全世界的范围内搜罗，吴熊和、严迪昌承担大陆部分，林玫仪搜集港台地区以及美国、加拿大部分，辑成《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一书，分正编、附录两部分。正编为“见存清词别集库藏目录”，附录为“合集、选集或个人词集子目”，合计著录清词6276种，作者2000余家。编纂者认为：“大陆馆藏清人词集数量浩繁，叹为观止。唯清词之集，散存南北，遍布四隅，毋论通都大邑抑辟地边县，随处可见。……故私家所藏之本不易遍觅，公众馆库亦难称搜检周全。虽然，存世之清词别集，本《目录汇编》大抵已得其十九则断可自信。”[40]
尽管零零碎碎的词学文献浩如烟海，但也不是无根可寻，搜集的渠道是相当多的，目前，比较集中反映清代词学文献的目录有：《贩书偶记》《中国丛书综录》《清人别集总目》《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续修四库全书稿本提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
然而，搜集清代词学文献的最终目的是有效利用，也就是说，从现代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怎样才能充分发挥清代词学文献的学术价值呢？我们认为，在利用清代词学文献过程中，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它的文献价值：
第一，校勘辨证。清代词学文献众多，利用的过程中尤其应该注意它的可信度，词集及它的作者归属虽不像唐宋文献那么复杂，但所编纂的唐宋词选及各种词话，在唐宋词的作者及作品归属问题上应慎重而行。如沈时栋的《古今词选》选录柳永词二首，其中有一首是《多丽》（一名《绿头鸭》），但这首词的作者应该是元人张翥，沈氏完全沿袭卓人月的《古今词统》的说法，将它划归到柳永的名下。即使是做过校勘考证工作的朱彝尊之《词综》，也有不少疏漏处。据焦循《雕菰楼词话》可知，《词综》所选张可久之《风入松》，将原作“双双为我留连”改为“双双燕、为我留连”。又《人月圆》中“一片春梦，十年往事，一点诗愁”，“诗愁”被改为“闲愁”；“故人何在，前程那里，心事谁同”中，“前程那里”被改为“前程莫问”。这种随意改动的情况，在清代词话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引用前人的材料既不注其出处，又随意割裂原文，或是张冠李戴，误传词作。唐圭璋先生在编《词话丛编》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点，他说：“沈雄《古今词话》、《历代诗余》、《词林纪事》所引宋人之书，必须查考宋人原始材料，决不可信清人之误引。”[41]后来，他为徐釚《词苑丛谈》作校勘，全部核对了原始文献，指明材料之原始出处。这方面的工作看起来无关紧要，却关系文献真伪之大是大非，这对了解词话作者之思想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如李康化所作《〈西圃词话〉考信》一文，将田同之《西圃词话》的引文一一指出原始来源[42]；屈兴国《从〈云韶集〉到〈白雨斋词话〉》一文[43]，也通过比勘陈廷焯《词坛丛话》与《词综》《清漪轩词选》，指出其中的大部分文字来自《词综序》《词综发凡》《清漪轩词选发凡》。这样的校勘辨证，就可以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一位理论家所接受的词学思想及其思想之原始来源。
第二，史料价值。清代词学文献极为丰富，既有专门性的词总集或别集，也有各种形式的文集或诗集来收录词学文献，各种文献之间有时还有互补性。前文讲过，在清初有很多地域性的词选，如《松陵绝妙词选》《柳洲词选》《西陵词选》《荆溪词初集》《清平初选后集》等，这些词选选录了不少名不见经传的词家词作，它对后代了解清初江浙词坛的繁荣景况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有的词家因为思想的变化，后来在编辑自己的作品集时往往会删除早期的作品，如朱彝尊早年的《眉匠词》便不为《曝书亭集》所收，我们今天见到的《曝书亭词》多是其学南宋的词作，其实从《眉匠词》来看，他是从学柳永、周邦彦入手，而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对柳永、周邦彦持否定态度。陈维崧是清初以宗法稼轩风而知名的阳羡派领袖，但他早年曾从云间派作家陈子龙学填词，后来也多次参加由王士祯在扬州主持的唱和活动，这一时期的词作多为冶艳之篇，被收入邹祗谟所编的《倚声初集》。如果这些词籍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就很难了解到清代词坛创作的真实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量词学文献被保留有助于后来者认清历史的真实面目。清代的出版业十分发达，有些经济上稍微宽裕的作者，当他的作品达到一定数量时，即付梓行世，因此，清代出现了有的人有多部词集传世的特殊现象。如周在浚有《花之词》《梨庄词》，朱彝尊有《眉匠词》《江湖载酒集》《静志居集》《蕃锦集》，姚燮有《疏影楼词》《疏影楼词续集》……这些词集体现了他们创作和思想方面的发展轨迹。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有的词话不但记录了作者的创作动机，而且也转录了不少现代已经失传或很难搜集到的词学文献。如谢章铤的《赌棋山庄词话》中保存了大量的清代词学文献，有的是转录词家词作，有的是描述创作背景，有的是抄录他人的词集序跋等，它们都有存史的意义。
第三，学术价值。大量的清代词学文献流传下来，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其学术价值更为重要。周济说过：“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44]清代的作者将当时的历史和自己的心态，真实地记录在自己创作的文本里，后代的研究者通过阅读清词的文本，去洞悉清代的历史面貌和清人的心态状况。我们认为，清代的词学文献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价值：一是真实地反映了词人的内心世界。清代是文字狱十分猖獗的时代，有因为编字典而招杀身之祸的，有因为作诗而被人罗织罪名的，有因为投书献言而被贬官职的，但却从未出现过因填词而遭罪的，这是因为词以其“小道”“末技”的地位，向来不为人所重视，故而成为清代文人抒写自己性灵的重要载体，成为我们了解当时文人真实心理的一面镜子。二是全面地反映了清代社会的风俗世情。清词较之宋词的一个重大突破是题材的广泛性，在清词的世界里，有“与国家民族息息相关的时政大事，以及故国之痛、民生疾苦、天灾人祸、战争动乱、洋人入侵、贬谪充军、贫富不均、科举考试、黄河决堤、壮丽山河、天上仙境、民族风情、历史人物、历史陈迹、题画咏物、胸中块垒等等，以及日常生活细致、天伦之乐、朋友情谊、两地相思等”[45]。三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清代词学思想的特殊性。清词的发展与时代有同步的一方面，也有不同的一方面，在近代，曾经出现过“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唯独没有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词界革命，[46]在诗、文、小说蓬勃发展的时候，它继续坚守着“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唱着“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诗学老调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古代文学传统所坚守的最后一块领地，这些都可以从大量的清代词学文献里得到印证。
三 20世纪以来清代词学文献整理述评
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清代词学文献整理曾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但一直无人进行系统整理。笔者近二十多年来尤其注意搜集有关文献整理的信息，初步统计的结果是词集58种（总集4种，选集或选注25种，作品单行本29种）、词谱词韵20种（词谱18种，词韵2种）、词话20种（含丛书3种），在大陆难以较为全面地搜集港台地区的整理成果，这里只能就大陆地区的清代词学文献整理成果进行粗略的介绍和评述。[47]
（一）清代词学文献整理的两次高峰
伴随着20世纪新曙光的来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落下了它的帷幕，清代词学文献的整理工作亦随之奏响了序曲。从1911年至1930年的二十年时间，相继有《周氏词辨》《填词图谱》《考证白香词谱》《天籁轩词谱》及《天籁轩词韵》重印。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出版的徐珂《清词选集评》（商务印书馆）和《清代词学概论》（大东书局），前者选辑清代历朝名家名篇620余阕，是一部初具规模的清词选本；后者将有代表性的词人词评汇辑成一编，初步勾勒出有清一代词的发展与演变脉络。
从1931年起，词学研究进入深化发展时期，先后出版了《词曲通义》（任中敏）、《词学》（梁启勋）、《词学通论》（吴梅）、《词学研究法》（任二北）等通论性著作，以及《词史》（刘毓盘）、《中国词史略》、《中国词史大纲》（胡云翼）等描述历代词史发展脉络之专著，还有专门性的词学刊物——《词学季刊》和《同声月刊》，它们先后在上海出版，把当时全国著名的词学名家吸引到它的阵营之下，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专题性词学论文。在这样喜人的形势下，整理清代词学文献的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在词集方面，有王煜编选的《清十一家词钞》、陈乃乾汇辑的《清名家词》、胡云翼编的《清词选》；在词话方面，有王文濡的《词话丛钞》、唐圭璋的《词话丛编》（1934），后者收录历代词话60种，其中清代词话多达41种；此外，《丛书集成初编》《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丛书收录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清代词学文献。这一时期，词学文献整理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全清词钞》的编纂。它的编纂者——叶恭绰先生，自20年代初开始即留心对清代词籍的搜集，到1930年为止已搜罗到清代词家4850余人，还按籍贯和朝代作了系统的归类和整理。这项工作，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前后持续了30余年，耗费了叶恭绰先生大半生的心血，一直到1952年才算是全部告竣。《全清词钞》1975年在香港出版，1982年在内地由中华书局出版。与此同时，编辑小型词选的工作也全面铺开，前后出版有胡云翼《清词选》（1946）、叶恭绰《广箧中词》（1935）、龙榆生编《近三百年名家词选》（1956）三种选本。《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所选时段跨明末至民国初的三百年，但主体部分仍然是清代的268年时间，相对于《全清词钞》，它系以词人传记，汇以历代词评，是一部简明的清词通行选本。此后，因为政治运动的到来，清代词学文献的整理工作进入了沉寂的20年。
1978年以后，大陆学术界出现思想解冻的迹象，文化传统再次受到重视，这也带来了词学研究工作的逐步复苏。这一时期，词学研究与文献整理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重编本）先后推出，《词学》《中华词学》《中国韵文学刊》等专门刊发词学论文的刊物相继创办，《北宋词坛》《南宋词史》《唐宋词史》《清词史》《唐宋词通论》《中国词学史》《中国词学批评史》等有分量的词学专著不断涌现。在清代词学文献整理方面，除了重印前一时期的文献整理成果外，还特地影印了《钦定词谱》《词学全书》《瑶华集》《词则》《白雨斋词话》等重要文献和稀见词籍，这对开拓人们的视野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进入80年代后，清代词学文献整理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好势头，90年代，这一势头继续发展并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丰收。在选本方面，有《清词选》（张伯驹）、《清词选注》（汪泰陵）、《清词三百首》（钱仲联）；在词集方面，有钱仲联《清八大名家词》（收录《湖海楼词》《曝书亭词》《通志堂词》《樊榭山房词》《定庵词》《忆云词》《云起轩词》《彊村词》）；有夏承焘主编的“天风阁丛书”（收录《饮水词》《曝书亭词》《迦陵词》《梅村词》《衍波词》《板桥词》）；在词话方面，有唐圭璋点校的《词苑丛谈》、重编的《词话丛编》，后者收录清代词话达61种之多；还有程千帆先生主编的“明清文学理论丛书”，收录《清人选评词集三种》《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不但重新整理了后者的原始稿本，公布了大量的新获词学文献，而且对原文所涉及的其他文献作了注释和征引，为进一步开展词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时词话的整理也从单纯梳理整部著作，深入到对一些单篇论文序跋的搜集，出版有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吴相洲《历代词人品鉴》、孙克强《唐宋人词话》及尤振中《清词纪事会评》、严迪昌《近现代词纪事会评》等。与唐圭璋《全宋词》《全金元词》相配套，20世纪词学文献整理的一项巨大工程——《全清词》也上马了。此工程由南京大学中文系牵头，汇集江、浙、沪、皖等地学术力量，历时20余年，至2002年，已出齐“顺康卷”的20册，收词5万余首，这是20世纪在清代词学文献整理方面最大之收获。同时，严迪昌先生凭着自己多年的词学文献积累，整理出一部中等规模的《近代词钞》，收词人201家，词作5500余阕，这是清代词学文献整理方面的又一大收获。
这一时期还出版有一大批丛书，也带动了清代词学文献的整理工作。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录《浙西六家词》十一卷、《古今词论》一卷、《填词名解》四卷等，《四库全书禁毁丛书》收录《瑶华集》二十二卷附二卷，《续修四库全书》收录有《今词初集》二卷、《倚声初集》二十卷等，《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录《纳兰词笺注》，《吴梅村全集》所收《梅村词》及《忠雅堂集》所收《忠雅堂词》等。
（二）清代词学文献整理的三个重要特征
综观20世纪清代词学文献整理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可以说是从旧籍重印、版本校勘到注释诠评，从稀见词集搜集、词话资料汇编到词评的整理，皆有不俗的表现。
第一，整理方法和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从清代词学文献整理的两次发展高峰看，每一次高峰的来到都是以初期的文献积累作基础，后期的繁荣则具体表现为点校、笺注、诠评、辑佚等多种整理方法。如徐釚的《词苑丛谈》是一部编于清初的词话丛编，唐圭璋的校勘本着重补充其征引文献的不足；王千里的整理本着重注释文中有关征引文献，进一步改善原编的缺陷和不足。再如纳兰性德词是20世纪清代词籍出版的一大热点，但不同时期的版本都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点，如李勖《饮水词笺》（1937）是纳兰词的第一个注本，冯统一校《饮水词》（1984）是纳兰词的第一个校本，张草纫《纳兰词笺注》（1995）是第一个校注合一本。在传播方式上，早期多是采取影印的方式出版词籍，以满足人们急切了解清代词籍的需要；但后期逐渐走向精细化，如广东社的“天风阁丛书”使用的都是现代排印本，它对照各种版本，择善而从之。近几年来，清代词学文献传递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即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普及化，有些清代词学文献经过数字化处理被搬上了有关网站，方便了研究者的检索和利用。但据笔者初步统计，目前上网比较多的还是纳兰性德的词，但因为大多数网站录入文字校对不精，错讹甚多，有些文字甚至还无法录入，因此影响了它的利用效率，还有待进一步的改进和提高。
第二，学术性研究与普及性传播双向发展。从清代词学文献整理的两次发展高峰看，第一次高峰时期比较注重对原典的影印，因为这一时期知识阶层普遍接受过国学的教育和熏陶，无需作基础性的注释工作和鉴赏点评；第二次高峰比较显著的特点是学术性校勘与普及性注释并行发展。从学术性校勘看，注意征引原始词籍，结合其他版本，进行点校，如岳麓书社出版的《清八大名家词集》选辑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等8家词。以《曝书亭集》为例，它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校以万有文库本、清名家词本、天风阁丛书本。有的选本还作了注释，汇集历代词评，同时收集了大量的研究资料，为研究者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学术价值也越来越高。从普及性的注释看，目前关于清词的选本尚不多，比较重要的是汪泰陵的《清词选注》和钱仲联的《清词三百首》两种选本，前者重在注辞义，也兼注用典的情况；后者除释义注典外，还兼有点评，是一部比较优秀的选本。严迪昌的《清词史》既是一部开创性的清词史，也是一部选择非常精当的清代词选，它在介绍词人生平、创作风格时，适当举例分析具体的词作，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一个词人的艺术风貌，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要优于任何一部单纯以选词为主的清词选本。
第三，对目录、词集、词话、词谱、词韵的整理齐头并进。清代词学文献还没有一个专门的目录，过去了解清代词学文献主要借助于《四库全书》，目前可资利用的目录工具书有《贩书偶记》《中国丛书综录》《中国丛书广录》《中国丛书综录续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五部目录学文献都是在20世纪完成的。《全清词钞》卷首所开列的征引书目，其实也是一篇非常详尽的清代词学文献目录，前文提到由吴熊和、严迪昌、林玫仪三先生合编的《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在台湾出版，它对现存于世界各地的清词别集作了一次全面清理，是目前了解清词见存情况的一部最完整的清词目录工具书。由李灵年、杨忠编纂的《清人别集总目》，是目前著录清人文集最为完备的目录类著作，其中有很多词集附于作家别集之后，这部总目也是一部重要的清词目录类著作。词集的整理是当前取得成就最高的部分，有总集性质的《全清词钞》《近代词钞》，以及近年出版的《全清词》之“顺康卷”和“雍乾卷”，也有选集性质的《广箧中词》《清十一家词钞》《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还有地域性的《近代蜀四家词》《六家词钞》《粤西词载》《历代蜀词全辑》，更多的则是对大量的著名词家词集单行本的整理与出版，如《朱彝尊词集》《陈维崧词选注》《纳兰词笺注》。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后两个高峰时期，纳兰性德词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前期出版有五种版本的纳兰词，后期有不同形式的纳兰词达十余种之多。八九十年代对有关清词别集的整理，渐由一流大家转向二三流词人，先后出版有《水云楼词》《疏影楼词》《王鹏运词选注》等。近年来出版的《词学》及“新世纪万有文库”还公布了一大批珍贵的清代词学文献，如《幽兰草》《兰皋诗余近选》《春草词》等。词话的出版已突破《词话丛编》的范围，出版了笺校性的词话注本，如王千里《词苑丛谈校笺》、屈兴国《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蕙风词话辑注》等。近二十年来，清代词论的搜集范围，由词话扩展到论词词、论词绝句、书信序跋、笔记、目录提要、词集点评等，孙克强《唐宋人词话》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遗憾的是，作者将大量的清代词论资料切割开来，这固然便于读者查找、利用唐宋词评论资料，却也让急切了解清代词学资料的读者无法获得完整的印象。北京大学中文系程郁缀教授已搜集到论词绝句850余首，正在做笺注的工作。[48]词谱、词韵的整理相较于词集、词话要缓慢些，大多停留在影印的初级阶段，但1996年出版了一部很重要的词谱——秦巘编《词系》，1931～1935年，赵尊岳、任二北、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等学者在扬州寻访到此书稿本，但在接洽出版时以失败告终，之后湮没无闻达半个多世纪，直到1983年，唐圭璋再次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发现此书稿本，而后由该校邓魁英、刘永泰两位先生整理出版。1999年又出版了一部有划时代意义的《碎金词谱今译》，整理者刘崇德、孙光钧以五线谱翻译了谢元淮《碎金词谱》全部曲谱，这是20世纪词学文献整理工作对古代音乐文化的一大贡献。
（三）新世纪清代词学文献整理业绩述略
从1978年到2018年整整40年之间，词学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9）是恢复发展期，第二阶段（1990～1999）是起步腾飞期，第三阶段（2000～2018）是全面繁盛期，对于第三阶段的研究成果的回顾尚不多见，兹择要将相关研究综述如下。
首先是大型丛书的影印出版，如《清代稿本丛书》《清代诗文集汇编》《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晚清四部丛刊》等，这些大型丛书均收录数量不等的清词文献，为新世纪的清词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由张宏生教授主编、凤凰出版社推出的《清词珍本丛刊》24册，更成为新世纪清词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该书收录了清代珍贵的稿本、抄本、刻本共219种，涉及的作者有200多位，许多版本中还保留了评点和批语等重要信息，对于清词研究而言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一些地域性文献丛书比如“泰州文献”（《玉藤仙馆词存》《芷衫诗余》《忆园词钞》）、“衢州文献集成”（刘观藻《紫藤花馆诗余》一卷、刘毓盘《濯绛宦存稿》一卷）、“无锡文库”（侯晰《梁溪词选》、顾景文《匏园词》、邓瑜《蕉窗词》）、“扬州文库”（王士禄等《广陵倡和词》七卷、徐石麒《坦庵词曲两种》、程梦星《茗柯词》一卷、马曰璐《南斋词》二卷、马曰琯《嶰谷词》一卷、焦循《里堂词》二卷、孙宗礼《二十四桥吹箫谱》二卷外卷一卷、闵尔昌《雷塘词》一卷、郭坚忍《游丝词》、汪潮生《冬巢词》四卷、刘恩黻《麐楥词》、程宗岱《梦芗词》二卷、王敬之《三十六陂渔唱》）、“广西历代文献集成”（《龙启瑞集》《王鹏运集》《况周颐集》）、“福建文史丛书”（《何振岱集》《闽词钞》《闽词征》）、浙江文丛（《历代两浙词人小传》《朱彝尊词集》《彭孙遹集》《谭献集》《厉鹗集》《项莲生集》）等，都有数量不等的清词文献。其他大型影印丛书如《清代家集丛刊》收集家族词集、《清代闺秀集丛刊》，《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述汇刊》收集女性词集，《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收集结社唱和之作，它们对清词研究均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其次是出版了一大批清代词学文献的点校本与整理本，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名家词选刊”，收录《忆云词》《复堂词》《香雪词钞小山诗余》《柘西精舍词》；《词话丛编》系列丛书的续编、二编、补编则收录大量的清词话，凤凰出版社推出的《清词序跋汇编》更是几乎把全部清词序跋、题识收纳其中，编者冯乾利用南京大学《全清词》编纂的现有材料进行文献的再加工，依年代顺序辑录清词序跋3000余篇，为清词研究提供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词学批评文献；此外，一些稀见文献的重出与整理也值得关注，如《复堂词录》《清词玉屑》《况周颐词话五种》《重校十三楼吹笛谱》等，都是以前很难寻访到的词学史料。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是《全清词》“雍乾卷”和《全闽词》的出版，它们代表着新世纪清词文献整理的两个重要方向，或者说是清词文献整理在新世纪的两项重要成果。《全清词》“雍乾卷”凡16册，收入词人959家，词作近4万首，词人词作数量都是明代的两倍。“该书全景式展示清代雍正、乾隆时期词坛风貌，全面呈现该时期各类词人群体及其创作，以丰富的文献证据纠正学界此前一直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并载录了大量尚未被关注或者被忽视的作品，充分展现了雍乾词坛的丰富内涵。”[49]《全闽词》凡5册，由厦门大学中文系刘荣平先生历时十年整理而成，共收录闽籍词人606家，词作13352首，是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庞大、收录作品最为繁富的地域词作总集，其对《全清词》失收、漏收之作多有补遗，特别是嘉庆、道光以至民国年间未有总集编成的词作，《全闽词》乃是这一时段闽词的首次全面汇编，从这个角度而言，“它为闽词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对闽词作家、闽学研究及闽地文化建设有着巨大的参考价值”[50]。
第三，对清代词籍的笺注与研究成果亦特别丰硕，地域性丛书诸如“岭西词人丛书”——沈家庄、朱存红《王鹏运词集笺校》，秦玮鸿《况周颐词集校注》等；词人别集的整理或笺校，如彭靖《王船山词编年笺注》、陈继龙《吴梅村词笺注》、段晓华《珂雪词笺注》、胡愚《黑蝶斋词校笺》、刘勇刚《水云楼诗词笺校》、杨柏岭《龚自珍词笺说》、陆有富《云起轩词笺注》、梁扬与黄红娟合著《岭西五家词校注》、白敦仁《彊村语业笺注》、陈永正《王国维诗词笺注》、胥洪泉《顾太清词校笺》、金适《顾太清集校笺》、刘斯翰《海绡词笺注》、程郁缀《徐灿词新释辑评》、马大勇《史承谦词新释辑评》、卢兴基《顾太清词新释辑评》以及叶嘉莹《王国维词新释辑评》等，笺注者多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其笺注都能做到后出转精，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学术含量也大大超过此前同类注本。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清词选本也不容忽视，如艾治平《清词品读》、贺新辉《清词之美》、叶嘉莹《清名家词选讲》、陈水云等《新译清词三百首》以及马兴荣《晚清六大家词钞》等，为清词在新世纪的普及、传播、经典化作出了努力。而词话类文献则以整理、笺注和疏证为主，如彭玉平《人间词话疏证》、孙克强主编《白雨斋词话全编》《大鹤山人词话》《清人词话》《论词绝句二千首》、程郁缀与李静合著《历代论词绝句笺注》、杨传庆辑《词学书札萃编》、刘荣平《赌棋山庄词话校注》等，它们是这一时期词话类文献的代表性作品。另外，这一时期对词律文献的整理出现了一种新现象，经过整理的词谱、词律之作越来越多，如罗辉《新修康熙词谱》、蔡国强《钦定词谱考证》、谢映先《中华词律》（修订本）等，纠正了旧词谱（《钦定词谱》）的许多错误，并就唐宋词律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总之，新世纪的清词文献整理在数量和质量上较20世纪而言，都有大大的提高，既有对一个时段全集的搜集和整理，也有对一个家族、一个地域或一类群体作品的汇编，更重要的是，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的互动共同促进了新世纪清词研究的全面繁荣，新材料和新文献的发现使人们对清词有了新的认知，如2008年由张宏生教授主编的“清词研究丛书”，就是他带领学生在点校、整理、编纂《全清词》基础上完成的重要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