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城镇化“内生式”发展的建构路径

实现人的城镇化，关键是让农民变成市民。除了完善中小城市配套环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尽量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让市场在城镇化建设中起决定性作用才是根本”。^[17]如何实现就地城镇化的目标，留得住人，就是要实现城镇化的“内生式”发展。通过内生机制的作用，增强城镇的活力，增加就业机会，留住农村劳动力，吸引本地农民就地城镇化。

“内生发展”强调的不仅是城镇化率，更重要的是强调城镇本身依托和整合内部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是农民从物质、心理和制度上认同为市民的过程。城镇发展可以借助外力，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也必须借助外力，但最重要的是整合本地资源，以本地控制和本地价值为主导。因此建构路径主要从城镇与人的内生性发展两方面去考虑。

（一）促进城镇的内生性发展

1.振兴乡土工业：以本地资源为基础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就提出了乡土重建的思想，即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将以农业为基础的已趋衰落的传统乡村“重建”为包含现代工业文明的工农相辅的“新农村”（李国珍、张应良，2013：94）。“发展乡村工业并非简单地恢复传统乡村工业，而是将传统的乡村工业改造成一种新型的‘乡土工业’。乡土工业的形式可以是手工的，也可以是机器的；可以是家庭性的，也可以是工厂性的。关键是这种工业不同乡村隔离，在原料、劳工、资本等方面以乡村为来源。”（阎明，2004：163）因此本地乡土工业是在本地优势资源的基础上，开发特色产品和服务。通过企业投入技术和资本，对资源进行加工和再塑造，发展特色产品。在特色产品的基础上，形成特色产品的产业链。

2.培育特色中小城镇：以特有的IP为突破口

在推进人的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尊重农民的选择，赋予村民选择以何种方式建设自己家园的权利。苏南城镇化的过程离不开工业的支持，但是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不一定必须发展工业。农民有稳定的收入、农村实现现代化就是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目标。“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在未来五年中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特色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鲜明、产城融合、充满魅力的小城镇”。近来“镇级市”的概念频频被提及，“镇级市”最重要的就是让乡镇具有城市的功能，特色中小城镇是突破口。突破的关键就是IP，IP就是不同小镇的特色。特色IP的基础是特色产业链，无论是旅游小镇、制造业小镇、文化小镇都必须建立在特色产业的基础上。首先，产业规划与小镇整体特色相匹配。政府要从小镇自然环境或者文化氛围的整体特色上引导产业规划，产业规划要注意保护小镇的自然环境和挖掘小镇的文化内容，注重产业与生态、文化的整合。其次，产业发展要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为目标。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政府要积极引导产业的发展规模和方向，注重高端产业、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以提高特色产业的竞争力。

3.重建中国传统文化：以传统民俗风情为根本

大众媒体的普及、信息的公开以及人口的流动、价值观多样化导致农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道德准则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农村文化受到冲击，乃至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受到了工业文明摧残性的打击。建筑师、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王澍在2016年“TEDx上海”活动中，呼吁城市向乡村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明，它的根在农村、农业、农民当中，有稳定的结构和自我更新能力。这种内在的稳定性和整合性，也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能传承千年的重要原因。重新认识地区文化、家族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的整合作用，寻求促进内发发展的文化动力，促进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对于社会秩序的重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陆学艺，2001：6）。因此，首先，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场景再现。消除对乡土文化的偏见，宣扬“小桥流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幸福惬意的生活方式。进行地区文化、家族文化的再整合，如方志和族谱的再修订，增加对传统习俗的认识度和认同度。文化冲击中被抛弃和打倒的民风乡俗，选择恰当的时机重现，呼吁村民参与。其次，要加强对城镇空间的合理规划，以本区域长期形成的民俗风情为基础，以此作为小镇对外宣传的名片。最后，政府出台保护政策传承民俗风情，如对非遗传人的物质精神鼓励、对特色产品配方的保护、举办相关的文化活动。

4.留住农村精英：以政治和经济激励机制为鼓励手段

早在2001年陆学艺在对河北三河市行仁庄的田野调查中就指出：农村（社区）精英是农村社区内发发展的主导力量。农村精英是农村的“核心人物”，掌握着村庄的优势资源。中国乡土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差序格局，因此出生于村庄的农村精英的言行举止对农村的发展意义重大，对村民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与一般村民相比，他们具有较多的资金、较好的技术和较先进的文化理念，这也就决定了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导力量。帕森斯在其“社会结构理论”中就提出：社会行动系统往往通过地位、角色把个人与他人结合起来，从而把个别行动整合为社会行动系统。因此，首先，要提高农村精英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政府要给予他们恰当的政治身份，将其任命为村中的管理层，参与村庄建设管理。最好能够职业固化，同时配备完善的工作和社会保障体制。其次，给予农村精英经济上的鼓励。形成一套稳定有效的经济激励机制，如允许和鼓励其在农村创业，并在创业投资方面设有优惠政策扶持。

5.鼓励公众参与：以有效有序性为原则

城镇化的加速，促使农民工和失地农民成为中国数量最大的边缘群体。近年来，农民工与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频发，证明公众缺乏有效有序的意愿表达途径。因此，首先，建立群众的知情机制。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民参与的动力通常来自获取公民接受政策的需求，公民的接受是决策成功实施的先决条件（托马斯，2005：98）。因此建立透明便捷的公众信息知情平台是前提，如建立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公布与城市建设和民生服务相关的政策和项目；完善政府与群众的互动反馈系统，信息平台上要有公示栏与意见栏，以便政府机构及时收集民意与反馈处理信息。其次，建立公众表达的组织化机制。“让农民能与其他组织进行有效的谈判和博弈，真正达到保护自己利益的目的，就必须把单个、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组成自己的农会”（于建嵘，2005），如在乡村社会，可以建立农民自己的农会和农村社区组织；在城市农民工集聚地，将农民工纳入工会中。通过组织，理性地表达和维护自己的权益。

（二）促进人的内生性发展

城镇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和文化都是城镇化建设的硬件条件，人的发展与人的素质是城市建设的软件。马克思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增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促进人的内生性发展的关键，而教育则是最重要的实现方式。“在所有有计划的变迁的实现方法中有一个共同的元素，那就是将有意识地运用和应用知识，作为改变模式和实践机构的工具之一。他们的取向主要是关于教育变迁……”（瓦卡，2007：286）舒尔茨（1960）认为通过教育形成的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可以促进个人或者社会的经济增长。因此促进人的内生性发展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育培训。

1.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以继续教育、培训为手段

城镇化过程中，人力资本存量的不足是农民（工）经济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也是其融入城市生活困难的主要障碍，为农民（工）增能是“内生式”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之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之后，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还是人自身的发展要求，都需要从提高劳动者素质入手，继续教育和培训就是主要方式。因此，首先，建立区域性的农民（工）就业培训机制。政府按人头掏钱或者通过行政命令要求招工企业安排就业培训，以及政府与企业联合的托底培训。有条件或者有更高需求的地区，可以进行农民（工）“SYB创业培训”。其次，建立农民（工）就业培训机构。如苏州建有专门的建筑工继续教育学校等，建立诸如此类的专业培训机构。就业培训不仅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还提高了农民工的收入，让其在城市中能够“留得好”，进而顺利地市民化。

2.提供义务教育保障：以公平合理的教育政策为保障

青少年是未来的劳动者，是城镇未来的建设者和居住者。保障农民工子女和留守儿童能够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是人的内生性发展的基础。城镇化开始之后，一方面，农村人口向城市无序流动，城市承载力不足，农民工自身工作不稳定和流动性强的特殊性，导致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农村文化凋敝，导致留守儿童的义务教育资源配置薄弱。因此，需要通过政府的政策合理有效地分配资源，从而保障适龄青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如苏南地区基本上实施的是“同城待遇、同班学习、同步发展”的“三同”教育，政府提倡“以公办入学为主”。相对宽松的入学条件，保证了绝大部分的农民工子女和留守儿童能够就近入读公办学校，接受平等的义务教育。

总之，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要尊重农民的意愿，进一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本地现有资源相结合，走一条“内生式”城镇化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