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跳槽：农民工群体表达不满的主要方式
当前农民工寻求工资待遇改善与维权存在的制度与非制度的困境，使其无法通过集体行动的力量来维权，只得通过个体理性行动来改变自己的经济待遇，主要是通过离职来表达对资方的不满。大量个体离职也迫使企业主提高工资待遇，以缓解招工压力。因此，个体理性行动也有助于维护集体利益。
制度困境方面，农民工集体维权，要求提高自己的经济待遇，得不到政府与工会组织的支持，而通过法律维权成本过高。农民工集体维权也存在非制度困境，这主要表现在当前中国新工人出身农民，文化程度低，小农意识仍很浓厚，内部不团结。在企业工作中，员工重视老乡关系胜过同事关系。企业工人通过有组织的方式维权较少，即使有，也只是单个工厂或企业工人的集体行动，缺乏多个企业工人的联合。回顾近现代中国工人运动史，大规模的跨厂联合大罢工行动都是在革命知识分子宣传与组织下发动的，而真正由工人自己组织起来的多个工厂或企业的联合罢工几乎没有，其原因在于当时工人群体中并没有善于组织工人运动的“工人精英”。
中国精英阶层与社会舆论对农民工维权支持不够。中国某些经济学家认为，提高农民工待遇，给农民工涨工资，会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对中国制造业发展非常不利，制造业资本会迁往越南、孟加拉国、非洲等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或地区。因此，农民工要求提高工资待遇的呼声得不到社会精英阶层与社会舆论的支持。
面对维权困境，农民工主要是通过个体行动，如离职、跳槽等方式表达对资方的不满，维护自己的权益。跳槽是中国城市农民工维权的独特方式。在“工荒”大背景下，许多民营企业面临招工难问题，为解决此问题，企业不得不提高员工待遇，以吸引农民工，留住农民工，这样，不同企业员工的工资与福利待遇就有了一定的差距。农民工为寻求更高的工资待遇，只能不断地跳槽。对于单个农民工来说，跳槽是一种个体行为，是理性选择的结果，目的是寻求劳动力更高的价格，实现人力资本的增值。从劳资关系角度来看，农民工的高离职率，实际上是对企业工资待遇的不满，是一种无声的抗议。现在农民工在合同期内离职是有经济损失的，根据企业单方面的规定，辞职员工将得不到当月工资与以前扣押的保证金等。但如果考虑到不离职损失更大，工人仍然会选择跳槽。有时工人离厂时与厂方不打一声招呼就走了。如果他住企业宿舍，其全部家当也只有一个旅行包，行动起来非常方便。
现在农民工在求职时，为防范企业主不讲信用，并不相信招聘单位的许诺，而是看已在该企业工作的老乡的“口碑”，即在该单位工作的老乡对企业的评价。如果没有老乡在该单位工作，农民工是不敢贸然在这家企业工作的。已有多项调查证实，农民工在求职时主要依靠老乡关系网络。现在企业招工多利用内部员工社会关系网络招聘，即请已在本企业工作的员工介绍自己的亲朋与同乡来本企业工作，并给予物质奖励。一般规定，由本厂员工介绍来的新员工，如果在企业工作满半年，奖励介绍人100元；满1年再奖励介绍人100元。通过内部员工介绍招聘来的新员工，也容易留得住，通过正规的劳动力市场招聘来的反而留不住。
斯科特在研究东南亚农民抗争时指出，贫困本身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对于农民来说，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比较少，且这种行动过于危险，往往是自取灭亡。为了回避这些风险，农民更多的是采取日常反抗的形式，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也是其重要特点。[12]中国农民工在面对企业不公平的待遇时，有组织的反抗通常比较少，但并不是无动于衷，听之任之，而是经常使用“弱者的武器”，抗议资方的剥削，如在夜间加班时去睡觉、故意损坏机器设备、故意浪费原材料与能源等。这种情况与西方工业化国家早期的工人运动相类似。在某些管理不规范的企业当中，上夜班睡觉是普遍现象，通常是轮流睡觉。当然，管理者对于车间员工上夜班睡觉是知道的，但由于每天上12小时的班，员工没有时间休息，处罚严格又会导致员工不满而流失，所以对于这种行为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于请假要扣全勤奖或扣工资等，为了能有休息的时间，某些企业车间班组在完成平均任务之后，就不想再加班，故意损坏机器。通常，机器设备发生故障以月底为多，这种故障的发生不排除人为因素。另外，生产线员工还非常希望有停电事故，这样全厂放假休息，工资也不会被扣除。
以上迹象表明，当前中国产业工人面对低工资，不再愿意做沉默的大多数，也不再愿意通过离职走人来短暂逃避低工资待遇，他们开始尝试通过集体谈判方式同企业主协商工资。这方面典型的案例是日资本田在广东省南海的零配件厂，经过艰苦的谈判协商，本田南海工厂终于同意提高工人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