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脱殖后的去殖民性：变革对话条件

我不清楚集结于世界公共论坛的我辈中人（学者、知识分子、社会行动者、政府代表、记者）向谁提出第二组问题，就能克服当前局势。但我想，谦逊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当中只有极少数可以介入政府间的政治/军事及跨国金融/企业的决策领域。大体来说，“我们”属于“人民”，而人民在政府间冲突与关系中居于低等重要的位置。“人民”和“民族”对政府来说，变得越发无足轻重（例如“民族”不得不节衣缩食“拯救”政府及其经济部门就是明证），这是全球低迷时期的通病。而我们所能做的，是致力于变革对话条件，这项工作平行于去西方化所驱动的改变对话内容的举措。

为了改变对话条件，我们（“人民”）必须从如下前提开始，即西方（美国、西欧及其同盟）不能再给他们为建构、经营与控制权力殖民模式而炮制的问题提供什么解决之道。然而，西方能够也应该在全球和平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只不过应放弃充当世界领袖的“需求”。世界不再需要一个“领导者”了，这个局面已经产生了多米诺效应，小国才仍旧希望跟从领导者，大国已不再或无需被引领了。

在国际秩序当中，朝向多极和多元前景的另类视野及道路，将出现于那些遭受权力殖民模式（即现代性/殖民性）羞辱和压抑的本土历史和情感。去西方化发生在国家（包括军事）和金融领域（如当下的货币战），而去殖民性致力于创造一个新兴的政治社会。^[25]

这正是此处（世界公共论坛），我们可以展开合作的工作：当然不是作为学者或记者“报道”新兴的政治社会，而将我们设想为全球政治社会的一部分而行动起来。我们的武器就是知识，知识可以也应该被引向改变对话条件的方向。我们要展示CMP控制的陈述行为，展示它如何将其自身呈现为传达世界“本来面貌”的“真知”。陈述自身还认为，谁不遵守规则，拒绝“真知”，就理当入狱、被牺牲、沦为边缘、遭到否认、被妖魔化。而现代性修辞中所有关于惩罚的能指，永远会被发明出来，以之废辍认识论上的敌手，证明从肉体上消灭敌人（如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持续轰炸）或从经济、金融上给竞争者制造混乱（如储备基金对利率的管制和操控，以及国际货币基金和欧洲央行针对新兴经济体的欺诈）。

将自己设想成不断增强的全球政治社会的一员，意味着目标是强化我们（作为学者、记者、政治家、艺术家、行动者或艺术行动家者）创造、推动多元性的工作，因为这项工作包含与“征服者自我”和“认知自我”（ego cogito）脱钩，此两者对现代主体/主体性的确立至关重要，即想成为赢家、最成功者、冠军、世界领袖及所有那些现代性及其后果——全球主义——创造、背书并巩固的社会角色。维持权力殖民模式的是知识、创造和保存知识的机构，还有那些被机构和认识信仰牵引着来填充殖民模式库存的各种角色。与“征服者自我”、“认知自我”及其继承者脱钩，也就意味着摆脱了自我创造出来的生命游戏。^[26]

我要强调，这里勾勒的多元前景是一个改变对话条件的空间（通过改变条件，也就最终改变了内容），这是一个伦理层面上介入的计划。所谓伦理介入，我指的是为“人民”的福祉服务，而不再局限于服务机构及其受益者。我没有凭借去西方化或去殖民性的名义，呼吁盲目的反西方暴力。反对某某事物的暴力（不管某某指代什么），既没有改变对话内容也没有改变条件：这种行为没能从殖民模式脱钩，而是继续这场游戏。我所倡导的也不是那种以“去西方化”和“去殖民性”为面具，暗中维护殖民模式规则并为个人或家族牟利的潜在做法。

现在，请允许我介绍一个棘手的例证来澄清我的观点。翁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是一位智利神经生物学家和哲学家，研究二阶（或二代）控制论。马图拉纳被科学体制认定是一个能做格外之思的人——且不论其理论的影响。所幸，他确实做到了。他享有非传统思想家的声誉，这与他身为第三世界思想家和科学家不无关系。第三世界科学家与第一世界科学家不一样。科学或许是“普世”的，但科学家不是；既然科学家不是“普世”的，科学也就不可能“普世”。科学的普世性是现代性修辞创造出来的迷思和虚构。至多体现了知识的殖民性。

马图拉纳在70年代阐述了他的理论，此时正值阿连德政府被政变推翻，皮诺切特开启独裁统治。马图拉纳既没有忽视，也没有跟历史语境隔绝。当然，分析鸽子的神经系统并不会跟70年代初智利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冲突直接相关。但从鸽子的认知系统生发出来的对知识的反思，却可能与之发生关联——马图拉纳的案例即是如此。^[27]主流科学共同体发现马氏的研究很有问题，因为不仅改变了对话内容，还改变了对话条件。^[28]

在我的论述中，马图拉纳最重要的命题可概括为“人性起源于爱的生物学”这一表达，这其实也是他的一部著作的名字。西方语汇命名为“人”的那类物种（艾玛拉语的“runa”，汉语的“人”，波斯语的“bashar/ensan”，如此等等）是一类用下肢行走，以上肢作为提高生活条件（如打猎、建屋舍、从事农业）的工具，并延续后嗣的物种。而这类物种的肢体也可用来管理和统治其他成员，如此一来，“人”可以变得相当“非人”。但对马图拉纳来说，这一物种判别于其他生物的那种特征，在各个语言中均有专名，即爱与对话。

爱是一种必需，但并非生存之必要条件。众所周知，除了个别特例，在“动物”标签之下的所有物种都怀有爱意来照看新生儿。但不是所有放在“动物”门类下的物种都能产生对话，而对话是建立社群（communal）的基本条件——这里强调的不是“共有”（the common）或“共同财富”（the common good），而是“社群”。^[29]对话引入知识——社群与共享知识。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人类发展到哪一个阶段，作为其关键基础的爱和社群，才被竞争所压制？何时出现了自身不想服从却要求众人臣服的统治者？统治者又如何让原本服务于对话和社群生活的语言和知识，变成了操控和统治的工具？

基于这种叙述，马图拉纳促使我们思考，究竟是愿意为了星球和社群维护爱和生命，还是拥抱竞争和毁灭直至死亡。人类和星球的命运就在于我们做何选择。去殖民性选择前者；西方化和再西方化倾向于后者；去西方化受困于炮制、夺取和经营殖民模式的过程，即西方化早已确立的游戏规则。作为一个生物学家，马图拉纳通过聚焦在人性起源（而非进化）和爱的生物学，从而改变了原先囿于进化论的对话条件。依照马图拉纳理论，物种延续不仅在于生物的延续，也在于如何延续和存留爱和社群。他通过引入新问题，在针对语言的研究和理解中变革了对话。^[30]

还有无数类似例证。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另外的突出例证还包括墨西哥萨帕塔运动或农民之路（La vía campesina），或上述提及的案例。但为了选择一个兴起当中的全球政治社会的案例，我倾向于把马图拉纳的例子引入对话，是出于三个考虑。首先是展示我所谓脱钩于殖民模式（在这一案例中是科学领域）和“改变对话条件”意味着什么。脱钩不意味着你抛弃试图摆脱的殖民模式领域，而是意味着，你要在认知和政治上变得不服从，暴露出乔装打扮的所谓“真相”的脆弱性和虚构性，进而像全球很多人那样，重建自己的社群。

其次，马图拉纳的例证比起萨帕塔运动或农民之路，跟世界公共论坛的参与者的经验更贴近。再次，通过援引马图拉纳，我想凸显的一点是，变革对话条件是一种认知斗争，“我们”（世界公共论坛参与者）的工作跟兴起之中的政治社会及马图拉纳的科学研究，平行且对等。实际上，被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掌握的知识，是CMP各领域中，亟须开展类似于马图拉纳之研究的一个领域。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通过机构知识和机构化的知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职业学校），角色与机构才被塑造为专业人员和部门，这些人员和部门再保障殖民模式的更新、蜕变和操控，正如殖民模式反过来保障了机构化知识并认证专业人士。这些角色和机构控制、管理殖民模式全部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美学及其他。

既然我已提醒你，马图拉纳的例证有点棘手，再考虑到选择例证的理由，你可能会产生某种反感，觉得这套理论听起来不太科学，类似“新时代运动”，有非政治性质，与现实不相干（也确实有科学家把马图拉纳称作“形而上学家”）。对于萨帕塔运动和农民之路那样的斗争，你或许以为脱离墨西哥政府或孟山都那样的大公司都是无望的抵抗。假如你心生反感，那么我就难免怀疑你仍困在现代性的蛛网之中，还保持着对世界的祛魅。

倘若有所抵触，那么了解马图拉纳认知科学与爱的政治学产生的语境或许有帮助（萨帕塔运动和农民之路，现在只能略去不提）：马图拉纳理论诞生于圣地亚哥那场出人意料的历史动荡，即阿连德时期和皮诺切特推翻民主政权后的独裁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智利成为新自由主义信条的发射架和试验场。也恰在这一时刻，马图拉纳领悟到，在自律规则下，关于事物的所谓科学而“真实”的说法，是一个铁笼。他最重要的表述归结为一句话：我们看不见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只能见我们之所见。这一同义反复立刻揭示了知识的殖民性如何运作，阐明了与维持科学理性论述的非理性信条脱钩的必要性。

当然，在介入当下世界秩序/失序的国家机构、银行、企业、媒体、军队、警察和其他实体中，我们所见到的不是什么爱和社群。指望联合国、G7或G20当中任何一方表达这样的话语或认真思考如何改变对话条件，类似期待都是不切实际的。这意味着，让机构完全为人民及其福祉服务，这是任何现存机构及其捍卫者所不愿采纳的。最可能采纳的方法只能是对现存机构的轻度改革，甚至达不到改变对话内容的层面。唯有去西方化的一方采取了更为激烈的措施，但这些已然在西方世界引发了广为人知的恐慌、妖魔化和竞争策略。

鉴于此，我们这些世界公共论坛的参与者，作为学者、知识分子、行动者、记者及前政府官员，都很难有所作为，即刻挽救颓局。但从长期来看，我们能够并理应大有所为的是，为通往社群前景找到替代之路，在这一前景中，呵护应超越个人功利，不再是生而为了劳作，而是辛劳为更好地生活，合作将取代竞争，不再是人民为机构效力，而是机构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