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内外研究动态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粮食可谓一个国家立足的根本，所以各国对于粮食补贴政策都十分重视，各国的学者对于这些政策都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一）国外研究动态
1.粮食补贴政策研究普遍存在
粮食直补政策在欧美国家也早已存在，美国1933年颁布的《农业调整法》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1962年颁布的《共同农业政策》都对粮食直补做了相应的说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大都经历了从对农业征税到对农业进行补贴的过程，现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把粮食补贴作为一项基本的农业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粮食补贴不仅影响粮食价格，而且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与非农产业的差距得以缩小，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Sheldon等（2001）研究发现对农业实行补贴的政策会造成农产品贸易的扭曲，为实现贸易的自由化，因此对农业补贴政策并不支持；但鉴于农业补贴政策在促进粮食安全等方面的作用，世贸谈判对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并不限制。Luanne Lohr（2001）发现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农业补贴政策，这些政策影响着世界农产品的贸易、福利和价格。
2.对农户种粮态度和行为影响的研究
Mullen等（2001）认为粮食直补政策能够使农户的风险降低，从而增加农业投入。El-Osta等（2003）发现随着粮食补贴金额的提高，农户更倾向于进行粮食生产。Vercammen（2003，2007）利用随机动态规划模型研究了农户生产投入和粮食补贴政策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粮食补贴政策能够对农户产生激励使其增加投资，这与农户的风险偏好无关。Roche和Mcquinn（2004）基于投资理论对粮食直补政策进行分析，发现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风险降低作用将使得农户选择种植高风险的农产品。Hennessy和Rehman（2008）通过研究农户在劳动时间分配上的决策行为受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影响关系，运用爱尔兰地区相关农户的劳动决策数据发现，农户花费在非农就业上的时间受到与实际粮食种植脱钩的粮食直接补贴的影响。Sekokai和Moro（2006）基于风险厌恶构建了粮食直接补贴与农户生产行为的模型，研究表明，直接补贴与农户在粮食生产上的投入具有正的相关性。Koundouri等（2009）发现虽然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同生产不挂钩，但也会改变农户的风险偏好等，从而使农户的生产要素投入增加。但也有学者指出粮食补贴政策并不能够明显增加农户投入（Serra et al.，2006；Sckokai and Moro，2009）。
3.政策负面影响研究
Meerman（1997）认为农业补贴政策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但对国家经济的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John Baffes和Jacob Meerman（1997）进一步提出脱贫与投资并不是补贴政策实施的初衷，农业补贴政策往往关系到较低的生产价格，因此更不能期望它促进部门的经济增长，它的目的是使农业部门完全自由化，从而提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Hennessy（1998）的研究中指出，补贴政策的实施的确会影响到农民的个人决策。Teresa Serra等（2004）研究发现，如果农业补贴政策运用价格支持方式，为了增加产量农民就会倾向于进行密集种植，并且不惜采用过量的化学物品，对环境造成进一步的污染；如果采用直接补贴的方式，便不会产生这类问题，但同时能对农户的生产行为决策产生影响。Konstantinos Galanopoulos（2011）对一个位于希腊的游牧农场运用DEA方法进行效率分析发现，如果技术效率较低，相对于大农场，直接补贴政策的效果在小农场更明显。Fred Gale等（2005）研究发现，我国2004年实行的粮食补贴政策并不能明显提升粮食产量，2004年粮食增产主要是因为良好的气候因素和较高的粮价。
4.提升粮食安全方面的研究
Young和Westcott（2000）研究发现，美国推行的生产灵活性合同能显著提升农作物的播种面积，每年可使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提升18万～57万英亩（合7.28～23.07万公顷）。Adams等（2001）实证分析了美国11个州4年的农业数据，结果发现，在推行了援助政策和生产灵活性合同的地区，其农作物种植面积大大增加了。Goodwin和Mishra（2003）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政府实行的生产灵活性合同对主要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产生提升作用。Mcintosh等（2007）以研究财政补贴周期为基础，指出农民在不同的财政周期采用了不同的扩种策略，例如，在反周期就更注重扩种风险小的作物品种。Kropp和Whitaker（2009）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后提出农民的信贷水平因粮食直补政策而提高，成本的降低也使得农民更愿意投入粮食种植之中去。但有些学者发现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并没有对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产生明显影响（Burfisher and Hopkins，2003；Sckokal and Anton，2005）。
（二）国内研究动态
1.政策效应研究
王姣和肖海峰（2006）利用中部三个省份的农户实地调查数据，采用PMP模型分析了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与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的关系，结果表明，粮食产量的变化不受计税面积补贴的影响；从增产成效来看，按商品粮数量补贴低于按播种面积补贴；按目前的补贴标准，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方法，粮食产量都不能够得到明显的增加。如果想要提高粮食的补贴标准，那么提高的标准也要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起码不能够超过粮食价格的下降幅度。在按计税面积补贴标准下，农户收入增长最快；随着补贴标准的提高，无论哪种补贴方式农户收入都有所提高。
顾和军（2008）基于农户角色出现分化的大背景，采用江苏省的农户数据，研究农业补贴相关政策对农户的收入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资本和劳动力会从粮食直补及税收减免政策中受益未得到证实；但与现有的收入分配政策相比，这两项政策分配更显平均，使得农民间的收入相对差距得以缩小，但绝对差距会继续扩大；收入最低的10%和20%的农户分别只获得政策支出的4.39%和11.36%。
沈淑霞和佟大新（2008）对吉林省实施的粮食直补政策效果开展了研究，发现粮食直补政策对提高农户的种粮积极性有影响，使更多的农户选择种粮，从而增加了粮食种植面积，粮食产量出现较大幅度增长；粮食直补政策促进了农户收入的增长；粮食直补若简单地以计税面积补贴，则难以保障粮食安全；补助标准偏低，不能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粮食直补不足以弥补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导致的种植成本上升，为此建议进一步加大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支持力度。
蒋和平和吴桢培（2009）通过对湖南省汨罗市的粮食种植农户进行调查，评价了湖南省粮食补贴政策的绩效，结果发现，粮食补贴政策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提升，进一步提升了粮食生产能力和粮食质量；粮食补贴政策并没有明显促进粮食种植面积的增加，粮食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对粮价的支撑作用明显；粮食补贴资金的补助力度不大，在保障农民利益方面难以发挥很大作用。因此建议粮食补贴资金应突出重点，当前普惠式的补助方式不可取。
吴连翠（2011）基于调查部分安徽省农户得到的数据，实证分析了粮食补贴政策的绩效，粮食补贴政策能够提高民众种植粮食的积极性，种植面积也在不断扩大之中，进而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
占金刚（2012）采用面板数据，对粮食补贴政策的绩效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粮食直补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粮农种粮的积极性，增强农户扩种意愿，但作用并不是那么明显；良种补贴对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提升粮食品质的作用相当明显，农机具购置补贴的实施进一步提升了农业机械化水平。
黄季焜等（2011）基于 6 个省份的1000多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研究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能不能影响农业生产，调查结果显示，几乎所有农户都得到了相应补贴，补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户收入，但未能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农资投入，因此补贴并没有造成市场扭曲。
赵瑞芹和孟全省（2012）收集了山东省的17个地市统计年鉴数据，时间跨度为2004～2009年，从而建立了面板数据模型，以粮食总产量为被解释变量，化肥、机械、土地和粮食直补为解释变量，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对数形式，研究结果表明，粮食直补额能显著提高粮食总产量。
刘艳和吴平（2012）根据各省份2004～200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了粮食直补政策的效应，首先发现粮食产量和粮食直补之间存在较大的关联度，其次是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之间的关联度，可以看出粮食产量受粮食直补政策的影响最大；另外分析了粮食直补政策在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之间实施的效果差异，结果发现，粮食直补政策在非主产区实施的效果要差于主产区。
刘旗和刘培培（2013）通过对河南省的粮食生产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非主产区的增产作用要低于粮食主产区，价格效应对扩大粮食种植面积的作用要大于粮食直接补贴效应，依靠增加粮食种植面积来提高粮食产量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单纯依靠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引导农民增加粮食生产投入作用不大，需与其他政策联合使用，如价格政策。
霍增辉等（2015）分析了粮食补贴政策对增收、增产等的影响机制，利用湖北省粮食种植农户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粮食补贴政策能够显著增加农户的收入，户均补贴每增加293元，能够增加农业收入548元，减少非农收入250元，最终总收入可以增加469元，纯收入增加268 元；2008年粮食补贴金额提高后，粮食补贴政策能显著增加粮食产量。
2.农户种粮态度和行为研究
肖海峰等（2005）对辽宁和河南两省的农户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农户对补贴政策的评价，经过科学研究证明，农民对于粮食补贴政策十分满意，十分感谢国家推行的这一政策，同时农户也希望国家能够适当再提高一下补贴的标准。在各种补贴标准之中，人们普遍认为按照种植面积进行补贴是比较公平的做法。农户在决定是否种粮时，受到自身种植习惯、粮食市场价格和是否有补贴等因素的影响，为提高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应继续实行最低保护价收购和直接补贴政策。
马彦丽和杨云（2005）采用河北省农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国家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对农户的粮食种植意愿、农民家庭收入与家庭生产资料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户的粮食种植面积与农民收入并未因粮食直补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增加，粮食直补政策也没有影响农户相应的生产资料投入，农资价格对农户投入产生显著影响；不应该按照计税面积发放补贴，粮食直补标准有待进一步提高，要重点倾向粮食种植大户；粮食价格支持通常具有粮食直补不可代替的作用，因此在实行粮食直补政策的同时也要坚持粮食价格支持相关政策。
朱红根等（2007）利用江西省农户的调查数据，在此基础之上对于现行的粮食补贴政策进行了中肯的评价，他们认为这个政策能够有效提高农户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粮食安全的提升；从总体上来讲，农户对粮食直补政策的补贴标准满意度较高。
陶建平和陈新建（2008）研究了稻农选择非农劳动受粮食直补的影响情况，样本采用湖北省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Probit 模型，结果发现，粮食补贴政策使得稻农减少了非农劳动时间，因而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有利于粮食产量的增加；但参与非农劳动的可能性只降低了0.04%，因此边际效应不高，总体上来说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较低；稻农年龄对非农劳动时间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成员数也对非农劳动时间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刘克春（2010）通过对江西省农户实地调查获得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相关决策行为受到国家粮食补贴政策的影响程度，结果发现，农户决策行为受到粮食种植预期收入这个中介变量的影响；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在粮食生产收入占比高的农户中起到调节作用，能够提高他们的粮食种植积极性，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农户粮食生产行为决策受到生产资料价格的负向调节。
张冬平等（2011）主要研究了受教育程度、现金补贴、补贴券等因素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之间的关联度，通过对河南省受补农民进行调查，收集相关数据，结果表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实施中，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满意度较高，对现金补贴的满意度又高于对补贴券形式的满意度，当然对补贴券形式的满意度是受到相关种子公司服务的影响的，除此之外，农户对粮食直补政策的满意度也受政府影响。
韩红梅（2013）采用河南省的小麦种植农户调查数据，经过研究发现，农户对粮食补贴政策具有很高的满意度，对粮食补贴政策满意度影响最大的是农户对政策的了解度，排名第二位的是政府相关的组织行为，而农户的经营状况影响最小。
袁宁（2013）通过调查13个粮食主产区的农户获得的资料，对粮食主产区农户的种粮积极性等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各地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并不相同，东北地区的农户具有较高的种粮积极性，南方省份较低；利用模型分析了农户种粮积极性与粮食补贴政策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粮食补贴政策能显著提高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农户的种粮积极性还与农户的种植规模、种粮收入占比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粮食补贴政策在各地区的实施应存在差异，应该大力扶持粮食生产大户，进一步提高补贴标准。
3.政策优化研究
梁世夫（2005）重点研究了粮食直补政策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粮食直补政策需要改进的方面：粮食直补政策的范围应把农民自己消费的粮食纳入进来，粮食直接补贴应以满足国家粮食安全为标准，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应增加粮食补贴种类，并以国家重点生产的粮食品种为主；为促进农业转型，对种植不同种类的粮食应有区别地补贴；粮食直接补贴要使农民自愿采取环保的生产方式，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肖国安（2005）研究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将导致粮食价格下降，从而使得粮食消费者获得的收益要多于粮食生产者；粮食直补政策将加剧粮食产量和粮食价格的波动；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应该与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相辅相成，共同发挥作用。
叶慧和王雅鹏（2006）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从规模效率和制度效率两方面来对粮食补贴政策的效率开展研究，结果表明，粮食补贴政策的制度效率并不高，7个粮食主产区补贴无效率，即粮食主产区更多地表现为补贴无效率，绝大多数粮食主产区为规模收益递减；贵州和甘肃呈现规模收益递增，可以通过加大粮食补贴投入，来提升粮食生产水平。
李瑞锋和肖海峰（2006）对国家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做了分析，研究发现，该项政策可以提高农户种粮相关积极性，在加快粮食产销市场化方面有重要作用，但也存在诸多问题，粮食直补政策的目标不是非常明确，粮食补贴政策的品种、范围、标准多样，降低了政策实施的效果。各地的补贴标准差距明显，导致种粮农民对该项政策实施的公平性产生怀疑。粮食补贴政策缺乏规范性，农民怀疑政策的持续性，为此建议对补贴类型进行规范，进一步明确粮食直补政策的目的，缩小地区间的补贴差异。
张照新和陈金强（2007）研究认为粮食补贴资金规模难以保障农户利益，各地粮食补贴方式有较大差异，没有充分体现引导作用，粮食购销等环节的补贴缺乏。我国现阶段发展农业生产，要建立的粮食补贴政策需兼顾促进粮食生产、农民增收，稳定目前的粮食补贴政策，粮食补贴资金投入重点应放在生产性专项补贴上，从而促进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要扩大粮食补贴资金规模，扩大粮食补贴的范围。
杨秀琴（2007）认为粮食直接补贴政策能够提高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产量提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但补贴标准过低，并不能明显提高农户收入；粮食直补资金的来源单一，给地方财政造成较大压力；补贴标准确定没有统一依据，各地差异较大；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实际动作具有较高的成本，影响了政策实施的效果。为此提出进一步提高粮食直补政策的补助标准、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合理确定补贴标准等措施。
刘辉和李兰英（2008）认为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存在许多问题，如粮食补贴的范围与对象、粮食补贴的方式、粮食补贴的力度、粮食补贴的资金来源等方面，并提出了相关改进措施。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须与粮食生产挂钩，脱钩的粮食补贴政策不利于提升粮食生产；增加粮食补贴的种类，同时还要将补贴重点放在主要的粮食品种上；要针对不同的粮食产区，采用不同的粮食补贴政策；粮食补贴资金的来源应遵循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粮食消费地区也应承担相应补贴资金；要进一步提高粮食补贴标准，使种粮收入达到社会平均水平。
王玉霞和葛继红（2009）运用福利经济学相关知识分析了我国粮食补贴政策，认为粮食的需求价格弹性要远小于粮食供给价格弹性，补贴将导致粮食价格下降，从而使消费者获得更多的好处，农民在补贴中获得的收益较少；粮食补贴标准偏低，不足以达到激励农户的效果，农民预期的补贴率未能达到；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应与最低价收购政策相辅相成、同步运行；对生产领域重点补贴、提高补贴标准，从而实现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目标。
郭云辉和王红蕾（2009）研究发现，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不能很好地激励农户进行粮食种植。他们构造安徽省农民的选择模型并对其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以提升效率为要求的粮食补贴政策才是关键。他们通过理论分析可以得出，为提升粮食补贴政策的效率，补贴对象应根据耕地需求、耕地供给的补贴弹性确定；通过实证分析也发现，同一地区的补贴政策实施效果与补贴对象的选择、耕地供给和需求的补贴弹性有关。
肖琴（2011）采用微观调查得到的数据，运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结果表明，由于受到物价因素的影响，相比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的比较收益较低，粮食补贴使用在农业生产中的比重也不大。这是因为，虽然粮食补贴政策在提高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粮食补贴政策并没有显著地提高粮食产量。
靳文学等（2011）运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20年的河南省小麦的种植投入、产出数据，进行了投入和产出的弹性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结果发现，对小麦单位面积产量贡献度来说，投入的生产要素是不同的，有的高、有的低，所以要对粮食直补结构进行优化，对贡献度高的要素要加大支持力度，从而使农户能自觉增加单产贡献度高的要素投入，进一步提升粮食单产水平。
张国庆（2012）认为粮食直接补贴虽有利于促进粮食生产，提升粮食安全水平，在提高农户积极性方面发挥一定作用，并促进了农户收入的增长，城乡收入的差距得以缩小，但粮食直接补贴金额有限，粮食增产难有持续性；粮食补贴政策的效果受种粮成本上升的影响，农民获得的收益不大；粮食补贴发放操作过程复杂，造成较高的执行成本；粮食直补政策具有临时性的特征，亟须完善粮食补贴政策的法律体系；缺乏对农业技术等方面的财政配套支持，粮食补贴的内容过于狭窄；有的地方粮食补贴政策的信息公开力度不足，导致农民的权益受到侵害。为此建议进一步提高补贴标准，扩大补贴政策支持的范围，并建议对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等政策进行整合，从而降低操作成本。
黎家远（2012）研究了四川省的粮食直补实施情况，发现在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和经济作物扩种的背景下，粮食直补以普惠的方式进行补助，并没有对粮食生产产生促进作用，粮食直补与粮食播种面积不存在相关关系，粮食直补的公平性难以保障；补贴标准偏低，难以提高农户的种粮积极性；粮食直补的目标只重视粮食产量的增加，而忽视了粮食质量和农村生态安全的保障。为此建议粮食补贴方式应该与粮食播种面积挂钩，或者与上交粮食数量挂钩；粮食直补标准应进一步提高，探索建立与物价水平相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
江喜林（2013）在建立农户种粮行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表明，综合性的粮食种植补贴对促进粮食生产的作用不大，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粮食最低保护价对促进粮食生产具有较大的作用，现阶段我国的粮食补贴不应过多地定位于提升收入，而应定位于扩大粮食生产规模。粮食补贴应当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生产性补贴为主要手段，应以粮食生产户为主要对象，补贴方式要有利于促进农户的粮食生产，并且应重点倾向于种粮大户，从而适应新形势下的粮食生产形势。
袁宁（2013）通过对农户调查获得的资料，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农户的收入水平和年龄等因素对农户的满意度有着显著影响，并建议粮食补贴政策的制定应从提高农户的利益角度进行设计，若一项政策与农民的利益背离，则执行起来就非常有难度。目前的粮食补贴水平偏低，不足以达到农户增收的效果，因此补贴标准需要提高；针对农民角色分化、普遍有兼业的情况，应采取相关措施进一步提升农户粮食生产的规模化水平。
李韬（2014）通过对河北省粮食种植农户进行调查，获取了农户的种粮意愿、个人特征和粮食补贴相关数据，从农户的角度，基于两个变量的Probit模型，研究了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尽管农户对粮食补贴政策的满意度较高，但是粮食补贴政策没有明显增强农户的种粮意愿，与粮食补贴政策的初衷相背离。
4.粮食安全研究
臧文如（2012）运用宏观经济数据和实地调查得到的数据，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我国粮食直补政策的粮食数量安全效应开展研究，结果表明，粮食直补政策对促进粮食数量安全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影响程度有限。从执行的效果来看，粮食直补政策在4项粮食财政直接补贴中效果最差，提高粮食产量的效果要低于粮食自给率的效果。
魏君英和何蒲明（2013）运用13个粮食主产区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粮食播种面积受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粮食直接补贴对粮食种植面积的影响要小于对粮食作物价格的影响；农业的生产资料和经济作物的价格显著负向影响粮食种植面积，而粮食作物的价格显著正向影响粮食种植面积。
胡岳岷和刘元胜（2013）把粮食安全分为生态安全、品质安全、数量安全、健康安全4个维度，农民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趋势明显，导致粮食生产效率低下。非农收入比重的提高，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上升，导致农户不再热衷于农业生产，也使得生产效率降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占用了大量农地，导致耕地减少，粮食增产的潜力不足，粮食数量安全受到考验；农民的逐利行为，只重粮食产量，而不注重粮食质量，同时监管体系缺失，导致粮食品质有所下降；恶化的生态环境给粮食生态安全带来不利影响；粮食生产的安全标准缺乏、农户的安全意识薄弱，严重影响粮食安全。
吴连翠和谭俊美（2013）研究了粮食补贴政策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发挥作用，建立了农户的生产决策模型，分析农户行为受到粮食补贴政策的影响程度，实地调查了安徽省的粮食种植农户数据，为验证粮食补贴政策对粮食产量的促进作用，构建了包含粮食补贴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粮食生产受到种植决策和投资决策的影响，而种植决策和投资决策又受到粮食补贴政策的影响，粮食补贴政策能显著增加粮食产量。
吕新业和冀县卿（2013）认为我国粮食安全面临很多挑战，如经济发展全球化、气候因素、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农户非农就业、农业科技相对落后、水资源短缺、农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因此，提出必须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耕地资源的保护；加快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环节的建设；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努力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要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提升我国粮食安全水平。
黎东升和曾靖（2015）分析了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粮食生产所要保障的安全目标，包括资源安全、产品安全、贸易安全和生态安全。当然，我国目前的粮食安全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粮食的浪费情况十分普遍，进口粮食对于国产粮食的冲击性也很大，国内粮食生产的成本较高，但进口关税相对较低，可用来生产粮食的资源不断减少，农业面源污染较重，进一步提升政策支持的空间不大，农户种粮积极性较低。
贾利军和杨静（2015）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呈现弱化趋势，粮食安全生产受到挑战；粮食生产效率提升受到制约，集约化、规模化生产粮食难以实现，农民较低的知识水平难以应对粮食市场的变化；要想方设法提高农民素质，加大财政投入，建立农民培训体系；鼓励闲置土地进行流转，创造规模化经营条件；要进一步提高农业集约化、机械化水平，实现农业产业化、专业化，保障粮食安全。
（三）研究评述
国外学者有较多关于粮食补贴的研究，并有如下特点。一是较多研究集中在粮食补贴政策对某一地区的执行效果上，从而分析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受到粮食补贴政策的影响程度。二是对政策执行的效果存在分歧。国外学者对粮食补贴政策实行的效果看法并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会造成农产品价格的扭曲，对国际贸易造成阻碍，但也有的学者认为粮食补贴政策可以促进农业发展，并且提高农民的收入。三是国外学者在粮食补贴政策上的研究以定量分析为主，不少学者通过建立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四是国外学者较少研究中国的粮食补贴政策。国内学者对粮食补贴政策的研究非常广泛，并且成果丰硕：一是对粮食补贴政策的研究非常深入，粮食补贴政策关系全局；二是对政策的实施效果开展了研究，认为粮食直补政策能够提升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效果并不明显；三是对农户种粮态度和行为进行了研究，认为粮食补贴政策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农户对粮食直补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四是对粮食直补政策的优化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很多改进粮食直补政策的措施；五是重点研究政策对于粮食安全问题的影响，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综上文献可知，粮食补贴政策研究虽已取得不小的成效，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对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分析不够全面，分析国家粮食补贴政策实施效果也主要从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和实现粮食增产进行分析，没有对粮食直补政策的实施效果做全面研究，已有文献的定量分析中也缺少对政策影响粮食安全的路径分析。现有文献对粮食直补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结论也并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政策效果显著，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效果并不明显。现有的关于我国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结果，为该项政策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需要对粮食直补政策实施以来政策效果如何做比较系统的实证分析，比如，粮食直补是不是导致粮食产量和种植面积同时增加的根本原因？粮食的直接补贴政策是否真的能够对于农户种植粮食的态度、粮食的产量以及质量有一定的影响？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其影响路径是怎样的？进一步的，我们应该怎样优化先行的粮食直补政策，进而激发最大的政策效果？已有研究没有全部系统地回答这些问题，因此本书拟选择陕西省为研究对象，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