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此书于2006年6月在韩国第一次出版发行。在此期间，智能电话、可穿戴设备、云服务、3D打印、物联网等尖端技术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因此忽略这十年的变化，现在出版这本书的翻译本，它能否符合现在的要求，对此我不无担忧。但最初撰写此书就放眼未来，从多方面阐释了数字技术整体的社会效果，因此在基本视角和解读方法上，同样适用于对今天的技术社会现实的了解。

本书共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阐述宏观变化的动向篇，一个是具体分析争议性内容的争议篇，每篇都包括四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IT与新社会秩序的形成”，从重点探讨技术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有机关系的科学技术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模式的观点，探析信息社会的发展变化与其内在特点。之后，打破以往单一的思维模式，采用立体思维模式，探究新技术社会引发的未来社会形态。未来社会要求我们对“关系”有一种新的认识，这是本章最关注的内容。社会构成要素非线性地相互交织创造出新的秩序，因此要正确了解异质社会与其外延形态——新技术社会构成体，就需要从整体把握物力性体系的全貌。

第二章“新经济时代的企业组织与企业文化”，重新审视网络革命、新经济、知识与知识管理的意义，并调查韩国几个重点企业的知识管理发展现状与问题，以便得出符合我们实际情况的知识管理方法论，同时为21世纪知识企业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如今的社会可谓是信息/知识社会，是可预知性与不可预知性、规律性与不规律性、矛盾与统一、秩序与无秩序、产业社会原理与后工业社会原理相互交织的时代，是一个“悖论（paradox）时代”。因此现在的企业组织环境也是自相矛盾的、不确定的。这并不是技术至上主义（将所有希望寄托在以技术为中心的信息基础设施或以信息处理为主的系统构筑上）或制度主义（依存于强制执行知识管理的各种制度手段的引进）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首先具备了信任与宽容、开放式交流等企业文化以后才能够实现的问题。

第三章“虚拟文化的特性与动态”，将信息革命影响到个人思维与整个意识领域的信息文化的现代特征，定义为“虚拟社会”，然后从以技术与文化相互作用为前提的技术文化论观点，分析虚拟社会处于支配地位的虚拟文化的特点、过程和弊病。虚拟文化在“混沌的边缘”（edge of chaos），通过坚持某种秩序或类型的内在动力，发挥其“赋予意义”（meaning giving）的文化自身功能，努力克服文化虚无主义。

第四章“信息化与社会不平等格局的变化”，将现代产业社会情境中形成的阶级阶层理论，放到尖端信息通信技术的社会化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情境中，批判性地研究其符合程度，之后提出能够正确理解未来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新社会不平等论。社会不平等格局是该社会的特性或社会情境的产物。正如传统社会与产业社会的不平等情况有所不同一样，信息化时代的社会不平等与信息革命以前的社会不平等情况也是截然不同的。信息社会，象征性因素增加的新不平等结构已经形成，“界限”成为新的社会争论焦点，“等级”已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此，今后的社会不平等研究，应该超越以可视资源分配为中心的等级结构的范围，而扩大到社会文化领域。

第五章“Usenet新闻组与虚拟社区”，将Usenet新闻组作为分析对象，考察以网络为媒介的交流是否能够形成和发展成为新型的共同体，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要考察其组织构成原理、社会关系、领导能力、社会化过程、规范与管理机制的形态，并研究其问题所在。研究结果发现，网络新闻组在社区的形成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一系列矛盾和网络中伤并未能减少垃圾新闻，反而加重了新闻服务器的负担，使全世界新闻服务器几乎达到了一个极限。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新闻不可能都及时地传到其他新闻服务器上，因此在讨论中有时会出现空新闻，有时还会发生回帖比原来的主帖还要早的哭笑不得的事情。有时，网民看到这种垃圾新闻就感到厌烦，甚至不再进入这个网站，只读文章而不发帖的“无票乘车”事件也屡见不鲜，这也成为阻碍新闻组社区发展的一个绊脚石。那么，没有正规制度的帮助，新闻组社区是否还能够生存？“无票乘车”的问题又如何解决？如果正规的机构出现并形成了一种制度，新闻组本来的开放性与自主性又能否继续得到保障？这些已经成为现在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

第六章“‘R一代’与‘红魔’”，围绕韩国当今青少年一代与以他们为首的“红魔”现象，进行信息社会学意义方面的探寻，并挖掘其内涵的正面意义。被称为“R一代”、“N一代”、“数码一代”及“移动人”的韩国青少年一代，通过参与世界杯这样的世界性庆典，以虚拟空间为主要活动舞台，摆脱了虚拟空间的一般特性，即个人主义倾向，呈现“我们是一体”的共同体特征，他们也并不排斥与老一代人的求同存异。他们有民族主义信念，也防止一味追随西方文化的尊崇大国主义的倾向。不同于被动参与的老一代人，他们主动参与自己所感兴趣的活动，参与世界杯活动本身并不是受外部力量驱使的，而是作为一种娱乐活动积极主动参与其中的。他们会主动寻找缓解自己压力的方式，并寻找补充新能量的机会，又积极参与街头清扫等活动，表现出严谨自律（self-regulated）的一面。他们要求老一代人放弃产业化社会以来所具有的旧价值，如严谨、封闭的结构、权威、固定价值等，而追求多元性、不稳定性、多样性、模糊性、偶然性、矛盾等新的价值取向。而这正是世界杯、“红魔”及“R一代”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启示。

第七章“虚拟角色与青少年的自我认同”，主要以近几年在青少年当中快速扩散的虚拟角色使用现状和使用方式为中心，考察韩国青少年在虚拟空间上的活动对他们的文化及认同感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众所周知，在产业社会，青少年认同感的发展，是通过家庭、学校等社会化的公开机制，以阶段性的、动态的、从上至下的方式进行的。但在今天复杂化、层叠化的网络环境下，此前的青少年认同感发展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需求。青少年通常使用的虚拟空间活动领域是聊天、游戏、学习、消费、讨论、新闻、信息、交流等。根据虚拟空间的技术特点，这些领域都是以超文本的形式相互关联的，只需要一两次的点击就能够任意转换。因此在这个空间参与某种活动也并不排斥参与另一种活动，是更加包容的，也可以同时进行各种活动。在虚拟空间，社会化的微缩表现、男女均等的社会化、超文本形式的“多线社会化”（multi-linear socialization）等现象频繁出现。通过这一过程，能够产生新型的多种认同感和新的文化意识。

第八章“信息差距的现状与政策课题”，首先梳理围绕信息差距的各种理论问题，同时找出具体的分析框架和新的类型分析模式，以便更好地了解信息差距，从而探求解决信息差距的各种政策方案。解决信息差距这一新的不平等结构的最终目标是彻底实现“信息福利社会”（information-based welfare society）。通常，福利社会是指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自身潜力和创意性的社会，也是根据自身对所属社会做出的贡献来获得公正评价的社会。但是在信息化时代，要实现个人潜力和创意性最大限度的发挥，以及社会共同体福利的最大化，就需要所有社会成员普遍性的信息接触、生活同步性的信息活用和主体性的信息享受得到保障。也就是说，对于信息媒体的连接和基本信息服务的提供、信息使用方式的改善以及信息意识的增强等有关信息福利的权利，必须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成为一种市民的权利（citizen right）。

最后一章“结论：面向网络共同社会”部分，将网络社会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化与发展及新社会团结原理与实践方案和区域平衡发展与地方分权的政策课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本章主要关注“新关系主义”。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个体对某一地点的归属意识在逐渐减弱，孤立发展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在这种网络时代，新关系主义增强了区域社会的地区间相互依赖性（co-dependency），并发扬地区间的互惠意识，从而克服排他性区域意识和地方保护主义倾向。

早在20多年前，MIT媒体实验室的创始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olas Negroponte）就洞察了数字技术的威力，出版了《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一书。今天的数字技术已超越“拥有”（Having）和“存在”（Being）的范畴，已经到了萌生新社会秩序的“生成”（Becoming）阶段。即随着数字化时代进入成熟期，辩证哲学家黑格尔指出的“生成即存在，存在即生成”（becoming is being and being is becoming）这一充满生机的社会环境已成为一种现实。本书按照不同的主题，分析了韩国社会出现的此类情况，希望此书对理解正加速数字化进程的中国现实，也能有所帮助。同时非常感谢为翻译、出版此书不辞辛劳的柳京子、张海东、芮东根教授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8月

金文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