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回归后的迷茫：1997～2016年

1.缺乏有力的新产业政策及错失机会

1997年回归后的首届香港特区政府在董建华的领导下，提出了“有为政府”口号，在经济发展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高新科技的制造业，并且成立了以美籍华裔科学家田长霖为首的高新科技委员会。但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不多，只投入50亿港元成立了创新科学基金，建设了第一个科技园（2001年动土，面积22公顷）。当时笔者曾建议政府投入750亿港元，在新界拨出2平方千米土地，再实施税收优惠，可以在香港打造亚洲最大的芯片生产基地，带动相关高新科技及软件生产在香港发展。但当时特区政府并未听取相关建议，香港错失了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的最好机会，因为当时虽然内地有关技术和产业仍未开始发展，但亚洲市场对有关产品需求大，只能靠美日企业的供应，而美国华裔企业家已表达了在香港设厂生产的意愿以进入中国内地及其他亚洲市场。同样地，爱尔兰政府便在1990年以特殊政策吸引了英特尔设立半导体芯片厂，这些高科技及相关企业在爱尔兰生产以供应欧洲市场，同时还在大学大力推广相关IT工程课程。结果在10年后，爱尔兰便成为世界的主要芯片生产地之一。

香港特区政府虽然对新科技行业的支持说得多，做得少，却在1999年做出了与传统“积极不干预主义”相反的奇怪行为：为两个商业项目投入大量土地和大笔资金。这两个项目分别是涉及政府158亿元资金和26公顷土地投入的“数码港”和政府172亿元资金和182公顷土地投入的迪斯尼乐园。前者的主体为一个私人地产商，后者的主体是美国一个商业单位。这两个项目对特区收入及香港经济增益了多少？“数码港”75%的土地绕过公开竞投的香港传统市场程序，用于建设私人住宅以供谋利出售，而办公房及有关高科技设施只占17%。迪斯尼乐园自2006年开业起至2013年，连续亏损，至2014年稍有盈利，但一年后，即2015年又转盈为亏。加上上海迪斯尼已在2016年开业，香港迪斯尼的前景更不乐观。

2.错误回归“小政府”：中央帮忙解困

特区政府在错过发展高新科技工业的机会后，再没有新的“有为”政策。曾荫权接替董建华主政后，更迷信“大市场、小政府”，亦延续了对“前店后厂”的前店功能的误解，认为香港是一个“亚洲的世界城市”，为整个亚洲提供世界城市的服务，即高档的金融、总部经济和生产性服务。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工业北移后，香港扩大了的前店，加上北移利润的返回，内地改革开放后的非法资金流入，和香港没有政策引导新产业的开发，遂形成了本地和内地大量资金流入香港的房地产及股市，不但拉大了香港服务业与萎缩了的制造业之间的差距，也导致了本地资产的泡沬化。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因此很容易地激发了香港经济的崩盘。

面对GDP下降、失业率飞升、社会民怨加剧，香港特区政府没有花大力气去重建香港的制造业，反而希望借内地之力去支撑本地服务行业的发展。为此，2001年底，有学者向香港特区政府建议，由中央政府帮助解决特区的经济与就业问题。这个建议得到中央政府正面响应并经详细研究后，内地与香港于2003年中签订了放宽内地同胞到特区旅游的“个人游”（“自由行”）相关协议以及《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后者给予香港产品零关税进入内地市场政策，容许香港服务业以优于WTO条件进入内地。但由于本地制造业已北移，又没有新增产业，港产品零关税进入内地市场这项政策对香港的帮助不大。从2003下半年至2016年3月，在CEPA下的香港出口至内地的货物总额只有97亿美元，涉及的免税总额为53.8亿美元。反而“个人游”对香港的旅游及零售业产生了实质效应，同时亦带动了金融、保险、房地产及股票市场的发展。因为这个新政策，内地来港旅客由2003年的67万人次急升至2015年的2794万人次，其间的总人数达1.88亿人次，每年年均单计直接旅游收入便约1000亿港元。

CEPA涉及的行业与优惠每年都修订一次，主要目的是扩大香港服务业在内地的覆盖面。因为内地还不是100%的市场开放，加上讲求关系和存在一定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虽然拥有CEPA优惠，香港服务业亦难以在内地有竞争力。一些香港的餐饮企业及大型的地产开发商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内地的主要城市已有一定的发展，与CEPA的关系不大。较具体的是在CEPA下的香港个体户在内地开业的安排。但至目前为止，这些个体户的总户数只有7766户，从业人员21777人，总资金7.2亿元人民币。

3.内地经济转型：“前店”功能萎缩

1997年回归后，香港基本上还是依赖内地的出口导向Ⅰ型工业服务的“前店”功能，香港本身的制造业继续萎缩，而服务业的比重仍在上升。不过，由于内地的港口码头设施、航运及物流业，外向型的金融和商业服务在不断发展，内地对香港这个“前店”的依赖程度日渐降低。比较明显的例子是不少以往经由香港转口的内地进出口货物，已由深圳、广州及上海等新型集装箱码头进出口（见表3）。不过，部分自内地的直接进出口仍然以香港的贸易商和银行作为中介，促使了香港离岸贸易的增加。自2010年起，香港的离岸贸易额已超过转口贸易额，至2015年，它更是转口贸易额的两倍。不过，转口贸易的毛利率为15%～17%，而离岸贸易则只有5%～6%，离岸贸易对香港的经济贡献远不及转口贸易，同时亦对本港的物流及运输、仓储业有消极的影响。2015年，进出口企业仍有102413家，雇用人员48.4万人，对GDP贡献率为20%，但其重要性已大不如前了。其中深受打击的乃物流业，在就业及占GDP比重上都下跌了不少（见表1及表4）。“前店”功能萎缩的另一个原因是内地自2001年起推动双轮驱动的经济转型：内需驱动和高新科技产业驱动。这些新发展的贸易透发率比出口导向Ⅰ型工业低得多，使支撑香港的“前店”功能的内地工业需求日益缩小，并且随着内地这些产业由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向内陆低工资地区的迁移，它们因远离香港，而更倾向于使用较邻近的内地港口城市。

表3 2003～2014年全球主要集装箱港呑吐量

表4 1980～2013年香港GDP构成（按行业）

表5 香港在大珠三角经济区中的地位变化

表5将珠三角地区和香港纳入一个整体的经济区，并称之为大珠三角地区，从这个大区内的GDP、工业总产值、出口总值等在1985～2007年的分区分布的变化，可以看到香港前期（1985～2000年）的工业北移及后期（2001年起）的“前店”萎缩的过程。珠三角地区随着北移工业的到来及成功的后期工业的转型，经济发展水平及规模已远超香港，它的GDP已占大珠三角地区的61.8%，工业产值约是香港的28倍，而它有一半出口是直接由自己的港口处理的，显示了香港的转口功能自1995年起已显著变弱。正如前述，1997年底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3年初的SARS爆发后，香港不谋自身产业转型，而只急切地谋求中央的帮助以解决就业和经济危机。

4.服务内地和内地企业全球化的金融新发展

2003年的经济危机等，令特区政府和中央除实施CEPA、自由行政策之外，还协调出2003年的吸引投资移民和输入内地专才及优才的计划，并于2003～2008年大力推动内地私人及企业参与以金融为主，特别是股票、保险与债券及私人银行等活动的新一轮经济发展。这些新举措都强调了加强与内地的经济合作和为内地提供服务。此外，还容许香港专科以上教育学院的非本地毕业生（绝大部分是内地生）留港工作，并可取得居港权。至2015年，已共有51463名毕业生留港工作。

专才及优才计划年配额为1000人，至2015年共为香港输入了3895人；投资移民早期规定最低投资额为650万元，可投资股票、债券及房地产（按规定金融资产应占投资的七成）。其后，特区政府在2010年将最低投资额提高至1000万元，并规定不能投资房地产。这个计划最后在2015年初被取消。12年来，该计划共批准了28243人（涉及总家庭人口约10万人）移民香港，他们投资于股票及房地产等的资产合计2436亿元。在不准投资房地产规定出台前，共有8924宗投资移民获批准，他们共投资了633亿元，其中214亿元投入了房地产（远超法定的三成限制），估计可购买4280个中型单位，而这些购买行为主要集中在2009～2010年。2011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内地买家占全香港一手私人住宅宗数的比重达27.1%，占投资金额比重为32.4%。因此，投资移民计划对香港就业及经济发展帮助不大，但在房屋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却对香港房地产泡沫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虽然自1993年起已有内地企业来港上市，但其爆发性的发展却始于2003年，特别是中央在2006年釆纳新的政策后，要求原本已进入美国上市程序的四大银行改在香港上市，并要求国有企业需要在境外上市的，只能选择在香港上市，促使香港成为内地企业在境外上市的主要市场。因此，自中国工商银行于2007年在香港上市起，这一新国家政策便改变了香港股市的性质，为香港股市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拓展了香港股市的发展空间。表6显示内地企业在香港主板上市数目由2003年的48家，增加至2015年的947家（H股229家、红筹股141家、民企577家），它们的总市值占了香港股市总市值的61.96%，总成交额占整个股市的73.36%。1993～2015年它们在香港的总集资达50897亿港元，不但使香港成为内地企业在境外的最大资本募集中心，也使香港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上市的重要渠道。

另外，中央还批准了香港发展人民币存款、发行人民币债券等人民币业务，以及安排QDII、QFII、两地及跨境ETF、“沪港通”及“深港通”等措施，将香港和内地股市逐步连通，并把人民币业务逐步在香港落地，使香港成为第一个人民币离岸中心。

在内地与全球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之际，中央响应了香港的要求，强化了香港沟通内地与世界的金融中介中心的作用，对香港经济起了提振作用。

表6 内地企业对香港股市的贡献

5.概括回归后的香港经济发展

（1）错误急推政制变更，忽视经济发展。特区政府没有充分理解香港特区与国家休戚相关的经济关系，亦对回归前香港经济发展的背景没有充分理解，基本上依循香港政府在1997年前的“自由贸易不干预主义”下的“小政府”取向，因而没有因应国家的崛起及经济结构转型，谋求更好的经济发展策略。1997年的金融危机，2003年的SARS爆发，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加强了特区政府“头痛医头”的短视态度，缺乏长远发展策略。每逢有大经济危机，就寻求中央政府帮忙。

经济上的不作为或少作为，并未在地方政治上有所体现。回归20年来，历届特首都有意将香港政治体制尽早地向英式立法主导的议会制过渡，自第一届特首起，便不理《基本法》有关政制发展的“循序渐进”原则，主动提出在特区还未站稳的十年内不断变更政制，提出“2017年双普选”的目标，倾向于西方民主、人权等价值。历届特首在短短13年内便向中央提出了8次政改要求，推动社会对政治体制的不切实期望，孕育了民间的激进、本土乃至港独势力。加上特区政府经济上的不作为，及中央助港政策对小部分人士输送的利益较一般市民多，社会矛盾日渐扩大，对政府施政日益不满，使香港成为真正的“抗议之城”和“政治城市”。

（2）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并远低于回归前的速度。张俊森等（2009年）的一份研究发现：香港在回归前（1960～1997年）年均GDP增长率为7.54%，而回归后的十年（1998～2007年）则只有4.9%（见表7）。表内没有包括2008～2015年，但这期间的实质增长率亦只在1.7%～6.8%，其中2009年更为-2.5%。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香港的平均GDP增长率超过8.5%。其背后是高私人消费、高政府开支、高固定资本形成和高货物出口在支撑，反映了二战后香港转移型工业化的成功及出口导向Ⅰ型工业的扩大。然而前两项的增长率在1980～1997年明显下降，但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却十分强劲，体现了香港已由出口导向Ⅰ型工业经济转为“前店”模式，使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GDP的年增长率仍达7.03%。这个趋势在回归之后基本上延续下来，但自2006年、2007年起，“前店”功能也开始萎缩，是新的以内地为动力的旅游与金融业支撑了后一阶段的香港经济，同时香港亦步入了较低的GDP增长率时期。

表7 1961～2007年香港主要宏观经济指标

“前店”功能萎缩，经济发展集中在“四大支柱产业”中的旅游及金融业。曾荫权任香港财政司司长时，于2002～2003年度财政预算案中提出了“四大支柱产业”概念，标示了特区政府要放弃工业主导，专注于推动服务业经济发展。表8显示2004年是一个分界，之后的金融服务、旅游、专业及工商服务三大支柱产业，无论在GDP还是就业贡献上都有长足发展，而反映“前店”功能的贸易及物流业发展在2004年达到高峰后便一直下跌。总体而言，四大支柱产业对GDP的贡献由2004年的53.4%增加至2014年的57.9%，就业贡献由44.9%增至47.4%。但其中的旅游、专业及工商服务两大支柱产业的贡献自2014年达至顶峰后，因为2014年的“占领中环”运动 及旺角暴动，已出现下滑，前景并不明朗。

总而言之，香港在回归后经受了两次金融危机及SARS疫病考验，经济依然有所发展，基本原因乃国家的特殊照顾。

表8 1997～2014年四大支柱产业的经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