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转移型工业化：1950～1986年

1.转口经济没落的政治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很快由战前的百年转口经济转变为出口导向Ⅰ型工业经济，背后的原因包括中国内地政治与经济的变化及香港成为英联邦成员的新身份。作为中国的主要转口港，香港贸易额大跌，失业率跳升。抗美援朝战争后，中国的自力更生国策及向苏联集团倾斜的对外经济政策也导致传统的香港与内地贸易停顿。香港和内地的经贸关系至20世纪70年代末，基本上局限于内地对香港淡水、食物及一般日用品的供应。

2.出口型轻工业兴起的原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香港现代工业并不重要，主因乃老牌工业国英国从来都只看重香港的转口港功能，没有在香港促进现代的实体工业经济的发展。

然而，二战后中国内地的政局不稳及随后的内战，使不少中国工业家，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家，带着他们的资金、设备、技术、市场关系及主要技术和管理人员迁至香港，这成为香港的荃湾及长沙湾自1947年起工业兴起的主要原因。战后香港第一家纺织厂和成衣厂都是1947年成立的，第一家塑料厂和第一家玩具厂也分别在1949年及1950年成立。长三角地区是亚洲地区在二战前除日本之外的第二个主要现代工业化地区。香港的主要工业家都是来自长三角地区内的上海、无锡、南通、苏州等主要工业城市，因而他们所掀起的香港工业化实际上是转移自中国内地的工业化。在此之前香港的现代工业不多，只有修船、绳缆厂及火柴厂、制糖厂、英泥（三合土）厂等。它们都依附于与转口经济有关的船运、仓储或为它服务的行业。20世纪20～30年代香港也设立了为数不多的纺织厂等，但它们在日占时代亦已被湮没了。

二战后的世界各地，日用消费品奇缺，这是因为战争影响了生产，而主要出口国如英国及日本亦因民用品生产改为军工品生产，战后短期内亦难以恢复至原有生产水平，市场出现供求严重不平衡。当时的长三角地区工业家在1945年后从美国购买最新设备准备在内地恢复生产，但由于对内战的担忧，这些新购设备不少被暂时存放在香港的仓库里，成为工业转移的第一步。这些设备加上上文提到的工业家及技术与管理人员、资金等在1947～1955年的南移，使香港成为亚洲在二战后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或第三世界地区，使香港的工业产品得以及早进入供应短缺的亚洲乃至欧洲市场，形成轻工业消费品出口世界市场的首发优势。

同时，英国因应英属地及前殖民地在二战后的独立浪潮，也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了英联邦以保持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为这个新联邦的成员，香港产品在进入英联邦国家及地区时可以享受优惠关税，这也成为香港转移型工业的产品可以大量出口的重要原因。

3.出口型轻工业的发展及特点

1951年，香港有各类工厂1702间，雇用了9万多人。1954年，工厂已达4689间，雇用了109997人。到这时期的顶峰（1981年），全港工厂超过4万间，雇用工人约100万人，占全港总就业人数的接近一半，对GDP的直接贡献率达30%（见表1）。

表1 1971～2014年香港就业分布

续表

这时期的工业以纺织和成衣为主，这两个行业约占香港工业总产值比重的40%，产值居第二位的是塑料及假发，其中塑料花的产量在1969年曾占了全球的80%，1980年的玩具出口亦曾占全球出口的60%。20世纪70年代，当时年青一代工业家在美国留学后回到香港，引进了以美国技术和美国市场为主的以代工为生产方式的电子行业，使电子行业在1981年成为香港第二大行业（见表2）。

表2 1961～1986年香港主要工业

这些香港制造的产品80%以上是出口的，它们早期以英联盟为主要市场，但1960～1980年，北美已超越英联邦地区成为香港主要市场，占总工业出口的40%以上，其次是日本及欧洲。简言之，这一转移型工业集中在一些日用轻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上，属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工技术要求低，但季节性及潮流性高，产品生命周期短，而经济发达地区又占了这些工业的六七成的市场。换言之，这是属于要求生产灵活、进入市场速度要快的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路径上的第二阶段的工业，即出口导向Ⅰ型工业。

香港在这时期的贸易反映了出口导向Ⅰ型工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其特点可见于香港的贸易伙伴和进出口的货品构成。这时的贸易伙伴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及经济发达国家，本地的工业制品成为主要的出口货物。香港的进口货物除了食物、燃料外，还有用于本地出口工业的必需投入，包括机器、工业原料及半制成品。这是因为香港资源缺乏而本地市场狭小，它的工业经济必须依赖于这些外地供应品，而它的制成品亦需要依赖外国巿场，形成推动进出口贸易真正的“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工业经济。对外国供求的依赖同时也促进了本地金融、航运、通信、物流等高档服务业的发展。

4.出口导向Ⅰ型工业的普遍性及相关理论

薛凤旋（1998）把二战后中小型经济体的工业发展经验与政策综合为四个阶段。他发现每一阶段的工业类型、市场要求、进出口政策以及外汇与金融政策特点都各有不同（见图2）。香港地区邻近的经济体，以韩国、中国台湾、泰国、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等为例，都先通过利用、保护和开发本地市场及对工业的特殊援助，培育本土新兴工业，而本土新兴工业都是一些技术成熟或技术要求不高的日用消费品轻工业，如成衣、纺织、玩具、食品等。当本地市场达到饱和后，当地政府为了维持这些工业增长，便改而采取了鼓励出口的新政策，如降低关税及放松外汇管制、简化进出口手续等，把这些工业由以满足本地市场式的进口替代Ⅰ型工业变成出口导向Ⅰ型工业。在亚洲地区，以香港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先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便发展至图2的第二阶段，即出口导向Ⅰ型工业经济。香港因为本地市场较小，加之得益于内地长三角地区工业的转移，从战后1947年开始便直接进入了图2的第二阶段，没有经过图2的第一阶段的过渡。

图2 二战后中小型经济体工业化四阶段论

然而，出口导向Ⅰ型工业难以持久，主要原因包括同类产品的更亷价产地的竞争、本国社会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的需求等。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由于众多出口来源地的涌现，进口国开始对这些产品实施配额限制。这些中小经济体要谋求未来发展出路，必然要在市场之外加进“政府之手”，即以政府政策大力推动工业转型。换言之，因为这些经济体“市场小”，为了发展资本和技术要求更高的产业，便要求“大政府”式的政府介入，即“小巿场、大政府”。20世纪60年代末，韩国政府便通过发展内需市场及提供相关政策倾斜，主导推动重化工业的发展，至20世纪80年代末更以同样方法大力发展数码科技和计算机芯片。中国台湾亦在20世纪70年代推动以内需为主的造船、炼钢、石化行业，及在1980年中期在计算机代工的基础上，引进、消化及建立了计算机产品的研发产业。新加坡亦走了近似中国台湾的道路，由政府直接投资建设石油化工及电子产业。1980年末这“三小龙”已成功地深化了工业发展并进入图2中的第三阶段，即进口替代Ⅱ型。

香港政府在1977年亦曾经担忧工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并在当年决定建设第一个工业邨，成立了“工业多元化委员会”，希望以此深化香港工业发展。但工业多元化委员会在1979年的报告中却没有提出具体办法，只提出了提供中小企业贷款等一些不切实际的建议。之后建成的三个工业邨（共占地214公顷）亦只为一些不适合在多层式工业大厦开设的工厂提供建设厂房的廉价土地，对香港的工业多元化没有丝毫帮助。1980～1982年，因香港财政司夏鼎基多次提出“积极不干预主义”，进一步把以强有力的政府行为帮助香港实现工业转型升级的希望扼杀了。此后的历届香港政府，包括回归后的特区政府，都以“大市场、小政府”、自由主义为原则，而不谋求促进工业或其他产业发展的特殊政策。

5.结论：是转移而不是自由贸易导致了香港二战后的工业经济

1950～1986年，中国因素对香港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内地工业家、技术、资本及大量劳动人口的移入，以及因为联合国对中国内地出口的制裁，香港作为中国管治之外的地区得到一些中国传统出口产品，如抽纱的替代性生产的机会。此外，传统的香港转口经济亦转变为以香港本地制造的工业品出口为主的新出口导向Ⅰ型经济。除了这个关键的“转移”因素，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关系并不密切，多体现在食品及饮用水的供应上。以1978年为例，香港本地产品对香港出口的贡献达75%，再出口的比例不大。在进口方面，虽然中国内地是香港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但只占其总进口值的16.7%，而亦只有1.6%的香港出口是以中国内地为目的地。这些数据表明香港当时的工业经济与中国内地经济并没有太多联系。不过如果没有来自长三角地区的工业转移，香港能否成功地发展出口导向Ⅰ型轻工业，则是个疑问。

如果以1976年的主要亚洲经济体的工业产值及人均工业产值为标准，会发现香港具有较高水平的工业化：以人均计，它的工业化水平比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高出很多，工业总产值亦比人口数量大它数倍至数十倍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大。对香港这个战后经济快速成长的经济体，不少经济学家，如美国的费里民，认为这是香港奉行真正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果。这是严重的误解，因为香港自1841年起便奉行利伯维尔场经济，但其现代工业却到1950年才有明显的发展。同时，也是因为在本地工业家的要求和推动下，香港政府才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通过立法成立了不少半官方机构以推动工业发展及促进本地工业产品的外销，形成了一个颇有特色的出口导向Ⅰ型工业的支持体系。基于此，香港政府将自己的工业政策取向定名为“有导向性的自由贸易主义”（薛凤旋，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