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研究
北朝官修谱牒的类型与发展脉络[1]
陈鹏
（吉林大学中国史系，长春 130012）
摘要：北朝谱牒以官修为主，与朝廷的士族评定关系密切。北朝士族评定，主要在于评定郡姓及其门第等级。与之相应，北朝官修谱牒分为“氏族谱”与“郡姓谱”两大类型：前者是著录士族门第等级的总谱，规模往往较大，可能包含士族房分、谱系记录；后者则是条列各郡著姓的简谱，且很可能是前者的节略本。这两类谱牒肇始于北魏太和定姓族，延续至周、隋定氏族，展现出官修谱牒与门阀制度的密切关系，乃至唐前期仍继承了北朝官修谱牒的方式和类型。
关键词：北朝 官修谱牒 郡姓谱 氏族谱
南北朝时期，谱学兴盛，所谓“官有簿状，家有谱系”。[2]其中北朝谱牒编撰，往往与朝廷评定士族门第相关，官修色彩明显。《隋书·经籍志》（下简称《隋志》）史部谱系类小序，即将北魏孝文帝定姓族、西魏北周改复胡姓与谱牒编撰联系起来。[3]
对于北朝谱牒，除通论性研究外[4]，亦存在专论：李裕民结合传世文献和吐鲁番出土残谱，讨论了北朝谱牒的种类和体例[5]；李传印提出北朝谱学与政治关系密切，北朝谱牒以官修为主，是建立门阀新秩序的工具，在选官、婚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6]；高贤栋认为北朝谱牒是选官和婚姻的依据，还具有收族的作用。[7]既往研究推进了我们对北朝谱牒和谱学的认识，但由于北朝谱牒的散佚，确如学人所论，难以“进入具体的实证性研究层面”[8]。近年来，陈爽借助墓志对中古谱牒体例、内容的探寻，多少弥补了这一缺憾。[9]
不过，北朝谱牒尤其是官修谱牒的发展脉络，仍有待考察。唐代谱学家柳芳称：“太和以郡四姓为右姓；齐浮屠昙刚《类例》凡甲门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右姓；隋开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则为右姓。”[10]太和定姓族的情况，唐长孺、陈爽、张旭华等先后做过精到的讨论[11]；北齐昙刚《类例》（全名《山东士大夫类例》），郭锋考察了该书的佚文和内容[12]；而北周和隋朝的情况，则研究不多。但柳芳之说透露出北魏、北周和隋朝均曾有过官修谱牒，笔者还注意到北朝官修谱牒存在形式和功能上的连续性。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北朝官修谱牒存目和佚文，探索其类型与发展脉络。
一 北魏“郡姓谱”的性质与功能
北朝官修谱牒的编纂，肇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定姓族。北魏官修谱牒，近人李正奋《补魏书艺文志》收录了《魏孝文列姓族牒》《方司格》二书，各一卷。[13]考其史源，前者见于《隋书·经籍志》《通志·艺文略》著录[14]；后者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15]
《方司格》在唐代谱学家柳芳《氏族论》中，有着较详细的记述：
魏太和时，诏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为举选格，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称之。[16]
《史通·书志篇》的记述稍有不同，称南北朝时“中原有方司殿格”。《史通》这条材料存在文字上的问题：“司”字，宋本《史通》作“思”，因版本较早，得到卢文弨等学者赞同；“殿”字，或认为是衍字，或认为当作“选”[17]。究竟是“方司”还是“方思”，似不能仅以版本早晚为据，因为柳芳《氏族论》和两《唐志》均作“方司格”。当代学人也多认为当作“方司格”，但解释不尽相同：郭锋认为“方”即“仿”，“方司格”为“仿比中央部、司的‘格’文件之意”[18]；楼劲主张“方”为“方舆、方国之‘方’”，“‘方司’意为各地之主者，故‘方司格’之为名，正表明此格规定的姓、族等次，虽最终由皇帝裁决，而其具体内容则主要是由各‘方’（郡）中正所拟定”[19]。从《氏族论》对《方司格》的描述来看，后者的说法更合情理。
关于《方司格》的性质与功能，学界存在不同说法。周一良称：“从卷帙之少可以推知，这是把天下各郡士族按门第高下列成为表格，以便一目了然，类似唐代的氏族志，而不是具有全部氏族的世系和人名的家谱族谱。”[20]周先生提出《方司格》不载氏族世系和人名，仅列各郡士族的说法，极有道理；但他认为《方司格》是“表格”则没有依据，“格”当为律令格式之“格”[21]。张旭华认为《方司格》属“谱牒之作”，“是一种按照门第高低排列的姓族名册，与南朝‘百家谱’的作用差不多”，“主旨就在于依据门阀等第高卑，区别姓、族次第，藉以作为吏部铨选时的依据”[22]。张氏关于《方司格》形式、功能的判断，大体符合柳芳《氏族论》的记述，但将《方司格》与南朝《百家谱》类比则不当，后者是仅记述侨姓高门士族的谱牒[23]。郭锋认为“方司格为地方州郡根据中央文件而制定的文件，包括本地郡四姓次第的记录等内容，作举选官员之用”[24]。此说最符合柳芳《氏族论》的记述，唯一的问题在于编撰《方司格》的中正是中央的郡中正，而非“地方州郡”。《氏族论》称《司方格》为“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为举选格”而成，其中“诸郡中正”指北魏中央之郡中正[25]；“各列本土姓族次第”则指各郡中正列本郡著姓及其次第，由此认定各郡郡姓。
关于《方司格》，只能通过《氏族论》有大概了解，因无遗文留存，讨论难以具体深入。但笔者注意到，宋代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下简称《辩证》）曾征引了一部名为《太和姓族品》的著作的遗文，对北魏按郡列述著姓的认识，或可有所推进。这部著作即以“太和”为名，当与北魏太和定姓族相关。今于《辩证》中检得两条佚文：
1 《太和姓族品》荥阳四姓：郑、皇甫、崔、毛。[26]
2 魏《太和姓族品》：柳、裴、薛为河东三姓。[27]
另外，《辩证》称“游”姓“秦汉而下，著望河北广平郡，与宋、焦、谈为广平四姓”[28]。广平宋氏、游氏均显于北魏，此条亦可能依据《太和姓族品》。
从遗文来看，《太和姓族品》是一部记述北魏太和年间各郡著姓的文献，类似于《太平寰宇记》和敦煌文书中保存的唐代“郡姓谱”“姓望谱”。为形象说明这点，今稍举敦煌文书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三条文字为证：
1 郑州 荥阳郡 出六姓：郑、潘、毛、阳、牟、郏、子（干）
2 蒲州 河东郡 出十五姓：裴、柳、薛、储、蒲、卫、聂、应、廉、麦、扈、昏、满、朗、贾
3 洺州 广平郡 出八姓：游、程、宋、谈、藉、啖、逯、焦 [29]
为方便比较，本文有意举荥阳、河东、广平三郡著姓为例。尽管自北魏至唐，三郡著姓数量增多，但二者形式形近，无疑是同一类型的谱牒文献。这类谱牒仅条列郡姓，而不载谱系，传世文献著录和敦煌文本题名，一般作“郡望氏族谱”或“姓望氏族谱”[30]，池田温名之曰“郡望表”。[31]本文因其列述各郡著姓，称作“郡姓谱”。
《方司格》按郡“列本土姓族次第”，亦应属同样性质的谱牒。至于所谓“次第”，或指一郡著姓的先后次序。当然，也不排除《方司格》于每姓下存在次第的小注。至于文献著录的《魏孝文列姓族牒》（下简作《列姓族牒》），从书名来看，无疑与北魏孝文帝定姓族有关；但因史料缺乏，现存二说：其一，《列姓族牒》（1卷）见于《隋志》，而不载于两《唐志》，但两《唐志》载有不见《隋志》的《后魏方司格》（1卷），陈爽推测《列姓族牒》与《方司格》“同书异名”[32]。其二，北魏孝文帝太和定姓族，将代人（鲜卑）贵族评定为“姓”“族”二级[33]，清人姚振宗、张澍均将《列姓族牒》与代人姓族评定联系起来[34]。因材料不足，二说均存在可能性；但就史志目录著录来看，陈爽说可能性更高，《列姓族牒》之“列姓族”很可能即《方司格》“列本土姓族次第”之意，二者当为同书。
简言之，《方司格》和《太和姓族品》均为列述各郡著姓的简谱——“郡姓谱”。而北魏太和定姓族，对汉人士族而言，核心内容即郡姓评定。上引柳芳《氏族论》称“太和以郡四姓为右姓”，又称北朝关中、山东士族著姓均称作“郡姓”[35]；《隋书·经籍志》也提到北魏郡姓的存在[36]。姜士彬将北朝士族称作“郡式贵族制”[37]。北魏“郡姓谱”《方司格》《太和姓族品》，无疑就是北魏郡姓评定的结果。
二 北魏定阀阅等第与谱牒编撰
北魏太和定姓族，因郡姓评定的需要，产生“郡姓谱”。但无论从《太和姓族品》佚文，还是《魏孝文列姓族牒》《方司格》的卷数（一卷）来看，“郡姓谱”篇幅不大，仅条列郡姓而不载谱系。然而，北魏太和定姓族，对士族门第等级进行了评定。柳芳《氏族论》记载了太和定姓族时评定“郡姓”等第的情况：
“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38]
《隋书·经籍志》史部谱系类也说“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39]；《魏书·崔僧渊传》也提到孝文帝“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40]。《通典·选举典》载孝明帝朝清河王怿上表引“孝文帝制”也提到“甲乙丙丁之族”“地非甲乙之类”云云[41]，表明北魏确实评定“郡姓”为甲、乙、丙、丁四等。
北魏太和定姓族，评定“郡姓”分甲、乙、丙、丁四等的情况，郭锋通过北齐昙刚《类例》佚文转引北魏旧制，给予了更明确的证明。[42]《古今姓氏书辩证》保留了一些北魏太和定士族门第的遗痕。《辩证》“崔”姓条有云：
魏太和中，定“清河崔”为山东五姓甲门……又魏旧定“清河崔”为第一甲门。释昙刚《类例》曰：崔怀兄弟并青州崔肇次卢、郑之后，崔陵及青州崔亮次之，崔隆宗为后。旧定博陵崔为次甲门，昙刚《类例》曰：先崔昂，次崔季舒及齐州崔光。李公恗《类例》则首崔楷，后季舒。又旧甲乙门者，崔楷、长瑜为先，子枢、季舒次之。旧博陵崔在乙门者，昙刚以崔暹入第五件，李公掩则首崔敬宽，次崔暹。[43]
引文提到昙刚《类例》，是北齐时一部记述北朝魏齐政权定姓族的私撰谱牒著作；李公恗《类例》，是唐代谱牒著作。[44]而文中提到“魏旧定清河崔为第一甲门”“旧定博陵崔为次甲门”“旧甲乙门者”“旧博陵崔在乙门者”云云，则当是北魏定门第的旧制，即北魏郡姓之等第。
那么，《辩证》记载下北魏旧制的依据是什么呢？这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昙刚《类例》、李公恗《类例》征引的，后为《辩证》转引；二是《辩证》别有所据。但无论哪种情况，“魏太和中”“魏旧定”云云的渊源必可上溯至某种北魏谱牒。[45]又《辩证》“皇甫”姓条曰：“魏定安定皇甫在乙门。”[46]这与上引魏定崔氏门第情况相近，且未言及昙刚《类例》，更令人相信北魏存在一种记录北魏士族门第等级的谱牒。
唐代定氏族门第，编修《氏族志》《姓氏录》等大型谱牒著作即按门第等级记述士族。《氏族志》对士族“类其等第”[47]，《姓氏录》更是按官员品级分等级记载士族谱系。[48]同样是评定士族门第等级的北魏太和定姓族，编撰按门第高下记载士族的谱牒，也是合情合理的。毕竟士族门第等级信息，不是简明的“郡姓谱”所能包含的。特别是依据上引《辩证》载北魏定崔氏门第的情况，北魏是按“房支”而非“郡望”评定士族门第等级的[49]，而“郡姓谱”仅条列郡姓，无法反映这些信息，而编撰一部按门第等级记载士族的谱牒则可解决这一问题。柳芳《氏族论》称“太和以郡四姓为右姓”，“右姓”的标准不排除即依据一部这样的官修谱牒。
简言之，北魏太和定姓族，配合朝廷评定“郡姓”及其阀阅等第之举，出现了两种官修谱牒：一种是条列郡姓的“郡姓谱”，一种是著录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关于后者，虽然未见文献著录有相关谱牒名目，但北魏定士族门第等级的相关记述，表明这类谱牒真实存在过，只是现存文献不足以展示其原貌罢了。
三 周隋定氏族与官修谱牒
北魏以降，北齐未见定氏族之举，北周和隋朝则曾先后定氏族，上引柳芳《氏族论》即提到“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右姓；隋开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则为右姓”。这是传世史料对周、隋二代谱学、氏族最直接的描述，其说无疑当依据周、隋二朝编撰的谱牒。唐长孺即将“周建德氏族”称为“建德氏族志”，视作一部著作[50]；郭锋也将“建德氏族”“开皇氏族”视作谱牒著作，标以书名号[51]；美国学者姜士彬更认为周“建德氏族”、隋“开皇氏族”是朝廷编撰的大型“氏族谱”，且二书题名与唐《贞观氏族志》相似，可能是同类著作[52]。
北周和隋代定氏族，除柳芳《氏族论》外，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西魏北周“赐复胡姓”虽然也涉及姓族制度的调整，但主要发生于西魏时期和北周初年，即周武帝即位（560年）以前[53]，与“建德氏族”无关。后者当发生于北周武帝建德年间（572～578）。由于史料阙如，对于柳芳所言“周建德氏族”“隋开皇氏族”评定“右姓”的标准，今已无从考证。不过，可以注意到，唐天宝六载（747）《李迪墓志》称志主家族（赵郡李氏）“周隋定族，称为第一”[54]。赵郡李氏在周隋阀阅第一固然不符合实情，但可知在唐人的历史记忆中，周、隋确曾定过氏族。郭锋即认为《李迪墓志》“可为一例证”[55]。另外，敦煌出土的《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记述武周李无亏的家世，也提及“随（隋）时定氏族”[56]。由此来讲，“建德氏族”和“开皇氏族”，正是配合周、隋二代定氏族编撰的谱牒。本文因袭姜士彬之说，称之为“氏族谱”。就“氏族谱”与定氏族的关系而论，与北魏著录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性质相近。
除了“氏族谱”，周、隋二代同样存在条列各郡著姓的“郡姓谱”。上文指出北魏即已出现《太和姓族品》《方司格》等“郡姓谱”，至唐犹存；但周、齐和隋朝是否也存在这种姓望简谱，或者说其在北朝隋唐是否存在连续性，既往研究论述不多。《辩证》“司马”姓条称“隋唐间，旧定河内五姓，以司马氏为一门”[57]；同书“游”姓条称“隋唐间，（游）与戴、商、盛，又为广陵四姓”[58]。这是少有的提到隋代郡姓的记载。毛汉光注意到《辩证》“游”姓条的记载，并认为出自“隋谱”[59]；陈鹏对隋代谱牒进行了更细致的材料搜集和考察，证实了隋代“郡姓谱”的存在。[60]更值得注意的材料，则来自《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成书于日本宇多天皇宽平三年，即唐昭宗大顺二年（891），旨在著录日本国平安前期为止的传世汉籍，保存了不少汉籍书目。其中谱系类著录有刘昉等撰《定四海姓望谱》一卷。[61]这部谱牒著作不见于中国古代目录书著录，但对上述问题的考察却极具价值。对于这部谱牒，孙猛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中称：“汉魏、南北朝至唐代，崇尚郡望氏族，成为风气。时有多种谱录行世，后皆亡佚，刘昉等所撰此书，盖亦其中之一。”[62]其说固然符合南北朝隋唐的谱学兴盛之风，但却未给出切实的考察或说明，未能发掘出这条材料在中古谱学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定四海姓望谱》以“姓望谱”为名，而且篇幅仅1卷，即当属于条列各郡著姓的“郡姓谱”。日本学者池田温曾推测其与隋“开皇氏族”相关[63]，展现出学术的敏感性。但就性质而言，《定四海姓望谱》属“郡姓谱”而非“氏族谱”；就编撰时代而言，似也不无可商榷的余地。依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该谱为刘昉等撰。刘昉（？～586）历周、隋二朝，《隋书》《北史》有传，但未见他编撰此书的记载，不足以断代。然刘昉在隋朝建立后，“闲居无事，不复任使”；而在北周宣帝朝和杨坚辅政时期，却颇受信任。[64]尤可注意的是，柳芳《氏族论》称“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右姓”[65]，与《定四海姓望谱》命名相近。姜士彬在讨论唐代官修氏族志和“郡姓谱”时，曾提出后者是前者的节录本或简略本。[66]《定四海姓望谱》很可能与周“建德氏族”也是这样的关系，即根据北周武帝建德年间定氏族的结果，编成条列各州郡著姓的简谱。
当然，受材料所限，上述观点尚无法确定。但《定四海姓望谱》的存在，至少表明“郡姓谱”自北魏至周、隋，再到唐朝，一直存在，在谱学史上不存在阙环。这是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以来，山东、关中士族并称“郡姓”，朝野重郡望的反映。前引《辩证》“司马”“游”二姓之说，或即隋代“郡姓谱”之遗文。而周、隋“郡姓谱”既是对北魏“郡姓谱”的继承，也很可能是周、隋二代“氏族谱”的节录本。
余论
北朝魏、周、隋三朝均曾定氏族，尤其是对各郡著姓及其门第高下进行评定。伴随着这一工作的是官修谱牒的编撰。北朝官修谱牒包括两类：一类是朝廷定姓族的“氏族谱”，大体按门第高下记述士族谱系；另一类是条列各郡著姓的简谱，可称作“郡姓谱”，往往是前者的“节略本”。门第高下和各郡著姓，正是北朝官修谱牒的核心内容，与当时的门阀制度表里相应。上述两种官修谱牒的形式，可能也不是北朝所独有，南朝亦曾出现过。虽然南朝谱牒多为《百家谱》《十八州谱》之属；但依据《玉海》引《中兴馆阁书目》，南朝梁亦曾出现1卷名为《诸士族谱》的“郡姓谱”[67]，且可能是当时总谱《梁天监十八州谱》的“简易本”[68]。这与北朝“氏族谱”和“郡姓谱”的关系相近。
除官修谱牒外，北朝亦存在私修总谱（通谱），其中最著名的即为柳芳《氏族论》提到的北齐昙刚《类例》。郭锋考察昙刚《类例》佚文，指出此书“是一部涉及北齐的郡姓士族家族门第变动情况的私修谱志类著作”[69]。类似著作很可能在北魏已存在，例如张始均《冠带录》、甄琛《姓族废兴》。[70]这两部著作仅见于作者《魏书》本传，具体内容不详，从书名来看当是著录士族的著作。其出现可能是对孝文帝定姓族以后，姓族废兴、门第升降、谱系婚姻的补充，毕竟“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71]；但也不排除是对太和年间所定士族门第的某种调整，因为当时宋弁执掌此事，升降士族门第不尽合乎人心[72]，后来或遭到士林舆论反弹。倘二书确为私修总谱，当与昙刚《类例》的旨趣相近，即对官方定姓族结果和官修总谱的调整和补充。
北朝官修谱牒的两种形式，甚至延续至唐朝。唐前期三次官修“氏族志”，即“氏族谱”的代表；“郡望谱”则见存于《太平寰宇记》和敦煌遗书。至唐后期，朝廷不再士族评定，官修“氏族谱”也不再编撰[73]，修谱重点由“定士族郡姓、别士庶婚姻”转变为“辨认郡望为主”[74]，“郡望谱”也转变为“姓望谱”。这也正是门阀士族衰落的表现。
[1]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中古史籍与史料的整理与研究”（16JJD770004）、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北朝谱牒与姓族制度研究”（2016ZZ021）阶段性成果。
[2]（南宋）郑樵著《通志二十略·氏族略第一》，王树民点校，中华书局，2009，第1页。
[3]（唐）魏徵等：《隋书》卷33《经籍志二》，中华书局，1973，第990页。
[4]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赵和平主编《周一良全集》第1编第2册《中国史·魏晋南北朝史论（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第90～91页；陈直：《南北朝谱牒形式的发现和索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郭锋：《晋唐时期的谱牒修撰》，载氏著《唐史与敦煌文献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170～195页；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80～84页；仓修良：《谱牒学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94～95页。
[5]李裕民：《北朝家谱研究》，《谱牒学研究》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第61～69页。
[6]李传印：《北朝谱学与北朝政治》，《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
[7]高贤栋：《北朝宗族谱牒述论》，《北方论丛》2007年第5期。
[8]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学林出版社，2015，第8页。
[9]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
[10]（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99《儒学列传中·柳冲传》，中华书局，1975，第5678页。
[11]唐长孺：《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载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2011，第79～92页；陈爽：《世界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42～80页；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研究》，中华书局，2015，第414～432页。
[12]郭锋：《〈山东士大夫类例〉与北朝郡姓评定若干问题考察》，载氏著《唐史与敦煌文献论稿》，第130～144页。
[13]李正奋：《补魏书艺文志》，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12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第273页。
[14]（唐）魏徵等：《隋书》卷33《经籍志二》，第989页；《通志二十略·艺文略第四》，第1587页。
[15]（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中华书局，1975，第2012页；《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第1496页。
[16]（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99《儒学列传中·柳冲传》，第5680页。
[17]（清）卢文弨：《群书拾补·史通校正》，收入《清人校勘史籍两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第765页；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卷3《内篇·书志第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68页；赵吕甫：《史通新校注·内篇·书志》，重庆出版社，1990，第184页注[108]。
[18]郭锋：《〈山东士大夫类例〉与北朝郡姓评定若干问题考察》，见氏著《唐史与敦煌文献论稿》，第137页。
[19]楼劲：《魏晋南北朝隋唐立法与法律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第179页。
[20]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赵和平主编《周一良全集》第1编第2册，第91页。
[21]另外，唐《贞观氏族志》达130卷，当载世系和人名，周先生将《方司格》与之类比，并不妥当。
[22]张旭华：《北魏中正职权的扩大与分定姓族》，《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第287～288页；《九品中正制研究》，第427页。
[23]关于《百家谱》，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赵和平主编《周一良全集》第1编第2册，第90页；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33～34页。
[24]郭锋：《〈山东士大夫类例〉与北朝郡姓评定若干问题考察》，见氏著《唐史与敦煌文献论稿》，第137页。
[25]北魏中正系统存在中央、地方之别，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639～651页；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研究》，第387～401页。
[26]（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王力平点校，卷5“崔”姓条，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第78页。
[27]（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38“薛”姓条，第592页。
[28]（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18“游”姓条，第261页。
[29]郝春文等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9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151、152、154页。
[30]姜士彬（David G.Johnson）据文献著录和敦煌遗书题名，称作“姓望氏族谱”，或简称“氏族谱”。见〔美〕姜士彬著，范兆飞、秦伊译《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第四章、第五章及附录三，中西书局，2016。
[31]〔日〕池田温：《唐代の郡望表—九·十世纪の敦煌寫本を中心として—》，《唐史論攷—氏族志と均田制—》，汲古書院，2014，第5～64页。
[32]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35页。另外，两《唐志》还载有不见于《隋志》的《后魏谱》二卷，（清）章宗源认为《列姓族牒》与《后魏谱》可能是一书。但二者卷数不同，且据《通志·艺文略四》，《后魏谱》属皇族谱，故当非一书。章氏之说，见其著《隋书经籍志考证》，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14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第164页。
[33]（北齐）魏收：《魏书》卷113《官氏志》，中华书局，1974，第3014～3015页。
[34]（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15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第990～991页；张澍：《姓韵》附录《古今姓氏书目考证》，三秦出版社，2003，第11页。
[35]（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99《儒学列传中·柳冲传》，第5678页。
[36]（唐）魏徵等：《隋书》卷33《经籍志二》，第990页。
[37]〔美〕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第41页。
[38]（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99《儒学列传中·柳芳传》，第5678页。
[39]（唐）魏徵等：《隋书》卷33《经籍志二》，第990页。
[40]（北齐）魏收：《魏书》卷24《崔玄伯传附族人僧渊传》，第631页。
[41]（唐）杜佑：《通典》卷16《选举四·杂议论上》，王文锦、王永兴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第390～391页。按：今本《魏书》卷22《孝文五王列传》亡佚，中华书局点校本该卷校勘记〔六〕认为《通典》这段话出自原本《魏书·孝文五王列传·清河王怿传》。
[42]郭锋：《〈山东士大夫类例〉与北朝郡姓评定若干问题考察》，见氏著《唐史与敦煌文献论稿》，第130～145页。
[43]（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5“崔”姓条，第78～79页。
[44]引文“李公恗”“李公掩”，显系字讹。柳芳《氏族论》提到谱学家李公淹，当即此人，郭锋推测其为玄宗朝人（见其著《〈山东士大夫类例〉与北朝郡姓评定若干问题考察》，《唐史与敦煌文献论稿》，第132页）。但《隋书》卷67《裴矩传》、《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下·南平獠传》提到唐高祖、太宗朝有李公淹，本窦建德部下，降唐后曾任员外散骑侍郎宣谕岭南，或即此谱学家。
[45]郭锋：《〈山东士大夫类例〉与北朝郡姓评定若干问题考察》，见氏著《唐史与敦煌文献论稿》，第137～138页。
[46]（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15“皇甫”姓条，第226页。
[4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第2443页。
[48]（北宋）王溥等编《唐会要》卷36《氏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775页。
[49]郭锋：《〈山东士大夫类例〉与北朝郡姓评定若干问题考察》，见氏著《唐史与敦煌文献论稿》，第139～143页。
[50]唐长孺：《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载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88页。
[51]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第45页。
[52]〔美〕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第55～56、57～58页。
[53]（唐）李延寿：《北史》卷5《西魏文帝纪》称大统十五年（549）“初诏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并令复旧”（中华书局，1974，第180页）；《周书》卷2《文帝纪下》称魏恭帝元年（554）赐复胡姓，继北魏三十六国、九十九姓之后（中华书局，1974，第36页）。研究者针对“赐胡姓”时间的统计，尤可证明赐姓多在西魏和北周初年。见Albert E.Dien（丁爱博），The Bestowal of Surnames under the Western Wei-Northern Chou：A Case of Counter-Acculturation，T’oung Pao 63：2～3（1997），pp.137～177. 叶炜《从王光、叱罗招男夫妇墓志论西魏北周史二题》，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8辑，2012，第92～93页。
[54]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1612页。
[55]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第45页注①。
[56]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沙州都督府图经》，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第8页。
[57]（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4“司马”姓条，第58页。
[58]（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18“游”姓条，第261～262页。按：《辩证》载广陵郡著姓“商”，疑当作“高”，《太平寰宇记》载广陵郡四姓即为戴、高、盛、游；敦煌文书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载扬州广陵郡十姓亦有“高”而无“商”。见《太平寰宇记》卷123《淮南道一·扬州》，中华书局，2007，第2443页；郝春文等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9卷，第153页。
[59]毛汉光：《敦煌唐代氏族谱残卷之商榷》，《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世纪出版社，2002，第428页。
[60]陈鹏：《世系与门第：中古谱牒新论》，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5，第172～175页。
[61]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本文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12页。
[62]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考证篇》廿二“谱系家”，第932页。
[63]〔日〕池田温：《唐代の郡望表》，《唐史論攷》，第60页注（24）。
[64]（唐）魏徵等：《隋书》卷38《刘昉传》，第1131～1132页；《北史》卷74《刘昉传》，第2541～2542页。
[65]（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99《儒林列传中·柳冲传》，第5678页。
[66]〔美〕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第107～108页。
[67]（南宋）王应麟：《玉海》卷50《艺文·谱牒》，广陵书社，2016，第985页。
[68]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第182～183页。
[69]郭锋：《〈山东士大夫类例〉与北朝郡姓评定若干问题考察》，载氏著《唐史与敦煌文献论稿》，第131～135页。
[70]（北齐）魏收：《魏书》卷64《张彝传附子始均传》，第1433页；（北齐）魏收：《魏书》卷68《甄琛传》，第1516页。
[71]（北齐）魏收：《魏书》卷60《韩麒麟传附子显宗传》，第1341页。
[72]（北齐）魏收：《魏书》卷63《宋弁传》，第1415页。
[73]瞿林东：《瞿林东文集》第6卷《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274页。
[74]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