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累构造下的唐代宦官历史书写
李瑞华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握有历史记录权与编纂权的唐宋史家，一次次改写和重构了唐代宦官的历史书写。由于唐代固有的政治体制塑造了宦官与文臣百年相争的格局，二者紧张而疏远的关系影响了士大夫对宦官群体的第一重历史书写。宋初鉴于唐代宦祸，皇帝能够审慎任用宦官群体。宋仁宗朝君主逐渐任用宦官作为腹心亲信以加强皇权，因而宋代史家重新改写唐代宦官，以期通过前车之鉴来警诫规谏皇帝。加之当时史学春秋笔法的盛行，宋代史家进一步丑化和批判唐代宦官，进而完成了唐代宦官的第二重历史书写。可以说，唐代宦官的历史书写经历了多重累积，每一重累积又是史实、文本与意识的碰撞与重构。
关键词：唐代宦官 历史书写 层累构造
“自书契以来，不无阍寺”[1]，宦官古来有之。史家一般认为，东汉、唐、明是宦祸最严重的统一朝代。由于宦官群体存世史料不多，正史宦官传是一朝宦官群体记载较为集中和全面的史料文献，因而成为探究历代宦官群体的基础资料。《后汉书·宦者传》是正史之中首次单独为宦官设传，载东汉宦官16人。虽对擅权乱政的宦官记载颇多，也不乏对贤宦的记载，如郑众“谨敏有心幾”、蔡伦“匡弼得失”、良贺“清俭退厚”、曹腾“未尝有过”、吕强“清忠奉公”，整体权宦与良宦传记各占一半。[2]《明史》有宦官列传两卷，共记载有67位宦官，得到较正面评价的占了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即使是像北魏时代宦官可任中外要职、权衡人物，曾出现有杀帝、废后、戮相者，《魏书》录《阉官传》一卷，记有25位宦官，其中有将近一般的宦官得到史家的积极评价。
唐代被认为是继东汉之后宦官权势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史家单独设有宦官传。然而翻阅新旧《唐书》中的宦官传记，旧书仅13人，新书扩充至21人。其中得到史家正面评价的宦官屈指可数，多因擅权或品性而受史家批评。某一历史书写作品，必定是复合多重的和持续的历史书写行为，层累到一定程度后的结果。[3]唐代宦官历史书写的形成与唐宋史学发展趋势、唐宋两朝史家对宦官角色的认知以及唐宋两朝的政治局势、时代背景等密切相关。得益于五代宋人的几部官修史书，唐代宦官历史书写中的这种层累叠加过程可以更加明晰地了解和探知。
一 唐人的宦者意识与历史书写——以《册府元龟》为例
首先，简单梳理一下唐人修史的概况。唐朝史馆编纂有皇帝实录与本朝国史，德宗后再未修撰纪传体国史，穆宗后无编年体国史，而从唐高祖到唐武宗凡16帝有皇帝实录。[4]国史的修撰主要依据实录。实录取材于记录天子言行和诏书奏报的起居注，以及时政记、日历等史书文献，此外还取材于行状、家传、采访笔录。目前仅《顺宗实录》因保存于韩愈的《昌黎先生文集》而得以传世，其余实录与国史均已散佚。所幸宋朝时唐代的实录和国史尚在，五代宋人收集梳理唐朝史书，删削编订而集结成了诸种有关唐朝的官修史书。其中唐代宦官的史实集中记载于新旧《唐书·宦者传》《册府元龟·内臣部》《资治通鉴》，新旧《五代史》也涉及对唐末宦官的记载。
诸书之中又以《册府元龟》保存的唐代宦官信息最完备。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修成的《册府元龟》，旨在记述历代君臣事迹。其中唐史部分，武宗以前主要采自唐各帝实录，武宗以后主要参考贾纬“搜访遗文及耆旧传说”编纂而成的《唐年补遗录》65卷。[5]由于此书基本是对前朝史料的摘抄，改编删减较少，笔者主要依据《册府元龟》探讨唐人宦者意识对历史书写的影响。下表为《册府元龟·内臣部》所载内臣部宦官信息汇总。
表1 《册府元龟·内臣部》所收宦官
根据表①所列内臣部十六门的内容，七门是对宦官群体中正面事迹的记载，四门是对宦官行为的批评，可见对宦官群体褒多于贬。这实际与宋真宗朝宦官的角色以及真宗对宦官的态度有关。柳立言先生曾考察宋初君臣对宦官角色的认知，他指出由于宋真宗朝宦官屡在边疆立功，真宗对宦官颇具好感。因而真宗在阅览内臣部后提出，史家在编纂宦官资料时不要直接强调而要委婉表达他们的阉人身份，这一要求可以解读为真宗对宦官群体的优容。《册府元龟·内臣部》的编纂可能也受到了皇帝态度的影响，对历代宦官事迹好评居多。[6]
即使在这样优待宽容的编纂态度下，唐代宦官可褒扬者依然乏善可陈。宦官中竟无一人有贤行，忠直、才识、立功以及干事者屈指可数，恣横、谴责以及贪货门的宦官倒是与唐以前的宦官相当。记载集中在将兵和监军，主要是对任职左右神策军中尉和地方监军宦官的简单记录。鉴于《册府元龟》编纂原则和书写手法，这种对唐代宦官隐善扬恶的做法当来自拥有历史书写权的唐代士人群体。这样的记载一方面反映了唐代宦官的角色特点；一方面也折射出唐代史家的宦者意识以及对历史书写的影响，奠定了唐代宦官形象的基调。
无论宦官权势如何，历代宦官与皇帝终是主仆，皇帝待宦官以家奴，利用宦官行使皇权。然而政治格局不同，宦官作为皇帝的棋子，其角色定位差异甚大。虽然宦官群体与外朝文官群体有直接的斗争，但只是在王朝的某些时间点或者在王朝末期。唐代宦官则不同，司马光言，“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大致对唐代宦官权势的发展阶段有一整体把握。玄宗以后宦官受到君主的信任和任用，开始以群体身份获得政治资源，这与唐代中央政局、宫廷变革等密不可分。[7]君主本着制衡的目的，逐渐授予宦官各种政治权力。宦官集团在君主的支持下，通过内诸司扩大权力。不同于前朝宦官凭借偶然的契机或者皇帝的恩宠才参与政事，虽然内诸司一开始只是临时使职，但逐渐等级化固定化机制化，持续侵夺着外朝文官群体的政治资源。[8]
可以说唐代宦官群体百年发展史，伴随的是外朝文官群体政治资源被侵夺的历史。这种直接对抗加剧了南北衙间关系的紧张，以致晚唐宦官与外朝文官群体水火不容，甚至出现了血腥仇杀。唐代文官集团作为舆论的控制者以及史书工笔之人，面对唐代宦官群体这一政治对手，即使秉笔直书，其书写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强的主观倾向。由于二者关系的紧张与疏远，唐代史家对宦官群体的了解不多；而又由于宦官群体权势的扩张主要依靠对神策军权的掌控，宦官掌兵、专权等成为史家留心和关注之处。
作为政治资源争夺的敌手，士大夫对宦官的功绩尽量避而不谈，对宦官的劳苦遮蔽掩盖，更注重对宦官专悍、强权的讨伐，隐善扬恶成了历史书写的准绳。宦官涉足政治军事越多负面评价就越高，一旦政军局势出现问题，宦官便首当其冲成为代罪羔羊。例如一般官修史书往往将战事失败归咎于宦官监军制度，认为宦官监军扰乱地方军政，而官修史书更是宣称朝廷在刘辟事件中的军事胜利正得益于不设监军，《旧唐书》载：
刘辟作乱，议者以剑南险固，不宜生事；唯黄裳坚请讨除，宪宗从之。又奏请不以中官为监军，只委高崇文为使。黄裳自经营伐蜀，以至成功，指授崇文，无不悬合。[9]
据上文，高崇文讨刘辟之所以成功当在不设监军。然而白居易的疏奏中则有“比年始以中人为都监，韩全义讨淮西，贾良国监之，高崇文讨蜀，刘贞亮监之”[10]，可知刘贞亮便是高崇文讨刘辟时的监军。陆扬先生则找到《德阳龟胜山道场记》，内中明确记载讨刘辟时有都监军使俱文珍（刘贞亮原名）和另一位刘姓监军，证明宦官监军和主帅的合作相当成功。此外又考证了一位宦官夫人张氏墓志，这位宦官正是俱文珍任监军使时的判官，为该论点提供了新的证据。[11]《旧唐书》所书当根据唐人国史实录而来，士大夫对宦官功绩的遮蔽和对宦官角色与职任的贬低可见一斑。
二 宋人对唐代宦者的历史书写及时代背景——基于新旧《唐书》的比较
“事增于前，文省于旧”的《新唐书》，成书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阳修与宋祁共同刊修。新修唐史以整部《旧唐书》为最直接的取材依据，对旧书的删削改增更能体现宋代史家的修史意识。而且《新唐书》刊布后，《旧唐书》遂不再流传。明嘉靖十七年（1538）旧书才重新刊行，但传布不广；明清之际，顾炎武建议兼刻《旧唐书》，直至清乾隆时《旧唐书》始得复刻。因此，《新唐书》对当时及后世唐代宦官历史形象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新唐书·宦者传》从生理、性格、行为等方面对唐代宦官的批判尤为严厉。对宦官的态度上，旧书认为宦官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其决定权在君主，明君措置得当便不会发生宦官乱政的事情，“向使不假威权，但趋帷扆，何止四星终吉，抑亦万乘延洪”[12]。而新书则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后汉书·宦者传》对宦官生理缺陷的攻击，认为宦官是卑劣阴险的小人，“残气不刚，柔情易迁，亵则无上，怖则生怨，借之权则专，为祸则迫而近”[13]，因而君主根本防不胜防，“昏君蔽于所昵，英主祸生所忽”[14]。总而言之，有生理缺陷的宦官品性低劣，是危险的存在，君主完全不应该靠近他们。相较于旧书，新书对待宦官更加严苛，批评更激烈。在传记的编排上，新书史家将唐代宦官分为上下卷，但并非按照时间顺序而是按照专权擅权的程度划分，体现出宋代史家更加注重对宦官的道德批评。这一态度还反映在对宦官品性的措辞上，下表所列是新旧唐书对部分宦官品性的描述。]
表2 新旧唐书·宦官传部分措辞类比[15]
可以发现新书对旧书的用词多有改写，倾向选择更消极、正面程度更低的词语。这仅是对宦官品性的评价，即使宦官获得较正面评价，在具体史实记载中，也会被指摘为擅权专政等，并不影响对唐代宦官整体负面的描述。
其次，《新唐书·宦者传》的书写可谓是错漏百出，有意无意妖魔化唐代宦官。《新唐书·宦者传》记有唐代宦官21人的传记，涵盖旧唐所载13人外，主要新增几个晚唐宦官。书写上分为三种，一是基本承袭旧传，只作文字词语的删减改写，如杨思勖传；二是承用旧传的同时，增添了新的史料，增添详略不等，可信度各有不同，如高力士传增补自柳芳《高力士外传》，吐突承璀传增补自《唐阙史》《玉泉子》，窦文场、霍仙鸣传增补自《唐国史补》等；三是旧书无传，新书增者，如骆奉先、马存亮、严遵美、仇士良、刘克明、刘季述、韩全诲、张彦弘等。无论是增删填补，还是加入的新传，史家的价值观、宦者意识都反映得淋漓尽致。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七“新书增旧书处”等条分类讨论了《新唐书》对《旧唐书》的增补删削之处，列出了新书宦官传较之旧书的增添之处。[16]章群的《通鉴、新唐书引用笔记小说研究》罗列了高力士、李辅国、鱼朝恩和仇士良四个宦官传记中所引用的笔记小说内容。[17]但二书对新书增添的内容不全面，且尚未探究内容本身。考察增补的内容，一是增加奇闻逸事。如高力士传中，高力士母子凭借高力士身上的七黑子相认；吐突承璀传中吐突承璀存放诏敕的房间地生毛二尺的记载。这符合唐代笔记小说撰者的一大旨趣，即搜罗奇闻逸事，承袭自魏晋以来笔记小说好记志人、志怪的特点，对传记整体的影响不大。二是增添传主经历，这一部分错谬矛盾之处甚多。如宦官俱文珍是旧书中罕有的具有正面评价的宦官，称其“性忠正，刚而蹈义”。而新书增添俱文珍擅杀东川节度使李康，称其“专悍”，史载：
高崇文讨刘辟，（俱文珍）复为监军。初，东川节度使李康为辟所破，囚之。崇文至，辟归康求雪，贞亮劾以不拒贼，斩之，故以专悍见訾。[18]
然而新书《高崇文传》基本承袭旧书《高崇文传》，指出是高崇文“数康失守罪，斩之”[19]，《资治通鉴》也遵循旧书所言。另外考异部分引《金华子杂编》与《唐国史补》，认为二书所载系传闻而不采。但《金华子杂编》载李康有异志，故高崇文斩之；《唐国史补》载高崇文诱捕李康是因为二人早年有仇怨。[20]不论传闻中高崇文斩李康的动机是否可信，高崇文斩李康此事当属事实，与俱文珍毫无关系。新书不知据何说认为李康之死与俱文珍有关，更凭此一条批评俱文珍专悍。
此种张冠李戴还可见于窦文场、霍仙鸣传，新书增补一条监察御史崔薳误入右神策军窦文场劾奏长流的记载。新书载：“时监察御史崔薳行囚于军，吏为具酒食，薳欲悦媚之，故不拒。文场劾奏，诏流薳远方。”[21]新书对窦文场、霍仙鸣的评价是“招权骄肆”，这条虽然没有明确表达新书史家的态度，但从行文来看，崔薳仅仅因为接受了军中的酒食就被窦文场劾奏长流，明显是将监察御史长流之罪加于窦文场，暗指窦文场有陷害仇视文臣之举。实际上，这是新书史家又一次从写书上遮蔽了历史事实。此事具载于《旧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和《唐会要》，《册府元龟》载：
崔薳，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初，建中元年，敕：京城诸使及府县，季终命御史分曹巡按系囚，省其冤滥以闻。近年以北军职在禁密，移牒而已，御史未尝至其军。薳任官近，严明遇下，下思陷之，知薳不练故事，至右神策军云奉制巡覆，军使等以为持有制令，御史推覆不详其旧例也，颇惊愕。军中遽奏之，帝发怒，笞薳四十，配崖州。[22]
据上文，惯例御史并不巡查神策军，而崔薳下属意欲陷害崔薳才将其引入右神策军，德宗知悉后笞崔薳并配流崖州。导致崔薳长流的原因是因为违规误入右神策军，与接受酒食与否并无关系，更与时任左神策军中尉的窦文场无半点关系。按理，新书编修时当知此事原委，但在史家的删削之下，失其本意不说，更有借此诋毁宦官之嫌。
更有甚者，唐末崔胤诛杀宦官，欲加重宦官的罪名，编造了一段仇士良欲废文宗之事。大致是其父崔慎由开成年间任翰林学士，曾被仇士良召入宫中。仇士良当着崔慎由的面指责教训文宗，欲令崔慎由草诏废文宗，被崔慎由拒绝。新书所载此事最早见于《皮氏业见闻录》，新书承袭了前书，指出“故胤恶中官，终讨除之，盖祸原于士良、弘志云”[23]，将唐末诛杀宦官完全归咎于宦官仇士良等人。然此事司马光早已考证清楚，据旧书，“崔慎由大中初始入朝，为右拾遗员外郎，知制诰。文宗时未为翰林学士”[24]，可知此事虚妄，新书不察。
除却上文新书增补旧传的例子，新书还对旧传多有删改，借机阐明自己的主张。例如旧书程元振传保留了对他的长流诏书，正是因《旧唐书》常常直接摘抄诏敕和大臣奏疏，被北宋朝廷批为“芜杂不精”。新传虽然删去了长流诏书，却又摘录了太常博士、翰林待诏柳伉请诛程元振的上疏，史载：
……自朝义之灭，陛下以为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习，日引月长以成大祸……内外离叛，虽一鱼朝恩以陕郡勠力，陛下独能以此守社稷乎？……臣闻良医疗疾，当病饮药，药不当疾，犹无益也。陛下视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远贤良，任宦竖，离间将相而几于亡。必欲存宗庙社稷，独斩元振首，驰告天下，悉出内使隶诸州，独留朝恩备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后削尊号，下诏引咎，率德励行，屏嫔妃，任将相……[25]
选择引用柳伉的疏奏，新书史家可谓用心良苦，这篇疏奏核心是劝谏代宗“亲贤臣，远宦官”，而这也正是新书史家所宣扬和表达的，因而借古人之口表达出来。然而程元振屡次陷害功臣宰相，难道没有代宗在背后的默许吗？有西方学者便指出，以程元振为代表的宦官是皇帝因不得人心政策而招致怨恨的避雷针和代罪羊。[26]
新书在抨击唐代宦官骄资、专悍的同时，亦有自己对良宦的认知。认为“唐世中人以忠谨称者，唯存亮、西门季玄、严遵美三人而已”[27]，故新增了马存亮和严遵美的传记。马存亮传主要记载了时任左军中尉的马存亮在敬宗初年张韶、苏玄明闯入宫廷谋反之际，保护敬宗周全，并且在立功之后推诿权势，主动避功出外任监军。[28]严遵美传主要引自《北梦琐言》，记载了严遵美批评枢密使杨复恭擅权，而他自己避权不任事，后隐居青城山。马存亮和严遵美均是因为避权不任事受到新书史家的称赞。
其实新书之所以如此有意无意攻击妖魔化唐代宦官，强调宦官应当避权不任事，与传统史家的史观、中唐以来的史学趋势以及新书所处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
一是传统史家的史观。有意留下来的史料都是经过筛选的，官修正史更是如此。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云：“盖史籍之为用也……彰善瘅恶，振一代之清芬，褒德惩凶，备百王之令典。”[29]可见，官方史学的宗旨在于垂训、鉴戒和教化。承载了官方意识形态与儒家道德标准的史家在史书编纂中居于关键和主导地位，史家的历史观、价值观与道德观深深影响了史学书写。又，人物传记的编纂一般是需要参考传主的行状、家传、谱牒、诏敕等，但宦官传的编写则不同，往往是剪裁实录与增补小说而成[30]，史家的发挥空间更大。宋代史家通过对唐代宦官事迹的剪裁处理，一边达成对唐代宦官形象的重构甚至丑化，一边借机阐发自己对宦官群体的批评，从而达到警示皇帝的目的。
二是中唐以来的史学趋势。新书遵循春秋史笔，好褒贬人物，这实际上是继承自中唐以来的史学趋向。中唐以后出现以《春秋》编年，褒贬义例治史、论史的趋向，极力抨击纪传体史书“叙事依违，失褒贬体”。[31]新书秉孔子修春秋之意，进行“忠奸顺逆”的褒贬，对人物道德评价更加严苛，相较于旧书，增添了卓行、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将外戚、宦官、藩镇传与奸臣、叛臣、逆臣传置于全书最后，彰显出暴恶的编纂意图。因而在书写上对唐代宦官的道德批评更加激烈。
三是仁宗朝任用宦官的客观现实。前文已指出《册府元龟》对宦官多有褒扬与宋真宗对宦官的态度密切相关，《新唐书》的编纂则与宋仁宗朝君臣对宦官的角色认知有关。《新唐书》自仁宗庆历四年（1044）至仁宗嘉祐五年（1060）历时17年完成，撰写完全在宋仁宗朝。仁宗朝时宦官群体活跃，主要表现是，本为医药机构的御药院出现了功能的改变。乾兴元年（1022）宋仁宗13岁即位，皇太后刘氏代行处理军国事务。女主主政为宦官涉足宋朝政治提供契机，刘太后任用宦官，“每中使出入，必委曲询究，故百司细微，无不知者”[32]，并设置御药供奉，以加强自身政治实力。[33]此时御药院已经超出本职职能，负责皇帝日常与大臣沟通，传递有关事务的问答。[34]明道二年（1033）仁宗开始亲政，虽然对刘太后时期受重用的宦官打击罢用，但旋即培养了一批御药院内臣为自己的亲信腹心。
虽然整体来看宋代宦官权势并不强大，但宋朝士大夫鉴于唐朝宦官权势的膨胀与危害，防微杜渐，时刻劝谏君主抑制宦官势力的发展。不仅在《新唐书》以及欧阳修私修的《新五代史》等史书中集中阐发对宦官角色的认知，平日参政之际也会针对不同事件及时上奏，谏止皇帝偏恩内臣。如庆历三年欧阳修言：
臣伏见内官冯承用近因过失，为臣寮论奏……然初闻朝议将与外任，至今多日，未见指挥。近日外面虚传，云却得教坊勾当，留在京师。……今承用本因有过，超转官资，只与外任，尚为优幸。若更迟留不遣，则使今后伏事陛下左右者，恣为过恶，无以戒劝。……其冯承用，伏乞早与一外任闲慢差遣，便令出京，可以戒励后人，外弭物论。取进止。[35]
宋朝君臣认为宦官旧在内廷容易染指政事，因而规定宦官到一定年限便需出外任职。面对仁宗欲留内臣冯承用在内廷的情况，欧阳修及时上书谏止。有时也会在奏疏中重申女祸宦祸的危害，防微杜渐。如治平二年，欧阳修任参知政事时言：
……又奏曰：“宦女近习，自前世常患难于防制。今小事若蒙听许，后有大事，陛下必以害政不从。是初欲姑息，而反成怨望，不若绝之于渐。此一小事，陛下不以为意而从之，彼必自张于外，以谓为上亲信，朝政可回。在陛下目前似一闲事，外边威势不小矣。”[36]
引文的观点可以说与新书宦者传的态度一致，表达的观点也如出一辙，均反映了宋朝文臣防微杜渐、抑制宦官的意图。
三 总结：层累构造下的唐代宦官历史书写
“史学寓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语其发生之序，则史家最先，史籍次之，史学居末”[37]。从史书编纂过程看，史家的作用和影响甚为关键。就唐代宦官的历史书写来看，由于唐代固有的政治体制塑造了宦官与文臣百年相争的格局，二者紧张而疏远的关系影响了士大夫对宦官群体的第一重历史书写。鉴于唐代宦官权势的膨胀，宋初君臣防微杜渐，审慎任用宦官群体。宋仁宗朝无论是前期女主秉政还是仁宗亲政后，君主逐渐任用宦官作为腹心亲信以加强皇权，因而宋代史家重新改写唐代宦官，以期通过前车之鉴来警戒规谏皇帝。加之当时春秋笔法的盛行，宋代史家在唐人撰述的基础上，进一步丑化和批判唐代宦官，进而完成了唐代宦官的第二重历史书写。可以说，唐代宦官的历史书写经历了多重累积，每一重累积又是史实、文本与意识的碰撞与重构。
李约瑟曾在谈及汉代的宦官时指出：“（中国）历史大都是由宦官的对头们写的，结果，很多替国家工作得很好的宦官都完全没有被载入史册。因此，对于史官们记述宦官活动时惯用的阴暗笔调，应采取有所保留的态度。”[38]历代史家将权臣专权篡位视为个人行为，而将权阉乱政弑君视为宦官的本性常态，这本就是对宦官有意无意地歧视和偏见。即使正史能够记载宦官群体中的良宦，即使他们品性和处事无可挑剔，仍然不能正视和承认他们在政权中的角色和地位。就唐代而言，部分宦官深受统治者信任和优待，在政治舞台上扮演过关键角色。唐代宦官的历史书写也是如此。君主利用宦官实现自身权利的扩张，也实现对各方势力的平衡。然而受主客观诸因素的影响与驱动，握有历史记录权与编纂权的唐宋史家，一次次改写和重构着唐代宦官的历史。
可以说唐代宦官的历史书写既是李约瑟先生这一论断的注脚，更明确揭示了这种改写的形成过程。所幸正史并非唯一留存于世的文献，得益于出土文献的陆续发现与研究方法的更新，原本被遮蔽被扭曲的都得以重见天日。现代史家需要借助这些资料，运用与时俱进的史学研究方法，努力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与叠加，寻找历史的本来面目。
[1]（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84《宦官传序》，中华书局，1975，第4755页。
[2]（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78《宦者传》，中华书局，1965，第2507～2543页。
[3]徐冲：《历史书写与中古王权》，《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4期。
[4]谢保成：《〈旧唐书〉的史料来源》，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1995，第353～376页。
[5]谢保成：《两部〈唐书〉的取材与思想》，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1196页。
[6]柳立言：《以阉为将：宋初君主与士大夫对宦官角色的认定》，载台北编译馆主编《宋史研究集》第二十六辑，台北编译馆，第281页。
[7]（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元）胡三省注，卷263，中华书局，1956，第8598页，昭宗天复三年（903）正月庚午条。
[8]唐代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的斗争频繁，其中比较激烈的事件如牛李党争、二王八司马事件、甘露之变等，相关专题研究甚多，恕不赘述。宦官具体如何侵夺外朝官员的执掌，黄正建先生系统考证了宦官对殿中省六尚执掌的侵夺情况〔黄正建：《唐六尚长官考》，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4。另氏著《唐六尚长官考补——兼论李令问、井真成墓志》（《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2012）根据墓志补充完善了六尚长官的资料〕；王孙盈政先生探讨了宦官集团侵夺中枢决策权的阶段和特点（王孙盈政：《试论唐代后期宦官集团对中枢决策权的攫取》，《兰州学刊》2012年第11期）；胡沧泽先生考察了御史与宦官在监军权、馆驿权的争夺和斗争，认为宦官在皇帝的支持下，侵夺了御史台的权力（胡沧泽：《唐代御史制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英〕麦大维先生（David L McMullen）探讨了唐代朝会的作用和意义，以颜真卿所撰《争座位帖》为例，指出宦官权力上升威胁朝廷朝会的良好秩序，破坏了传统行政结构（David L McMullen，“Disorder in the Ranks：A Political Analysis of Tang Court Assemblies，”Cambridge University，UK，Tambridge University，UK er i pp.1-60.）。
[9]《旧唐书》卷147《杜黄裳传》，第3974页。
[10]（唐）白居易撰《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外集卷下《谏诏吐突承璀率师出讨王承宗疏》，中华书局，1999，第1549～1550页。
[11]陆扬：《从西川和浙西事件论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唐研究》第八卷，2002，第238～239页；氏著《从新出墓志再论9世纪初剑南西川刘辟事件及其相关问题》，《唐研究》第十七卷，2011，第331～356页，载氏著《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2]《旧唐书》卷184《宦官传》，第4755页。
[13]（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07《宦者传上》，中华书局，1975，第5856页。
[14]（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07《宦者传上》，第5856页。
[15]（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07《宦者传上》，第5855～5902页；（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84《宦官传》，第4753～4779。
[16]（清）赵翼撰《廿二史札记校证》，王树民校证，卷17，中华书局，1984，第358～376页，“新书增旧书处”“新书增旧书有关系处”“新书增旧书琐言碎事”“新书立传独详处”“新书删旧书处”。
[17]章群：《通鉴、新唐书引用笔记小说研究》，“表文一：新唐书传文引用笔记小说表”，文津出版社，1999，第45～120页。
[18]（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207《宦者传上》，中华书局，1975，第5868页。
[19]（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170《高崇文传》，第5163页。
[20]（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元）胡三省音注，卷237，中华书局，1956，第7628～7629页，唐纪五三，宪宗元和元年（806）三月丙寅条及考异。
[21]《新唐书》卷207《宦者传上》，第5867页。
[22]《册府元龟》卷522，第5929页。
[23]《皮氏见闻录》为五代皮光业撰，已佚。此处引文转引自《资治通鉴》卷245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乙丑条考异，第7917～7918页。
[24]《资治通鉴》卷245，第7918页，唐纪六一，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乙丑条考异。
[25]《新唐书》卷207《宦者传上》，第5861～5862页。疏奏全文见于《全唐文》，但新书对此有删减，今为讨论新书历史书写，故直接引用新书所载。
[26]Terrence Douglas O'Byrne，“Civil-military Relations during the Middle T'ang：The Career of Kuo Tzu-I，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1982，pp.171，pp.294-295.
[27]《新唐书》卷207《宦者传上》，第5871页。
[28]实际上，马存亮此举只是因势而为，毕竟敬宗更加宠任右军中尉梁守谦，从此次乱后的赏赐便可见端倪，“赐存亮实封户二百，梁守谦进开府仪同三司”，马存亮虽为首功也只是赐实封，梁守谦反而官阶更升一级，正是敬宗时以梁守谦为首的元和系宦官秉权，右军权势在左军之上的反映。参见黄楼《唐代“元和”系宦官与穆、敬、文、武四朝皇位更迭》，童岭主编《皇帝·单于·士人：中古中国与周边世界》，中西书局，2014，第277～310页。
[29]《册府元龟》卷556，第6735页。
[30]谢保成对新书仇士良传记事与《资治通鉴》叙事及《考异》所引《文宗实录》《武宗实录》核对，认为基本上源出于当时所修实录。参见谢保成《两部〈唐书〉的取材与思想》，载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下卷，第1195页。
[31]谢保成：《两部〈唐书〉的取材与思想》，载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下卷，第1196页。
[32]（北宋）魏泰撰《东轩笔录》，李裕民点校，卷9，中华书局，1983，第100页。
[33]刘静贞：《皇帝和他们的权力：北宋前期》，（台北）稻乡出版社，1996，第172页。
[34]程民生：《宋代御药院探秘》，《文史哲》2014年第6期。
[35]（北宋）欧阳修撰《欧阳修集编年笺注》，李知亮笺注，第六册卷107，谏院，《奏事集》卷10《论内臣冯承用与外任事札子〈庆历三年〉》，巴蜀书社，2007，第285页。
[36]《欧阳修集编年笺注》第七册卷120，《奏事录》，《内降补僧官》，第10～11页。
[37]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9，第5页。
[38]〔英〕李约瑟撰，王玲协助《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