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回顾

生态人类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其实在研究实践中不仅仅受到人类学家的关注，也受到生态学家、植物学家、林业学家等诸多学科专家的关注。因此，在中国，生态人类学相关的研究虽然丰富，但由于学科交叉，在学科建设上并未能取得很好的成绩。然而，由于社会各界对其重要性和理论方法的认识日趋提高，故形成了多学科关注、各有所长的学术研究特征。各学科在发挥其本身优势的同时，不约而同地把传统知识或地方性知识确定为其研究的重点，并由此衍生出以关注传统生态文化、关注传统生态技术和关注传统生态管理机制为侧重点的三大研究范畴。

2.1 对传统生态文化的理解

生态人类学首先立足于讨论人类在不同生态环境下如何通过文化的途径来适应自然。它的研究重点放在各民族根据他们的人居环境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如在国内外均享有盛名的纳西族“东巴文化”、白族“建筑文化”、彝族“火文化”、傣族“水文化”、哈尼族“梯田文化”等。同时，把宗教信仰和自然崇拜作为其研究的核心，探讨民族传统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在学术界，尤其以云南省的学者为主，如以尹绍亭、高立士、杨福全、郭静等为代表的学者出版了《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民族文化生态村：云南试点报告》《民族生态——从金沙江到红河》《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灌溉与环保研究》等几十部专著，且该群体在日本、东南亚和欧洲都较有影响力，并一举成为中国一枝独秀的生态人类学研究群体。

对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着重把民族信仰和宗教文化作为文化的重要部分，探讨少数民族的认知论范畴。认知论泛指人类如何认识自然，如何认识自我，如何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通过这些认识产生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人与自然互动现象的解释。也有人把认知论的核心称为“宇宙观”。因此，传统生态文化本身是一种认知论、一种宇宙观。它充分表达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类认知体系。研究发现，各民族根据他们不同的传说、文化、信仰赋予自然不同的意义，从而形成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和生态观。大多数民族社区都赋予自然、景观或某些物种（植物或动物）特别的神圣或宗教含意，从而加以保护，也就形成了少数民族特有的生态伦理观。如藏族的神山圣湖、傣族的竜林、彝族的密枝林、哈尼族的龙山和神山等，都反映了民族文化，尤其是信仰对自然保护的重要作用，这也是过去生态人类学研究文化与生态相关性的切入点。

2.2 对传统生态技术的挖掘

民族传统生态技术属于研究人与植物互动关系的范畴。与生态人类学相关的研究在国内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十分迅速，并由昆明植物研究所带领，形成了学术研究国际国内领先、成果丰硕且队伍强大的研究群体，涌现出以裴盛基、龙春林、许建初、郭辉军等为主的，在国际国内有广泛影响力的诸多学者。围绕民族植物学，该群体已有《民族植物学手册》《应用民族植物学》《西双版纳轮歇农业与生物多样性研究》《民族植物学与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研究》等十几部专著先后出版，在国内外发表相关研究论文500篇以上。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学者们主要关注各民族如何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技术知识，并通过研究不同民族对自然资源的分类，如植物的分类，土地、林地的分类，水资源、土壤的分类等，来发现他们对动植物的多种利用与保护的方式与技术，如西双版纳竹类和棕榈藤类的研究，云南民族食花文化的研究，哈尼族传统草药中开发“伲防感油”的研究，藏药、苗药、拉祜族药材等方面的研究以及对动植物与生计相关的研究，包括染料植物的利用、防蚊草的利用和开发。有关民族与各种生物资源的关系和利用技巧的研究，充分论证了文化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和保证，并指出传统生态技术知识对动植物的利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潜在商业开发均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2.3 对传统生态管理的探讨

民族社区的传统生态管理是通过社区的组织机制来实现的，生态人类学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是探讨如何通过少数民族传统组织、习俗法、习惯法等来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国内，有不少学者发现不同的少数民族社区在自然资源管理上有其特殊的方式和方法，并存在不同形式的传统组织和完善且行之有效的资源管理机制。其中以何丕坤、郑宝华、赖庆奎、赵俊臣、左停、何俊等为代表的研究者成为推动传统管理机制运用到社区自然资源管理中的主要力量，他们出版了《森林树木与少数民族》《热带社区林业》《社区林业的案例研究》等十多部专著，在国内外发表了上百篇论文，并在国内外与其他机构共同组织过多次大型研讨会。

学者们发现，传统的组织机制是自然资源管理和可持续利用的关键力量，因此把其归结为生态人类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学者们把传统制度和组织机制知识的表现形式称为管理技术知识。传统组织机制体现了不同少数民族在面对自然时，通过一些本土的和传统的方式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区（集体）、社区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探索了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生境条件下，不同社区如何通过管理人来管理自然资源。研究发现，村规民约、山官制、家族制、长老制、传统合作制、宗教组织等传统社区制度和社区组织在限制掠夺性资源开采、促进资源永续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了好的机制，也就有了好的资源管理方式；有了好的资源管理方式，也就能有好的环境变迁和环境产出。因而，传统的组织机制是决定当地社区环境变迁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