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一个时期以来中国边疆理论研究的梳理

随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不断地推进，中国大陆的边疆研究重新起步并不断扩大和深入，边疆史地研究、边疆民族研究、边疆社会研究、边疆文化研究、边疆战略研究、边疆安全研究、边疆经济研究、边疆发展研究、边疆地缘政治研究、边疆政策及制度供给研究乃至中外边疆学术对比研究等方面的学术著述迭出，刊物数量和发表的相关论文与日俱增，整体上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一）众多学者的探讨，将国内的边疆学研究不断推向新阶段和新高度

邢玉林于1992年即发文提出构筑“中国边疆学”，并陆续得到学界研究人员的响应，马大正、周伟洲、厉声、方铁、邢广程、李国强等多次发文，倡议进行“跨学科研究”构建中国边疆学，并在前期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构筑“中国边疆学”，随之一些中青年学者吴楚克、周平、孙宏年、杨明洪、王春焕、袁剑、朱金春等在不同的论文中认为构建边疆学应该加快步伐，注重从学科体系上进行建构。近年来，从政治学角度研究边疆现象（边疆问题）的论文逐渐增多，由于这个角度有亲缘学科的公共管理学、政治经济学、地缘政治学（政治地理学）以及政策学乃至国防学、边防学等作支撑，目前，在国内学界这个方面的探讨似较为成熟，2006年出版的《中国边政学新论》（罗崇敏著），其内容对边政学的框架多有替换，但仍然推崇边政学的理念；2012年出版的《中国边疆学概论》（郑汕著）可视为新时期边疆政治学即新边政学的集大成者，名曰“中国边疆学概论”，实为边政学新解，从主线与框架都可以看出边政学的学术基因；吴楚克2005年和周平2015年出版的前后两部《中国边疆政治学》，显示出以边政学即边疆政治学为载体的学科建设有着合理性与可行性，吴楚克与周平近年来在多篇论文中也强调了建构“中国边疆学”的重要性并提出这个学科的内容与方法，周平对“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特地做了阐述。于沛、孙宏年、董杰欣、张世明、冯建勇、方盛举、杨明洪、王春焕、王鹏辉、段金生、汪洪亮、王欣、朱碧波、周卫平等近些年对中国边疆学（包含边疆理论史）做过介评或讨论，其中有的学者认为在理论研究上存在改进与提升的空间。还有一些未能枚举的学者，近一年来已经加入对边疆学的研究之中。新时代对边疆理论的呼唤，更是对学界建构“中国边疆学”产生了紧迫感与责任感。^[11]

（二）在边疆战略研究上的态势

国内学界、军界、政界都深入进行边疆战略研究，对中国边疆学的建构有推动作用，边疆战略研究领军或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者有：张文木、王仲春、乔良、徐光裕、时殷弘、王缉思、温铁军、何新、张瑞、石家铸、于逢春、肖自强、王鼎杰、张世平、李国强、刘从德、丁力、杨恕、朱听昌、李星、胡波、余潇枫、徐黎丽、林利民等。从他们研究的领域看，几乎覆盖了边疆理论所述历史、地理、民族、文化、军事、社会、法制、公共事务管理、边疆治理、边疆安全、国外边疆理论以及国际边疆战略的各个方面。这显示在边疆学科研究上，专家们有较大比例的人数倾向于以“国家急需”为导向，提供决策层面临新问题所需的边疆理论。其中，张文木近些年所出版的数本从战略角度研究边疆问题的专著，影响很大，为决策层和同行的研究提供了借鉴。时殷弘在国家对外关系的战略研究之中，注重借鉴历史经验，将国家战略与边疆战略进行了贯通研究。余潇枫和徐黎丽在非传统安全的视域下对中国的周边战略以及边疆治理方略的研究独树一帜，很有决策的借鉴意义。于逢春在中国边疆学、地缘政治学、海疆管理与海洋战略等领域的研究上，纵横捭阖，多有值得重视的意见，可为国家决策的参考。邢广程与李国强在国家安全与边疆战略的合作研究，堪称重大前瞻，二人的新作围绕“对外关系”“和谐边疆”“中国战略定位”展开，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和借鉴意义。笔者主编出版的《国家战略下的大边疆战略研究》，也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历时5年终于在2017年年底面世。

（三）在建构边疆经济学科上，中国大陆学界大约在1985年就有人提出要创立边疆经济学，但反响不大

1986年徐晓光发表了边疆经济学初探，对定语“边疆”语焉不详，很难将为什么要建立边疆经济学的对象说透，1987年，有人附议，发表了《建立边疆经济学刍议》，其后，提议学科创立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寂静状态，但相关的一般基础研究发展很快，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有人将大量的边疆经济论文包括论著称之为“边疆经济学研究”。西部省区还有一些学校编写边疆经济研究的教材，也冠上“边疆经济学”字样。内容涉及人文地理、经济地理、人类学田野调查、政策制定的验证报告、民族学的经济研究分支、制度学、政治学对边疆地区发展的阐释，以及更多的工作报告似的文章，不少人认为这些材料构成了边疆经济学。有学校开设经济学课程时，编辑很多材料就冠名为“边疆经济学”。1994年牛德林发表了《边疆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意义》，认为边疆经济学应当成为一门学科。1995年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黑龙江边疆经济学研究会等有关单位召开的边疆经济理论研讨会，对当时边疆经济的几个大问题进行了研讨，唯独没有谈到建立边疆经济学的问题。2009年，梁双陆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边疆经济学专著：《边疆经济学：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边疆经济发展》，有可能是中国大陆学界第一次将边疆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著书立说。严格地讲，该书未达于学科的范畴。近30年来，对边疆地区经济研究的著述不少，但是有着十分明确指向的在边疆经济学上的几乎没有。检索学刊，研究具体领域实践问题的较多，而研究建立边疆经济学科问题的则很少。杨明洪近两年一直在学术圈子内试图推动创建边疆经济学^[12]，并且已经形成了可供讨论的基础稿，但完善边疆经济学或者说真正建立边疆经济学，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至今中国大陆学界尚未建构起边疆学学科，所谓边疆经济学缺乏比较完备的学术平台和上一级的学科。

（四）著名学者对建构中国边疆学的影响

在建构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探讨上，马大正的影响首屈一指，在邢玉林1992年倡议进行中国边疆学研究之后，马大正先生多次言明要“构筑中国边疆学”，2003年发表了《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2007年明确表态“我的愿望是构筑中国边疆学”，并在前后发表的论文和采访录中，多次就“构筑中国边疆学”提出自己的见解，其在2016年6月出版的《中国当代边疆研究1949—2014》一书中，按照其提出的“学科门类研究古今贯穿、边疆理论研究先导、基础研究与现实的应用研究相结合的三原则”，将“中国边疆学”分为中国边疆历史学、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疆经济学、中国边疆人口学、中国边疆文化学、中国边疆地理学、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研究七大部分。该书出版之后，这种“七大部分结构”的建议，基本上得到了国内倾向于传承百十年边疆研究传统的学者的赞同，同时也引起了部分希望与时俱进进行学术创新的中青年学者的存疑，尤其是朱碧波、周卫平、朱金春等认为须突破此类研究模式。然而，在边疆理论研究高潮迭起之中，对建构边疆学的原理研究比较沉寂，截至2017年年底，国内关于对边疆学原理进行探讨的正式论文尚付阙如，相关论文所关注的视域基本上在如何建构中国边疆学或边疆学。值得关注的是，国家社科基金办公室在2017年项目指南之中，列出中国边疆学原理研究一题，开启了此等研究之门隙，使得国内在这个方面的探讨有快速起步的可能。

（五）国内对国外有关研究梗概

在国外，对“中国边疆学”的研究尚未见到文献翻译或资料介绍。但从已知的资料看，与边疆学研究相关的国外理论研究，对国内的影响大体上有几大源流：一是以特纳（Frederic Jackson Turner）为代表的美国边疆学派学说以及对中国的影响；二是以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对内亚国家尤其是对中国边疆研究形成的影响；三是在边疆战略上对日本近代山县有朋等人的生命线边疆理论的分析；四是对印度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边疆观的研究；五是目前对世界边疆研究学协会（ABS）有关边疆现实问题和理论的追踪研究；六是沙俄—苏俄—苏联：疆土变动与边疆理论、政策的探讨；七是西方地缘政治学之中有关边疆的理论的研究；八是对美国近些年新出现的边疆（高边疆、外太空边疆）理论的引用和研究，并挖掘未来的走向和趋势。

对以上引入国外研究的文献资料以及对国内边疆学研究的影响简略归纳如下。

（1）对特纳的边疆理论及其学派研究由来已久，已经比较成熟，但看法多样，笔者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特纳突破了一般的历史地理研究的囹圄，将美国的国史与边疆运动紧密联系起来，得出美国的国家价值观是国运昌盛并不断走向辉煌的结论，结合当时“命运天定于美国”的思潮，特纳边疆学派对美国学界、政界、军界有着深远影响，也对后来美国不断开拓各种类型的边疆具有极大的影响。国内学者多在介绍和研究之中，受到特纳边疆学的影响，关注欧美的边疆理论源头和内涵以及发展。国内较多的边疆学研究者，对特纳理论的关注度很高，直接纳入边疆学的研究之中。

（2）对拉铁摩尔的研究是近十几年国内边疆研究的热点之一，也是有多种看法，笔者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拉铁摩尔从另一个角度翻版了特纳的理论，认为地理边疆也可以成为国家崛起的中心之一，大国中心区域与边疆互动是内亚国家发展的一大动力。拉铁摩尔边疆理论在中国成型，成为内亚政治地理研究的典范，较好地说明了近几百年中国王朝更迭的地缘变动的原因。随后拉铁摩尔翻版特纳的边疆运动论，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国内学者近些年更是从中受到启发，开启人文地理、民族志、边疆形态乃至所谓新清史等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介入到国内边疆学的研究之中。

（3）对近代日本山县有朋的边疆观点的研究范围较小，山县有朋的边疆观对中国国内的影响不大，但也有人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探讨，主要观点是日本山县有朋的边疆观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东亚地缘政治造成了极大影响。随着日本的扩张，严重侵犯了亚洲各国的利益，而且其理论至今还在影响日本的国策，也从理论上对中国的边疆造成很大的危害。对其研究的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边疆战略的学术圈内，也涉及对日本侵华史研究的学术圈的研究之中，以中国本国史地研究、民族学、宗教学、人类学为视域的研究者，几乎不关心日本曾经盛行的边疆理论及其影响，因而总体上看对中国边疆学学科研究的影响不大。

（4）对尼赫鲁边疆观研究主要以介绍为主，附带对中印关系的历史症结做出分析，多数论文的观点认为其主要危害在于按照同心圆理论提出大印度联邦计划，造成南亚局势长期不稳，也对中国西部边疆带来了很多问题，尤其是对西藏、新疆的边境造成不小的威胁。国内对尼赫鲁边疆观研究学者不太多，主要集中在外交专项、南亚方面、西藏地方史等学术圈内，极少深入研究尼赫鲁的国家疆域包括边疆观。而值得提到的是英印总督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其参加过侵略中国西藏的军事活动，又做国家边疆研究，以国界画线理论而立足学界（1907年任牛津大学校长），著有《边疆线》一书，关注日益脆弱的英帝国边疆，以维护英属印度疆域的持久安全，其边疆理论成为尼赫鲁疆域观的源头之一。但国内对印度边疆理论的方面的研究极少，因此，也没有被引入国内的边疆学研究之中。

（5）国内学界对世界边疆学协会（ABS-Association for Borderlands Studies）的追踪研究不多，主要集中于对其年会的动态，目前所知的情况是，该协会最初定位于研究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边疆问题，后来向更为宽广的领域延伸。该协会声称涉足研究的是当代边疆问题，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新近民族国家的出现、民族冲突的培植、边疆开放与安全以及跨境问题管理制度化的需求（包括了从移民到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的关注，再到公共健康和经济发展的关注），其中，对边疆理论的研究也占有一定比例——例如“Epistemology of border”（边疆认识论）透露出国外的边疆学在建构理论体系之一斑。由于未知的原因，这方面的文献与资料介评极少，对国内边疆学研究目前的影响还不大。

（6）对沙俄-苏俄-苏联：疆土变动与边疆理论、政策的研究，国内目前在对外边疆理论研究之中属于比较薄弱的部分，其研究分散在各个专著与期刊，其主要特点是研究俄罗斯尤其是苏联地理边疆的民族问题，国内专门就俄罗斯边疆理论进行介绍和研究的学者少之又少，所翻译的资料也不多，尚未见引入建构边疆学问题的研究之中，以致在某次学术会议上有学者断然认为俄罗斯没有边疆学，讨论者因没有文献作支撑也只好无言以对。这种情况较为常见，使得俄罗斯边疆理论未被引入国内边疆学的研究之中。

（7）西方地缘政治学（政治地理学）被介绍到国内的时间不短，国内学界对德国的拉采尔（Friedrich Ratze）、英国的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和美国的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以及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还有意大利的杜黑（Giulio Douhet）等理论，都对国家疆域的形成和变化有经典的论述，能够解释百十年来国家疆域争夺的地缘形成的机理之所在，也对研究边疆战略有着指导或引导作用，从一些文献资料来看，中国大陆的国际关系学与关于边疆学的探讨，都大量借鉴了地缘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笔者在某高校开设《地缘政治学》课的时候，曾与校内外几位教授探讨这门学科与边疆学的关系，得到的反馈意见多半都认为地缘政治学基本上就是边疆学，也有一些专家认为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应当构建一门边疆学的学科来。

（8）国内中青年学者近些年相当关注国外边疆理论动态，认为美国格雷厄姆（Graham）的高边疆、外太空边疆理论蕴含了特纳边疆学与斯皮克曼边缘地带政治说的内涵，经过对美国边疆活动新的实践研究，可以观察出其领先于世界的边疆理论的前沿问题，也可以看到美国边疆理论的脉络走向和新趋势。这个理论在国内较早就受到关注，不少学者从介绍到评价再到深入研究，并且引入新的边疆理论研究范围，开启了国内边疆研究的思路，也对建构边疆学有一定的影响。

对国外的边疆理论对中国大陆学界影响进行综述，正面的评价有：一是较早从各个学科介入国家疆域和边疆的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经典著作；二是学术方法全面且与时俱进，对重大前瞻问题及时跟进，具有较强的学术创新能力；三是整体研究层次较高，一直处于学术领先低位。负面的评价有：一是西方帝国主义的疆域观占据主流地位，内含其“丛林生存法则”的大量阐释；二是过分强调西方社会价值理念对边疆理论引导作用，鼓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贬低世界其他文明；三是以学术研究为手段维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的利益，体现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疆域理念。两面地、综合地看，就是国外一百多年来在这个方面的多学科研究，推动形成了西方学界边疆理论的话语体系，并对其他国家学界（包括对中国学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国内外边疆研究的实践与理论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十分丰硕的。但仅就“中国边疆学原理研究”的命题本身看，国内学界关于边疆学学科以及学科体系的建构还是有较大差距的，最主要的短板在于已有的著述其学术的逻辑难以与事实逻辑统一起来，即从各个学科背景出发研究者提出的建构边疆学的范式在本学科中都看似可以成立，但应用到对长时段的边疆现象研究时，却揭示不了超出本学科视角的边疆现象。例如，比较完整的民族志建构边疆学的假说难以揭示海疆问题，相当完备的以史地研究来构筑边疆学的倡议难以揭示高边疆理论的出现，较为系统的政治边疆学成果难以揭示现实中虚拟边疆出现的机理，等等。在此之中，“中国边疆学”的概念与内涵直到外延，都还在辨析之中，比如，是理解为中国特有的国别边疆学还是理解为具有中国学术特点的边疆学，抑或是一门学科的名称还是中国边疆理论的总称，乃至是中国人自己定义的边疆学，还是能够得到国际学界认可的一般边疆学等，都还有待于厘定。从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的角度看，上述这些建构边疆学的范式已经被“证伪”^[13]，换言之这些学科范式一旦超出其单科的范围，便不能被丰富的边疆现象所实证。但是，由于研究范式的进展有着交替性和兼容性，这些研究范式依旧在学界存续。对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研究局面，我们前些年提出并着手开展一般边疆学的建议^[14]，似应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即使是从建立具有中国气派的“中国边疆学”这个意义上来讲，一般边疆学也可以纳入中国边疆学的学术体系建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