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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冬末，舍尔巴茨基家里举行了一次会诊，诊断吉蒂目前的健康状况，以确定相应的治疗措施，来帮助她虚弱的身体早日恢复健康。随着春天的来临，吉蒂的状况日渐恶化。家庭医生让她吃鱼肝油，然后服铁剂，再服硝酸银剂，可是这些药都不见效，所以他建议开春了到国外疗养去，还请来了一位名医。这位名医是个年纪不大而相当美貌的男子，他要求对病人进行检查。他似乎特别乐于坚持认为处女的羞怯不过是野蛮时代的残余，让一个还不老的男子摸摸裸体的年轻姑娘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之所以认为这是自然的事情，是因为他每天都这么做，而且在做的时候似乎并没有感到也没有去想任何不好的名堂，因此他认为姑娘的羞怯不仅是野蛮时代的一种残余，而且是对他的侮辱。

看来也只能听从他的意见了，因为尽管所有的医生都曾在同一所学校学习，读同样的书，熟悉同一门科学，尽管有些人说这位名医是个庸医，公爵夫人家里及她周围的人，不知为什么，大家都认为这名医有点儿特殊的名堂，只有他才能治好吉蒂的病。名医对羞怯得张皇失措的病人仔细检查一番，又敲敲打打之后，仔细地洗过双手，到客厅里与公爵说话。公爵皱着眉头，边咳嗽边听大夫说。作为一个有经历、不傻也没有病的人，他不信医，对这整幕滑稽剧都感到恼火，更何况只有他一个人完全清楚吉蒂的病因。“真是条空吠的狗。”他心想，头脑里把从狩猎的词汇中找出的这个称呼用在名医的身上，同时听着名医叨叨关于女儿的症状。名医其实好容易才克制住自己，不露出对这个糟老头子蔑视的表情，勉强屈就他低下的理解力。他知道，和老头子没有什么可说的，在这个家庭里——主脑是母亲。在她面前，他有意要显示一番。这时候，公爵夫人带着家庭医生来到客厅里。公爵就走开了，尽量不让人看出，他对这幕滑稽剧感到可笑。公爵夫人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不知怎么办好。她感到自己对不起吉蒂。

“啊，大夫，我们的命运全靠您了，”公爵夫人说，“把一切都告诉我。”“有希望吗？”她想说，但嘴唇颤抖了，所以没有说出这样的问题，“怎么样，大夫？……”

“现在，公爵夫人，我和同行商量一下，然后再容我荣幸地向您禀报自己的意见。”

“那我们就得回避了？”

“听您的方便吧。”

公爵夫人叹了口气，出来了。

大夫们单独留下后，家庭医生开始小心地陈述自己的意见，认为是早期结核病，不过……以及等等。名医听着他，并在他说话中间看了看自己的大金表。

“是的，”他说，“可是……”

家庭医生说了一半，就恭敬地停止了。

“正如您知道的，早期结核病，我们还不能确定；在出现空洞以前，还没有任何明确的症状。但我们可以怀疑。征兆是有的：营养不良，神经兴奋以及其他。问题是这样的：在怀疑得了结核病的情况下，用什么办法保持营养？”

“可是您知道，这里总有些潜在的道德的、精神上的原因。”家庭医生带着会意的微笑犹豫地插嘴说。

“是啊，这是自然的事儿，”名医回答，边看了看表，“对不起，耶乌兹基桥是不是架好了，还是还得绕圈儿走？”他问，“噢！架好了。对，这样我二十分钟就可以到。我们刚才说了，问题是：要保持营养和调理神经。两者互相联系，得双管齐下地进行。”

“那么，到国外疗养呢？”家庭医生问。

“我反对到国外疗养，而且请您注意：假如是我们还无法确定的早期结核病，那么到国外也无济于事。必须采取的办法是，能保持营养又不至于有害处。”

于是，名医叙述了关于用苏打水治疗的方案。他之所以用这种疗法，首先是因为它不至于有害处。

家庭医生仔细而恭恭敬敬地听完了他的话。

“不过我插一句，到国外去也有好处，改变一下习惯，离开那些引起回忆的环境。再说，母亲也希望。”他说。

“啊！在这种情况下，那就让她们去吧；只是那些德国骗子会坑人的……应当说服她们……那就让她们去吧。”

他又看了看表。

“啊！时间到了。”便朝门口走去。

名医向公爵夫人提出（这是出于礼貌），他要再看一看病人。

“怎么，还要检查一次！”母亲惊恐地说。

“噢，不，我得仔细弄清几个细节，公爵夫人。”

“请吧。”

接着，母亲陪着大夫来到客厅里吉蒂的身边。身体消瘦，两颊泛着红晕，因为害羞而两只眼睛闪耀出特殊光辉的吉蒂，正在房间中央。大夫进来时，她满脸绯红，眼睛里噙满泪水。她觉得自己整个这次患病及治疗都是如此荒唐，实在是太可笑了！她觉得对她的治疗真可笑，正好比把一只打破的花瓶拼起来。她的心已经破碎。他们干吗还用些药丸和药粉来治她？可是不能让母亲伤心，更何况母亲认为这是自己的过错。

“劳驾您坐下，公爵小姐。”名医说。

他微笑着坐在她对面，摸了摸脉搏，又开始提些无聊的问题。她对他作了回答，突然生气地站了起来。

“原谅我，大夫，不过这老实说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同样的事情，您已经第三次问我了。”

名医没有生气。

“过分受刺激，”吉蒂出去后，他对公爵夫人说，“其实，我已经看完了……”

接着，大夫像对特别聪明的女人那样对公爵夫人科学地说明了公爵小姐的病情，坚决主张服用那种不需要的药水。对于到国外的问题，大夫沉思了一会儿，好像在解决疑难问题。答案终于出来了：去吧，只是别相信骗子，有什么事情都找他。

大夫走后，好像发生了什么快乐的事情。母亲高兴了，回到女儿身边，吉蒂也装做高兴的样子。现在，她几乎经常这样。

“真的，我没有病，妈咪。不过到国外，如果您要去就去吧！”她边说边尽量做出一副关心即将出国的样子，开始谈论起出发的准备来。

大夫走了后，陀丽来了。她知道这天要会诊，尽管刚起床不久（冬末她生了个小女孩），尽管有许多自己的痛苦和操心事，她还是放下襁褓中的婴儿和生病的女儿，在这决定吉蒂命运的一天前来探望她。

“啊，怎么样？”她走进客厅，帽子都没有脱就问道，“你们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一定是好了吧？”

大家试图告诉她大夫说的话，可是好像尽管大夫说得很清楚，而且说了很长时间，却怎么也无法转达他的意思。唯一明确的只有一点，决定到国外去旅行。

陀丽不由得叹了口气。她最好的朋友——自己的妹妹要走了，而她的生活却不愉快。与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和好后的关系，使她感到屈辱。安娜促成的亲密关系原来就并不牢靠，家庭的和谐又在同一个点上破裂了。倒是没有新的事情，但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几乎总是不在家，也几乎总没有钱，认为他不忠的怀疑经常折磨着陀丽，她也已经不去管那些了，因为怕再次遭受妒忌的痛苦。头一次妒忌的爆发后已经不能再挽回，而且就是发现了不忠，也不会像头一次那样影响她了。这种发现现在只会使她失去习惯了的家庭生活。于是她尽力自欺欺人，因为他的这一弱点蔑视他，而同时更蔑视自己。除此之外，一大家子的操心事儿没完没了地折磨着她：一会儿是婴儿的奶水不足，一会儿是保姆走了，要不就像现在孩子们当中谁又病了。

“你那几个孩子怎么样了？”母亲问。

“啊，妈妈，您自己的伤心事儿够多的。莉莉病了，我担心是猩红热。我这会儿过来看看，如果真是猩红热，就待在家里出不来了。愿上帝保佑不是。”

大夫走了后，老公爵也从书房里出来，他让陀丽吻了吻他的面颊，并和她说了几句，便问妻子：

“怎么决定的呀？走吗？那想拿我怎么办？”

“我想你留下吧，亚历山大？”妻子说。

“随你们的便。”

“妈妈，为什么爸爸不和我们一起去？”吉蒂说，“对他对我们都开心些。”

老公爵站起来，一只手摸摸吉蒂的头发。她抬起头来，勉强微笑地望着他。她从来都觉得，尽管他很少说起她，却比家里所有的人更理解她。她作为小女儿，是父亲的宝贝，而且她觉得他对她的爱使他具有洞察力。现在当她的目光与他那双浅蓝、善良、凝神注视着她的眼睛相遇在一起时，她感到他对她看得清清楚楚，并理解她身上发生的一切不好的东西。她红了脸，凑到他身边等着他亲吻，可他只轻轻拍了拍她的头发，说：

“这些奇怪的假头发！让人触摸不到真正的女儿，而只能碰到哪个婆娘的毛发。啊，怎么样，陀丽，”他转向大女儿，“你那位风流的家伙在干些什么？”

“没有什么，爸爸，”陀丽回答，她知道指的是丈夫，“总在外边跑，我几乎见不到他。”她忍不住带着讥讽的微笑补充说。

“怎么，他还没有到乡下去把森林卖了？”

“没有，老是在作准备。”

“原来是这样！”公爵说，“这么说，我也得准备了？我听着呢。”他转过来对着妻子，边说边坐下来，“而你呀，这样，卡佳[46]，”他对小女儿补充说，“你会在某个好日子一觉醒来并对自己说：其实我完全健康，开心，又要大清早和爸爸到严寒的空气里散步去了。啊？”

父亲说的话好像很随意，但吉蒂听到这些话时却尴尬得不知所措了，就像一个被捉住的罪犯。“是啊，他全知道，全明白，他是用这些话在告诉我，虽然难为情，但应当受得住。”她没有勇气回答什么，于是突然开始大哭起来，跑出了房间。

“瞧你开的玩笑！”公爵夫人埋怨丈夫，“你总是……”她开始唠唠叨叨责备起来。

公爵听了公爵夫人滔滔不绝的责备，总也不做声，但他的脸越来越阴沉了。

“就这样她已经够难过的了，可怜的孩子，够难过的了，你却没有感觉到，只要有一点儿暗示那件事情的原因，她就伤心。啊！会这么看错人！”公爵夫人说，从她口气的变化里，陀丽和公爵知道她在说符朗斯基，“我不明白，怎么会没有法律来制裁这么下流、居心不良的人。”

“啊，有什么用！”公爵阴郁地说着，从安乐椅上站起来，像是要走，但到门口又站住了，“法律是有的，老婆子，你既然责怪我，我倒要告诉你这都是谁的错了：是你，你，你一个人。制裁这种花花公子的法律自古就有，现在也有！对，要是没有那种不该有的事儿，我——老了，不然就会与他这样的纨绔子弟决斗。现在倒好，还请些骗子来治病。”

看样子，公爵还有很多话要说，可是公爵夫人一听他那口气，就像以前对一些严重的问题那样，她立刻就软下来并后悔了。

“Alexandre,Alexandre[47].”她悄悄说着走过去，并大哭起来。

她一开始哭起来，公爵就安静了。他走到她身边。

“啊，会好的，会好的！你也很难过，我知道。有什么办法呢？不是大灾大难。上帝是仁慈的……感谢……”他从自己的一只手上感觉到公爵夫人和着泪水的亲吻，喃喃地回答着，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然后从房间里出去了。

还在吉蒂挂着眼泪走出房间的时候，陀丽就以自己做母亲的习惯立刻看到这将是女人家的事情，于是就准备去做。她脱了帽子，本分地卷起袖子准备行动。母亲攻击父亲时，她以一个女儿的身份所允许的那样试图劝住母亲。在公爵大发其怒的时候，她保持沉默；她为母亲感到害羞，对立刻恢复了和善的父亲怀着柔情；而当父亲走开后，她又准备去做需要做的主要事情——到吉蒂那里，安慰她。

“我早就想对您说了，妈咪：您知道吗，列文这次到这里来，是想向吉蒂求婚的？他对斯吉瓦说过。”

“那又怎么？我不明白……”

“是这样，也许，吉蒂拒绝他了？她没有对您说过？”

“没有，对这位或那位，她都什么也没有说过；她过于傲气了。但是我知道，全都是因为这一位……”

“是啊，您自己想想，假如她拒绝了列文——而要是没有这一位，她是不会拒绝他的，我知道……可是后来，这一位这么可怕地欺骗了她。”

公爵夫人想到自己在女儿面前有那么多错，觉得太可怕，所以她发火了。

“啊，我真是不懂！现在大家都想自作主张生活，什么也不对母亲讲，而然后，瞧……”

“妈咪，我到她那里去了。”

“去吧，难道我禁止你了？”母亲说。

吉蒂的小书房是一间美丽的、粉红色的小屋，里边摆着几个vieux saxe[48]娃娃，像她两个月前一样年轻、粉红、快活；陀丽进去时，回想起去年她们俩曾多么开心地一起收拾房间。她看到吉蒂坐在离门口最近的一把椅子上，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地毯的一角，心都凉了。吉蒂看着姐姐，可她脸上那种冷漠而略带严峻的表情却没有改变。

“我这就要走了，得待在家里，你又不能到我那里去。”陀丽在她身边坐下来说，“我想和你说几句话。”

“说什么？”吉蒂惊恐地抬起头，迅速问道。

“除了你的痛苦，还有什么？”

“我没有痛苦。”

“算了吧，吉蒂。你难道以为我不知道？我全知道。相信我，这是小事一桩……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吉蒂没有吱声，脸上露出严肃的表情。

“他不值得你为他痛苦。”陀丽继续直截了当地说。

“可是，他看不起我，”吉蒂声音颤抖地说，“别说了！请别说了！”

“可是有谁这样告诉过你？没有人这样说过。我相信，他爱上了你，而且继续爱着你，不过……”

“啊，对我来说，最可怕的就是这种同情！”吉蒂突然火了，大声叫嚷起来。她在椅子上转过身，涨红了脸，指头微微迅速地颤抖着，一会儿这只手一会儿那只手，用力地抓紧自己腰带上的环扣。陀丽知道妹妹发火时常常这样两只手倒换着抓东西；她知道吉蒂在激怒的时候会忘乎所以，说出许多过头的和不愉快的话，于是陀丽想安慰安慰她；可是已经晚了。

“什么？你想让我感觉到什么？”吉蒂急忙说，“是我爱上了一个对我不屑一顾的人，而且我会因为他死去？而对我说这些的是我姐姐，她以为是……是……自己在同情我……我不要这种可怜和虚伪！”

“吉蒂，你这话不公平。”

“你干吗折磨我？”

“可是我，相反……我看你伤心……”

然而吉蒂正在气头上，没有听她的话。

“我没有什么要受罪和安慰的。我的自尊心绝不容许自己去爱一个不爱我的人。”

“是啊，我也并不是说……有一点——对我说实话，”陀丽拉起她的一只手说，“告诉我，列文对你说了？……”

提起列文，仿佛使吉蒂失去了最后一点儿自制力；她从椅子上跳起来，把环扣扔在地上，双手快速动作起来：“可又关列文什么事？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折磨我？我说了并再重复一遍，我有自尊心，因此永远，永远不会像你那样——回到背叛自己而爱上另一个女人的男人那里。我不明白，不明白这样的事儿！你行，可是我办不到！”

说完这些话以后，她瞅了姐姐一眼，看到陀丽没有做声，忧伤地垂着脑袋，吉蒂便没有按预想的那样走出房间，她靠门坐下来，用手绢捂住自己的脸，低下了头。

沉默持续了两分钟。陀丽在想心事，她时时感觉到的屈辱，当妹妹提起时，在她心里引起了特别痛苦的反应。她没有想到妹妹会这么残酷，因此生她气了。可是，她突然听到一阵裙子的沙沙声以及同时突然爆发的克制的哭泣，同时感到一双手从下而上地抱住她的脖子。是吉蒂双膝跪在她面前。

“好陀丽，我是这么，这么不幸！”她悄声地后悔地说。

接着，一张挂满泪水的可爱的脸藏进了陀丽的裙子里。

眼泪就好比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润滑剂，缺了它，两姐妹之间互相交流的机器便无法顺利地运转——流过眼泪后，两姐妹谈的已不是她们所关心的事儿了；在谈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时，她们还是互相理解的。吉蒂知道自己气头上冒出的关于丈夫不忠及关于屈辱的话，深深地刺痛了可怜的姐姐，但她原谅了她。而陀丽呢，知道了自己想知道的一切；她确信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吉蒂的痛苦，无可奈何的痛苦，正是因为列文向她求婚而她却拒绝了他，符朗斯基则欺骗了她，因此她决心爱列文而恨符朗斯基。对此，吉蒂只字未提；她说的只是自己的心理状态。

“我没有任何痛苦，”她平静下来后说，“但是你能明白，一切都使我觉得糟糕，厌恶，粗鲁，而首先厌弃的是我自己，你没法想象，我对一切都抱有多么糟糕的想法。”

“不过，你会有什么糟糕的思想呢？”陀丽问，同时露出了微笑。

“最最糟糕、粗鲁的想法；我没法对你说。这不是哀伤，不是苦闷，而要糟糕得多。就仿佛我身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隐藏起来了，只剩下了一种最糟糕的东西。啊，怎么对你说呢？”她看到姐姐一双困惑的眼睛，接着说，“爸爸刚才对我说……我觉得他考虑的就只一件事情，我该出嫁了。妈妈带我去参加舞会，我觉得她带我去只是为了快点儿把我嫁出去，好摆脱我。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我无法驱散这些思想。我没法看那些所谓的未婚夫，他们好像总在掂量我。过去穿上跳舞的服装到什么地方去，对我来说是一种简单的满足，我欣赏自己；现在，我感到害臊和战栗。你还想什么，啊，丈夫……那又……”

吉蒂犹豫了；接下来她本来想说，从她发生这种变化的那个时候起，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就使她感到无法忍受地不愉快，见到他就会立刻产生最粗俗和不像话的想法。

“那是啊，我心目中一切都成了最粗俗和卑鄙的样子，”她继续说，“这是我的一个毛病。也许，它会过去的……”

“而你不要去想……”

“我不能。只有在你家里，只有和孩子们在一起，我才感觉良好。”

“可惜，你不能到我家里去。”

“不，我要去。我得过猩红热，我要请妈咪让我去。”

吉蒂坚持自己的意见，到了姐姐家，孩子们还真是得了猩红热，整个患病期间，她都一直照料着孩子们。姐妹俩顺利地照看好了六个孩子的病，但吉蒂的健康并没有恢复。于是在大斋期的时候，舍尔巴茨基一家人到国外去了。

彼得堡的上层，其实是一个圈子；大家彼此认识，而且互相都有交往。然而在这个大圈子里，又有自己的一些小圈子。安娜·阿尔卡杰耶夫娜·卡列尼娜在三个不同的小圈子里都有朋友和一些亲密的关系。一个小圈子是公务上的，是她丈夫的官场圈子，由他的各种同事和下属组成，关系错综复杂，社会条件各不相同。安娜现在难以回想起初次见到这些人时那种几乎是十分虔诚的感情。现在她熟悉所有这些人，就像在一个县城里大家互相熟悉一样。她知道谁有什么样的习惯和偏爱，谁有什么样的苦衷；知道他们间的相互关系及顶头上司的态度；知道谁支持谁，每个人都怎样维护自己的地位，谁与谁在哪方面意见相同和不同。但官场上男人们感兴趣的这个圈子，尽管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总拉拢她，却从来未能引起她的兴趣，她还是回避它。

另一个安娜接近的小圈子，一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得以在仕途上步步高升的那些人。这个小圈子的中心，就是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这是以上了年纪、难看、行善和笃信上帝的女人以及聪明、有学问和虚荣心重的男人们组成的小圈子。属于这个小圈子里的一个聪明人称它是“彼得堡社会的良心”。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很珍惜这个小圈子，为此，善于和各种人相处的安娜，起初在彼得堡生活时，也在这个小圈子里找到了自己的朋友。现在从莫斯科回来后，这个小圈子变得使她无法忍受了。她仿佛觉得自己及大家都在逢场作戏。于是她在里边感到无聊和不自在，便尽可能少到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家去。

最后她有联系的第三个小圈子，其实是社交界——一个舞会、宴请、打扮得珠光宝气的世界，它一只手抓住宫廷，以便不至于堕落到半上流社会的地步。这个小圈子的成员都自以为蔑视上流社会，而他们的趣味不仅相似，而且是一样的。她与这个小圈子的联系，通过她表嫂贝特西·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保持着，这位表嫂有十二万卢布的年收入，从安娜出现在社交界的那天起就特别喜欢她、关怀她，把她拉进自己的小圈子，还讥笑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那个小圈子。

“等我老了、傻了，我也会变成那样的，”贝特西说，“但对您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来说，进这种养老院还早。”

安娜起初尽可能回避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的世界，因为它的花销超过了她的能力，可是她心里最喜欢的正是这里；然而去了一趟莫斯科以后，情况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她回避自己一些讲道德的朋友，常常出入高级的社交界。她在那里能见到符朗斯基，而且在见面时会感受到一种激动的喜悦。尤其是在贝特西家里，她常常见到符朗斯基；贝特西是符朗斯基的本家，她是他堂姐。只要能见到安娜，符朗斯基什么地方都去，而且一有机会就向她倾诉自己的爱情。她不曾给他任何借口，但每次见到他，自己心里就燃烧起和那天在车厢里头一次碰上时一样兴奋的感觉。她自己感觉到，有他在场，她的一双眼睛就闪耀出欢乐的光芒，嘴唇就开始微笑，而且，她无法克制这种欢乐的情绪。

起初，安娜真的以为，他的大胆跟踪让自己不满，但自从莫斯科回来不久，有一次出席晚会，她以为能见到他，结果他不在，她满心忧伤，自此她清楚地知道她在欺骗自己，他的跟踪不但不使她反感，而且成了她生活的全部意义。

著名女歌手唱了第二遍，整个高层社交界都在剧院里了。符朗斯基从第一排的座位上看到了堂姐，不等到幕间休息就走进她的包厢里。

“你怎么没有来吃饭？”她对他说，“我为恋人们的这种深远的视力感到吃惊，”她笑眯眯地补充说，那声音只有他一个人听得见，“她不在。等歌剧完了来吧。”

符朗斯基疑惑地瞅了她一眼。她低下头。他用微笑感激她，并在她旁边坐下来。

“我可是多么清楚地记得您的讪笑！”贝特西公爵夫人接着说，她一直在关注他们这种热情的进展，从中得到一种特殊的满足，“这一切都到哪里去了！您被抓住了，我心爱的。”

“我正是希望被抓住，”符朗斯基带着他那种平静大度的微笑回答说，“如果我有什么抱怨的话，那只是被抓住得不够紧，老实说，我都开始失去希望了。”

“你能抱什么样的希望？”为自己的朋友感到委屈的贝特西说，“enfendons nous……[49]”但她的一双眼睛里闪烁着热情，她和他一样非常清楚、确切地知道他抱的是什么样的希望。

“没有了，”符朗斯基边笑边露出密集的牙齿说，“我错了，”他补充说，同时从她手里拿过观剧望远镜，开始越过她裸露的肩膀张望起对面的一排座位来，“我怕自己会变成一个可笑的人。”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在贝特西和所有社交界人士的眼里，这并不会遭人取笑。他还非常清楚地知道，在这些人的眼里，做了一位姑娘或任何没有丈夫的女性的不幸情人，才会被人笑话；而执著地追求一位有夫之妇，并不顾自己的生命，千方百计去勾引她，和她私通，这种角色带有某些美好、高尚的性质，从来都不会成为笑话的对象。因此他便带着小胡子下露出的骄傲而愉快的微笑，放下观剧望远镜，瞧了堂姐一眼。

“可您为什么没有来吃饭？”她一边赞赏他，一边说。

“这得讲给您听。我有事儿，是什么事儿呢？我包您……一百、一千个猜不出来。我在帮一个丈夫与侮辱他妻子的人和好。是的，没有错！”

“怎么样，和好了？”

“差不多吧。”

“您应该把这事儿告诉我，”她边说边站起来，“下一次幕间休息时再过来。”

“不行，我要到法兰西剧院去。”

“放弃尼丽松？”贝特西大吃一惊地问，其实她丝毫听不出尼丽松与任何一位女合唱队歌手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办法？那里我有个约会，全是为我那帮助人家和好的事儿。”

“做调解人是幸福的，他们会和好的，”贝特西说，同时在回想某种自己从谁那儿听来的一类东西，“好，坐下讲，怎么回事儿？”

接着，她也又坐了下来。

“这有点儿不谦虚，可是太迷人了，真是太想讲出来了，”符朗斯基用欢笑的眼睛瞧着她说，“我不说出人家姓什么。”

“但我猜得出来，这样更好。”

“那您听着：两个快乐的年轻人驱车……”

“大概是你们团的军官吧？”

“我没有说是军官，就是这么两个一起吃了点早餐的年轻人……”

“您是说，一起喝了酒的。”

“可能吧。他们到一个同事那儿吃午饭，都是怀着最高兴的心情。然后发现一位坐出租马车的美貌女人追过了他们，还回过头来瞧，至少是他们觉得她在向他们点头微笑。他们自然就向她追过去了。赶着马儿拼命往前奔。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是，美人儿停在了他们要去的那家门口。美人儿跑到了最上面一层。他们只见到露出在面纱下绯红的小嘴唇，以及一双美丽的秀足。”

“看您讲这事儿的神情，我觉得您本人是那两个人中的一个。”

“可是刚才您对我说什么来着？对了，两个年轻人到同事家出席他的告别午宴。这时，真的，他们和在通常的告别宴会上一样，可能是多喝了点儿。宴会完了，他们便打听这房子顶上层住着什么人。没有人知道，只有主人仆从在他们提出‘上面是否住有姑娘们[50]’的问题时回答说，这种人现在很多。吃完饭，两个年轻人走进主人书房里，给不知其名的女人写了封信。他们写了一封热烈的信，表白了爱情，还亲自把信送到楼上。这样可以对信中可能不完全清楚的地方当面作出解释。”

“您干吗给我讲这种下流的玩意儿？啊？”

“按了门铃。出来一个女佣，他们递过信并要女佣相信，自己已爱得死去活来，甚至马上就要死在这门口了。女佣感到莫名其妙，把话带进去了。突然出来一位留着小香肠模样络腮胡子的先生，他脸红得像甲壳虫一样，他声明这里除他妻子以外没有其他人居住，接着便把他们撵走了。”

“您怎么知道，人家留着像您说的小香肠模样的络腮胡子？”

“可是您听啊。今天我是去为他们讲和来着。”

“那结果呢？”

“这里可是最有趣的了。原来那是一对幸福的夫妇，男的九等文官。九等文官提出起诉，我则当了调解人，而且是怎样的一个调解人，请您相信，和我相比，塔列朗[51]都算不了什么。”

“困难在哪里？”

“瞧您听啊……我们认真地作了道歉：‘我们非常抱歉，这是个不幸的误会，请您原谅。’留小香肠模样络腮胡子的九等文官开始缓和了，可也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感情，而且一开始表达这种感情就发火说粗话，于是我又得施展自己全部的外交才能。‘我同意，他们的行为不好，但请您看在他们年纪轻这一点上，那是一起误会；再说，年轻人刚喝了点儿酒。您知道，他们全心全意表示后悔，请求原谅他们的过错。’九等文官又软下来了：‘我同意，伯爵，我也准备原谅，可是知道吗，我妻子，我妻子，一个诚实的女人遭到跟踪，遭到一种轻浮、卑鄙的粗野和无理的……’而您知道，这个轻浮之徒就在场，我却得使他们和解。我再次施展外交手腕，而全部事情刚要了结，我的这位九等文官的火又起来了，他涨红了脸，竖起小香肠模样的络腮胡子，于是我又充分施展微妙的外交手段。”

“啊，该把这事儿给您讲一讲！”贝特西笑着转向一位进到她包厢里的太太说，“他把我逗得要死。”

“好了，bonne chance[52]。”她补充说着，向符朗斯基伸出拿着扇子的手上空出的指头，并扭了扭肩膀，使往上缩的裙子从胸部滑下一点，这样就可以在出去到煤气灯光下的时候，自己会相当袒露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引人注目。

符朗斯基到法兰西剧院去了，他真的得在那里见到从不放过该剧院一场演出的团长，以便与他谈谈自己这次忙碌了三天并感到兴致盎然的调解。在这件事情上，他喜欢的彼特里茨基和另一位不久前来的可爱的青年、优秀同事、年轻的凯德罗夫公爵都卷进去了，而主要的是这事儿与团的名誉有关。

两人都是符朗斯基的骑兵队的人。九等文官文登找到了团长，指控他的两名军官侮辱了他妻子。据文登讲，他那位年轻的妻子——他们半年前才结婚——和母亲一起在教堂做礼拜，因为怀孕，突然感到身体不适，没法再站在那里，便雇了一辆最先碰上的漂亮出租马车回家。当时便有两名军官追上来，她受了惊吓，身体更不适了，于是赶紧跑上楼梯回到家中。从机关回来的文登本人听到门铃响及有人说话的声音，一出来便看到两位喝醉酒的军官拿着一封信，他把他们推了出去。他要求严加惩处。

“不，不论您怎么说，”团长把符朗斯基请到自己身边对他说，“彼特里茨基太不像话了。没有一个礼拜不惹麻烦的。这个官吏不会罢休的，他一定会闹开的。”

符朗斯基看这件事情十分棘手，又不能决斗，只能尽全力使这位九等文官缓和下来，使事情私下了结。团长叫符朗斯基来，正因为觉得他是个光明磊落而又聪明的人，主要的还是个珍惜团的荣誉的人。他们谈了谈，决定应当让彼特里茨基和凯德罗夫及符朗斯基一起去到九等文官那里向他认错。团长和符朗斯基两人都知道，符朗斯基的名字和侍从武官的头衔该会使九等文官大大缓和下来。果然，这两种手段真的起了部分作用；但是，正如符朗斯基所讲的那样，调解的结果仍是个未知数。

到了法兰西剧院后，符朗斯基和团长退到休息室，向他讲了自己成功或不成功的方面。团长经过仔细考虑，决定把这没完没了的事情放下，可是出于自己的兴趣，他又开始向符朗斯基打听起调解的细节来，而且在听说安静下来的九等文官回想起事情的详细情况又怎么突然大怒，以及符朗斯基怎么抓住调解的最后半句话后，退后把彼特里茨基推到自己前面时，他忍不住哈哈大笑了好久。

“一起非常可恶的事件，但太好笑了。凯德罗夫还真没法与这位先生打架！他那么愤怒？”他笑着转问道，“今天克莱尔怎么样？好极了！”他说的是一位新的法国女演员，“无论你瞧多少遍，她每天都不一样。只有法国人能这样。”

贝特西公爵夫人没有等最后一幕演完就走了。她刚走进卫生间，给瘦长苍白的脸上扑了些粉，擦了擦，梳了梳头发，吩咐把茶端到大客厅，一辆接一辆的轿式马车已经向她在大海街道的豪华府邸开来。客人们下车来到宽敞的大门口。肥胖守门人早晨常常在玻璃门里看报，告诫过往的行人，这时不出声地把大门打开，让到达的客人经过他身边进去。

主人和客人几乎是同一个时间进入客厅的：刚梳过头发、擦过脸的女主人从一道门进来，客人们则从另一道门进来。大厅里，墙壁是暗色的，铺着柔软的地毯，摆着一张照得亮堂堂的桌子，那白净的桌布、一只银茶炊及一套光洁的瓷茶具，在烛光下闪闪发亮。

女主人在茶炊边上坐下来，脱了手套。不招人注意的仆人们帮助把椅子摆好，大家便分成两部分坐好——一部分靠茶炊，和女主人一起，另一部分在客厅的对面一端——靠近穿黑丝绒长袍、长两道竖眉的漂亮的大使夫人。两边的谈话起初都和通常一样，游移不决，不时为相见时的问候及献茶所打断，好像是在寻找话题，谈论什么好。

“作为一个女演员，她非常出色；大概她研究过考尔巴赫[53]，”大使夫人那个圈子的一位外交人员说，“你们注意到她怎么倒下去的……”

“啊，我们请不要去谈论尼尔逊了吧！关于她，没有什么新的可说的。”一位肥胖、漂亮、没有眉毛也不戴发套、头发浅色、穿一件旧丝绸裙子的太太说。这是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她以朴素和待人粗鲁出名，外号L'enfant terrible[54]。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坐在两个圈子的人们当间，她边听边一会儿参与这一部分一会儿参与那部分人的谈话。“今天，有三个人对考尔巴赫说一句同样的话，好像事先商量好了似的。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样喜欢这句话。”

谈话被这句话打断了，因此得再次考虑新的话题。

“给我们讲点什么有趣而不刻薄的话吧。”大使夫人转向这时也不知道怎么开始的公使夫人说。她深谙英国人所谓small talk[55]那种优雅的交谈艺术。

“据说这很难，话只有刻薄的才好笑，”公使夫人带着微笑开始了，“不过，我来试试。你们出个题目吧，全部关键在题目。一有了题目，顺着它编就好办了。我常常在想，上个世纪的演说家如果活到现在，要说得聪明也会发生困难。所有聪明的玩意儿都听得太厌了……”

“早就有人这么说了。”大使的妻子笑着打断他。

谈话很温和地开始了，但正因为太温和，所以又停下来了。只好采用真正的从不失效的办法——胡扯。

“你们没有发现屠什凯维奇身上有某种路易十五的东西吗？”他说着，瞥了一眼站在桌子旁边的那位漂亮的浅色头发的年轻人。

“噢，是啊！他和这客厅很协调，所以他才经常到这里来。”

这次的话题得到了回应，因为说的正好是暗示这个客厅里不能说的事儿，也就是屠什凯维奇与女主人的关系。

靠茶炊和女主人一边的谈话，当时也同样在三个必然的话题之间游移了一段时间：最近的社会新闻、戏剧和指责亲近的人，结果也是选择了最后一个题目，就是胡扯。

“你们听说了，那个玛莉齐舍娃——不是女儿，是母亲——给自己做了一套diable rose[56]的服装。”

“不可能！要是这样就太好了！”

“我吃惊的是，以她的智慧——要知道，她并不傻——怎么会看不出自己多可笑！”

大家都有话可说去指责和嘲笑不幸的玛莉齐舍娃，于是谈话便像烧旺的篝火，发出咯咯开心的笑声。

贝特西公爵夫人的丈夫是个心地善良的胖子，版画作品收藏家，知道妻子有客人，便在去俱乐部之前来到客厅里。

他踩着地毯不出声地走到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身边，“怎么样，您喜欢尼尔逊吗？”他问。

“啊呀，能这样偷偷地吗？您吓了我一大跳，”她回答说，“请您别和我谈歌剧，您对音乐一窍不通。我最好还是降低到您的水平，和您谈谈您那些乌釉陶器和版画。好吧，不久前您在旧货商场那边又买了什么珍品？”

“要我拿给您看吗？可是，您不懂。”

“您让我瞧瞧。我向那些，叫什么来着……银行家那里学了点儿……他们有很好的版画。他们给我看过。”

“怎么，您去过舒茨伯格家？”女主人从茶炊那边问道。

“去过，ma chère[57]。他们叫我和丈夫去吃饭，还对我说，这顿饭的调味品值一千卢布，”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大声说道，她感到大家都在听她的话，“还是一种讨厌的调料，发绿的。我得回请他们，于是我做了八十五戈比[58]的调料，大家还吃得很满意。我可用不起一千卢布的调料。”

“她真是举世无双！”女主人说。

“令人惊讶！”另一个人说。

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说话产生的效果从来如此，其秘密在于她说得尽管并不恰当，这次也是这样，但却是有意思的、简单的玩意儿。在她生活的那个圈子里，这样的话就能产生最机智的笑话的作用。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无法明白为什么是这样，但她知道是这样，于是就利用这一点。

鉴于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说话时大家都去听她了，大使夫人那边的谈话就停止了，因此女主人想把所有的人都联合到一起，便对大使夫人说：“您真的不要茶吗？您就到我们这边来吧。”

“不，我们在这里很好。”大使夫人微笑着回答，继续进行已开始的谈话。

这是一次很愉快的谈话。她们指责卡列宁家，妻子和丈夫。

“安娜的莫斯科之行使她发生了很大变化。她身上有某种古怪的玩意儿。”她的一位女友说。

“主要的变化是她总带着阿列克谢·符朗斯基的影子。”大使夫人说。

“那有什么？格林[59]有一篇寓言：一个没有影子的人，一个人丢失了影子。而这是他因为什么受到的一种惩罚。我总也不明白，是什么惩罚。但对一个女人来说，没有影子该是不愉快的。”

“是啊，可是带影子的女人往往结局不好。”安娜的一位朋友说。

“叫你们舌头上长疔疮，”听到那些话后，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突然说，“卡列宁夫人是个绝好的女人。我不喜欢她的丈夫，而她，我很喜欢。”

“您为什么不喜欢她丈夫？他是那么出色的一个人，”大使夫人说，“我丈夫说，这样的政治家，欧洲少有。”

“我丈夫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可我不相信，”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说，“假如我们的丈夫不这样说，我们早就看到事实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依我看简直是个蠢货。我悄悄这么说……一切都明摆着是怎么样，难道不对吗？以前，人家叫我把他看成个聪明人，我一直琢磨，还以为是我自己傻，看不出他的聪明；但只要我一说：他愚蠢，不过是悄悄说的——一切都变得这么清楚，不对吗？”

“您今天真恶毒！”

“一点儿也不。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两人中总有一个是蠢货。而大家知道，自己总不能说自己是蠢货吧。”

“谁都不满足于自己的财产，但人人都满足于自己的聪明。”外交人员背诵了一句法国诗。

“正是，正是这样，”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赶忙对他说，“但问题是，对安娜，我不会让人这么说她。她是那么好，可爱。如果大家都喜欢她，而且像影子似的跟着她转，她有什么办法？”

“不过，我并没有想指责。”安娜的朋友辩解说。

“如果没有人像影子似的跟着我们转，那也不能证明我们有权利去指责人家。”

接着，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把安娜的朋友奚落一通，站起来，与大使夫人一起加入另一边，那边正在谈论普鲁士国王。

“你们在那里胡扯些什么？”贝特西问道。

“关于卡列宁夫妇。公爵夫人把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描绘了一番。”大使夫人一边微笑着在桌子旁边坐下来，一边回答说。

“可惜我们没有听到，”女主人说，同时看着进来的一道门，“啊，瞧您终于来了！”她带着微笑对进来的符朗斯基说。

符朗斯基和在座的所有人都认识，而且每天都见面，因此他进来时神情泰然自若，就像刚出去又进来的人一样。

“我从哪里来？”他回答大使夫人的问话，“没有办法，得说实话。刚看了滑稽戏。已经看过上百次了，可还是感到好像得到了一次新的享受。好极了！我知道这不光彩，但听歌剧时我老睡觉，而看滑稽戏能坐到最后一分钟，而且开心。今天……”

他提到一位法国女演员，想讲讲关于她的事情；但大使夫人带着开玩笑式的恐惧制止了他：“请您别讲这种可怕的事儿。”

“好，不讲。再说大家都知道这些可怕的玩意儿。”

“假如这像歌剧那样令人愉快，大家也就都上那里去了。”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抓住机会说。

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贝特西公爵夫人知道这是卡列宁夫人，便瞟了符朗斯基一眼。他看着门，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他兴奋、专注同时又羞怯地看着进来的女人，并慢慢欠身起来。走进客厅的是安娜。她和通常一样，身子挺得笔直，以自己不同于其他社交界女人的快速、坚定及轻盈的步履，而且目光直视前方向女主人迈出几步，握了握她的手，微微笑了笑，并带着同样的微笑扭头看了符朗斯基一眼。符朗斯基低低地弯下身去一鞠躬，并为她搬过一把椅子。

她只点点头作回答，红着脸，皱了皱眉头。但赶忙向认识的人点头并握着那一只只伸过来的手，她对女主人说：“我到莉吉娅伯爵夫人那里去了，想早点儿来，可多坐了一会儿。琼爵士在她家。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啊，是那个传教士吗？”

“对，他讲述了印度的生活，很有趣。”

被她进来打断的谈话，又开始像受风吹的灯火似的摇晃起来。

“琼爵士！对，是琼爵士。我看见过他。他很会说话。符拉西耶娃已经完全迷上他了。”

“真的吗，是小符拉西耶娃要嫁给托波夫？”

“对，听说这事儿已经完全定了。”

“我对做父母的感到惊讶。听说这是凭感情结的婚。”

“凭感情？您这是多么反新潮的想法！谁今天还讲凭感情啊？”大使夫人说。

“有什么办法？这种愚蠢古老的方式一直还没有绝迹。”符朗斯基说。

“谁要保持这种方式，谁就会倒霉。我知道婚姻只有凭理智才会幸福。”

“是啊，可是凭理智的幸福婚姻，一旦遭遇到被克制的热情出现，幸福就会烟消云散。”符朗斯基说。

“但我们所说的凭理智的婚姻，是指那些双方都已经安分下来的。这像猩红热，患过一次后就好了。”

“那就得人工培养爱情，就像种牛痘一样。”

“年轻时我曾经爱上一个教会执事，”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说，“不知道这是否对我有帮助。”

“不，我想，不是开玩笑，为了认识爱情，得犯错误然后再改正。”贝特西公爵夫人说。

“甚至在结婚以后？”大使夫人开玩笑地说。

“悔过永不嫌晚。”外交人员引用了一句英国格言。

“正是这样的，”贝特西抓紧说，“得犯了错误后再改正。您对这事儿怎么想？”她转过来问安娜。后者的嘴唇上正稍稍露出坚定的微笑，默默地听着这次谈话。

“我想，”安娜摆弄着脱下的手套说，“我想……要说有几个头脑就有多少种智慧，那么有多少颗心脏就有多少种爱情。”

符朗斯基瞧着安娜，心里极度紧张地等着听她怎么说。当她说出这些话后，他就好像感到危险已经过去似的喘了口气。

安娜突然对他说：

“我收到了一封莫斯科来的信。他们告诉我，吉蒂·舍尔巴茨卡娅病得很重。”

“是吗？”符朗斯基皱起眉头说。

安娜严厉地望着他。

“您不关心这事儿？”

“相反，很关心。他们给您写了些什么，如果可以知道的话？”他问。

安娜站起来，走到贝特西身边。

“给我来一杯茶。”她说着，站在了她椅子背后。

当贝特西公爵夫人给她倒茶的时候，符朗斯基来到了安娜跟前。

“他们给您写了些什么？”他重复了一遍。

“我常常在想，男人们尽管老谈论不光彩，却并不懂得什么叫不光彩，”她说，没有去回答他的问题，“我老早就想告诉您。”她补充说，同时走了几步，坐在了一张放着一摞纪念册的桌子边角上。

“我不完全明白您这话的意思。”他给她递过一杯茶说。

她看了一眼自己身边的长沙发，他立刻坐下来。

“是的，我想告诉您，”她眼睛并不看着他说，“您做得不对，不对，很不对。”

“难道说我不知道自己做得不对？但是，我这么做是谁引起的？”

“您为什么对我说这个？”她边说边严厉地看着他。

“您知道为什么。”他大胆而高兴地回答，同时遇到了她的目光，而且没有垂下眼睛。

不是他，倒是她，一下子心乱了。

“这只能证明您是个没有心肝的人。”她说。但她的目光在说，她知道他有一颗心脏，而且因此她害怕他。

“您刚才说的那件事情，是个错误，而不是爱情。”

“您记住，我禁止您说这个词儿，这是个讨厌的词儿，”安娜浑身颤抖了一下说；但她马上感觉到自己以禁止这个词儿表明承认她对他有一定的权利，并从而鼓励他说爱情，“我老早就想对您说这个了，”她继续说，坚定地注视着他的眼睛，满脸泛起像燃烧似的红晕，“而今天，我是有意来的，知道能碰上您。我是来对您说，这事儿该结束了。我从来在谁的面前都没有脸红过，而您却让我感到自己好像犯了什么过错。”

他看着她，并为她脸上那种新的精神的美感到吃惊。

“您要我怎么样？”他简单而严肃地问。

“我要您到莫斯科去，并请求吉蒂原谅。”她说。

“您希望的不是这个。”他说。

他看出来，她的话是强迫自己说的，这不是她内心的话。

“您要是像自己所说的那样爱我，”她悄声说，“那么您就应该做得使我平静。”

他的脸容光焕发了。

“您难道不明白，对我来说，您就是全部生命，但是我不知道也没法给您平静。我的整个人，就是爱情……是的。我没法把您和我分开来想。对我来说，您和我是一回事儿。而且，无论对自己和对您，我都看不出今后有平静的可能。我看到绝望和不幸的可能性……要不，我看到幸福，无比幸福的可能性！……难道它不可能？”他只用嘴唇的启动作补充，但她听到了。

她费尽全部心力要把该说的话说出来；结果却只把自己充满爱情的目光停留在他身上，什么也没有回答。

“总算！”他兴奋地想，“当我已经要绝望了，以为不会有结果的时候——总算！她爱我。她承认是这样。”

“请为了我这样做吧，永远别对我说那种话，让我们做个好朋友。”她嘴上这么说，但她的目光里表示的完全是另一种意思。

“做朋友，我们不会的，这您自己清楚，而我们将成为最幸福或最不幸的人——这就得看您了。”

她想说点儿什么，但他打断了她。

“我请求的其实只有一点，请求像现在这样存有希望和受折磨的权利；而如果连这样都不行，那就吩咐我消失好了，我就一定消失。您将不会再见到我，如果有我在使您感到难受的话。”

“我哪儿也不想赶您去。”

“只是什么也别改变。让一切像现在这样，”他用颤抖的声音说。“瞧您丈夫来了。”

果然，这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迈着自己稳重、笨拙的步子走进了客厅里。

他看了一眼妻子和符朗斯基后，走到女主人身边坐下来喝了一杯茶，便开始用不慌不忙而大家都听得清楚的嗓音，以自己通常开玩笑的口气对某个人嘲笑一番。

“你们的朗布耶[60]全到齐了，”他边说边环顾大家，“全都是美人和缪斯。”

但是，贝特西公爵夫人无法容忍他的这种她称为sneering[61]的语气，于是作为一个聪明的主妇，她立刻把谈话引到关于普通义务兵役制的严肃问题上。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一下就被谈话吸引住了，并开始在向他发动进攻的贝特西公爵夫人面前为一项新的命令辩护起来。

符朗斯基和安娜继续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坐着。

“这就不成体统了。”有位太太用眼睛指指卡列宁夫人、符朗斯基和她的丈夫。

“我对您说什么了？”安娜的一位朋友答道。

不只是这几位太太，客厅里几乎所有的人，就连密亚葛卡娅公爵夫人和贝特西本人都好几次把目光投到两个坐得离大家远远的人身上，仿佛这妨碍了他们。只有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一次也没有朝那个方向看，他一心只顾着已经开始的谈话。

发现大家已经产生不愉快的印象后，贝特西公爵夫人让另一个人坐到她的位置上来听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谈话，自己走到了安娜的身边。

“我总为您丈夫表达的明了和准确感到吃惊。”她说，“他谈起话来，最深奥的概念我都能听懂。”

“噢，对！”安娜满脸幸福地微笑说，而贝特西对她说的话，她竟一个词儿也不明白。她转到一张大桌子那边，参加到共同的谈话中。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坐了半个来小时，来到妻子身边，提议她一起回家；她却没有看他，就回答说要留下吃晚饭。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深深鞠了一躬，就出去了。

卡列宁夫人的马车夫，一个上了年纪的胖鞑靼人，穿着发亮的皮大衣，在大门口艰难地拉住冻得跷起一条左腿的灰马。仆人打开车门，站在那里。守门人站着，拉住外边一道门。安娜·阿尔卡杰耶夫娜用一只灵巧的小手解开缠在皮袄小钩子上的袖口花边，低头听着送她出来的符朗斯基说话。

“您什么也没有说；就算我什么也不要求，”他说，“但是您知道，我需要的不是友谊，我觉得生活里有一种幸福是可能的，您是这么不喜欢这个词儿……对，是爱情……”

“爱情……”她慢慢地用内心的声音重复了一遍，就在她解开花边的时候，她突然补充说，“我之所以不喜欢这个词儿，是因为对我来说它包含的意义太多了，比您能明白的多得多，”她随即瞅了瞅他的脸，“再见！”

她向他伸出一只手，便从守门人身边迈出迅速和富有弹性的一步，消失在轿式马车里了。

她的目光，她的手的接触，使他感到一阵灼热，就像被火烫着似的。他吻了吻自己手上她接触到的那个地方，回家去了，他已经意识到今晚比近两个月来更接近自己的目标，他为此感到幸福。

对于妻子与符朗斯基单独坐在一张桌子上并兴奋地谈论什么这件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和不体面的地方；不过他注意到，客厅里其他一些人似乎感到有点儿特别和不成体统，所以他也感到事情有失体面。他决定把这一点告诉妻子。

回到家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像他通常所做的那样来到自己的书房里，坐在安乐椅上，打开一本夹着把小纸刀的书，是讲天主教的，并照例读到一点钟；他只是偶尔擦擦自己高高的前额，并像在驱赶什么似的抖抖脑袋。像通常一样，他站起来去梳洗。安娜·阿尔卡杰耶夫娜还没有回来。他把书夹在腋下上了楼；但今晚与通常对公务上一些事情的思想和考虑不同，他想的净是妻子以及和她有关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今天，他没有上床躺下，而是双手挽在背后在书房里来回踱起来。他感到自己事先必须对再次出现的情况作一番仔细的考虑，所以不能躺下。

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作出决定要与妻子谈一谈的时候，他似乎觉得这很容易；而现在，当他开始对再次出现的情况进行考虑的时候，却感到很复杂和难办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不妒忌。按照他的信念，妒忌是对妻子的侮辱，而且，对妻子应当抱信任的态度。为什么应当信任，应当完全相信他年轻的妻子会永远爱他呢，他没有问过自己；但是他从来没有不信任她，因为一向都信任她，所以才对自己说，应当抱这样的态度。现在呢，虽然他认为妒忌是一种可耻的感情，而且这种信任的信念并没有被破坏，他还是感到处在某种不合逻辑和不清楚的情况中，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发现妻子有可能陷入另一个人的爱情中，他觉得这似乎是极为荒唐和无法解释的事情，因为这是生活本身。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自己的全部生活，都是在与作为生活反映的公务领域中度过的。而每当与生活本身发生矛盾的时候，他往往躲开它。现在他经受的感觉，就好比一个人平平安安地走过架在深渊上的一座桥，突然发现这座桥断了，底下是旋涡。这旋涡就是生活本身，而桥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说过的那种脱离实际的生活。对他来说，还是头一次想到妻子有可能爱上别人，他在这种情况面前吓坏了。

他没有脱衣服，迈着均匀的步子来回走着，在餐厅灯照亮着的咯吱咯吱响的嵌木地板上，在昏暗的客厅地毯上，客厅里的灯光只照在长沙发上方他的巨幅新肖像上。他还经过她的起居室，里面点着两支蜡烛，照亮着她亲友的肖像以及她那写字台上一些精美的、自己早已很熟悉的小摆设。他穿过她的房间，直到卧室门口，然后再拐回来。

每一个来回，他总会在亮堂堂的餐厅嵌木地板上，停下来并对自己说：“对，这事儿必须解决并加以制止，必须说明我对这事儿的观点和决定。”接着，他便往回拐。“不过，究竟说什么呢？我该怎么决定？”他在客厅里这样自言自语，却找不到答案。“而说到底，”在拐弯进书房前，他问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什么。她和他谈了好久。这有什么？一个女人在社交场合与谁谈话的事情还少吗？再说，妒忌——意味着降低自己，同时也贬低了她。”他自言自语说着，走进她的书房里。但以前在他看来很有说服力的这个说法，这时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没有价值了。他随即从卧室门拐回客厅，可是他刚走到昏暗的客厅里时，有个声音对他说，事情不是这样的，如果旁人注意到了这一点，那就是说有点儿名堂了。于是，在客厅里，他再次对自己说：“对，这事情必须解决和加以制止，并说明自己的观点……”而在要拐弯前，他又问自己：怎么解决？然后又问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又回答说：没有什么。接着，他想起妒忌是对妻子的一种侮辱，可是在客厅里，又确信是出了点事儿了。他的思想和他的身体一样绕了一个完整的圆圈，没有捕捉到任何新东西。他注意到了这一点，摸了摸前额，便坐在她的书房里。

在这里，望着她的桌子，上面放着的带吸墨纸的孔雀石色信笺夹及一封未写完的信，他的思想突然改变了。他开始设想她的生活，考虑她怎么想，她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他头一次生动地想象到她的私生活、她的思想、她的愿望，只要想到她能够而且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生活，他就感到如此可怕，连忙把这种思想赶跑了。这就是瞧一眼都感到可怕的那个旋涡。设想别人的思想和感觉，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来说是一种格格不入的内心活动。他认为，这样的内心活动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幻想。

“而且最可怕的是，”他想，“现在正当我在事业上快要成功的时候（他想到自己正在推行一项计划），需要完全的平静和内心的全部力量，正是现在，这种无聊的担忧压到了我身上。但是，有什么办法？我不是那种遭受不安和担忧而没有勇气去正视的人。”

“我得想好，解决了，然后不再去管这事，”他出声地说出来，“关于她的感情，她心里怎么想及会怎么想的问题，不是我的事情，这是她的良心的事情，属于宗教。”他对自己这样说，同时因为意识到那个新发生的情况可以归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于是有一种轻松的感觉。

“由此可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告诉自己，“关于她的感情以及等等的问题——是一个不可能与我有关的问题。我的责任有清楚的规定。作为一家之主，我有义务指导她，因此也要负一部分责任；我应当指出我所看到的危险，向她提出警告，甚至使用权力。我应当告诉她。”

这样，现在将要对妻子说的话，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头脑里完全清楚地形成了。在考虑自己要说的话时，他为家务事这么不知不觉地花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感到可惜。尽管这样，即将要说的话的形式和连贯性，在他头脑里已经像作报告那样清楚而准确地形成了。“我应当告诉她并说明下列内容：首先，说明社会舆论及保持体面的意义；其次，从宗教上说明结婚的意义；其三，如果需要的话，指出对儿子可能带给的不幸；其四，指出她自己将遭受的不幸。”接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双手交叉，手心向下地扳手指，指关节便咯吱咯吱响起来。

这个成了坏习惯的动作——双手交叉扳得指头咯吱咯吱响——往往使他安下心来，使他恢复冷静，而这时候正需要如此。大门口传来轿式马车的响声。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来到大厅中央，站住了。

台阶上响起女人的脚步声。准备好自己要说的话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站着，同时夹紧自己交叉的手指；等待着什么地方还有咯吱声。一个关节咯吱响了一声。

还在听到台阶上传来轻盈的脚步声时，他就感觉到她已经临近了。然而，他尽管对自己要说的话感到满意，面对即将进行的解释还是觉得可怕起来……

安娜低着头，抚弄着围巾上的流苏走来。她的脸上容光闪闪，但这不是开心的容光——它使人想起黑夜里火灾的可怕光芒。看到丈夫后，安娜抬起头，仿佛正睡醒似的微微一笑。

“你不在床上？真是怪事！”她说着，解下围巾，却没有停下来，而径直往卫生间走去，“该睡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她在门里边说。

“安娜，我需要和你谈谈。”

“和我？”她吃惊地说着从门里出来，看了他一眼，“这是怎么了？有什么事？”她边坐下边问，“好，如果这么需要，那我们就谈谈吧。不过还是睡觉的好。”

安娜随口说，连自己都为自己撒谎的本领感到吃惊。她的话是那么普通、自然，而且好像她真想睡觉一样！她仿佛觉得自己穿着捅不破的撒谎铠甲。她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帮助和支持自己。

“安娜，我应当向你提出警告。”他说。

“警告？”她问，“什么呀？”

她这么大方、这么自然地看着他，要是换成别人，不像丈夫那样了解她的人，是不会注意到她的话无论在声音和意思上有任何不自然的地方。但是他很了解她。他清楚，每当他晚躺下五分钟，她就会注意到并询问原因。他知道，她一有什么开心、愉快和痛苦就会立刻告诉他的。而这时，看到她不愿注意他的心情，又一点儿也不想说说自己，这情况对他来说就意味深长了。他发现她那个以前从来都向他敞开的心灵深处，已经对他关上了。此外，据她的口气，他发现她并不为此感到不好意思，反倒好像直率地对他说：对，关上了，而且应该这样，以后也将这样。这时他经受到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回家后却发现自己家的门关着一样。“不过，也许还能找到钥匙。”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想。

“我想对你提出警告的是，”他声音低低地说，“因为不当心和轻率，你会给社交界提供议论你的口舌的。你今天与符朗斯基伯爵（他坚定而冷静地一板一眼地说出这个名字）过于活跃的谈话，让人家都注意你了。”

他边说边看着她那双笑眯眯让人猜不透而觉得可怕的眼睛，在说话的同时他就感觉到，自己说这些话已经完全无益和无聊了。

“你总是这样，”她回答说，就好像完全不理解他，故意好像只听明白了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你一会儿因为我觉得寂寞而不高兴，一会儿又因为我开心而不高兴。我当时不感到寂寞，这使你受委屈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震颤了一下，弯起双手要弄得关节咯吱咯吱响。

“哎呀，请你别弄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来，我不喜欢这样。”她说。

“安娜，这是你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说，他竭力控制自己，停止了双手的动作。

“到底怎么回事儿？”她带着那么真诚和可笑、惊讶的神情说，“你要我怎么样？”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沉默了一会儿，用手揉了揉前额和眼睛。他发现与自己要做的、也就是警告妻子在社交界出差错相反，倒为她的良心不安起来，而且是在与自己想象中的障碍作斗争。

“瞧我要说什么来，”他继续冷冷地平静地说，“我求你听我说。正如你知道的那样，我承认妒忌是一种侮辱和贬低人的感情，我永远不允许自己受这种感情的影响。但有一些大家都知道的礼貌规矩，违反了就不能不受到惩罚。今天不是我注意到，而是从给社会造成的印象看，人家都注意到了，你的行为举止不完全得体。”

“你的话一点儿也不明白，”安娜耸了耸肩膀说，“他无所谓，”她心想，“而是社会上注意到了，他担心的是这个。”“你有毛病，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她补充了一句，就站起来想进门去；但他往前挪动了一步，好像要拦住她。

他的脸色难看而阴沉，安娜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她站住了，并把头往后一仰，往旁一歪，用一只手开始迅速把发针取下来。

“好吧，我听着，要怎么样，”她平静而带讪笑地说，“我倒是很想听听，因为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情。”

她说着，说得那么自然而平静，所选择的词语那么得体，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

“我无权过问你感情的全部细节，而且我一般认为这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开始了，“掏掏自己的内心，我们往往会掏出没有发现过的东西。你的感情——这是你自己良心的事儿，不过，我有义务向你指出你在自己、在我和在上帝面前的责任。我们的生活联结在一起，而且它不是人而是上帝给联结的。把这种联结拆散只能是一种犯罪，而这种犯罪是要遭受沉重的惩罚的。”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哎呀，我的上帝，我真想睡觉！”她边说边用一只手摸摸头发，寻找剩下的发针。

“安娜，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别这么说，”他温和地说，“可能我错了，但你要相信，我所说的是为了你，同样也是为我自己。我是你丈夫，而且爱着你。”

她的脸低下的一瞬间，目光中讥笑的火星熄灭了；但“爱着”这个词儿又使她气愤。她想：“爱着？他难道会爱？要是没有听说过有爱情这回事儿，他甚至连这个词儿也许都不会使用。他根本不懂什么叫爱情。”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真的，我不明白，”她说，“你有什么意见，你就判定吧……”

“请你让我把话说完。我爱你。可是我说的不是为我自己；这里主要的人——是我们的儿子和你自己。我重复一遍，我的话可能不合适，你也许觉得我的话完全是无的放矢；也许，它们出自我的误会。要是这样，就请你原谅我。如果你自己感觉到哪怕我说的有一点儿道理，那我就请你考虑一下。如果心灵驱使你说，你就全告诉我……”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自己也不知道，他说的完全不是自己事先准备好要说的话。

“我没有什么说的。再说……”她突然急速地说，勉强忍住微笑，“对了，该睡觉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叹了口气，再也没有说什么，进卧室去了。

她来到卧室时，他已经躺下了。他严肃地紧闭着嘴唇，眼睛也没有看她。安娜在自己的床上躺下来，时刻等待着他再和她说话。她既怕他再说起来，又希望他再说。但他没有做声。她久久地、一动不动地等待着，而且已经把他忘了。她在想另一个人，她看见他，并感到这么想时，自己的心里充满激动和罪恶的快乐。突然，她听到一声均匀而平稳的鼾声。一开始，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好像为自己的鼾声感到害怕似的停止了打鼾；但等呼吸两次过后，鼾声又重新平稳而均匀地响起来。

“晚了，晚了，已经晚了。”她带着微笑，声音低低地说。她睁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仿佛觉得在黑暗中看到了自己眼睛的光芒。

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和他的妻子来说，从这个晚上都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什么特别的事情也没有发生。安娜照例经常出入社交界，特别是经常到贝特西公爵夫人家里去，而且到处和符朗斯基相会。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看着这种情况，却毫无办法。他不论作出任何尝试，希望她作出解释，可她总是用某种开心的困惑为自己筑起一道牢固的墙，无法穿越。表面上，一切都是老样子，可是他们的内部关系完全改变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家，在这里却束手无策。他好像一头驯服地低下头的公牛，等着接受已经举在自己头上的刀斧。每次他开始想到这一点，便感到自己应该再试试，以为用善良、温柔和信念能够挽救她，使她清醒过来，总觉得还有一线希望，因此他每天都准备好要和她谈谈。然而，每次他一开始说，便感到那种已经控制了她的恶和虚伪也同样控制了他，他和她说的完全不是想说的话和语气。说话时，他总不由自主地用嘲讽的语气，就像他惯常嘲笑这类事情的时候一样。然而，用这种语气是没法说出要对她说的话的。

那个愿望，符朗斯基几乎整整一年里唯一的愿望，这代替了以前全部的愿望。这对安娜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怕的因此也更令之神往。这个愿望已经得到了满足。他脸色苍白，下颌哆哆嗦嗦地站在她面前，希望她安静下来，而其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怎样让她安静。

“安娜！安娜！”他声音颤抖地说，“安娜，看在上帝的分儿上！……”

可是，他越大声说，她原来骄傲、高兴而现在羞愧无比的头便垂得越低，她全身缩着，从坐着的长沙发上跌到地板上他的脚边；要不是他拉住她，她就落到地毯上了。

“我的上帝！宽恕我！”她边抽泣边说，同时把他的两只手贴到自己的胸口上。

她感到自己犯下了那样的罪过，以致只好自责和请求宽恕了。而现在她的生活中，除了他再没有别的人了，因此她也只能向他请求宽恕。她看着他，深切地感觉到自己的屈辱，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而他呢，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杀人犯，看到了被杀者的躯体。这个被他剥夺了生命的躯体，是他们的爱情，他们爱情的初期阶段。只要回想爱情竟要付出羞愧难当的代价时，她便觉得既害怕又厌恶。这种精神上裸露的羞耻压抑着她，也传染给了他。然而，不管杀人犯面对被杀者的躯体有多么恐惧，他还得把它剁成一块块并藏起来，去享受自己凶杀得来的东西。

因此，杀人犯激烈又狂暴地向这个躯体扑过去，拖拉它，宰割它；他正是这样吻着她的脸蛋和两个肩膀。她抓住他的一只手，一动也没有动。是的，这些亲吻——就是用羞耻换来的玩意儿。是的，还有这只手将永远是我的——我的同谋者的一只手。她举起他这只手，并吻了吻它。他跪下来，想看到她的脸；但她把它藏起来了，而且什么也没有说。她终于好像竭力控制住了自己似的站起来，并推开了他。她的脸还是那么漂亮，但它更使人觉得惋惜、可怜。

“全完了，”她说，“除了你，我已经一无所有。记住这一点。”

“那是我的生命，我不会不记住的。为了瞬间的这种幸福……”

“什么样的幸福！”她厌恶而恐惧地说，而恐惧无意中也传给了他，“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什么话，什么话也不要说了。”

她迅速站起来，慢慢从他身边走开。

“什么话也不要说了。”她重复了一遍，脸上带着让他惊奇的冷漠绝望的表情，就这样走了。在这一瞬间，在这进入新生活的时刻，她感到自己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那种羞耻、开心和恐惧的感觉，也不想说它，免得不恰当的语言把这种感觉亵渎了。就连后来，到第二、第三天，她也不但没有找到能表达这种感觉的全部复杂性的语言，而且也没有在头脑里理清思路。

她对自己说：“不，我现在没法想这个，等我平静了些再说。”但这种让思想平静的时刻一直没有到来；每次当她要想想自己干了什么、自己将来怎么样及自己应该怎么办的时候，就会感到恐惧，于是她便把这些想法驱散了。

“以后，以后，”她说，“等我平静些再说。”

倒是在她无法控制自己思想的梦中，她的情况便丑陋赤裸地出现在自己面前。她几乎每天夜里都要梦见同样的情景。她梦见两个人同时是她的丈夫，两个人都对她表达过分热烈的柔情。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边哭边吻她的双手，并说：现在多幸福啊！而阿列克谢·符朗斯基也在场，他也是她的丈夫。接着，她便微笑着向他们解释——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这事儿要简单得多，而且这样他们两人都感到满意和幸福了。但这个梦像恶魔一样压抑着她，她就惊恐地醒了。

列文刚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每次想到被拒绝的耻辱便浑身发抖，满脸通红。他便对自己说：“以前我考物理得一分留级的时候，也是这样浑身发抖，满脸通红，认为自己全完了；姐姐托我的事情办砸了时，我也是认为自己完了。可是后来又怎样呢？——现在这么些年过去了，我想起这些来，就奇怪当时那种事情怎么会使自己那样痛苦。现在的痛苦也会是这样的。时间一过，我也会对这件事情采取泰然的态度。”

但是三个月过去了，他对这件事儿还是不能泰然对待，而且还是和开头几天一样，回想起这件事情就感到痛苦。他无法安静下来，因为自己幻想家庭生活那么久了，感到自己对此已经作好准备，可始终还没有娶媳妇，而且结婚的时间也变得更遥远了。像周围所有的人一样，他也痛苦地感觉到，像自己这个年纪还独身生活不好。他记得自己出发到莫斯科去之前有一次曾经对自己的牧人尼古拉，一个淳朴的农民，自己喜欢和他聊天，说：“啊，尼古拉！我要结婚了。”尼古拉当时就像对待一件毫无疑问的事情似的连忙回答说：“早就该办了，康士坦丁·德米特里奇。”可是现在，结婚这事更渺茫了。位置有人了，而现在他想象中让其他自己熟悉的姑娘去占这个位置，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儿。此外，回想起被拒绝及自己在这件事中扮演的角色，他便受到羞耻心的折磨。不管他怎么对自己讲，说自己在这里没有一点儿错，这种回忆还是和其他这类羞耻的回忆一样，使他浑身发抖，满脸通红。他过去也和其他人一样，有过自己觉得放荡的行为，使良心受折磨；但是那些放荡的行为远不及这种微不足道但羞耻的回忆让他那么痛苦。这种创伤是永远也无法愈合的。于是，现在，拒绝的情景，还有那个晚上他在别人面前那副可怜的样子，和这种回忆一起同样存在。不过，时间和工作起了作用。沉重的回忆越来越被乡村生活中似乎琐碎而却是重要的事件淹没了。他对吉蒂的回忆，一个礼拜比一个礼拜地淡薄了。他急切地等待着她已经嫁人或最近就要嫁人的消息，希望这样的消息能够使他痊愈，会像拔掉一颗牙齿似的。

这时候，春天到了，这是一个美好、温和的春天，既没有风雪，也不存在变幻莫测的天气。这是一个使植物、动物和人们一起欢乐的难得的春天。这个美好的春天鼓舞了列文，他决心抛弃以前的一切，坚定而独立安排他的独身生活。尽管他回到乡下的许多计划没有执行，但是最主要的一点，也就是生活的纯洁性，他遵守了。他以前失败后会觉得羞愧难当，现在不会有这样的痛苦了，他可以大胆地看着人们的眼睛。还在二月里，他收到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的一封信，说尼古拉哥哥的身体更糟了，可是他不愿意治疗。接到这封信以后，列文到莫斯科去看望哥哥，并终于说服了他听大夫的劝告，到国外去进行矿泉疗养。他说服了哥哥，还借钱给他做路费，没有惹他生气。这件事让他对自己感到满意。除了春天需要特别细心地管理田庄外，除了读书，早在去年冬天开始，列文就着手在写一本关于庄园管理的著作，力图阐述劳动力应该被看成是和气候、土壤一样的绝对因素，因此，关于农业管理的全部原理都不应当只根据土壤和气候的因素，而应当从土壤、气候和不可替代的劳动力的性质中得出来。由此可见，虽然孤独，或者正是由于孤独的原因，他的生活显得非常充实，只有偶尔他想把在自己头脑里萦绕的一些思想告诉别人，除了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以外的某个人时，他会感受到一种失落，尽管他也和她不时谈论物理学、庄园管理的理论特别是哲学。哲学是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的兴趣。

春天姗姗来迟。大斋期的后几周一直是晴朗而严寒的天气。白天有太阳时，冰雪开始融化，而夜间气温则达到零下七度；路上还有厚厚的冰层，在没有道路的地方大车和雪橇也可以通行。复活节时还满地是雪。然而节后的第二天，突然刮来一阵暖风，天上乌云弥漫，连着下了三天三夜暖和的暴雨。星期四风停了，灰蒙蒙的浓雾罩住了整个天地，好像要把大自然的变化奥秘全部掩盖起来。在大雾中，春潮涌动，冰层咯吱咯吱响地开裂、飘动起来，一道道混浊的带泡沫的急流奔腾向前。复活节后的第七天，雾消失了，乌云像一朵朵浪花似的散开来，天空晴朗了，真正的春天来到了。第二天早上，晴朗的太阳升起来，水面上薄薄的冰层很快就融化了，到处是大地复苏冒出的水蒸气，因此整个暖和的空气好像在颤动。枯草开始返绿了，慢慢吐出针尖般的新叶，雪球花、红醋栗和黏糊糊的白桦枝叶的嫩芽都鼓胀起来了，一只冒险飞出来的蜜蜂在长满金黄色花朵的枝头嗡嗡地飞来飞去。天鹅绒般绿色的田野上空、结了冰的收割地上，看不见的云雀到处叫着，一群群凤头麦鸡在积水未干的低洼地里和沼泽上哀鸣，鹤群和雁群发出春天里咕呱咕呱的叫声，从高高的天空中飞过。脱了毛后还没有长好的牲口在牧场上吼叫起来，弯腿的羊羔跟在掉毛后哞哞叫的母羊周围，欢快地嬉耍，腿脚敏捷的孩子们在已经干燥的留着光脚印迹的小道上奔跑，池塘边上传来正在洗粗布的农妇们咯咯咯开心的谈笑声，院子里响起了农民们修理犁耙的刀斧声。真正的春天来到了。

列文穿上大靴子，第一次不穿皮袄而换上毛呢子上衣，去查看田庄。他路过太阳照耀下泛着刺眼亮光的小溪，一会儿踩在冰上，一会儿踏进黏糊糊的泥泞里。

春天——计划和设想的季节。来到院子里时，列文像春天里的一棵树，不知自己灌满浆汁的新枝新叶的嫩芽向何处及怎样长大。他还不大清楚他心爱的田庄现在该采取些怎样的措施，但他感到自己有一大套计划和最美好的设想。他先向牲口棚走去。母牛已经放进围场里，它们又长出整齐的新毛，在暖和的阳光下闪闪发亮，哞哞叫着要到地里去。欣赏过自己极其熟悉的母牛，列文吩咐把它们赶到地里去，而把小牛放到围场里。牧人高兴地去做到地里放牧的准备了。放牛的农妇提起方格子条纹毛裙子，光着还没有晒黑的白皙双脚，踩着泥泞，手拿小树枝跟在因为春天到了欢喜得哞哞叫的小牛犊后边，把它们赶进院子里。

欣赏完今年新产下的一头非常好的牛犊——早熟的牛犊像一般母牛那么大，而帕瓦生的小牝牛才三个月就有普通一岁的小牛那么大了——列文吩咐把饲料槽搬到外面来，在围栏里给它们喂干草。但是秋天修的围栏经过一个冬天，已经折断了。他派人去叫木匠。木匠这会儿本来该做打谷机了，可是他还在修理耙子，而那本该在谢肉节时就修好。这使列文很恼火。他自己多年来一直竭尽全力与田庄管理中这种没完没了的粗枝大叶作斗争，可这种现象到现在还在延续。据他所知，冬天不用的栅栏是被搬到马厩里被围小马用时给折断的，因为它们做得不够牢固。此外，他还在冬天就吩咐要检查和修理所有农具，并为此雇了三个木匠，可是现在查看一番，很多都没有修好，以至弄到该耙地的时候还在修耙子。列文派人去叫管家，很快就亲自去找了。管家跟这一天世上的万物一样，容光焕发，穿着件粗毛羊羔皮贴边皮袄，从打谷场出来，正折断手里的一根麦秸。

“木匠为什么不在打谷机那边？”

“对，我昨天想报告来着：耙子该修理了，因为眼看要耕地了。”

“那冬天干什么来着？”

“可是您要木匠做什么？”

“小牛围场的栅栏哪儿去了？”

“我吩咐收拾去了。拿这些干粗活的有啥办法？”管家摆了摆手说。

“不是拿这些人，而是拿这位管家！”列文愤愤地说，“我留着您干什么的！”他叫嚷起来。但他一想这样于事无补，话说到半句又停下来了，只叹了口气。“怎么样，能播种了吗？”他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屠尔金那边，明天或后天可以。”

“那三叶草呢？”

“派瓦西里和米什卡去了，正撒种子。不过我不知道过不过得去：道路泥泞，不好走。”

“多少俄亩？”

“六俄亩。”

“为什么不全部播种了呢？”列文大声嚷嚷道。

三叶草只播种了六俄亩而不是二十九俄亩，这就更让人失望了。播种三叶草，无论从理论上或凭他自己的经验，要尽量早播，在几乎还有雪的时候才好。可是他们从来都没做到过。

“人手不够。您拿这些人有啥办法？三个人没有来。就连谢苗……”

“您把麦秸先放一放嘛。”

“嗯，我已经放下了。”

“那么人呢？”

“五个人在做康波特（这里该说康波斯特）[62]，四个人倒翻燕麦，免得它发霉，康士坦丁·德米特里奇。”

列文很清楚，“免得发霉”意味着英国燕麦种子已经坏了——又是没有按照他吩咐的办。

“可是，我在斋戒期之前就说了，装通风管！……”他大声叫嚷起来。

“您别担心，到时候我们会办好的。”

列文生气地挥了挥手，到粮仓看了看燕麦，又回到牲口棚里。燕麦种子还没有变坏。但是工人们正用铲子在倒翻，当时该把它直接放到底下的粮仓里去。安排好了后，他又从中抽调两人去播种三叶草。列文对管家也不再那么恼火了。再说天气这么好，不该生气。

“伊格纳特！”他大声叫过正卷起袖子在井边洗刷马车的车夫，“给我备马。”

“您要哪一匹？”

“啊，就柯尔比克吧。”

“是啰。”

乘备马的时间，列文又把在跟前晃悠装忙碌的管家叫来，以便缓和一下关系，对他说起眼下春天的活计和经营计划来。

运粪要早些开始，好在头遍收割时全部完成。而远处那块地得不断翻犁，这样可以使它保持休耕状态。割草全部雇短工，而不要用按分成交租的农民。

管家留神听着，而且显然是竭力支持主人的提议；但他还是那副列文很熟悉的并从来都使他生气的没有希望和忧郁的样子。这副样子在说：这一切都很好，就是得看上帝的旨意了。

没有什么比这副样子更使列文伤心了。但是，他用过多少个管家都是这种样子。对他的意见，他们都是同样的态度，所以他现在已经不再生气了，不过他感到伤心，觉得自己需要更加振奋地和这种习惯势力作斗争；这种习惯势力常常因为找不出别的说法，就拿所谓“得看上帝的旨意”来与他作对。

“看我们是否来得及，康士坦丁·德米特里奇。”管家说。

“怎么来不及呢？”

“必须得再雇十五个左右工人。可是人家不来。现如今，人家要求干一夏天给每人七十卢布。”

列文不做声了。又是这种对立的势力。他知道，不管怎么想办法，以现在的工钱他们雇不起多于四十或三十七八个工人；已经雇了四十个，更多就不行了。不过，他还是不能不作斗争。

“要是他们不来，就派人到苏拉，到契菲罗夫卡去。得去寻找。”

“人是派去了，”瓦西里·费多罗维奇忧郁地说，“可是瞧，马儿也虚弱了。”

“我们再添置。其实我也知道，”他笑着补充说，“您总往少里差里报；但今年我可不许您自行其是了。全我亲自来。”

“可是您已经睡眠不足了。本来主人亲自管，我们就省心了……”

“那么在陀尔白桦林那边，正在播种三叶草？我过去看看。”他说着，便坐到马车夫牵来的枣红小马柯尔比克上。

“小河过不去，康士坦丁·德米特里奇。”马车夫嚷嚷道。

“那就穿树林子过去。”

善良而长久不活动的小马嗅嗅水洼子并撒着欢，列文随即骑着它，以兴奋的遛蹄步伐，踩着院里的泥泞出门到田野里去了。

如果说列文刚才在牲口棚和粮仓里时是高高兴兴的，那么来到地里就更开心了。他骑着小马摇摇晃晃往前走，呼吸着雪地里暖和清新的气息，踏着残留在各处的、印满正在溶化的足迹的积雪穿过树林，为每一棵树上长出的青苔和绽出的嫩芽感到高兴。走出树林时，他面前巨大的空间里伸展着一片平和的天鹅绒地毯般的绿色，没有一处光秃秃的和水涝死的地方，只在沟峪处露出积雪融化后的点点残迹。无论是踩坏了他田地的农民的马和小驹（他吩咐碰上的农民把它们赶走），还是农民伊帕特讥讽而愚蠢的回答，都没有使他生气；他碰到伊帕特时曾经问：“怎么，伊帕特，快播种了？”伊帕特回答说：“先得把地耕一遍，康士坦丁·德米特里奇。”他走得越远，就越感到开心，头脑里还浮现出一个比一个美好的经营计划：沿南边一条线，全都种上柳树，这样雪就不会积得太久了；把整块地分开，六成施厩肥，三成作草场，在远处一头围个牲口圈，挖个池塘，而为了蓄肥，建它几道拴牲口的活动围栏。这样就有三百俄亩小麦、一百俄亩土豆、一百五十俄亩三叶草，而不至于让一俄亩地荒废。

带着这样的幻想，为了不踩坏自己的绿草地，他小心翼翼地让马拐到边上，从那里走到工人播种三叶草的地方。拉种子的一辆大车没有在地头而停在翻耕过的地里，冬小麦已被车轮子碾过，都被马踩坏了。两名工作人员坐在地边上，大概共同用一个烟斗在抽烟。大车上掺和种子的泥土没有拌松软，都黏成了硬块，或冻起来了。看到主人后，工人瓦西里到大车那里去了，米什卡则播撒起种子来。这种情况实在太不像话了，不过列文对工人很少生气。瓦西里过来时，列文吩咐他把马拉到地边上。

“不要紧，老爷，麦子会长出来的。”瓦西里回答说。

“请你不要争辩，”列文说，“而照对你说的做。”

“是啰，”瓦西里答应了一声，便牵住马的头部，“您瞧我们都已经播好了，康士坦丁·德米特里奇，”他巴结着说，“头等的活儿。只不过路难走得要命！您的每只靴子上都粘有一普特来重的泥土了。”

“而你们为什么没有把泥土筛一筛？”列文说。

“哦，我们都会揉碎的。”瓦西里回答，同时抓起一把种子在手里揉起来。

装大车运来的种子土没有筛过，这不是瓦西里的错，不过毕竟让人伤心。

列文已经不止一次地尝试用自己的办法克制伤心，那就是使一切看似无效的办法发挥作用，现在他又采用这种办法了。列文看到米什卡怎么大步走着，只把落在脚底下的大块石头般的泥土拨弄一下，他便下马，从瓦西里那里接过播种筐后亲自播种起来。

“你播到哪里了？”

瓦西里指指用脚做的记号，列文便按他学会的那样播起种子来。还真像走沼泽地一样艰难，列文播完一垄种子后就满头大汗，便停下交还了播种筐。

“老爷，得说好了，到了夏天可别为这一垄骂我。”瓦西里说。

“怎么？”列文高兴地回答，同时感到他的办法行之有效。

“啊，夏天您再瞧吧。一定不一样。您瞧，那是我去年春天播种的。就跟种的一样齐！我呀，康士坦丁·德米特里奇，要知道，好像对亲生父亲那样在尽力呢。我既自己不喜欢不好好干活，也不许别人这样。主人高兴，我们也高兴。您瞧瞧，”瓦西里指着土地说，“心头高兴啊。”

“这可是个好春天呢，瓦西里。”

“是啊，老年人都不记得有过这么好的春天。我在家的时候，我们家老头子也播种了四分之三俄亩小麦，说是与黑麦没有区别。”

“你们老早就开始播种小麦了？”

“对啊，是您前年教的；您送给了我两俄斗[63]种子。四分之一卖了，自己播种了四分之三俄亩。”

“那好，当心把硬块弄碎点儿，”列文说着，走到了马旁边，“还看着点儿米什卡。要是收成好的话，每俄亩加给你五十戈比。”

“十分感谢您。对我们来说，这样就很满意了。”

列文骑上马到了去年播种的那块三叶草地上，接着又到了翻耕过准备种春播小麦的地里。

收割后地里长出的二茬三叶草幼苗好极了。它们生机勃勃，从折断的陈年麦秸中露出坚挺的幼苗。马齐膝陷进泥中，每只脚从半融化的泥土里拔出来时都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在耕过的低洼地里，马根本不能通行，只有在仍结着冰的地方还能站住，在已经化冻的垄畦里，马深深陷进泥里，淤泥都没过了膝盖。耕过的地都很好；过两天就可以耙一遍，然后播种了。一切都很好，一切都令人高兴。列文往回转时指望小河的水已经退了。果然如此，他骑着马过了小河，还吓跑了两只鸭子。“该还有丘鹬。”他想；在回家拐弯处碰上了守林人，他证实了列文关于有丘鹬的推测。

列文赶快策马回家，以便来得及吃饭并准备好傍晚用的猎枪。

列文怀着最高兴的心情回家时，听到自家的大门一边有响声。

“对，这是有人乘大车来了，”他在想，“正是莫斯科一班火车到达的时候……这会是谁？会不会是尼古拉哥哥？他不是说过‘可能到海边去，也可能到你那里’吗？”起初一刹那，他感到害怕和不愉快，尼古拉哥哥来了会破坏他这种春天幸福的心情。但他为这种感觉害臊起来，立刻就敞开自己的胸怀，并怀着深厚的欢乐之情，等待并全身心地欢迎，衷心希望来的是哥哥。他策马来到金合欢树边上，看到从火车站来的一辆驿站三匹马拉的雪橇和一位穿皮袄的老爷。这不是哥哥。“啊，但愿来的是个愉快的人，这样就可以谈谈。”他想。

“啊！”列文高高举起双手，开心地大声叫起来，“真是个让人高兴的客人！啊，我多么为你高兴！”他认出是斯捷潘·阿尔卡杰奇，便嚷了起来。

“我可以探听到，她是不是结婚了，或者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他想。

在春季里这么美好的日子，他感到自己想起她一点儿也不觉得痛心。

“怎么，没有想到？”斯捷潘·阿尔卡杰奇说着从雪橇上下来，鼻梁、脸颊和眉毛上沾着泥水，但他容光焕发，一副高兴和健康的样子。“来看看你——这是第一，”他边说边拥抱他，吻他，“打一阵子丘鹬——第二，还有出售叶尔古晓沃的森林——第三。”

“太好了！瞧这春天怎么样！你怎么坐雪橇来这里啊？”

“乘大车更糟，康士坦丁·德米特里奇。”认得的驿站车夫回答。

“噢，见到你我实在太高兴了，太高兴了。”列文露出孩子般开心的微笑，真诚地说。

列文把客人带到他们住的房间，斯捷潘·阿尔卡杰奇的东西已经搬进去了：一个手提包、一支有布包着的猎枪、一包雪茄烟。他让客人留下洗洗，换一下衣服，自己先到账房里去安排耕地和三叶草的事情。从来都很关心家庭体面的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在前厅见到他，问他吃饭怎么安排。

“您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吧，只是要快点儿。”他说着就到管家那里去了。

他回来时，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已经梳洗完毕，正满脸笑容地走出房间，他们就一起往楼上走。

“啊，我真高兴，终于到你家了！现在我总算明白你在这里搞的秘密玩意了。可不，真的，我羡慕你。多么好的一幢房子，一切都多好！亮堂，开心！”斯捷潘·阿尔卡杰奇说话时，已经忘了春天不是永远存在，不是每天都像今天这样晴朗，“还有你的保姆，多好！要有个穿围裙的漂亮女用人，就更称心如意了；不过以你这种修道院式的生活和严格的作风——这很好。”

斯捷潘·阿尔卡杰奇讲述了许多有趣的新闻，而对列文特别有趣的一条新闻，是他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今年夏天要到乡下他这里来。

斯捷潘·阿尔卡杰奇一句也没有提到吉蒂及舍尔巴茨基一家人的情况；他只转达了妻子的问候。列文感谢他的委婉客气，非常欢迎他的到来。列文离群索居一段时间了，心里积累起许多没能向周围人表达的思想和感情，而现在他就滔滔不绝地讲着，把春天富有诗意的喜悦、田庄经营上的失败和计划、对自己读过的一些书籍的想法和意见，特别是自己著作的主要思想、它的原理，尽管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实际是在批判旧有的农业著作，都向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倾吐出来。斯捷潘·阿尔卡杰奇通常就讨人喜欢，不论什么问题，只要稍微提示一下他就能明白，这次到来特别令人喜欢，列文还发现他身上有一种彬彬有礼和亲切敦厚的风度，感到非常高兴。

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和厨师竭力想把饭菜做得特别好，结果因为两位朋友都太饿了，上凉菜时就吃了许多黄油面包、半只咸鹅和一些腌蘑菇，弄得列文在上汤时吩咐不要馅饼了，厨师还本想拿馅饼让客人特别惊喜一下的呢。斯捷潘·阿尔卡杰奇虽然习惯珍馐佳肴，但还是觉得一切都好吃极了：泡着草的酒、面包、黄油，特别是半只咸鹅、蘑菇、荨麻汤、白汁母鸡以及克里米亚白葡萄酒——一切都好吃，鲜美极了。

“很好，很好，”吃完热菜，他一边抽着一支粗雪茄烟一边说，“我到你这里来，就像下了喧闹颠簸的轮船到了平静的岸上。你刚说工人的因素本身应当加以研究，它还是选择庄园经营方式的指导。在这方面，我可是个门外汉，不过我觉得，理论及其应用对工人也会产生影响。”

“对，可是你等等：我讲的不是政治经济学，我说的是庄园经营的科学。它应该和自然科学一样，也得观察带有自己经济的、民俗学的……工人的现有现象。”

这时候，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拿着果酱进来了。

“啊，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对她说，同时吻了一下自己胖乎乎的手指尖，“你那半只咸鹅真好啊，多好的草泡酒！……怎么样，是不是该走了，柯斯佳？”他补充说。

列文看了看窗外，太阳已经落到光秃秃的树梢下边了。

“该走了，该走了，”他说，“库兹玛，套马车！”就往楼下跑去。

斯捷潘·阿尔卡杰奇下楼后，仔细地把帆布包从光亮的枪匣子上解下来，打开枪匣，开始把自己最新式的猎枪装好。库兹玛预料能得到一份丰厚赏金，于是紧跟在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后边，给裹长筒袜又穿靴子，斯捷潘·阿尔卡杰奇也乐于让他这么做。

“你吩咐一声，柯斯佳，如果商人里亚宾宁来了——我要他今天来的——就让他进来等一下……”

“你难道把森林卖给了里亚宾宁？”

“是啊，难道你认识他？”

“当然认识。我和他打过交道。”

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哈哈大笑起来。“正式彻底”是这个商人爱用的词儿。

“对，他说话可笑得出奇。它知道主人要上哪儿！”他伸出一只手拍拍拉斯卡补充说，那狗呜呜叫着在列文身边转来转去，一会儿舔舔他的手，一会儿舔舔他的靴子和猎枪。

他们出来时，敞篷长马车已经停在台阶边上了。

“我让套了马车，虽然不远。不然我们走着去？”

“不，最好坐马车去。”斯捷潘·阿尔卡杰奇说着，向敞篷长马车走去。他坐下来，拿一块虎皮方格毛毯把双脚围好，抽起雪茄来，“你怎么不抽！雪茄——这不仅是一种享受，还是享受的桂冠和标志。瞧这生活！多美好！我真愿过这种生活！”

“那是谁妨碍你了？”列文微微笑着说。

“不，你是个幸福的人。自己喜欢的一切，你全有。喜欢马——有，狗——有，想打猎——就打猎，要家产——有家产。”

“也许是因为我为自己所有的东西而高兴，又不为没有的东西而忧愁。”列文说，他想起了吉蒂。

斯捷潘·阿尔卡杰奇明白他的意思，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有说。

列文很感激，因为奥勃朗斯基向来很细心，注意到列文怕谈及舍尔巴茨基一家人，所以关于他们，他什么也没有说。不过这时候，列文倒想了解那件如此折磨他的事情了，可是他又没有勇气提起。

“那么，你的事情怎么样？”列文想到总考虑自己多不好，于是问道。

斯捷潘·阿尔卡杰奇的一双眼睛愉快地闪烁起来了。

“你可是不承认一个人有自己的一份面包还会去喜欢白面包的——依你看，这该是一种犯罪，可我不承认没有爱情的生活，”他按自己的意思理解列文的问题说，“有什么办法，我生来就这样。而且老实说，这样对旁人的害处微乎其微，而自己却得到那么大的满足……”

“怎么，你又搞什么新玩意儿了？”列文问。

“有啊，兄弟！知道吗，你了解莪相[64]型的女人……你做梦时见到的那种女人……不是在梦中也往往有这样的女人……而这种女人是可怕的。一个女人，你知道吗，是这样的一种对象，不管你怎么研究，她总是完全新的。”

“那最好别研究。”

“不，有位数学家说过，获得满足不在于发现真理，而在寻找真理中。”

列文默默地听着，尽管他竭力控制自己，但还是怎么也无法与自己的朋友的心灵一样，他无法理解这种感情和研究这种女人的乐趣。

猎丘鹬的地点不远，在一条小河边上的小山杨树林里。到达树林后，列文下了马车，把奥勃朗斯基领到雪已经化完的青苔丛生的多水洼子的空地上。他自己回到了另一边的一棵连理白桦树下，把猎枪斜放在一截低矮的枯枝上，脱下长袍，再勒紧腰带，试了试两只手活动起来是否灵活。

跟随着他的老灰狗拉斯卡小心翼翼地蹲在他的对面，竖着两只耳朵。太阳降落到大森林背后了；在晚霞的照亮下，小山杨树丛周围的白桦明显地伸展出自己的树枝以及鼓鼓囊囊待放的叶芽。

在残留着积雪的稠密树林里，还可以听到弯曲的小溪淙淙的流水声。一些小鸟唧唧喳喳叫着，偶尔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

在万籁俱寂的时候，可以听到陈年的落叶因为泥土化冻及野草生长而发出的沙沙声。

“多奇妙啊！简直听得到和看得见野草在生长！”列文发现鲜嫩的青草叶边湿淋淋的石草色山杨树叶晃动了一下，自言自语道。他站着倾听，一会儿眼睛朝下看看湿漉漉毛茸茸的土地，一会儿看看正留神听着的拉斯卡，一会儿看看伸展在自己面前山下一片海洋般光秃秃森林的顶部，一会儿看看布满层层白云的已经暗下来的天空。一只鹰挥舞着翅膀从远处森林顶上高高飞过，另一只也以同样的动作朝同一个方向飞去，很快消失了。密林里，鸟儿们叫得越发响亮，声音越来越嘈杂忙碌了。一只猫头鹰在不远处呜呜叫起来，拉斯卡于是浑身一颤，小心地往前走了几步，便侧过头开始凝神细听起来。小河那边听到一只布谷鸟的声音。它用通常的声音啼叫了两下，然后嗓子便嘶哑了，急急忙忙地乱跳了一阵。

“怎样！布谷鸟都出来了！”斯捷潘·阿尔卡杰奇从灌木丛里出来说。

“是啊，我在听，”列文回答说，怀着一种不满的心情，因为自己难听的声音破坏了森林的寂静，“现在快了。”

斯捷潘·阿尔卡杰奇的身形又进到了灌木丛里边，列文只见到火柴的亮光，接着代替它出现一个点着后火红的烟头及一缕青烟。

“咔嚓！咔嚓！”传来斯捷潘·阿尔卡杰奇上猎枪扳机的声音。

“这是什么在叫？”斯捷潘·阿尔卡杰奇问，把列文的注意力吸引到像小马驹用尖细的嗓子嬉耍的拉长声音的鸣叫。

“你不知道这个？这是只雄野兔。啊，别说话！你听，飞来了！”列文几乎叫起来，同时拉上扳机。

传来一声远远的尖细的鸟叫，正好在猎人非常熟悉的那种通常的时间，两秒钟后——第二声，第三声，第三声以后听到的已经是“呜噜呜噜”的声音了。

列文的眼睛左看右看，终于在面前暗蓝色的天空中，在互相温柔地交织着的山杨嫩枝头上，出现了一只飞鸟。它直向他飞来，粗嘎的叫声越来越近，像是均匀地撕裂绷紧的布料一样，在耳朵上面响着；已经看得见长长的鸟喙和鸟脖子了。而在列文做好瞄准姿势的那一瞬间，奥勃朗斯基待着的灌木丛那边发出一道红色的闪光，一只鸟儿像箭一般落下又重新腾空飞起来。又发出一道闪光，并传来一声枪响；那只鸟好像竭力要坚持在空中似的拍拍翅膀，停了一会儿，沉重地啪的一声落在水洼遍布的地面上。

“难道打空了？”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叫嚷道，他因为有烟雾看不清楚。

“瞧，在这里呢！”列文说着，同时指着拉斯卡，它正竖起一只耳朵，摇晃着高高翘起的毛茸茸的尾巴，平静地一步步走来，好像是想延长自己的喜悦，并好像微笑着把打下的鸟儿叼来给主人。“啊，我为你的成功感到高兴。”列文说，同时有一种羡慕的感觉，因为自己没有能打中这只丘鹬。

“右枪筒发的一枪糟糕了，”斯捷潘·阿尔卡杰奇一边回答，一边给猎枪添了弹药，“嘘——飞来了。”

果然听到一声接一声快速刺耳的尖叫。两只丘鹬边玩耍边互相追赶，只啼叫而没有发出呜噜呜噜声，正冲着猎手的头顶飞来。放了四枪，两只丘鹬像一对燕子似的一个急转弯，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一次很漂亮的狩猎。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又打死了两只，列文打死了两只，有一只没有找着。天黑了，明亮的银白色金星已经低低地在西边白桦树背后发出温柔的光芒，而阴沉的猎户星座则在东方发出火红的亮光。列文在自己的头顶上找到了大熊星座，它随即又消失了。丘鹬已经停止飞翔；但列文决定再等待一会儿，等到他白桦树枝下的金星升到比树枝上方，那时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得见大熊星座了。金星已经升到了树枝上边，大熊星座的马车及其辕杆在深蓝色的天空中已经全都露出来了，可是他还在等待。

“该回了吧？”斯捷潘·阿尔卡杰奇说。

森林已经静悄悄的了，已经听不到一只小鸟的动静。

“再待一会儿！”列文回答。

“随你的便。”

他们现在站着，互相隔着大约有十五步远。

“斯吉瓦，”列文突然出人意料地说，“你干吗不告诉我，你那小姨子结婚了没有，或者什么时候结婚？”

列文感到自己是那么坚定和平静，以至认为什么样的回答都不会使他激动。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料想到，斯捷潘·阿尔卡杰奇的回答是这样。

“她没有想结婚，现在也没有考虑结婚的事。她病得很重，医生们让她到国外疗养去了。大家甚至为她的生命担忧。”

“你说什么？”列文叫嚷起来，“病得很重？她怎么了？她怎么会……”

他们这么说着时，拉斯卡竖起耳朵，抬头望望天空又责备地望望他们。

“瞧两个人真会找聊天的时间，”它想，“可是，它飞过来了……瞧它，就这样，会错过的……”拉斯卡在想。

但就在这一瞬间，两人突然听到一声尖细刺耳的鸟叫声。于是，两人连忙举好猎枪，两道火光一闪，随即在同一刹那间响起两下枪声。一只飞得高高的丘鹬转眼耷拉下翅膀，掉进树林里，压弯了细嫩的小树枝。

“多好！都打中了！”列文叫喊着，就带拉斯卡跑进树林里寻找丘鹬去了。“啊，是呀，刚才说什么不愉快的事儿来着？”他在回想，“对，是吉蒂病了……有什么办法，真可惜。”他想。

“啊，找到了！真聪明，”他边说边从拉斯卡嘴里拉出还热乎乎的鸟，并把它放进几乎已经装满了的猎袋里，“找到了，斯吉瓦！”他大声说。

回家的路上，列文询问了有关吉蒂生病的详细情况及舍尔巴茨基家的打算，尽管他于心有愧，但是不得不承认，听到这消息好像使自己高兴。他高兴是因为还有希望，更使他高兴的是使他那么痛苦的那个她，如今也感到了痛苦。可是斯捷潘·阿尔卡杰奇讲起吉蒂的病因并提到符朗斯基的名字时，列文打断他说：“我没有任何权利知道人家的家务事，而且老实说，我毫无兴趣。”

列文脸上一分钟前还那么高兴，现在又变得如此阴沉。对这种瞬息间的变化，斯捷潘·阿尔卡杰奇是熟悉的；发觉这种变化后，他微微笑了。

“你和里亚宾宁的森林买卖已经完全定了？”

“是啊，定了。价钱非常好，三万八。先付八千，其余的六年内付清。我为这事儿拖了好久。没有人肯付更大的价钱。”

“这就是说，你等于把森林白送了。”列文板着面孔说。

“这怎么是白送呢？”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微笑着说，他知道，在列文看来，现在一切都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森林一俄亩至少值五百卢布。”列文回答。

“哎呀，这些个乡巴佬！”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开玩笑地说，“你们对我们城市哥们儿的这种轻蔑态度！……可要办事儿，我们总比人家强。你相信吧，我全都算过了，”他说，“森林卖了很好的价钱，我倒是甚至担心对方反悔。因为这是一片可怜的森林，”斯捷潘·阿尔卡杰奇说，他想用可怜的这个词儿让列文完全相信他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多半是些劈柴，“而且每俄亩不超过三十平方俄丈，他却给了我二百卢布一俄亩。”

列文轻蔑地微微一笑。“我知道，”他想，“这不是他一个人，而是十年只到乡下来两次的所有城里人共同的派头，听到了两三句乡下话，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用起来，还坚定地自以为全都知道。可怜的，会有三十平方俄丈。他还说什么‘木材’啊、‘沙绳’呢，而自己什么也不懂。”

“我不想请教你在机关里写的那些东西，”他说，“如果需要，那会向你讨教的。然而，你竟那么自信懂得关于森林的全部道理。它难着呢。你数过有多少棵树吗？”

“树怎么数？”斯捷潘·阿尔卡杰奇笑着说，他还是一个劲儿在使朋友摆脱不好的心情，“数沙子，就算是数发亮的星星吧，那得有高度的智慧……”

“那是啊，可里亚宾宁的智慧就高了，没有一个商人买树的时候不数清楚的，只有你才会这样白白送给他。你的森林，我知道。我每年都到那里打猎，你那片森林每俄亩值五百卢布现金，而他给你的是二百，还分期付款。就是说，你送给了他三万。”

“好了，不要想得太多了，”斯捷潘·阿尔卡杰奇无可奈何地说，“那又为什么没有人肯给呢？”

“因为他和其他商人串通好了，他给了人家好处。我和所有这些人都打过交道，我了解他们。要知道，这不是商人，而是倒卖者。只有十分、十五分利的事儿，他也就不会去干，他要的是花二十戈比得一个卢布。”

“啊，好了。你心情不好。”

“一点儿也不。”他们到达家门口时，列文阴郁地说。

台阶边上已经停着一辆用铁条和皮子裹得紧紧的马车，车上套着一匹被宽阔的轭索套得紧紧的壮马。马车上坐着给里亚宾宁当车夫的管家，他束着腰身，紧绷着充血的脸。里亚宾宁已经在屋里了，并在前厅里迎候这两位朋友。里亚宾宁是个高高瘦瘦的中年人，留一撇小胡子，翘起的下巴刮得光光的，长着一双鼓鼓的混浊的眼睛。他穿着一件蓝色的长下摆礼服，纽扣一直钉到了腰部以下，脚上穿着一双踝部起皱、小腿部平直的高筒靴，靴子外边罩着一双大套鞋。他用手绢擦了一把脸，拉上原来就笔挺的外套，带着微笑向进屋来的人致意，向斯捷潘·阿尔卡杰奇伸过一只手，仿佛要抓住什么似的。

“您可算到了，”斯捷潘·阿尔卡杰奇说着，把一只手伸给他，“好极了。”

“尽管道路非常不好走，可不敢不听您阁下的吩咐呀。一路简直是徒步走着来的，可总算按时到达了。康士坦丁·德米特里奇，您好。”他转向列文，竭力想去握他的一只手。但是列文皱起眉头，装做没有看见似的，竟自把丘鹬取出来。“是打猎消遣来着？这些啥鸟呀？”里亚宾宁轻蔑地瞧着丘鹬补充说。“大概好吃吧。”接着他不赞成地摇摇头，一副对打这种小动物是否值得深表怀疑的神气。

“要到书房里去吗？”列文阴沉着脸，用法语对斯捷潘·阿尔卡杰奇说，“进书房吧，你们在那里谈。”

“很可以，哪儿都行啊。”里亚宾宁轻蔑而自恃地说，仿佛想让人感觉到，无论什么别人觉得为难的事儿，对他来说从来都算不上多大的事儿。

进书房时，里亚宾宁照例环顾了一遍四周，好像是在寻找圣像，而找到它时却又不画十字。他打量了一下柜子、书架，然后怀着对丘鹬同样的怀疑和轻蔑微微一笑，不赞成地摇摇头，怎么也不理解居然会花这么多钱去买书。

“怎么，钱带来了？”奥勃朗斯基问，“请坐。”

“钱，我们用不着担心。我来是要看看，再谈谈。”

“再谈什么？您可以坐下。”

“这可以，”里亚宾宁说，他坐下来，用一只胳膊支在靠背椅上，表现出自己最痛苦的样子来，“得作点儿让步，公爵。不然可遭罪了。钱可是全准备好了，一个戈比不少。钱不会耽误的。”

列文当时正把猎枪放进柜子，走到门口，他听到商人的话，就停住了。

“您已经等于白得了一片森林，”他说，“他到我这里来晚了，不然我就会给他定个价。”

里亚宾宁站起来，带着微笑，默默地把列文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

“康士坦丁·德米特里奇吝啬得很，”他脸带微笑地说，同时转向斯捷潘·阿尔卡杰奇，“简直分文不让。我出了好价钱，买了他的小麦。”

“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货白白给您？要知道，我既不是地上捡的，也不是偷的。”

“哪儿能呢？现如今偷是绝对不行的。现如今，一切都得按公开的法律程序办，全都得光明正大，而偷是不行的。我们凭良心说话。森林要价高了，不合算啊。请哪怕稍稍让一点儿。”

“你们这事儿是定了，还是没有定？要是定了，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而如果没有定，”列文说，“这森林我买。”

里亚宾宁脸上的微笑一下消失了，成了一种老鹰般狡猾而残酷的表情。他用瘦骨嶙峋的手指迅速解开常礼服，露出没有塞进裤里的衬衫、背心上的铜纽扣和表链子，立刻取出一个厚厚的皮夹子。

“请吧，森林是我的了，”他马上说，画了个十字并伸过一只手。“收好钱，森林归我了。瞧里亚宾宁怎么做买卖，可不是斤斤计较几个小钱。”他说，同时阴沉着脸挥了挥皮夹子。

“换着我在你的位置上，就不着急。”列文说。

“算了吧，”奥勃朗斯基吃惊地说，“因为是我已经答应了的。”

列文走出房间，啪地一下关上了门。里亚宾宁看看门，微笑着摇摇头。

“全都是因为年纪轻，绝对的一股子孩子气。要知道，您相信好了，就是说全是为了名誉，瞧是里亚宾宁，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买了奥勃朗斯基家的森林了。至于是否合算，那就靠上帝保佑了。相信上帝好了。您请，在契约上签个字……”

一小时后，商人整整齐齐穿上外套，系好常礼服的衣钩，口袋里装着契约，坐进自己钉得又严密又牢靠的马车里走了。

“哎呀，这些老爷！”他对管家说，“一样的家伙。”

“就是这样，”管家回答，同时把缰绳交给他，把挡风的皮子拉下，“庆贺您买卖成功，米哈依尔·伊格纳季奇。”

“嗯，嗯……”

斯捷潘·阿尔卡杰奇把商人提前三个月付给的一沓票子装好，口袋鼓鼓囊囊地到了楼上。卖森林的事儿办完了，钱在口袋里，打猎成绩又极好，斯捷潘·阿尔卡杰奇正处于最愉快的心情中，而因此他特别想打消列文心头的不快情绪。他希望结束的一顿晚饭，吃得像这一天开始那么开心。

列文确实心情不好，尽管竭力想与自己这位可爱的客人亲亲热热地相处，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吉蒂没有嫁人这个令人震动的消息，开始稍稍在他心里引起波澜。

吉蒂没有结婚，而且还病了，患病的原因是她钟爱的人冷落了她。这种羞辱好像落在了他的身上。符朗斯基冷落她，她则冷落列文。可见符朗斯基有权蔑视列文，因此他就是他的敌人。但是这一切，列文还没有去细究。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里边有某种羞辱他的东西。不过他这时感到生气的，不是因为这件事，而是对所碰到的一切都觉得不顺眼。出售森林这个愚蠢的举动，奥勃朗斯基遭受欺骗，而这桩生意还是在他家里完成的，这使他倍加愤怒。

“啊，完了吗？”他在楼上遇见斯捷潘·阿尔卡杰奇时说，“想吃晚饭吗？”

“是的，我不会拒绝的。在乡下我的胃口多好，怪事了！你怎么不请里亚宾宁吃晚饭？”

“啊，见他的鬼去吧！”

“看你对他的态度！”奥勃朗斯基说，“你连手都不和他握。为什么不和他握手？”

“因为我不与仆人握手，而仆人比他要好一百倍。”

“可是你成了个多么顽固落后的人！那么各阶层的融合呢？”奥勃朗斯基说。

“谁喜欢融合——就祝他健康吧，而我可反感。”

“你呀，我发现是个坚定的顽固落后分子！”

“对，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是个什么人。我——是康士坦丁·列文，再没有更多的什么了。”

“还是个心情很不好的康士坦丁·列文。”斯捷潘·阿尔卡杰奇笑眯眯地说。

“是的，我心情不好，而你知道因为什么吗？请原谅，是因为——你那笔买卖太蠢了……”

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像一个无辜受辱的人，宽容地皱起眉头。

“啊，算了！”他说，“这样的情况经常有，谁卖了什么东西之后，难道不是立刻就有人会对他说‘这东西值更多钱’？事实是，人家出卖的时候，谁也没有拿出钱来……不，我发现你是恨这个倒霉的里亚宾宁。”

“也许，是这样。可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又要说我是个顽固的落后分子或者是什么别的可怕的家伙了；然而，看到自己所属的贵族这样从各个方面衰落下去，我毕竟感到伤心和委屈，尽管我为各阶层的友好相处而高兴。而且衰落下去不是因为奢侈——这倒没有什么；老爷式地过日子——这是贵族的事儿，只有贵族才会这样。现在，农民们在我们附近买地——我对此不生气。老爷什么事情都不干，农民们辛苦干活，把懒散的人挤走。应该如此。我也很为农民高兴。然而我感到生气的是，我看到贵族们之所以败落下去——完全是由于我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由于他们自己太幼稚无知的缘故，我实在有点儿难受。这里有个波兰佃户以半价从一位住在尼斯的贵妇人那里买下了一座非常好的庄园。那里又有人向商人抵押田地，本来值十卢布的地，只拿到一卢布的押金。你在这里又毫无理由把三万卢布送给了这个骗子。”

“不然怎么？每棵树数一遍？”

“不一定要数。可是瞧你没有数，而里亚宾宁数了。里亚宾宁有钱让孩子们生活和受教育了，而你的孩子，大概就会没有！”

“那得原谅我了，不过这样数数就显得有点儿小气了。我们有自己的事情，他们有自己的，他们也该有利润啊。再说，事情已经做了，不就完了。瞧煎荷包蛋，这是我最喜爱的鸡蛋吃法。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还会让我们喝美妙的用草浸泡的酒……”

斯捷潘·阿尔卡杰奇靠桌子坐下来，就开始和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开玩笑，使她相信他好久没有吃到这样的午餐和晚餐了。

“瞧您至少还夸奖一句，”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说，“而康士坦丁·德米特里奇，你给他什么，就算一块面包——吃过就完了。”

列文不管怎么克制自己，还是一直板着面孔，沉默不语。他想问斯捷潘·阿尔卡杰奇一件事，可是下不了决心，也没想好该怎么发问，什么时候提出来。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已经下楼到了自己房里，脱下衣服，又梳洗了一次，裹上褶边的短睡衣躺下了，而列文还在他的房间里犹豫不决，净说些琐碎事儿，鼓不起勇气提自己想提的问题。

“这肥皂做得真出奇，”他说着，同时看着一块打开的肥皂，它原是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为客人准备的，但奥勃朗斯基没有用。“你瞧，这可是一件艺术品。”

“是啊，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做得尽量完美，”斯捷潘·阿尔卡杰奇边懒洋洋舒舒服服地打着呵欠，“比如剧院和这些个娱乐场所……啊——啊——啊！”他打着呵欠，“到处是电灯照明……啊——啊！”

“对，电灯照明，”列文说，“对。啊，而现在符朗斯基在哪里？”他突然放下肥皂问道。

“符朗斯基？”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停止打呵欠说，“他在彼得堡。你走后不久他就离开了，后来一次也没有到莫斯科去过。你知道吗，柯斯佳，我老实告诉你，”他一只胳膊靠着桌子，把自己漂亮红润的脸贴在手上，两只油润、善良和睡意蒙眬的眼睛像星星似的在脸上闪闪发亮，“那是你自己的过错。你被对手吓住了。而我当时就对你说了——我不知道你俩谁更占优势。你为什么不勇往直前？我当时就对你说……”他扭扭颌骨打了个呵欠，没有张开嘴巴。

“他是不是知道我求过婚？”列文想，同时瞧瞧他，“对，他脸上有某种狡猾的外交玩意儿。”他边想边感到脸红，直愣愣默默地注视着斯捷潘·阿尔卡杰奇的一双眼睛。

“从她的方面看，当时如果有点儿什么的话，那也是一种表面的吸引，”奥勃朗斯基接着说，“这种，你知道，纯粹的贵族派头及将来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是对她而是对她母亲起到了作用。”

列文皱了皱眉头。他那经受遭拒绝的屈辱，像一种刚受到的新创伤那样刺痛着他的心。他是在家里，而家里是可以得到慰藉的。

“等一等，等一等，”他打断奥勃朗斯基的话说起来，“你说到贵族派头。我倒要问你一句，符朗斯基或者不管是谁的贵族派头，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样的贵族派头，好让他看不起我？你认为符朗斯基是个贵族，但我不。一个人，父亲靠欺骗钻营白手起家，母亲天知道与什么人没有发生过关系……不，对不起，然而我认为自己及和我相似的人才算是贵族，这样的人过去有三四代都是光荣的受过最高教育的家庭（说到聪明和才智，那是另一回事），他们任何时候，无论在谁的面前都不奴颜婢膝，任何时候都不需要仰仗谁，我父亲、我祖父就是这样。我还知道许多这样的人。我数森林里的树木，你觉得是小气，于是你送给里亚宾宁三万。你征收租金还和其他我不知道的东西，而我没有那种收入，因此我珍惜家传下来的和劳动得来的……我们是贵族，而不是那些只有靠权贵的施舍才能生存及二十戈比硬币可以收买的人。”

“可是你是在指谁？我同意你。”斯捷潘·阿尔卡杰奇真诚而快乐地说，尽管他感到列文提到那些二十戈比硬币可以收买的人显然也包括他。列文的活跃使他感到由衷的高兴，“你指谁？尽管你说到符朗斯基有许多是不对的，但我说的不是那个。我对你照直说吧，我要是处在你的位置，就和我一起到莫斯科去吧，并……”

“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但对我来说，全无所谓。我告诉过你吧——我求过婚并遭拒绝了，因此，现在卡捷琳娜·阿列克山德罗夫娜[65]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和耻辱的回忆。”

“为什么？真是胡说八道！”

“不过，我们不去说这个事。请原谅我，如果我对你粗鲁了，”列文说。现在把一切都说出来以后，他又变得像早上那种样子了，“你不生我的气，斯吉瓦？请别生气。”他说，并微笑着抓起他的一只手。

“啊，不，一点儿也不，也没有理由。我为我们解释清楚了感到高兴。而你知道吗，清晨打猎往往是美好的。我们去吧，不好吗？反正我也睡不着了，这样，打完猎就直接去火车站！”

“这样极好。”

符朗斯基的整个内心生活虽然充满激情，他的外表生活仍不可抗拒地沿着社交界和部队种种利害关系相关的原有既成的轨道进行着，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部队的利益在符朗斯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他喜欢部队，更因为部队的人都喜欢他。在团里，大家不但喜欢符朗斯基，而且尊敬他，以他引为骄傲。大家感到骄傲的，是因为这个人非常富裕，有出众的才学，有获得各方面成功、名誉和荣耀的前程，对此他却毫不在乎，而是最珍惜团的利益和同事间的友谊。符朗斯基知道同事们对他有这种看法，此外，他喜欢这种生活，感到自己有义务支持这种对他的看法。

当然，同事们中，他和谁都没有谈起过自己的爱情，甚至在最纵情畅饮时也没有说漏过嘴（不过，他从来也没有过醉到失去自制的时候），还堵住了一些试图暗示他有这方面关系的轻率的同事的嘴巴。尽管这样，他的爱情还是全城都知道了，大家都或多或少正确地猜到了他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大部分青年羡慕他，正是他的爱情中最棘手的事情——卡列宁的地位以及因此他们的关系在社交界格外招人注目。

大多数妒忌安娜的年轻女人，早就对大家称她是清白无辜的女人感到厌烦了，她们为自己曾预言、等待舆论的转变得到证实感到高兴，好把自己蔑视的情绪往她身上发泄。她们已经准备了一团团的污泥，时候一到就把它们扔到她身上。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人和有地位的人，则对这种即将发生的社会丑闻感到不满。

符朗斯基的母亲得知他们的关系后，起初是满意的——因为照她的概念，没有什么能比在上流社会有风流韵事更能使一个出色的青年增添风采了；此外，她那么喜欢卡列宁夫人，而她一路上又同自己说过那么多儿子的事儿。照符朗斯基伯爵夫人看来，她也算是个正派的女人，拥有一切美丽而高贵的女人所具备的美德，这一点也使她高兴。不过，最近她得悉儿子拒绝了一次对提升很重要的机会，只因为要使自己能留在这个团里，以便能够经常与卡列宁夫人约会，还得悉一些很有地位的人为此对他产生了不满，她这才改变了看法。同样使她不喜欢的，还有她从各方面得悉这种关系并非她所鼓励的那种辉煌优雅的风流韵事，而听说是某种少年维特[66]式的不要命的激情，容易使他做傻事。自他突然离开莫斯科以后，她一直没有见到过他，于是便叫大儿子给他传话，要他到她这里来一次。

大哥也对自己的弟弟不满。他弄不清楚这是怎样的一种爱情，是崇高的还是渺小的，热烈的还是不热烈的，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他自己有了孩子还和一个舞女姘居，所以对此显得宽容）；不过他知道这种恋爱是他该去讨好的人所不喜欢的，因此不鼓励弟弟的行为。

除了公务和社交场上的事情，符朗斯基还有一项爱好——骑马，他狂热地喜欢骑马。

就在今年，预定要举行一次军官的障碍赛马。符朗斯基报了名要参加，买了一匹纯种的英国牝马，而且尽管沉浸在自己的爱情中，他虽然有所克制，但还是热烈地醉心于即将举行的赛马。

这两种激情互不妨碍。相反，他需要与自己的爱情无关的嗜好和消遣，它们可以使他摆脱过分的激动，精神上得到轻松和休息。

在克拉斯诺谢尔斯基赛马的那天，符朗斯基早早来到团部公共食堂吃煎牛排。他不需要太严格地控制自己的饮食，因为他的体重正好是按规定的四普特半；但也不需要使自己更胖，因此他避免吃淀粉和甜食。他解开常礼服露出白背心坐着，两个胳膊肘靠着桌子，一边等着预订的煎牛排，一边翻着放在盘子里的法国小说。他看书，只是为了不与进进出出的军官们进行交谈，可以考虑点儿事情。

他在考虑，安娜答应等今天赛马完了之后同他约会。但他有三天没有见到她了，因为她丈夫刚从国外回来，所以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见到，而且也不知道怎么能打听。他与她最近一次约会是在堂姐贝特西的别墅里。卡列宁家的别墅，他尽量少去。现在他想到那里去，并在考虑怎么去的问题。

“当然，我会说是贝特西让我来问问她去不去看赛马。当然，我要过去。”他暗自决定后，便抬起头，不再看书。接着，他设想着自己见到她时的幸福情景，便满面春风了。

“到我家里去一趟，让他们尽快把三驾的敞篷马车备好。”他对端着煎牛排的滚烫银盘过来的仆人说，然后挪过盘子吃起来。

隔壁的台球室里传来球的碰撞声、说话声和笑声。进来的一道门口出现了两位军官：一位年轻的，脸部消瘦虚弱，是不久前从贵族子弟军官学校转到他们团里的；另一位是胖胖的老军官，手臂上戴着一只手镯，长着一双浮肿的小眼睛。

符朗斯基瞅了他们一眼，皱起眉头，仿佛没有看到似的把目光斜到书本上，边吃边看书。

“怎么，加点儿油水好干活？”胖胖的军官说着，在他旁边坐下来。

“你不是看到了吗？”符朗斯基回答，同时皱着眉头擦了擦嘴巴，没有理睬他。

“你也不怕发胖？”那一位说，同时为年轻的军官转过一把椅子。

“什么？”符朗斯基生气地说，做出厌烦的样子，露出自己密集的牙齿。

“你不怕发胖？”

“喂，来一杯核列斯[67]。”符朗斯基说，他不作回答，同时把书移到另一边继续看。

胖乎乎的军官拿起酒单，转向青年军官。

“你自己挑选吧，我们喝什么？”他说着，把单子递过去并看着他。

“喝莱茵葡萄酒吧。”年轻军官说，羞怯地斜过眼睛看看符朗斯基，拼命用手指去扯刚长出的小胡子。年轻军官见符朗斯基没有转过身，便站起来。

“我们到台球室去。”他说。

胖乎乎的军官顺从地欠身起来，他们向门口走去。

这时，身材高大匀称的骑兵大尉亚什文进屋来了，他居高临下轻蔑地向两位军官点了点头，向符朗斯基走过来。

“啊！他在这里！”亚什文叫喊起来，一只大手结结实实地拍在他的肩章上。符朗斯基生气地抬起头，但是他的脸上立刻露出他特有的平静而坚定的温情。

“真聪明啊，阿列克谢，”骑兵大尉用洪亮的男中音说，“现在你吃点儿，并喝上一小杯吧。”

“啊，不想吃。”

“这两个形影不离的家伙。”亚什文补充说，脸带讪笑地瞧着这时从屋里出去的两位军官。因为椅子太矮，他只好把紧紧裹着马裤的大腿和膝盖弯曲成尖角，在符朗斯基边上坐下来，“你昨天怎么没有到克拉斯年斯基剧院去？努苏洛娃还真不错。你上哪儿了？”

“我在特维尔斯基家里坐久了。”符朗斯基回答。

“啊！”亚什文反应说。

亚什文是赌棍、酒鬼，而且还是个没有任何规矩、不讲道德的人——他是符朗斯基在团里最要好的朋友。符朗斯基喜欢他，既因为他能狂喝滥饮，能够通宵不睡而精力如常，他又有无比顽强的意志力，上级和同僚对对他既畏惧又尊敬。他很有魄力，在赌博中可以豪赌上万，尽管喝了酒，他赌钱的时候还是那么精明和果断，因而被认为是英国俱乐部里首屈一指的赌徒。符朗斯基敬重并喜欢他，尤其是因为他感到，亚什文喜欢他不是因为他有名望、有钱，而是因为他本人。因此在所有的人当中，符朗斯基只想和他一个人谈谈自己的爱情。他似乎觉得亚什文这人虽然好像蔑视任何感情——但只有他一个人，能理解现在正浸透自己整个生命的强烈激情。此外，他相信亚什文很讨厌流言飞语和丑闻，能够正确理解他的感情，也就是说，他知道并相信这爱情——不是开玩笑，不是消遣，而是某种更加严肃和更加重要的玩意儿。

符朗斯基没有和他谈起过自己的爱情，但知道他全明白，全有正确的理解。他非常高兴地从他眼睛里看出这一点。

“啊，对了！”他说的是符朗斯基在特维尔斯基家的事儿，一双黑眼睛亮晶晶地，他抚弄左边的小胡子并按照自己的坏习惯把它往嘴里塞。

“那你昨天干什么了？赢了吗？”符朗斯基问。

“八千。但有三千不能作数，人家未必会给。”

“那么，你可以为我输啰。”符朗斯基笑着说（亚什文为符朗斯基下了大赌注）。

“我怎么也不会输。只有马霍金一人危险。”

接着，话题转到了对今天赛马的预测上，符朗斯基这时能考虑的只有这件事情。

“我们走，我已经好了。”符朗斯基说着就站起来向门口走去。亚什文也伸开自己的两条长腿，挺起他长长的后背，站立起来。

“我吃午饭还早，但是得喝点儿。我这就来。喂，葡萄酒！”他用自己操练时那种出名的低沉有力得能使玻璃震颤的嗓子嚷嚷着，“不，不要了，”他马上又重新嚷道，“你回家，那我和你一起走。”

接着，他和符朗斯基两人就走了。

符朗斯基站在一幢宽敞、清洁的小屋里，屋子用一道栏板隔成两半的楚赫纳[68]式。彼特里茨基和他住同一个营房。符朗斯基和亚什文进小屋时，彼特里茨基正睡觉。

“起来，有你睡觉的时候。”亚什文说着走到栏板那边，推了推鼻子埋进枕头里、头发蓬松的彼特里茨基的肩膀。

彼特里茨基一下子爬起来，屈着膝盖跪在床上，朝四周围看了看。

“你哥哥到这里来过，”他对符朗斯基说，“他把我弄醒了，见他的鬼，说是还要再来。”接着他拉过毯子，倒在枕头上，“你别闹，亚什文，”他对拉他毯子的亚什文生气地说，“你别闹嘛！”他转过身子，睁开了眼睛，“你最好说说，喝点儿什么好了，我嘴巴这么难受……”

“最好是伏特加酒，”亚什文声音低沉地说，“捷列申科！给老爷拿伏特加和黄瓜来。”他大声嚷着，大概是喜欢听自己的嗓门。

“你认为伏特加好？啊？”彼特里茨基蹙起眉头说，并揉揉眼睛，“你喝吗？如果一起喝，我们来吧！符朗斯基，你喝吗？”彼特里茨基说着，一边爬起来，用虎皮毯子把自己裹起来。

他走到栏板门外，举起双手并用法语哼哼起来：“‘在图勒国有个国王，’……符朗斯基，你喝吗？”

“你走开！”符朗斯基说着，穿上仆人递过的常礼服。

“这是上哪儿？”亚什文问他，“瞧，还有辆三驾马车。”他看到过来一辆颠颠簸簸的马车，补充说。

“到马厩去，我还得去找勃良斯基谈马的事儿。”

符朗斯基确实答应要到离彼得戈夫十俄里[69]远的勃良斯基那里去的，给人家把买马的钱送去；但是，他还希望来得及上那边一趟。可同事们立刻明白了，他要去的不只是那里。

彼特里茨基边哼哼边使了个眼色，还嘟嘟嘴巴，好像在说：我们知道，这位勃良斯基是什么人。

“当心别迟到了！”亚什文只这么说了一声，以便改变话题，“我那匹黑鬃黄褐马，好使唤吗？”他边问边看着窗外一匹他卖给的辕马。

“等一等，”彼特里茨基对正往外走的符朗斯基叫喊道，“你哥哥给你留下一封信和一张便条。等一下，它们哪儿去了？”

符朗斯基停住了。

“啊，它们在哪儿呢？”

“它们在哪儿？这正是问题所在！”彼特里茨基郑重地说，同时把食指从鼻子处往上移。

“你倒是说呀，这是胡闹！”符朗斯基微笑着说。

“我没有生过壁炉。在这里的什么地方。”

“好了，别骗人了！信究竟在哪里？”

“不，真的，忘了。要不，是我做梦时看见的？等一等，等一等！干吗生气！要是你昨天像兄弟我一样喝了四瓶酒，你也会连躺在什么地方都忘了。你等等，我这就想起来！”

彼特里茨基走到栏板里边，躺在了自己的铺位上。

“等一等！我就这么躺着的，他就那样站着。对——对，对——对……瞧它！”彼特里茨基接着便从床垫子底下取出一封信，他把它藏在那里了。

符朗斯基接过一封信和哥哥的便条。这就是他等待的——母亲的一封信，责备他不到她那里去，还有哥哥的一张便条，上面说需要谈谈。符朗斯基知道，这都是关于那件事儿。“关他们什么事！”符朗斯基心想，就叠好信，把它塞进常礼服的纽扣里边，以便路上再看一遍。在小屋门口处，他遇上了两位军官：一位自己团的，一位是别的团的。

符朗斯基的宿舍，从来都是所有军官聚集的地方。

“上哪儿？”

“有事儿，去彼得戈夫。”

“皇村的马来了吗？”

“来了，不过我还没有见到。”

“听说，马霍金的那匹‘角斗士’脚扭伤了。”

“胡说八道！不过这样的泥泞您怎么骑马跑？”另一个说。

“瞧，我的救星！”见到进来两个人，彼特里茨基叫了起来，一个勤务兵正用托盘端着伏特加酒和酸黄瓜站在他面前，“这是亚什文叫喝的，好提提精神。”

“啊，昨天您可苦了我们，”其中一个说，“闹了整整一宿不让睡觉。”

“不，我们的收场可真有意思！”彼特里茨基讲述起来。“沃尔科夫爬到了屋顶上，并说他感到哀伤。我就说：来音乐，送葬进行曲！他就这样听着送葬进行曲在屋顶上睡着了。”

“你喝，一定得喝伏特加，然后再喝塞尔查水[70]，再多喝些柠檬汁，”像母亲要孩子服药似的站在彼特里茨基旁边看着的亚什文说，“然后再来点儿香槟酒——这样，一小瓶。”

“这倒是个聪明办法。等一会儿，符朗斯基，我们一起喝。”

“不了，再见，诸位，今天我不喝。”

“怎么，怕增加体重？好，那就我们来。拿塞尔查水和柠檬汁来。”

“符朗斯基！”他已经走到门口时，有谁叫了他一声。

“什么？”

“你把头发剪一剪，不然它们会压着你的，尤其是在额头光秃的部位。”

符朗斯基实际已经过早地开始谢顶了。他开心地哈哈笑起来，露出自己密集的牙齿，还把制帽往头顶部位移了移，便走出去坐进马车里。

“去马厩！”他边说边取出信来要读，但后来一想，可别在看马前分散注意力，“过后再看。”

用木板搭成的临时马厩就设在赛马场的旁边。符朗斯基的马昨天该运到那里了。他还没有见过它。最近这些日子里，他自己没有骑马练习过，而是托付给驯马师了，因此现在完全不知道运到的马到底怎么样。刚下了马车，他的马童远远地认出他的马车，就把驯马师叫来了。一个干瘦的英国佬，穿着高筒靴和紧身单排扣短上衣，只在下巴尖上留着一撮毛胡子，迈着赛马骑手不灵巧的脚步，翘着两个胳膊肘，摇摇摆摆地迎着过来了。

“啊，弗鲁—弗鲁这马怎么样？”符朗斯基用英语问。

“All right,sir[71]——全都完好，大人，”英国佬用从喉头里发出的声音说，“您最好别去，”他补充说，同时举了举帽子，“我给戴了嘴套，那马还有点儿烦躁。最好别去，不然会惊扰它的。”

“不，我得进去。我想看看。”

“那我们去吧。”英国佬还是没张开嘴，阴沉着脸说，摆动着两个胳膊肘，迈着无精打采的步子走在前头。

他们来到木棚子前边的一个小院里。值班的是个穿着清洁的夹克衫、打扮得挺漂亮的年轻小伙子，他拿着把扫帚过来迎接他们，然后便跟在他们后边。木板棚里有五匹马，分别关在单马栏里，符朗斯基知道自己的劲敌，马霍金那匹身长两俄尺五俄寸[72]的栗色“角斗士”，今天也该拉到这个地方来。和自己的马比起来，符朗斯基更想看看他没有看见过的“角斗士”，不过符朗斯基懂得，根据赛马的规则，他不但不能看，就连打听它的情况都是不体面的。当他顺着廊子走去时，马童打开了左边第二单马间的一道门，符朗斯基就见到一匹高大的白腿栗色马。他知道这就是“角斗士”，但怀着一种像偷拆别人信件似的感觉，转过身子，来到弗鲁—弗鲁的单间里。

“这里有一匹马——霍……马霍……的马，我怎么也说不出那个人的名字。”英国佬说着，用指甲又长又脏的手指头指指背后的“角斗士”的单间。

“是马霍金？对，那是我一个厉害的对手。”符朗斯基说。

“要是您骑它，”英国佬说，“我就支持您了。”

“弗鲁—弗鲁性子躁些，那一匹有力些。”符朗斯基说，他因为自己的马术受到夸奖微微笑了。

“障碍赛全凭骑术和胆量。”英国佬说。

符朗斯基感到自己的胆量，也就是精力和勇气，不但是足够的，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他坚信世界上没有人会有像他那样充沛的胆量。

“您真的认为不需要再训练了吗？”

“不需要，”英国佬回答，“请不要大声说话，马会受惊扰的。”他补充说，同时朝他们正站着的对面关着的单马间点点头，听到里边有马蹄踩干草的响声。

他打开一道门，符朗斯基便走到一个单马间里，光线很微弱，只靠一扇小窗照明。单马间里站着一匹上了嘴套的深栗色牝马，它正在新鲜的干草上倒腿。在昏暗的单马间里，符朗斯基环视四周，再一次不由得用不一般的目光把心爱的马儿全身打量了一遍。弗鲁—弗鲁中等身材，体格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它的整个骨架窄，胸骨也朝外突出，胸部窄小。臀部有点儿下垂，前腿及特别是后腿向内弯得厉害。后腿和前腿的肌肉不特别粗壮，但是前腹特别宽，现在它腹部练得很厉害，所以这一点就尤其明显。四肢膝盖以下的骨头从前面看上去不比一个手指头粗，可是从侧面看却非常粗大。除了肋骨，它整个儿显得特别瘦长，好像从两侧被夹过一样。不过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迫使人们忘了它的全部缺点；这个优点就是它的血统，即英国人所说的纯种。从覆盖在细嫩、生动和丝绸般光滑的表皮血管网络下的鲜明地突出的筋肉，显得像骨骼一样结实，它长着一双亮晶晶圆鼓鼓突出的欢快眼睛的干瘦头部，打齁时露出里边充血的软骨的鼻孔处就扩大开来。整个身姿及特别是它的头部，有一种明确有力而又温柔的表情。它是那样的一种动物，仿佛它们不会说话，只因为它们的口腔的机械构造无法说话罢了。

现在自己瞅它时的感觉，它完全都明白，至少符朗斯基觉得是这样。

符朗斯基刚走到它身边，它便深深吸了一口气，斜着鼓出的眼睛，眼白都充血了。它看着从对面进来的人，摇摇嘴套，有弹性地倒着四只蹄子。

“啊，瞧，它受惊扰了。”英国佬说。

“噢，宝贝！噢！”符朗斯基说着，走到马跟前并安慰它。但是，他越靠近它就越受惊扰。只有当走到它头部的一旁时，它才突然安静下来，并抖动起自己纤细、柔软鬃毛下的肌肉来。符朗斯基摸摸它结实的脖子，理理它高高竖起而倒向一边的鬃毛，把脸贴到它像蝙蝠翅膀似的掀开的鼻子上。它用紧绷的鼻孔出声地吸了一口气又喷出来，颤抖了一下，竖起尖尖的耳朵并把结实的黑嘴巴伸向符朗斯基，好像想要咬他的袖子。但是记起有嘴套罩着，它便抖抖嘴套，又开始倒起细巧的蹄子来。

“安静，宝贝，安静！”他边说边用手摸了摸它的臀部，高兴地意识到马正处于最良好的状态，便走出单马间。

马儿的激动也传染给了符朗斯基，他感到血往心头上涌，他也像马儿一样想活动，想咬，有一种可怕而又愉快的感觉。

“啊，这么说我就指望您了，”他对英国佬说，“六点半到场！”

“一切都就绪了，”英国佬说，“您到哪里去，我的大人？”他问时出乎意料地使用了自己几乎从来不曾用过的称谓my lord[73]。

符朗斯基惊讶地抬起头来，以他擅长的做法，不去看英国佬的眼睛而看着他的前额，同时为他大胆的问题感到奇怪。但他明白了英国佬提这个问题，不是把他作为主子，而是作为骑手来看待，于是就回答：“我要到勃良斯基去一趟，一小时后我就回家了。”

“这样的问题，今天，人们已经问过我多少次了！”他对自己说，并难得地红了脸。英国佬仔细瞧着他。然后，他好像知道符朗斯基要到哪里去似的补充说：

“赛马前首要的是镇静，”他说，“别心情不好，别让任何事情弄得您不愉快。”

“All right[74]！”符朗斯基微笑地回答着，立刻跳上马车，吩咐去彼得戈夫。

他才跑了几步远，早上好像要下雨的乌云密集起来，接着下起了滂沱大雨。

“不好！”符朗斯基想，拉起车篷。本来路上已经很泥泞了，现在就要成完全的水洼子了。一个人坐在关闭的马车里，他取出母亲的信和哥哥的便条再读了一遍。

对，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母亲，哥哥，他们都认为有必要对他的私事进行干预。这种干预在他身上激起了愤怒——一种他很少经受过的感情。“关他们什么事儿？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把关心我看做自己的责任？他们干吗总盯着我？就是因为他们看到这是某种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这要是一件交际场中通常的风流韵事，他们也就让我安稳了。他们感觉到这件事情有所不同，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这个女人对我比生命还宝贵。使他们不理解并感到伤心的，也正是这一点。我不抱怨我们自己铸成的命运以及将来会怎么样，”他说，在我们这个词儿里把自己和安娜联系在一起了，“不，他们是要教会我怎么生活。他们连个什么是幸福的概念都没有，他们不理解，对我来说，没有这爱情也就无所谓幸福和不幸——就无所谓生命。”他想。

他为大家对他的干预生气，正是因为他从心里感到他们这些人都是对的。他感觉到把自己和安娜联系在一起的爱情，并非社交界通常发生的一时冲动，事过之后彼此生活中除了愉快或不愉快的回忆不会留下什么印迹。他感觉到自己和她的处境都非常痛苦，在他们所处的那个可怕的社交界众目睽睽之下，隐瞒自己的爱情，撒谎和欺骗都是非常困难的；当他们热恋得忘乎所以，除了自己的爱情什么全都忘了的时候，还得进行撒谎、欺骗、玩弄花招并经常去考虑别人，这实在太困难了。

他生动地回想起所有违反本性而撒谎和欺骗的情形；特别是她不止一次地为自己必须进行撒谎和欺骗感到害臊。他还经受到一种奇怪的感觉，从自己与安娜发生关系的时候起，这种感觉就有了。这是一种对某种东西的厌恶感：是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对自己的，还是对整个社交界的——他还不太清楚。但他总是竭力驱逐这种奇怪的感觉，而现在，他摆脱了这种感觉后，正继续着自己的思路。

“对，她以前是不幸的，但自恃而平静，可现在她已经不能保持平静和自尊了，尽管她没有表露出这一点。是啊，这事儿该结束了。”他暗自下了决心。

于是，他头脑里第一次清楚地想到必须结束这种骗局，而且越快越好。“她和我得抛弃一切，带着自己的爱情找个地方躲起来。”他对自己说。

大雨没下多久就停了，当符朗斯基驾着自己的辕马拼命飞奔，松开两侧边套的缰绳在泥泞的地面上疾驰而过，快要到达的时候，太阳又出来了。别墅房顶，大马路两边花园里的老椴树都闪耀着湿漉漉的光芒，树枝上挂着愉快的水珠，房顶上淌下哗啦啦的流水。他已经不去想这场大雨怎么破坏了赛马场，这时他反倒是高兴起来，幸好下了这场雨，想必能见到她一个人在家，因为他知道不久前从海边回来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还在彼得堡，没有过来。

指望她会一个人在家的符朗斯基，像自己一贯的那样，为了少招人注意，便不乘马车过小桥，而是先下来，然后步行前往。他没有从向着马路的台阶走，而是先来到院里。

“老爷来了吗？”他问园丁。

“还没有呢。夫人在家。对，请您从正门台阶走；那里有人，会给您开门的。”园丁回答。

“不，我从花园穿过去。”

弄清她一个人在家后，他想给她来个惊喜，因为他没有答应今天来，她大概也不会想到他赛马前会来。他扶住佩刀，顺着两旁种满各种鲜花的沙石小径，小心翼翼地朝着通向花园的露台走去。符朗斯基现在把一路上想的自己处境的种种烦难全忘了。他想的只有一件事儿，自己马上就要见到她了，这不是在想象中而是实际生活中活生生的她。他已经往里走了，当他蹑手蹑脚一步步往露台缓斜的台阶上走时，突然记起自己老是遗忘的，也是构成他们俩关系中一个最痛苦的方面——她的儿子，他总是带着询问的、敌意的目光盯着他。

这孩子是他们俩关系上最大的障碍。有他在场，符朗斯基和安娜都不但不能谈论无法对别人说的话，甚至不允许用暗语说出孩子不会明白的东西。他们并不曾商量好要这样，那是自然形成的。如果使孩子受到欺骗，他们一定觉得自己是可耻的。他在场时，他们的谈话就像是一般的熟人。不过尽管这么小心，符朗斯基还是常常发现这孩子正用仔细而惶惑的目光在注视他，孩子总对他抱着一种奇怪的羞怯和变幻不定的态度，对他时而亲热、时而冷淡、时而畏缩。仿佛这孩子感觉到了这个人与他母亲之间有某种他无法理解的重要关系。

确实，孩子感觉到自己无法理解这种关系，他虽然尽了力，却没法说清楚自己对这个人应该有哪种感情。他以一个孩子的敏感，清楚地看到父亲、女家庭教师、保姆——大家不但不喜欢符朗斯基，而且都对他抱着讨厌和担心的态度，虽然关于他什么也没有说，而只有母亲像一个最要好的朋友那样对待他。

“这意味着什么？他是什么人？应当怎么去爱他？我不明白，那是不是我的错误，还是我太傻，或者我是个坏孩子？”孩子常常这样想，于是他便会出现那种使符朗斯基感到不自在的试探、询问、部分地带敌意的表情，既羞怯又心神不定。有这个孩子在场，符朗斯基和安娜身上就会像航海的人那样，根据罗盘看到急速前进的方向已经偏离了航线，却又无法停下来，每一秒钟都使自己离目标越来越远，但是如果承认自己偏离了航向，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毁灭。

这个孩子就好比一个罗盘，带着他对生活天真的看法，向他们指出他们偏离正确方向有多远，虽然他们明知道这一点，但是从来不敢正视。

这一次谢辽若不在家，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坐在露台上，等着出去散步遇上下雨归来的儿子。她派了一个男仆和一名侍女去寻找，自己坐在那儿等着。她身穿一件宽镶边的白色裙子，坐在露台花丛后边的一个角落里，没有听出他的到来。她低着自己的黑鬈发脑袋，前额贴在栏杆上冷冰冰的喷水壶上，用两只纤手抓着喷水壶，手上戴着他那么熟悉的戒指。她的整个形象、头部、脖子及双手之美，每次都使符朗斯基感到出人意料和惊讶。他停住了，赞赏地望着她。但是他刚想迈步到她身边去时，她已经感觉到了他的接近，便推开喷水壶，向他转过自己通红的脸。

“您怎么了？您身体不舒服？”他用法语说着，走到了她身边。他想向她跑过去，但想到可能会有旁人在，回头看了一眼露台的门，并和每次一样脸红了，觉得应当提防着，小心点儿。

“不，我好好的，”她边说边站起来，紧紧握住他伸过来的一只手，“我没有想到……你。”

“我的上帝！一双手多凉！”他说。

“你吓着我了，”她说，“我一个人在等谢辽若，他出去散步了。他们将从这里进来。”

尽管她竭力保持平静，但她的嘴唇在哆嗦。

“原谅我到这里来，可是不见到您，我一天都活不下去。”他和通常一样继续用法语说，为的是避免俄语里的“您”和“你”这两个词，以“您”相称似乎太冷淡，而以“你”相称又过于亲密。

“为什么要原谅？我是那么高兴！”

“但是您身体不好，要不就心里烦恼，”他接着说，没有放开她的手，并向它弯下身去，“您在想什么？”

“总想着一件事情。”她带着微笑说。

她说的是实话。无论何时，哪一分钟人家问她在想什么，她都正确无误地回答说：想一件事情，想自己的幸福和不幸。他见到她时，她正好在想这件事儿：她在想，对别的人，比如对贝特西（她知道她瞒着社交界与屠什凯维奇的关系），这一切都轻而易举，而对她却是那么痛苦？今天，出于某些考虑，这种想法使她备受折磨。她问他赛马的事情。他回答她了，见她激动，便竭力排解她的烦忧，用最普通的口气讲起赛马的种种细节来。

“说还是不说？”她望着他平静而饱含情意的眼睛想，“他是这么幸福，这么醉心于跑马赛，他不会像应有的那样理解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全部意义的。”

“可是您没有说，我进来时您在想什么，”他中断自己的叙述说，“请告诉我！”

她没有回答，稍稍低下头，蹙起眉头，长长的睫毛下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询问地瞧着他。她的一只手颤抖着在玩弄一片摘下的叶子。他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的脸流露出那种令她喜欢的顺从和奴仆式的忠诚。

“我看是出了什么事情。知道您有我不能分担的痛苦，难道我会有一分钟平静吗？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您说呀！”他恳求地重复说。

“对，假如他不明白这事儿的全部意义，我是不会原谅的。最好不说，为什么要考验他？”她想，依旧一个劲儿地瞧着他，并感到自己一只拿着叶子的手颤抖得越来越厉害了。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他重复了一遍，同时抓起她的一只手。

“说不说呢？”

“说，说，说呀……”

“我怀孕了。”她声音低低地，慢慢地说。

她手里的叶子颤抖得更厉害了，但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以便看清楚他怎么对待这件事情。他一下子脸色苍白了，想说什么，但停住了，放开她的手并低下了脑袋。“对，他明白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她心想，便感激地握了握他的一只手。

然而，她以为他像她一个女人那样理解这个消息的全部意义，但这却错了。听到这个消息时，他十分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产生了对某个人的奇怪的厌恶之情，与此同时，他知道自己希望的那种转机到了，她没法再瞒过丈夫，必须设法尽快打破这种不自然状态。除此之外，她的激动也从肉体上感染了他。他用温柔、顺从的目光望着她，吻了吻她一只手，站起来默默地绕露台走着。

“是啊！”他说着，果断地来到她身边，“无论是我是您，都没有把我们的关系当儿戏，现在我们的命运已经注定。必须结束，”他环顾了一下四周说，“结束我们所处的这种骗局。”

“结束？怎么结束，阿列克谢？”她轻轻地说。现在，她平静下来了，脸上闪耀出温柔的微笑。

“抛开丈夫，把我们的生活结合到一起。”

“这样就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她声音低到勉强能让人听到。

“对，但要完完全全，完完全全地。”

“可是怎么办，阿列克谢，你教教我，怎么办？”她对自己无可奈何的处境带着哀伤的讪笑，说，“难道这种情况还有办法？难道我不是自己丈夫的妻子？”

“任何情况总有办法的。得下决心，”他说，“怎么都比我们现在的情况强。因为我看到你怎么为一切痛苦，社交界，儿子和丈夫都让你受折磨。”

“哎，只是不能把丈夫算进去，”她冷笑着说，“我不知道，我没有想他。我心里没有他。”

“你说的不真诚。我知道你。你也为他在受折磨。”

“可是他并不知道，”她说着，突然脸上开始露出鲜明的红晕；她的面颊、前额、脖子全都通红了，害羞的泪水噙满了她的两只眼睛，“不过，我们不要去说他。”

符朗斯基已经几次——虽然没有这次那么坚决——试图和她商讨自己的处境，但他的每次尝试都被她以同样泛泛的轻率判断顶了回来。这其中，好像有某种她不能或不愿对自己说清楚的东西，好像只要他一开始说这事儿，她，一个真正的安娜，就退居到自身的某处，而另一个奇怪的陌生女人便出现了，一个他不爱的、害怕的以及和他作对的女人。但是今天，他下定决心把全部都说出来。

“他是否知道，”符朗斯基以自己平素坚定而平静的口气说，“他是否知道，这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能……您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尤其是现在。”

“依着您，怎么办？”她以那种依旧稍稍有点儿讪笑的口气问。她原来那么担心他不会轻易地接受她怀孕这件事，现在却担心他得为此采取办法。

“把全部真相告诉他，并离开他。”

“很好，就算这样做了，”她说，“您知道这样会有什么结果？我把一切说在前头，”在这一分钟以前，她那双温柔的眼睛里随即闪露出一道狠毒的光芒，“啊，您爱着另一个人，而且和他发生了‘罪恶的’关系（她想象丈夫的模样，也像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那样着重说出‘罪恶的’这个词儿）。我警告您宗教、公民和家庭各个方面的后果。您不听我的话。现在，我不能让我的名声受到玷污……还有儿子！”她本想这样说，可是她不能拿儿子当儿戏，“‘玷污自己的名声’，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她补充说，“总之，他会冠冕堂皇地说，而且清楚地告诉我，不能放我走，他会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出丑。而且一定会平静、精心地按自己说的去做。这就是即将出现的情况。他不是个人，是一台机器，而且一生气，还是台凶恶的机器。”她补充说着，同时回想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和他的形象，他说话的派头以及他的性格的全部细节，并且把凡是能在他身上找到的缺点全都归罪于他，却不因为自己对他犯了这种可怕的过错给予他任何宽恕。

“可是，安娜，”符朗斯基用劝解、柔和的声音竭力使她安静下来，“还是必须告诉他，然后看他怎么做再想办法。”

“那怎么，私奔？”

“私奔又怎么样？我看不出再这样继续下去的可能性。倒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看到您在受罪。”

“私奔，并让我当您的情妇，对吧？”她愤愤地说。

“安娜！”他抱怨而温柔地说。

“对，”她继续说，“做您的情妇，并毁了一切……”

她又想说：我的儿子，但这个词儿她没有说出来。

符朗斯基弄不明白，像她这么个性坚强、真诚的女人，怎么能忍受这种自欺欺人的局面而不愿从中摆脱出来；但他没有猜出这里的主要原因，就是她没法说出来的“儿子”这个词儿。一想到儿子及其将来对抛弃他父亲的母亲的态度时，她便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恐怖，甚至不去思索，而只像个普通的女人那样，尽量用虚假的想法和言辞安慰自己，就让一切照旧，尽快忘了儿子将会怎样对待她这个可怕的问题。

“我请你，我求求你，”她拉起他的一只手，突然用完全不同的真诚而温柔的口气说，“永远别再和我说这个！”

“可是，安娜……”

“永远。由我去吧。我知道自己处境的全部屈辱，全部恐惧；然而，这并不像您所想的那么容易解决。就由我去吧，你听我的好了。永远别再和我说这个。你答应我？……不，不，你答应啊！……”

“我全答应，但我没法平静，特别是听了你说的话以后。只要你不平静，我也就没法平静……”

“我！”她重复说，“对，我有时该受折磨；不过，只要你不再和我说起这个，它会过去的，你和我说这个的时候——只有它折磨我。”

“我不明白。”他说。

“我知道，”她打断了他，“对你真诚的本性来说，撒谎是多么困难，因此我为你惋惜。我常常想，你是怎么为了我毁了自己的生活。”

“我刚才也这么想，”他说，“你怎么能因为我而牺牲一切呢？如果你不幸的话我不能原谅自己。”

“我不幸？”她说着，凑到他身边，带着火热的爱恋的微笑望着他，“我——像一个饿汉，有人送来吃的。他也许觉得冷，衣服破了，他害臊，但他不是不幸。我不幸？不，这才是我的幸福……”

她听到了孩子回来的声音，便立刻向露台四周瞥了一眼，突然站起来。她的目光里燃烧起他所熟悉的火焰，她迅速地举起她那戴着戒指的漂亮的双手，抱住他的头，两眼久久地看着他，然后把脸凑上去，嘴微微张开，微笑着，很快地吻了吻他的嘴巴、眼睛，然后推开了他。她想走，但是他拉住了她。

“什么时候？”他兴奋地望着她悄悄问道。

“夜里一点钟。”她轻轻地回答，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而后迈着自己轻盈快捷的脚步去迎接儿子。

谢辽若在大花园里碰上下雨，于是他和保姆就在凉亭里等着。

“那就再见，”她对符朗斯基说，“现在我得立刻去看赛马。贝特西答应过带我一起走。”

符朗斯基看了一眼表，就匆忙地走了。

符朗斯基在卡列宁家的露台上看表的时候，是那么心神不定，满脑子的各种想法，以至于看着表的计时针却不知道几时几分。他来到马路上，小心翼翼地踩着泥泞向自己的马车走去。他全副身心都沉浸在对安娜的感情里，甚至忘记了时间，也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时间到勃良斯基那里去。他和平常一样，只保留着表面上的记忆力，认为自己接着该做什么。马车夫已经坐在车架子上打盹儿了，就在那棵茂密的椴树倾斜的阴影下，符朗斯基走到他旁边，观赏了一会儿在汗涔涔的马身上盘旋成群的虻蚊，叫醒了马车夫，便跳进马车里，吩咐到勃良斯基去。走了约七俄里的时候，他才完全清醒过来，一看表知道是五点半，已经迟到了。

这一天有几场比赛：护卫骑术赛，然后是军官的两俄里赛、四俄里赛以及他参加的障碍赛。自己的比赛他能赶上，可是如果去勃良斯基处，那么势必他一到场就已经是满座了。这可不好。但是他答应过勃良斯基要到那里去的，因此才决定往前赶，吩咐不要怜惜马匹。

他到勃良斯基那里，待了五分钟便往回赶。这次短暂的走访使他放心了。他同安娜的关系中全部沉重的东西，两人说话后留下的一切不确定性，全都抛到了脑后；他现在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正在考虑着赛马。他总算是赶上了，而且对今晚约会的幸福的期待，在他脑海里偶尔迸发出一道鲜明的光亮。

在驱赶马车从别墅及从彼得堡赴赛马场途中，随着比赛的氛围越来越近，他对比赛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

他的宿舍里已经一个不剩了：大家都到赛马场去了，仆人已经在大门口等着。趁他在换衣服的时候，仆人告诉他，马童已从马厩来过两次了。

不慌不忙地换好装（他从来都不着急，也没有失去过自制），符朗斯基吩咐去马棚。在马棚处，他已经看到围绕赛马场四周人山人海，马车、行人、士兵挤挤挨挨，还有人群喧闹的亭台。看样子，正在进行第二场比赛，因为他走进马棚的时候听到了钟声。正在他走进马棚时，见到了马霍金的白腿栗色的“角斗士”，它身上正盖着蓝边橙黄色的马被，竖起两只大蓝耳朵，被牵到赛马场上去。

“柯尔德在哪里？”他问饲养员。

“在马厩里，正给备鞍。”

在已经打开的单马间里，弗鲁—弗鲁已经备好了马鞍。人家正准备把它牵出来。

“我没有迟到？”

“All right!All right![75]完全来得及，完全来得及，”英国佬说，“您不要太激动。”

符朗斯基又瞅了瞅那全身抖动的马儿美丽可爱的外观，恋恋不舍地退出这场面，走出马棚。趁观众完全不注意到自己的最有利时机，他向凉亭走去。一场两俄里比赛刚刚结束，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前面的近卫重骑兵团官兵和后面的御前骠骑兵，他们都使出最后一把劲儿策马向终点的标杆跑去。大家从中间和外面向终点的标杆围着拥过去，近卫重骑兵团的官兵们大声高呼，表达出期待自己官兵同事胜利的喜悦。几乎就在结束比赛的钟声响起来时，符朗斯基悄悄走到了人群中；一位满身污脏的高个子近卫重骑兵团成员得了第一名，他趴在马鞍上，正松开缰绳，好让那匹被汗水浸得变暗、气喘吁吁的灰色牝马放缓脚步。

牝马使劲地跺着脚，尽快使自己迅速前进的高大身躯慢慢停下来。这位近卫重骑兵团军官仿佛刚从沉睡中醒过来，回头环顾了一圈，并吃力地微微笑了笑。一群本部队和其他部队的人把他围了起来。

符朗斯基故意避开那群上流社会的人，他们与众不同、彬彬有礼又自由自在地在亭台前面来回走动和交谈。他知道卡列宁夫人、贝特西和自己的嫂嫂都在那里，便为了不让自己分心，有意不到她们那边去。但是，不断碰上的熟人使他不断停下来，他们向他讲述前几场比赛的详情细节，问他为什么来迟了。

在刚赛完的骑手被召集到领奖台上去，大家的目光都转向那边的时候，符朗斯基的哥哥亚历山大来到他的身边；他个子不高，和阿列克谢一样结实而更潇洒、红润，长着个红鼻子和一张醉醺醺开朗的脸，是个戴金边肩章的上校。

“你收到我的便条了？”他说，“总也找不到你。”

亚历山大·符朗斯基虽然以生活放荡，尤其以酗酒出名，但完全是个宫廷圈里的人。

他现在和弟弟谈论对他来说相当不愉快的事情，知道许多人的眼睛可能正注视着他们，却还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好像他是在和弟弟为一件什么无关紧要的事儿开玩笑。

“我收到了，可是真的，我不明白，你操什么心？”

“我担心，是因为人家刚才对我说你不在，还说星期一人家在彼得戈夫见到了你。”亚历山大说。

“有些事情只能和当事人进行讨论，而你那么操心的那事儿，是……”

“对，但那是不在服役的时候，在不……”

“我求你别掺和进来，仅此而已。”

阿列克谢·符朗斯基阴沉的脸一下变得苍白了，突出的下颌在颤抖，这在他是少有的情况。他是一个心地很善良的人，很少生气，可一旦生气到下巴都发抖的时候，亚历山大·符朗斯基知道他就成了个危险的人。亚历山大·符朗斯基开心地笑了。

“我只不过是想转交妈妈一封信。给个回音吧，赛前别不高兴。祝你成功。”他补充说着，便笑眯眯地走开了。

可是在他之后，符朗斯基又被一声友好的祝贺叫住了。

“连朋友都不想认了！你好，moncher[76]！”斯捷潘·阿尔卡杰奇说。在这些彼得堡的体面人物中间，他也不比在莫斯科差，他满脸红光，络腮胡子梳理得又光又亮，“我是昨天到的，很高兴看到你获胜。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明天请到食堂来。”符朗斯基握过他的手说，同时抓了抓大衣袖子表示道歉，接着便到赛马场中间去了，参加障碍大赛的马都已经牵到了那里。

汗涔涔跑得累坏了的马，由饲养员拉着回马厩去，参加下一场障碍赛的马一匹接一匹出来了，这些马都很精神，大多数是英国种，戴着嘴套，肚带勒得紧紧的，像是些古怪而庞大的鸟。被牵到右边的弗鲁—弗鲁是一匹精瘦结实的骏马，它像上了弹簧似的一点点举起它那富有弹性的长长的蹄腕骨。离它不远是长着两只招风耳的“角斗士”，它身上的马被正被卸下来。这匹牝马高大、俊美和完全匀称的身材，出色的臀部、蹄子上短得出奇的蹄腕骨，不由得吸引了符朗斯基的注意。他想走到自己的马儿旁边去，可又被一个熟人叫住了。

“瞧，卡列宁在那里！”叫住他的熟人说，“他在找妻子，而她在亭子中央。你没有看见她？”

“不，没有看见。”符朗斯基回答说，他甚至没有往人家指给的卡列宁夫人所在的亭子看，便向自己的马跑过去。

符朗斯基没有来得及检查他本该交代一下的马鞍，赛手们便被召集到亭子前去抽号和确定出发地点了。十七名军官带着认真、严肃的脸，很多人脸色发白，集合到亭子前边抽了号。符朗斯基抽到了第七号。一声叫喊响了：“上马！”

感受到自己及其他赛手成了全场人注目的中心，符朗斯基心情紧张，不过遇上这种情况，他的动作总是越发从容、平静，他不慌不忙地走到自己的马儿旁边。柯尔德穿上了喜庆的盛装：扣上纽扣的黑常礼服，两颊下端衬着浆得笔挺的领子，戴着圆形黑礼帽，穿一双高筒皮靴。他和通常一样平静而自恃，亲自牵着两股红缰绳站在马的前面。弗鲁—弗鲁像得了热病似的在发颤。它斜过一只充满烈火似的眼睛，望着走过来的符朗斯基。符朗斯基把一个指头塞到马鞍带下。马的眼睛斜得更厉害了，它露出牙齿并竖起耳朵。英国佬撅了撅嘴唇，想在检查他给套的马鞍的人面前表露一下微笑。

“请上马吧，这样可以减少您的激动。”

符朗斯基最后一次看了对手们一眼。他知道，起跑后就看不见他们了。有两位已经往前进入规定的地点，格里岑是符朗斯基的朋友和最危险的敌手之一，他的枣红马不让上，他便在它旁边打转。穿着紧腿裤的小个子骠骑兵上马奔驰而去了，他想模仿英国人的样子，像一只猫似的在马鞍上弯着身子。库佐夫列夫公爵脸色苍白，他坐在自己那匹格拉波夫斯基养马场的纯种母马上，由一个英国人按辔牵着。符朗斯基及他的全体同事都认得库佐夫列夫，知道他有神经“衰弱”的特点及可怕的虚荣心。他们知道他什么都害怕，怕骑战马；可是现在，正因为这比赛非常危险，人们可能会摔断脖子，所以每一道障碍旁边都备有一名医生、一辆有红十字标记的医疗车和一个女护士，他才决定跑。他们的目光碰在了一起，符朗斯基便向他使了个亲切和鼓励的眼色。只有一个人他没有瞧见，就是自己的主要对手，骑“角斗士”的马霍金。

“您别急，”柯尔德对符朗斯基说，“可记住一点：靠近障碍物时不要勒住也不要抽打马，您就让它自己选择怎样跳。”

“好，好。”符朗斯基拿起缰绳说。

“可能的话，跑在头里；即使跑在后边，您也不要失望，直到最后一分钟。”

马还没有起跑，符朗斯基便一个灵活有力的动作登上了带铁齿的马镫，他健壮的身体轻巧而牢牢地坐在了咯吱响的皮马鞍上。用右腿踩稳马镫后，他一个习惯的手势拉直了手指间的双料缰绳，柯尔德便放手了。弗鲁—弗鲁仿佛不知道先迈哪一只脚好，伸长脖子扯直了缰绳，像上了弹簧似的活动着，使坐在自己柔软背上的骑手摇晃起来。柯尔德加快步子跟在他后边。激动的马一会儿这边一会儿另一边地扯着缰绳，竭力欺骗骑手，弄得符朗斯基又叫喊又挥手，想尽办法也没有使它安静下来。

他们已经来到有堤坝的河边，向规定的出发地点走去。赛手中，许多人在前头，许多人在后边，符朗斯基听到后边的泥泞路上有马奔跑的声音，接着，马霍金骑在自己那匹白腿带招风耳的“角斗士”上超过了他。马霍金微微一笑，露出长长的牙齿，而符朗斯基则生气地瞅了他一眼。他本来就不喜欢他，现在又认为他是自己最危险的对手，而使他感到气愤的，是他超过时还惊扰了他的马。弗鲁—弗鲁跨直左腿疾奔起来，并跳了两下，然后它为紧绷的缰绳生气了，转用了使骑手摇晃不定的快速颠簸碎步走。柯尔德也脸色阴沉起来，他几乎像一匹溜蹄马似的跑着跟在符朗斯基的后边。

共有十七名军官参加了这场赛马。赛马在亭台前面一个周围四俄里的大椭圆形广场上进行。这一圈设有九道障碍：一条河；亭台前边一道两俄尺高的栏架；一道干渠；一道水渠；一个山坡；一座爱尔兰式平台（最困难的障碍之一），它是一道插满树枝的堤坝，马儿看不见堤坝那边还有一条沟，这样它等于得一下跳过两道障碍，否则就被摔死；然后还有两道水渠和一道干渠——才是终点，它在亭台正对面。不过，赛马不是从圆圈而是从离圆圈一百俄丈外的地方开始，这段距离内设有第一道障碍——三俄尺宽骑手任意可以跳跃或涉水穿过去的有堤河流。

骑手们已经三次按顺序站好，但每次总有谁的一匹马冲出前列，于是只好绕回来重新开始。专司起跑令的谢斯特林上校已经开始生气了，当第四次口令一喊响：“出发！”——赛手们一齐出动了。

当他们按顺序站好时，所有的眼睛、所有的望远镜都转到了这群骑手身上。

“出发了，开跑了！”一阵期待的寂静后，四面八方呼喊起来。

为了看得更加清楚点儿，观众们有的成群结队，有的单独行动，跑来跑去。头一分钟，集合成一堆的骑手就拉开了距离，而且可以看到，他们三三两两，一个跟一个地到了河边。观众好像觉得他们大家是在一起奔驰；但是在骑手们的心目中，几秒钟差异对他们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激动而太神经质的弗鲁—弗鲁丧失了最初的时机，有几匹马一出发就跑到了它前头，但是还没有到河边，符朗斯基便尽全力控制拉紧缰绳，很容易地超过了三匹马，前头只剩下马霍金的栗色“角斗士”了，它正在符朗斯基前面均匀轻快地晃着臀部，还有跑在最前面的，是驮着不死不活的库佐夫列夫的骏马狄安纳。

在起初几分钟，符朗斯基既控制不住自己，也控制不了马。他在到达头道障碍的一条河时，一直指挥不了马的行动。

“角斗士”和狄安纳一起并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到达的，它们刷刷地跃身到河上空，飞到了另一边；弗鲁—弗鲁不知不觉中飞也似的跟在它们后面，正当符朗斯基感觉到自己腾起到空中时，突然发现几乎就在自己马蹄之下，库佐夫列夫和狄安纳在河的那一边挣扎（跳起来后库佐夫列夫放松了缰绳，马儿就带着他翻了个跟头）。这些细节，符朗斯基是后来才弄清楚的，当时他只看到弗鲁—弗鲁落脚的地方，可能会碰着狄安纳的一条腿或头部。然而，弗鲁—弗鲁像一只从高空跳下的猫，跳跃时脚和背都使了劲，越过了那匹马，继续往前飞奔。

“哦，宝贝！”符朗斯基想。

过了河以后，符朗斯基完全控制了自己的马，便开始抓紧它，同时想跨越马霍金背后的大栏板，并在紧接着大约两百俄丈的障碍区域试图超过他。

大栏板正好竖立在皇家凉亭的前边，当他们靠近那魔鬼（大栏板障碍的叫法）时，国王和满朝官员及围观百姓——大家都看着他们——他及在他前边一马之差的马霍金。符朗斯基感觉到这些从四面八方注视着他的眼睛，但除了自己的马的耳朵和脖子，他什么也没有看见。那马正向迎面而来的地面飞跑，且始终在它面前的，是保持着同样距离飞快而有节奏地奔驰着的“角斗士”的背部和白毛腿。“角斗士”一纵身，什么也没有碰着，短尾巴一翘，就从符朗斯基的眼中消失了。

“好！”有个人叫了一声。

就在同一瞬间，大栏板的木头在符朗斯基眼前，就在眼底下闪了一下。他的马毫无预感就腾空而起了；那些木头不见了，只听见砰的一声，背后磕着了什么。他的马被跑在前头的“角斗士”激怒了，在栏板前腿举起得太早，后蹄在栏板上磕了一下。但它的步子没有变化，一团污泥落在了符朗斯基的脸上，他知道自己又处在了与“角斗士”原来的距离上。他看到了前面它的背部、短尾巴以及又是那几条相隔不远、快速行动的白毛腿。

这时应该超过马霍金；正当符朗斯基这么想的一瞬间，弗鲁—弗鲁也明白了他的想法，没有得到任何鞭策，竟大大加大速度，它从最有利的地形，绳子拦着的那一边开始靠近马霍金。马霍金不让，符朗斯基刚想也可以从外边绕过去，弗鲁—弗鲁正好换了一条腿用这种办法开始超越。弗鲁—弗鲁因为出汗而变黑的肩部，与“角斗士”的背部并齐了。有几步它们是在并行飞跑。然而，当它们跑到一道障碍前面时，符朗斯基为了不绕大圈而开始勒紧缰绳，在斜坡上急速超过了马霍金。他匆匆一瞥，瞧见了一张溅满污泥的脸。他甚至觉得他好像在微笑。符朗斯基超过了马霍金，但他感到他就在自己后边，不停地听到自己背后“角斗士”鼻孔均匀的跳动及急促有力的呼吸。

接着的两道障碍是一条沟和一道栏板，很容易通过，可是符朗斯基开始听到“角斗士”的呼吸和马蹄声更接近了。他给了马一鞭子，高兴地感到它轻松地加快了步伐，“角斗士”的蹄子声又跟之前一样远了。

符朗斯基跑在了领先的位置上，这正是他希望的，也是柯尔德劝告过的，因此现在他相信自己能取胜。他的激动、喜悦及对弗鲁—弗鲁的温柔，进一步增加了。他想回过头来看一眼，却没有这样做，尽量使自己保持平静，也不给马加鞭，好让它如“角斗士”（他感到是这样的）那样留点儿余力。还剩下一道最困难的障碍；如果他在别人之前跨过去，那他就是冠军了。他跑到了爱尔兰式平台边上。还在老远的地方，他和弗鲁—弗鲁就看到了这个平台，而且他们，他和马，一起产生了瞬间的犹豫。他从马的两只耳朵上注意到它犹豫了，就举起鞭子，可立刻感到犹豫是没有根据的：马儿知道该怎么办。它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加快了速度，稳稳当当一纵身离开了地面，凭惯性的力量远远地跳到了沟那边；接着，弗鲁—弗鲁毫不费力地以同样的节奏、用同样的步伐继续奔跑。

“好，符朗斯基！”一群人向他欢呼起来——他知道这是自己团里的朋友，他们站在这道障碍旁边；他一下就听出了亚什文的声音，但没有瞅见他。

“啊，我的宝贝！”他在想弗鲁—弗鲁，同时注意听背后的动静。“跳过去了！”他听到后边“角斗士”的蹄声，心里想。还剩一道两俄尺宽的水沟了。符朗斯基连看都不看它一眼，而想远远地跑在前面，便开始一圈圈缩紧缰绳，使马的头部有节奏地一起一落地奔跑。他觉得马已经使出最后的力量了；不但它的脖子和肩部都湿了，甚至连鬃毛和头部及两只尖尖的耳朵都淌出汗水，而且它已经气喘吁吁。但是他知道，它还有足够的力气跑完剩下的两百俄丈。符朗斯基感到自己越来越接近地面，马奔跑得特别柔软，因此他知道自己的马大大加快了速度。它好像毫不注意地跃过了沟渠。它像一只鸟似的飞了过去；但在这时，符朗斯基可怕地感到，自己没有来得及跟上马的节奏，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竟做了个糟糕的动作，坐在了马鞍上。突然间，他的情况改变了，接着，他知道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他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一匹栗色牝马的白毛腿从自己身边一闪，马霍金飞快地过去了。符朗斯基一只脚接触到了地面，接着他的马就倒在了这只脚上。他刚来得及把这只脚拔出来，它已经困难地喘着气朝一边躺下了；它还做出要站起来的样子，却只白白费力地伸伸自己冒出细汗珠的脖子，像一只被射中的鸟，在他一条腿旁边挣扎。是符朗斯基那个笨拙的动作折伤了他的背部，可是要到很久以后他才明白这一点。此时此刻，他只看到马霍金远远地往前去了，而自己则一个人摇晃着站立在泥泞的、静止不动的地面上，面前躺着的弗鲁—弗鲁困难地呼吸着，向他转头，用自己一双美丽的眼睛瞧着他。符朗斯基还是不明白所发生的事情，他拉住马的缰绳。它再一次地像鱼儿一样扭动着身子，摩擦着马鞍的两翼，支起两条后腿，却还是无力抬起臀部，晃了晃又立刻朝一边倒下了。符朗斯基激动得脸都扭曲了，脸色苍白，下颌颤抖，用脚后跟踢了踢它的腹部，再次拉紧缰绳。然而，它没有动，而把鼻子埋在地里，用那双好像在诉说似的眼睛望着主人。

“啊啊啊！”符朗斯基抱住脑袋低声叹息，“啊啊啊！我怎么搞的！”他号叫起来，“赛马输了！是自己的过错，可耻的，不能原谅！还有这不幸的可爱的马，被我毁了！啊啊啊！我是怎么搞的！”

旁观的人，一位医生和一名助手，他那个团的军官们，都向他跑过来了。他觉得自己完好无损，但是心里难过极了。马背折伤了，决定开枪打死它。符朗斯基不能回答问题，和谁都说不出话来。他扭过身，也不拾起从头上掉下的制帽，径直离开了赛马场，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他感到不幸。有生以来他头一次经受到最痛苦的不幸，无法纠正的不幸，而且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

亚什文拿着制帽追上了他，直陪他回到住所，半小时后，符朗斯基才清醒过来。但是，关于这次赛马的回忆，久久地留在了他的心坎上，成了他一生中一次最沉重和最痛苦的回忆。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与妻子的关系，表面上还和以前一样。唯一的差别，就是他比以前更忙了。和前些年一样，春天一到他就到国外去休养，以恢复因为冬季繁忙的工作而变得一年不如一年的身体，并照例七月份回来，立刻又以更饱满的精力投入自己的日常工作。同样，照例他妻子到别墅去住，而他则留在彼得堡。

自那次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家的晚会之后的谈话以来，他再也没有和安娜谈起过自己的怀疑和妒忌。而以他现在对妻子的关系来说，他那种惯于模仿别人的口气是最合适不过了。他对妻子稍稍变得冷淡了些。他好像为她回避那一次的夜间谈话，对她稍稍产生了点儿不满。在他对她的态度中有一点儿不快，但仅此而已。“你不想对我解释，”他好像想象着对她说，“对你更不好。现在是你得求我，可我却不会听你解释了。对你更不好，”他想象着说，就像是一个人，明知是白费力，还试图扑灭一场火灾，最后又为自己白费的力而生气，好像在说，“那就随你！让你为此燃烧尽！”

他，这个在公务上聪明又精细的人，却不懂这样对待妻子的全部狂妄。他不懂得这一点，因为他感到自己眼下的处境太可怕了，索性把自己心灵里的那个藏有他对家庭感情的匣子，关上、紧闭、密封上了。他是一个细心的父亲，但是从去年冬末以来，便对儿子开始特别冷淡起来，对儿子抱一种对妻子那样讥笑的态度。“啊！年轻人！”他这样招呼儿子。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这样想并这样说，他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有那么多的公务；然而他不曾意识到的是，今年一些事情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这是他借以关闭藏有自己对妻子和儿子的感情和想法的那个匣子的办法之一，而那些感情和想法，在那里藏得越久也就越可怕。如果谁有权问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他对妻子的行为有什么想法，那善良温和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是什么都不会回答的，他只会对问起这事儿的人非常生气。也是因为这种缘故，人们向他问起妻子的健康时，他脸上就会露出高傲和严厉的表情。有关自己妻子的感情和行为，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什么也不愿想，而且他确实对此什么也没有想。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常住别墅在彼得戈夫，通常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也在那里度夏，和安娜是邻居，经常来往。今年，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拒绝到彼得戈夫去住，一次也没有去看过安娜·阿尔卡杰耶夫娜，还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暗示安娜与贝特西及符朗斯基的接近不妥。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严厉地制止了她，说他认为自己的妻子是不容怀疑的，并从此开始回避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他不愿看见，也没有看见，社会上已经有许多人对他的妻子侧目相看了。他不想也不去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妻子特别要到皇村去，那里住着贝特西，离符朗斯基那个团的营房不远。他不允许自己考虑这件事情，因此就没有去考虑；与此同时，尽管从来不让自己考虑，此事也没有任何证据，甚至没有疑问，但在自己的心灵深处，他无疑清楚自己是个被欺骗的丈夫，并因此感到深深的不幸。

在自己和妻子八年的幸福生活中，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无数次看到别人不忠的妻子和被欺骗的丈夫，每次他都对自己说：“怎么到这种地步？怎么不解决这样不像话的情况？”但是，现在当事情落到了自己的头上时，他不但不考虑解决这种情况，甚至都完全不想去想，他之所以不想，是因为它太可怕，太不体面了。

从国外回来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到别墅去过两次。一次吃了饭，另一次是陪客人参加晚会，但一次也没有像往年那样在那里过夜。

赛马那天，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来说是很忙的一天；但一清早还在安排日程时，他就决定吃过早饭立刻到别墅去看望妻子，从那里再到赛马场，全部大臣都将去那里看赛马，因此他也该去。他到妻子那里去是为了装装样子，无非是因为他决定每周到她那边去一次。此外，这一天是十五号，他得按既定的规矩把生活费用交给妻子。

在周密考虑到妻子那里去的一切的时候，他以通常控制自己思想的能力，不允许自己对她想得太多太远。

这天早晨，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很忙。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昨天给他寄来一本小册子，那是彼得堡的一位到过中国的著名旅行家写的，随书附上一封信，她请他能接见一下旅行家本人，因为从各个方面考虑，这都是个相当有意思和用得着的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晚上没有来得及读完小册子，是今天早上才读完的。接着，求见的人们来了，开始了听报告，接见，任免，分配奖金、退休金和薪俸，书信往来——就是他所说的那些日常事务，这占去了他很多时间，然后是私事，接待大夫和管家。管家占用的时间不多。他只转交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所需要的钱，简短地禀报了经济状况，说今年的情况不太好，因为今年经常外出，开支比过去大，以至于出现了亏空。但是大夫，一位与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交情深厚的彼得堡名医，占用了好长时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没有想到他今天来，因此对他的到来感到吃惊，更何况大夫很仔细地向他问起他的健康状况，听了他的胸部，敲敲又摸了摸他的肝区。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不知道，他的朋友莉吉娅·伊万诺夫娜发现他今年的健康状况不好，于是请大夫来给他作一次检查。“请为了我这样做。”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这样对他说。

“为了俄罗斯，我一定照办，伯爵夫人。”大夫回答。

“一个难能可贵的人！”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说。

大夫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健康很不满意。他发现肝脏肿大，缺乏营养，水疗没有起任何作用。他劝尽量多做体力活动，尽量减少精神紧张，主要的是不要有任何忧虑。可是这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来说，这等于叫他不呼吸一样不可能。医生给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留下了不愉快的想法，认为自己有病而且还无法医治。

大夫从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那里出来，在台阶上遇着他很熟的斯留京，他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的秘书。他们是大学同学，虽然见面不多，却互相尊重，还是好朋友，正因为这层关系，大夫对谁都没有像对斯留京那样坦白说出自己对病人的意见。

“我很高兴您来看他，”斯留京说，“他不对劲儿，我感到……到底怎么样？”

“是这样，”大夫说着，伸手绕过斯留京的头顶向自己的马车夫挥挥手，让马车夫过来，“是这样，”大夫边说边用自己白皙的手把明矾鞣革手套的一个指头抓在手里拉直，“您不拉紧弦线而要扯断它——很难；但拉到最最紧的时候，您用一个指头轻轻地往上一碰——它就会断掉。而他，以自己对工作的忠诚和勤奋——已经被拉紧到了极限，可是还有其他的压力，而且是沉重的。”大夫意味深长地扬起眉毛下了结论，“您去看赛马了吗？”大夫一边补充，一边坐进轿式马车里，“是的，是的，当然，花费许多时间。”大夫回答说，他听斯留京讲了点儿什么却没有听清楚。

占用了这么多时间的大夫走了后，著名的旅行家来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利用刚读完的小册子及自己这方面的知识，展现自己对这个领域的深刻了解和广博开明的观点，使旅行家惊叹不已。

同时，还有正在彼得堡的一位省府长官来访，需要与他谈谈。他走后，他得和秘书一起把日常公务处理完，还须为一桩要紧事去见一位要员。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直到快五点钟时才赶回来，和秘书一起吃了饭，就请他和自己一起到别墅，然后去看赛马。

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现在和自己的妻子见面时，总找个第三者在场的机会。

安娜站在楼上镜子面前，安努什卡帮助她把裙子最后一条丝带扣好，这时，听到门口有车轮子压着碎石子声响。

“要是贝特西，还早着呢，”她心想，往窗外一瞧，看到一辆轿式马车，车中伸出一顶黑礼帽和自己无比熟悉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的两只耳朵，“真会找时候，难道来过夜？”她想，而由此可能出现的一切，对她来说是多么恐怖和可怕，于是毫不迟疑地装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下楼去迎接他。于是，她感到自己身上产生了他所熟悉的虚伪和欺骗性，便立刻任凭这种虚伪和欺骗性的驱使，开始说出些连自己也不明白会说出的话来。

“啊，太好了！”她说，把一只手伸给丈夫，又微笑着向斯留京问好，就像对自家人那样，“我希望你在这里过夜。”这是欺骗的伎俩提示她该说的头一句话，“不过现在，我们一块儿走吧。只可惜，我答应了贝特西。她这就过来陪我去。”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一听到贝特西的名字，就皱起了眉头。

“噢，我不会拆散你们这两位老搭档了，”他用通常戏谑的口气说，“我和米哈依尔·瓦西里耶维奇一起走。医生嘱咐我要多活动。我步行去，就会觉得像泡温泉一样。”

“不用急，”安娜说，“要茶吗？”她按了铃。

“端茶来，并告诉谢辽若，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来了。啊，您的健康怎么了？米哈依尔·瓦西里耶维奇，您没有到我这里来过；您瞧瞧，我这里在露台上多好。”她一会儿对这个一会儿对另一个地说。

她说得很简单而自然，不过说得太多和太快。她自己感觉到了这一点，更何况她发现在米哈依尔·瓦西里耶维奇瞧着她的目光里，有一种在观察她的意思。

米哈依尔·瓦西里耶维奇立刻到露台上去了。

她坐到丈夫身边。

“你的气色不太好。”她说。

“是啊，”他说，“今天大夫来看我，占用了一个钟头时间。我想是我的朋友中有谁要他来的：我的健康这么宝贵了……”

“不，他说了什么？”

她询问了他的身体和工作情况，劝他休息一阵子，并到她这里来住。

她说着这一切的时候，非常热情、迅速，眼睛里闪烁着特别的亮光；但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现在对她这种口气已经毫不在意了。他只听到她的话，只听取了话的字面意义。他回答时也简简单单，虽然仍像开玩笑。这整个谈话里，没有任何特别的东西，但安娜后来每回想起这次整个简短的场面，总是羞愧得无地自容。

谢辽若由女家庭教师领着出来了。假如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留意观察的话，他一定会发现谢辽若看着父亲然后又看母亲时那种腼腆、惘然的目光。然而他什么也不想看，因此也没有看见。

“啊，年轻人！他长大了。真的，成了个完全的男子汉。你好，年轻人。”

接着，他把一只手伸给惶恐的谢辽若。

本来就畏惧父亲的谢辽若，现在，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开始叫他年轻人，当符朗斯基是朋友还是仇敌这个谜进入他的脑子里后，对父亲就疏远了。他好像是恳求保护似的回头看看母亲。只有和母亲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才感到放心。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和女家庭教师谈着话，一面把手放在谢辽若的肩膀上，但安娜看出谢辽若是那么痛苦，那么不自在，一副好像要哭出来的样子。

安娜在儿子出来时的一瞬间涨红了脸，她发现谢辽若不自在，就连忙站起来过去把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的手从儿子的肩膀上挪开。她吻了吻儿子，带他到露台上，自己马上又返回来。

“可是时间到了，”她看了一眼表说，“这个贝特西怎么还没有来！……”

“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说着站起来，叉着双手并弄得它们咯吱响，“我顺便把钱给你带来了，因为夜莺不能靠寓言充饥呀，”他说，“我想，你需要……”

“不，不需要……是的，需要，”她眼睛不去看他地说，脸红到了头发根上，“对了，你，我想看完赛马还到这里来吧。”

“噢，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回答，“瞧彼得戈夫的美人儿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来了，”他从窗外看到过来的一辆座位非常高的雅致的英国带篷马车，补充说，“多华丽！多漂亮！那，我们也走吧。”

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没有下马车，只有她那位穿着复套鞋、戴着短披肩和黑兜帽的仆人，在大门口的一边跳下车来。

“我去了，再见！”安娜说着，吻过儿子，来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跟前，并向他伸出手，“你特地跑来，真好。”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吻了吻她的手。

“那么，再见。你过来喝茶吧，好极了！”她说着就出去了，一副容光焕发、开开心心的样子。但是，一等到不再见到他，她便感觉到手上被他的嘴唇接触过的那个地方，并厌恶地浑身颤抖了一下。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出现在赛马场的时候，安娜已经和贝特西并排坐在整个上流社会聚集的那个凉亭里了。她还在老远就看见了丈夫。两个人，丈夫和情人，成了她生活的两个中心，而且不用看到事实，她都感到他们离得很近。她老远就感到丈夫在靠近，并注视着他在人流中走动。她看到他怎么一会儿自恃地向讨好他的人回礼，一会儿和善而漫不经心地与地位相当的人问候，一会儿竭力等待世界强者们的顾盼，同时脱下压到耳边的大圆礼帽向凉亭走过去。她知道所有这一套应酬礼貌，而这一切都令她讨厌。“渴求功名，渴求升官——这就是他心灵中的一切，”她想，“而高尚的想法，对文化的爱，宗教，这一切——都只不过是猎取功名利禄的手段。”

据他朝女眷聚集的凉亭看的目光（他直望着她，可是他在丝绸、缎带、羽饰、阳伞和繁花的海洋中没有认出她），她知道他在找她；但是，她故意不去注意他。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贝特西公爵夫人对他叫喊起来，“您一定是没有看见您夫人吧；瞧，她在这里！”

他冷冷地微微笑了笑。

“这里多么光辉灿烂，让人眼花缭乱。”他边说边走进亭子里。他以一个见到刚见过面的妻子的丈夫应有的那样微微笑了笑，还向公爵夫人及其他熟人问好，对每个人作着应有的回礼，也就是和太太们开玩笑，和男人们互相致意。下面在亭子旁边站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尊敬的、以聪明和教养出名的侍从武官。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便和他交谈起来。

当时正是两场比赛的间隙，所以他们的谈话没有受到什么阻碍。侍从武官指责赛马。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表示反对，为赛马辩护。安娜一字不漏地听着他讲完，均匀的声调，每一个词儿都使她觉得虚伪，感到刺耳。

四俄里障碍赛开始时，她身子往前倾，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走在马旁边并坐上去的符朗斯基，同时听着丈夫讨厌的不停的声音。她非常为符朗斯基担心，更为丈夫这尖细的声音和熟悉的语调感到痛苦。

“我是个坏女人，我是个堕落的女人。”她在想，“但我不喜欢撒谎，我不能容忍撒谎，而他（丈夫）的生存资本……就是撒谎。他全知道，全看到了，他有什么感情，如果能这么平静地聊天？他把我杀了，他把符朗斯基杀了，我倒会尊敬他。可是，不，他需要的只是谎言和体面。”她对自己说，而没有去想自己要求丈夫的究竟是什么，自己希望看到他是什么样子。她也不明白，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这种使她为此生气的表面上的喋喋不休的谈话，不过是他内心担忧和不安的一种表现。就好比一个受伤的孩子，蹦跳着通过自己的肌肉活动以减少疼痛的感觉，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也是这样，他需要用其他精神活动来忽略与妻子相关的思想。当她在场，或者符朗斯基在场，哪怕听到符朗斯基的名字，他就不能不产生这样的想法。正像孩子蹦跳是自然的一样，说得好听、聪明，对他来说也是自然的反应。

他说：“赛马时赛马、骑手会遭遇危险，这是比赛无法避免的事情。如果说英国在军事历史上可以炫耀最光辉的骑士业绩，那只是因为它长期以来发展了动物和人的这种力量。依我看，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我们一直是这样，仍只看到最表面的东西。”

“不是表面的，”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说，“据说有位军官折断了两根肋骨。”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微微笑了笑，只动了动嘴唇，却没有多说什么。

“就算是这样，公爵夫人，这也不是表面的，”他说，“而是内在的。然而问题不在这里，”他又转向刚才和他交谈的将军严肃地说起来，“您别忘了参赛的是些选择了这项活动的军人，任何天赋都具有和其奖赏相反的一面。赛马本就是军人的天职。拳击或西班牙斗牛这种不像话的运动是野蛮的标志，而体育运动则是文明的标志。”

“不，下次我再也不来了；这使我太紧张了，”贝特西公爵夫人说，“不对吗，安娜？”

“的确是紧张，可是又舍不得离开，”另一位太太说，“如果我是个罗马女人，就会对杂技表演一次也不放过。”

安娜什么也没有说，她一直不松手地举着望远镜注视着一个地方。

这时候，有位高大的将军正穿过凉亭走过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中断了谈话，连忙自尊地站起来，向走过的军人深深地鞠躬。

“您不参加比赛？”军人对他开玩笑。

“我的比赛更困难。”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恭恭敬敬地回答。

回答虽然什么意义都没有，军人还是做出一副从一个聪明人那里听到一句聪明话的样子，好像完全明白la pointe de lasauce[77]。

“有两个方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继续说，“表演者和观众；就观众而言，喜欢这种表演是水平低的最好标志，我同意，但是……”

“公爵夫人，打赌！”下边传来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对贝特西谈话的声音，“您赌谁会赢？”

“我和安娜赌库佐夫列夫公爵。”贝特西回答。

“我赌符朗斯基。一副手套。”

“行！”

“多漂亮，不是吗？”

旁边人家在说话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保持着沉默，可是立刻又开始了。

“我同意，不过需要勇气的游戏……”他继续说。

这时候，赛手们起跑了，所有的谈话一下停止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也不说话了，而且大家都站起来，把目光转到河流那边。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对赛马不感兴趣，因此没有去看骑手，而是用疲倦的目光漫不经心地打量观众。他的注意力停在了安娜身上。

她的脸色苍白而严峻。除了一个人，她显然什么都没有瞧见。她的一只手痉挛地紧握着扇子，还屏住了呼吸。他看了看她，又连忙转过头，看着别人。

“瞧这位太太和其他人也非常激动，这很自然。”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对自己说。他想不去看她，但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到她身上。他又细看起这张脸来，尽量不去注意如此清楚地流露在那上面的表情，但是他终于违反本意，可怕地在这张脸上看到了他不愿看到的东西。

库佐夫列夫在河边头一个摔下马来使大家都激动，但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清楚地看到安娜那张苍白而得意的脸，因为她注视的那个人没有摔倒。当马霍金和符朗斯基都跨过了障碍，紧接着的一位军官在那儿一头摔下来，失去了直觉，整个观众席上出现一阵恐怖的喧哗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发现安娜甚至都没有察觉到这事，她好不容易才明白周围的人在说些什么。不过，他还是越加固执地注视着她。全神贯注地在奔跑的符朗斯基身上的安娜，感觉到了自己丈夫一双冷冷的眼睛，正从一边凝视着她。

她把头转过来一会儿，询问地瞥了他一眼，稍稍皱了皱眉头后，又把头扭过去了。

“啊，我无所谓。”她仿佛这样在对他说，过后就再也没有瞧过他一眼。

这场赛马真倒霉，十七个人有一大半摔倒并受了伤。临结束时，大家都感到担心，而且因为沙皇表示了不满，这种担心就更加重了。

大家都高声叫喊着表示不满，大家都在重复着谁说出的一句话：“只差斗狮的杂技了！”大家都有一种恐怖的感觉，因此当符朗斯基摔下来时，安娜响亮地叫了一声“哎呀”，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在这之后，安娜脸上出现的变化可真是不体面了。她完全手足无措了。她开始像一只被捉住的鸟儿似的扑腾起来：一会儿想站起来到什么地方去，一会儿转向贝特西。

“我们走，我们走吧。”她说。

可是，贝特西没有听见她的话。她正弯下身子和走到她面前的将军说话。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向安娜走过来，并关切地向她伸出一只手。

“我们走吧，要是您想走的话。”他用法语说；可安娜正留神听将军说话，因此没有注意到丈夫。

“据说也折断了一条腿，”将军说，“这真是不像话。”

安娜没有理睬丈夫，拿起望远镜对准看着符朗斯基那个地方；可是离得太远了，那边又聚集了许多人，什么也看不清楚。她取下望远镜想走；但这时一位将军骑马跑过来，向沙皇禀报了些什么。安娜向前扑过身去听。

“斯吉瓦！斯吉瓦！”她在喊自己的哥哥。

但是哥哥没有听见。她又想往外边走。

“我再一次向您伸出自己的手，如果您想走。”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说，同时接触到了她的手。

她厌恶地避开了他，连他的脸都不看一下，说：“不，不，别管我，我要待一会儿。”

这时，她看到一位军官从符朗斯基摔倒的地方穿过赛圈向亭子跑过来了。贝特西向他挥挥手绢。

军官带来的消息说，骑手没有伤着，但是马的背脊折断了。

一听是这样，安娜迅速坐下来，并用扇子遮住脸。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发现她哭了，她不但忍不住流泪，而且还痛哭起来，胸脯一起一伏地。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用身子把她挡起来，使她有时间安静下来。

“我第三次向您伸出手。”过了些时候，他转过来对她说。贝特西公爵夫人过来帮忙了。

“不，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是我带安娜来的，我还答应过送她回去。”贝特西掺和进来说。

“原谅我，公爵夫人，”他说，同时讨好地微微一笑，却死死盯住她的眼睛，“可是我看安娜身体有点儿不舒服，我希望她和我一起走。”

安娜惊恐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围，便顺从地站立起来，并伸出手来挽住丈夫的胳膊。

“我会派人到他那边去的，弄清情况后就告诉您。”贝特西悄悄对她说。

在亭台出口处，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跟通常一样与碰见的人说话，安娜也得和通常一样答礼和说话；但她一副惘然若失的样子，做梦似的挽着丈夫的胳膊走着。

“摔伤了没有？是真的吗？今天会不会来？我今天能见到他吗？”她在想。

她默默地坐进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的轿式马车里，默默地离开了停着许多马车的地方。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虽然看到了这一切，他还是不允许自己去考虑妻子当前的处境。他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的状况。他看到她的表现有失体面，认为自己有责任将此告诉她。但对他来说，光指出这一点而不多说几句是困难的。他张开嘴，想要对她说她的表现有失体面，可是不由自主地说出口的完全是另外的话。

“不管怎么，我们大家都多么偏爱这种残酷的景象，”他说，“我注意到……”

“什么？我不明白。”她轻蔑地说。

他感到受了屈辱，便立刻说起自己要说的话来。

“我应当告诉您。”他说。

“这是说，要摊牌了。”她在想，于是害怕起来。

“我应当告诉您，您今天的表现有失体面了。”他用法语对她说。

“我的表现怎么不体面了？”她大声说，迅速向他转过头来，目光直对着他的眼睛，但已经完全没有了原来那种掩饰着什么的快乐，而是带着果断的神情，想借此竭力把自己所经受的恐惧掩饰起来。

“您别忘了。”他指指马车夫背后开着的窗子对她说。

他欠起身来，把玻璃窗关上。

“您发现我哪一点不体面了？”她重复说。

“一个骑手摔倒时，您没能掩饰的那种巨大的惊慌。”

他预料她会反驳；可是她没有做声，眼睛直视着前方。

“我已经请求过您，在社交场合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不至于让那些恶毒的舌头说您的坏话。当时我指的是内心的态度，现在我说的不是这个。现在我说的是外表的态度。您的表现不体面，我希望不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他说的话，她连一半也没有听清，她对他有点儿畏惧，并在想符朗斯基没有摔伤是不是真的。听说骑手完好无损而马折断了背，是指他吗？他说完时，她只是勉强装出讪讪的一笑，什么也没有回答，因为没有听清他说的话。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还鼓起勇气说，但是当他清楚地明白自己说的话时，她经受的恐惧传给了他。他看到这种微笑，便产生一种奇怪的迷惑不解。

“她在笑我猜疑。对，现在她要说出那一次对我说过的话：我的猜疑毫无根据，太可笑了。”

现在，所有的事情就要摊牌了，他最最希望的就是她像以前一样，讪笑地回答说他的猜疑是可笑的和毫无根据的。他知道的那事儿是那么可怕，以至现在他准备什么都相信。然而她惊恐和阴沉的脸部表情，甚至连欺骗都不能指望了。

“也许是我错了，”他说，“要是这样，求您原谅我。”

“不，您没有错，”她绝望地瞥了他冷漠的脸一眼，缓慢地说，“您没有错。我是吓坏了，我没法克制自己。我听着您说话，而心里想着他。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我不能再忍受了，我害怕，我恨您……随您拿我怎么办吧。”

接着，她侧过身子靠在轿式马车的一个旮旯里，双手捂住脸，大声哭起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一动不动，眼睛呆滞地直视前方。但他的面部突然露出死尸般威严的僵硬姿态，直到别墅，这种表情始终没有改变。到了家门口，他向她转过头来时，仍是这样的表情。

“好吧！不过我要求您起码能保持表面上的体面，”他的声音在颤抖，“直到我采取能保全我声誉的措施并通知您的时候。”

他先下马车，再扶她下来。在仆人面前，他默默地握了握她的手，便坐进轿式马车，回彼得堡去了。

紧接着他走了以后，贝特西公爵夫人的仆人来了，给安娜交来一张便条：“我派人到阿列克谢那里去打听过他的健康情况了，他给我回信说，他健康完好，可是很失望。”

“这么说，他要来！”她想，“我做得太对了，把一切都对他说了。”

她看了看表。还有三个钟头。她回想起最后一次约会的详细情景，血液在沸腾了。

“我的上帝，多幸福啊！这是可怕的，不过我喜欢瞧他的脸，喜欢这种神奇的亮光……我的丈夫啊，哼！……可是，感谢上帝，和他全都结束了。”

和所有人们聚集的地方一样，舍尔巴茨基一家人去的那个德国小温泉区，照样能够看到某种社会的结晶体。在那里，每个成员都有一定的位置，并且永不改变。就像在低温条件下一滴水会确定不变地凝结成一种形状的雪花，每位新到温泉的人，同样立刻会在自己的固有位置安顿下来。

Färst Shcherbatsky sammt Gemah lin und Tochter[78]，根据他们所住的房间，根据他们的名望和结交的朋友，立刻像晶体化似的安顿在他们固定的位置上了。这一年，矿泉上有一位真正的德国公主，因此社会的晶体化运动得更为激烈。公爵夫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公主，而且第二天就举办晋见仪式。吉蒂穿着一件巴黎定做的很普通的，也就是非常雅致的夏季裙子，优雅地低低屈身行了个礼。公主说：“我希望这张美丽的小脸蛋一定会很快恢复粉红色的。”于是对舍尔巴茨基一家来说立刻就牢固地建立起一定的无法离开的生活道路。舍尔巴茨基一家还结识了一个英国贵妇人家庭、一位德国伯爵夫人及其在最近一次战争中负伤的儿子，还有一位瑞典学者和康奈特兄妹。不过，舍尔巴茨基家那个主要的交际圈子，是由一位莫斯科夫人玛丽娅·叶甫盖尼耶夫娜·尔季舍娃及其女儿和一位莫斯科上校组成的。那个女儿让吉蒂讨厌，因为她患的是和她一样的相思病；那位上校，吉蒂还在童年时代就认识，并知道他总穿着制服、戴着肩章，长一双小眯眼，袒露的脖子上挂着花领带，特别可笑，还因为没完没了地纠缠而让人讨厌。这一切都牢牢地形成以后，吉蒂便感到烦闷，再说公爵到卡尔斯巴德[79]去了，只留下她和母亲两个人。她对认得的人已经不感兴趣，觉得他们已经不会再有什么新东西。现在温泉上她最大的兴趣就是观察和猜测那些自己还不认识的人。就自己的性格特点来说，吉蒂总希望在人们身上，特别是在自己不认识的人身上发现最最美好的东西。现在也是这样，在猜测谁和谁、他们的关系怎么样以及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时，吉蒂为自己设想了一些最惊人和美好的性格，并通过自己的观察得到证实。

这些人当中特别引起她注意的，是个俄罗斯姑娘，她与一位叫她施塔尔太太的俄罗斯病妇同行。施塔尔太太是上流社会的一员，但她病得很重，都不能走路了，只有天气特别好的日子才坐轮椅出现在温泉浴场上。不过，照公爵夫人的说法，施塔尔太太与俄罗斯人中谁也不相识，这与其说是病，不如说因为她傲慢。俄罗斯姑娘照料施塔尔太太，此外吉蒂还注意到她和矿泉上那么多重病号都相处得很好，并以大方得体的方式照料他们。据吉蒂观察，这个俄罗斯姑娘既不是施塔尔太太的亲人，也不是雇用的女护理。施塔尔太太叫她瓦莲卡，其他一些人则称呼她“瓦莲卡小姐”。仔细观察这个姑娘对待施塔尔太太以及其他她并不熟悉的人的态度，吉蒂对她萌生了极大的兴趣，还像通常那样对这位瓦莲卡小姐产生了无法解释的好感，而且目光一遇到一起便感到自己喜欢她。

这位瓦莲卡小姐不能说已经过了青春年华，但却像个没有青春的人：说她十九岁或三十岁都可以。如果细细看她的容貌，虽然一脸病容，但与其说难看，倒不如说美。要不是身体太干瘦，头与中等个头相比太大，她还是长得端正匀称的；不过，对男人她是不会有吸引力的。她恰似一朵美丽的花儿，虽然花瓣还完好未凋，却已经不鲜艳，没有芳香了。此外，她不吸引男人们，还因为缺乏那种吉蒂身上特别丰沛的东西——被压抑的生命之火和对自己魅力的意识。

她总有事儿忙着，这是没有疑问的，而且好像对任何不相干的事情都不会发生兴趣。这种与自己相反的情况，尤其吸引吉蒂。吉蒂感到在她身上和她的生活方式中，恰恰有着她现在正在痛苦寻找的某种榜样，那就是超脱那种令吉蒂厌恶的世俗的男女关系，超脱日常的生活情趣和生活尊严。她觉得现在这种世俗关系等于把姑娘当成等待买主的可耻展品。吉蒂对这位不认识的朋友观察得越久，就越坚信这位姑娘正是她想象中那种完人，就越想和她结识。

两位姑娘一天要见到好几次，每次见到时吉蒂的一双眼睛都好像在说：“您是谁？您是做什么的？其实，您就是像我想象中的完人，对吗？但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她的眼睛补充说，“您别以为我要勉强您和我认识，我只不过是赞赏您，喜欢您。”“我也喜欢您，您非常非常可爱。而且，要是有时间，我会更喜欢您的。”不知其名的姑娘的目光在回答。而且确实，吉蒂发现她总是忙着：不是把俄罗斯人家的孩子们从温泉上领回去，就是给女病人送方格子毛毯来并给她裹上，要不就想尽办法使生气的病人平息怒火，以及为谁选购喝咖啡时吃的饼干。

舍尔巴茨基一家来到后不久，一天早晨，温泉浴场上又出现了一对，给人以不友好的印象。那就是：一个高大而有点儿驼背的男人，他有一双粗大的手，穿着不合身的旧大衣，有一双天真可怕的乌黑眼睛；身边是一个麻脸而模样和善的女人，她衣衫破旧，穿得不很得体。吉蒂得知他们是俄国人，便开始在自己的脑海里描绘出一部关于他们的美好动人的罗曼史来。但是公爵夫人从Kurliste[80]上知道他们是尼古拉·列文和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后，便向吉蒂解释这个列文是多坏的人，于是有关这两人的全部幻想就消失了。这与其说是母亲对她说了，还不如说因为他是康士坦丁的哥哥，这两个人突然使吉蒂觉得十分难受。现在这个头部不停地一扭一扭抽搐的列文，在她身上激起了无法克制的厌恶感。

她仿佛觉得他的一双可怕的大眼睛在固执地在追踪她，眼睛里流露出一种仇恨和讥笑的感情，因此她就竭力回避见到他。

这是个阴雨天，雨下了整整一上午，病人们都带着雨伞聚集在回廊里。

吉蒂和母亲及莫斯科上校一起走着，那位高高兴兴穿着从法兰克福买来的现成欧洲式常礼服。他们顺回廊的一边走，竭力避开走在另一边的列文。瓦莲卡穿着自己的黑裙子，戴一顶边沿往下翻的黑帽子，陪一位法国瞎女人从回廊的这一头到那一头地走着，每次见到吉蒂，她们都互相投送友好的目光。

“妈妈，我可以和她说话吗？”她说着，同时目光追逐着自己不相识的朋友，并发现她正朝一处泉水走去，她们会在那里碰在一起。

“啊，如果你那么想，我就事先了解清楚她的情况，然后我亲自找她，”母亲回答，“你在她身上发现了什么特别的？她该是个陪伴人的。如果你想，我就和施塔尔太太认识一下。我认得她的belle soeur[81]。”公爵夫人骄傲地抬起头，补充说。

吉蒂知道，公爵夫人因为施塔尔太太好像回避同她结识在生气。吉蒂没有坚持。

“这人多好，多可爱！”她瞧着瓦莲卡说，当时那一位正把一只杯子递给法国女人，“您看，一切都是那么朴实，可爱。”

“你的engouements[82]太可笑了，”公爵夫人说，“不，我们往回走的好。”她发现列文带着太太及一位德国医生迎面走过来，便补充说；他正在和德国医生很大声音生气地说着什么。

她们拐过弯要回头走时，突然听到已经不是大声说话，而是在嚷嚷了。停下来的列文在叫嚷，而医生也在发火。他们身边围起了人群。公爵夫人和吉蒂赶快离远点儿，上校则凑到人群里，以便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情。

几分钟过后，上校追上了她们。

“那里怎么了？”公爵夫人问。

“可耻又丢人！”上校回答，“怕的就是——在国外碰上这种俄国人。这位俄罗斯先生和一位医生发生了争吵，粗鲁地辱骂人家，说人家不该这样对他治疗，还挥舞手杖。简直是丢人！”

“啊，多不愉快！”公爵夫人说，“那，结果怎么样？”

“感谢这里的一位……一位戴蘑菇帽的姑娘进行了劝解。她好像是位俄罗斯姑娘。”上校说。

“瓦莲卡小姐？”吉蒂高兴地问。

“对，对。她比大家都先出来，她拉起这位先生的一只手，把他领开了。”

“瞧，妈妈，”吉蒂对母亲说，“您还为我赞赏她感到吃惊呢。”

从第二天起，吉蒂在观察自己不相识的朋友时发现，瓦莲卡小姐对待列文及其女人的态度，已经同其他一些她protégés[83]的人一样了。她走到他们跟前，和他们交谈，给那位任何一种外语都不懂的女人当翻译。

吉蒂便开始更强烈地恳求母亲允许自己与瓦莲卡认识。不管有种莫名优越感的公爵夫人觉得主动前去结识施塔尔太太是多么令人不痛快，她还是弄到了瓦莲卡的材料，得知了她的一些详细情况，最后断定跟这种人认识虽然好处不大，也绝没有任何坏处。于是她亲自到瓦莲卡面前，主动和她结识。

选择好了女儿去了温泉口而瓦莲卡正停在面包铺对面的机会，公爵夫人来到了她面前。

“能认识一下您吗？”她脸带端庄的微笑说，“我女儿喜欢上了您，”她说，“您也许不知道我。我是……”

“我们大家相互都有这样的感情，公爵夫人。”瓦莲卡连忙回答。

“昨天您为我们一位可怜的同胞做了件多大的好事！”公爵夫人说。

瓦莲卡脸红了。

“我不记得，我好像没有做什么。”她说。

“还怎么，您使这个列文避免了不愉快。”

“对，sa compagne[84]叫我，我就想办法使他安静下来：他病得很重，对医生不满。而我有照看这些病人的习惯。”

“对，我听说了，您和您的姑妈施塔尔太太住在芒通。我知道她的一位belie soeur。”

“不，她不是我姑妈。我叫她妈咪，但我和她不是亲属；我是她抚养的。”瓦莲卡再一次红了脸说。

这话说得那么朴实，她脸上真诚坦率的表情是那么可爱，以至公爵夫人明白了她的吉蒂为什么喜欢上了这位瓦莲卡。

“那么，这个列文怎么了？”公爵夫人说。

“他要走了。”瓦莲卡回答。

这时候，吉蒂从温泉口过来了，她为母亲认识了她不相识的朋友感到高兴。

“啊，瞧，吉蒂，你那么热切地想认识的小姐……”

“叫瓦莲卡，”瓦莲卡微笑着提醒说，“大家都这么称呼我。”

吉蒂高兴得满脸通红。她久久默默地握着自己这位新朋友的一只手，瓦莲卡没有紧握她的手，只把手放在她手上。虽然没有紧握她的手，但瓦莲卡小姐的脸上泛起平静、高兴的却又略带几分哀伤的微笑，露出自己大而洁白的牙齿。

“我也早就希望这样。”她说。

“可是您那么忙……”

“啊，相反，我没有什么忙的。”瓦莲卡回答，可就在这一分钟，她得撇下自己的新朋友，因为有两位俄罗斯小姑娘跑来找她，她们是一个病人的女儿。

“瓦莲卡，妈妈在叫！”她们嚷道。

瓦莲卡随即就跟她们走了。

公爵夫人了解到有关瓦莲卡的经历，她和施塔尔太太的关系，以及施塔尔太太本人的详细情况，具体是这样的：

有些人说施塔尔太太一直是个病态而狂热的女人，她把丈夫害苦了，而另一些人则说是丈夫的缺德行为把她折磨苦了。她生头一个孩子时就已经和丈夫离了婚，那孩子当时就死了。亲人们知道她重感情，怕这消息会致她于死命，便把在彼得堡同一幢房子同一个晚上出生的一位宫廷厨师的女儿收留过来顶替。这就是瓦莲卡。施塔尔太太后来知道瓦莲卡不是自己的女儿，但继续抚养她，再说瓦莲卡很快就一个亲人也没有了。

施塔尔太太一直卧床不起，在南欧已经住了十多年了。有些人说施塔尔太太是因为慈善而笃信宗教而获得社会地位的，另一些人则说她的心地善良、品行高洁，或者就为了别人谋福利。没有人知道她信的是哪种宗教——天主教、新教，还是东正教；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她和所有教会和教派的最高人物，都保持着友好的交往。

瓦莲卡经常和她一起生活在国外，而且所有知道施塔尔太太的人，都知道并喜欢瓦莲卡小姐；大家都这样称呼她。

了解到所有这些详细情况之后，公爵夫人不觉得自己女儿和瓦莲卡的接近有什么可担心的，再说瓦莲卡的行为举止和教养都是最好的：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而主要的是她转达了施塔尔太太的意思，说她因为有病不能有幸和公爵夫人相识，为此感到遗憾。

和瓦莲卡相识后，吉蒂越来越为自己的朋友吸引，而且每天都能从她身上发现新的优点。

公爵夫人听说瓦莲卡歌唱得好，便请她晚上到他们这里来唱歌。

“吉蒂弹钢琴，我们有架琴，琴虽然不太好，但您一定会使我们大饱耳福的。”公爵夫人说，脸上露出现在使吉蒂特别不高兴的强装的微笑，因为她发觉瓦莲卡不想唱。不过，瓦莲卡晚上还是来了，还自己带了歌本来。公爵夫人把玛丽娅·叶甫盖尼耶夫娜和女儿及上校都邀请来了。

瓦莲卡对有不相识的人在场全不在意，立刻走到钢琴旁边。她不会自己伴奏，但照着乐谱唱得很出色。钢琴弹得不错的吉蒂就为她伴奏。

“您有出众的才能。”瓦莲卡非常好地唱第一首歌后，公爵夫人对她说。

玛丽娅·叶甫盖尼耶夫娜和女儿都感谢她，夸奖她。

“你们看，”上校望着窗外说，“多少听众集合起来在听您的唱歌。”确实，窗外集合了很大一群人。

“我很高兴，这使你们开心。”瓦莲卡朴实地回答。

吉蒂得意地看着自己的朋友，她对她的技巧、嗓子和面部表情都很赞赏，而更赞赏的还是她的态度——瓦莲卡显然不觉得自己唱得有什么了不起，对大家的夸奖也完全不在意；她好像只是在问：还要再唱吗，还是已经够了？

“要是换成我，”吉蒂在想自己，“我会引以为自豪的！看到窗外这群人，我会多么高兴！而她完全无所谓。而她唯一的动机就是不拒绝妈咪的要求，让她感到愉快。她身上到底怎么回事儿？是什么东西给了她这种淡泊一切的力量，使她保持独立的平静？我是多么想知道并向她学习做到这样。”吉蒂凝神注视着这张平静的脸，心想。公爵夫人请瓦莲卡再唱，于是瓦莲卡就站在钢琴边上，又一次用她那消瘦、浅褐色的手打着拍子，还是那么平稳、准确和美妙地唱了一首。

歌本上接下去的是一首意大利歌曲。吉蒂弹了序曲，抬头看了一眼瓦莲卡。

“不唱这首。”瓦莲卡涨红了脸说。

吉蒂一双眼睛的目光，惊恐而询问地停在了瓦莲卡的脸上。

“那唱另一首。”她连忙说，同时翻起几页，并立刻明白那首歌一定与什么有联系。

“不，”瓦莲卡回答，她伸过一只手按住歌本，微微笑笑，“不，就唱这首吧。”接着便平静地与原先一样优美地唱了那首歌。

她唱完后，大家又对她一阵感谢，便喝茶去了。吉蒂和瓦莲卡来到房子旁边的小花园里。

“那首歌和您的某种回忆有联系，对吗？”吉蒂问，“您不用讲，”她赶紧补充说，“只要说一声：对吗？”

“不，为什么？我告诉您，”瓦莲卡朴实地说，没有等回答就接着讲，“对，这是一种回忆，一度让我无比难受。我爱上了一个人，我给他唱过这首歌。”

吉蒂睁着一双大眼睛，默不做声，但是大为感动地望着瓦莲卡。

“我爱他，他也爱我；但是他母亲不赞成，他就娶了另一个人。他现在住得离我们不远，我有时还见到他。您不会想到我也有这罗曼史吧？”她说着，而且在她漂亮的脸上泛起一阵火花，吉蒂感到这火花当时曾照亮过她的全身。

“怎么不会想到呢？我要是个男人，自打认识您以后，就什么人也不会再爱了。我只是不理解，他怎么会讨好母亲而把您忘了呢，让您遭受这样的不幸？他没有良心。”

“啊，不，他是个很好的人，我也没有不幸；相反，我很幸福。那么，我们今晚就不再唱了？”她说着，同时向房子走去。

“您真好，您真好！”吉蒂叫喊着，要她停下来，吻了吻她，“我要是哪怕稍稍有点儿像您就好了！”

“您干吗要像某个人呢？您这样就好啊。”瓦莲卡露出温顺而疲倦的微笑说。

“不，我一点儿也不好。那您告诉我……您再待一会儿，我们再坐坐？”吉蒂说着，拉她又坐到旁边的一条凳子上。

“您说说，想到人家不珍惜您的爱情，他不想……您难道不感到屈辱？”

“可他不是不珍惜；我相信他是爱我的，但他是个孝顺的儿子……”

“是的，可如果他不听从母亲的意旨，而是出于他自己的心愿？……”吉蒂说，同时感到暴露了自己的隐私，她那张燃起羞怯红晕的脸已经不打自招了。

“那他可就不对了，我也不会怜惜他了。”瓦莲卡回答说，她显然明白了她们说的，已经不是自己而是吉蒂了。

“然而屈辱呢？”吉蒂说，“屈辱是忘不了的，忘不了的。”她说着，同时回想着最后一次舞会上音乐停止时自己对符朗斯基的目光。

“有什么屈辱？要知道，您并没有做得不对呀？”

“比不对还糟——丢脸。”

瓦莲卡摇了摇头，把手放在吉蒂手上。

“有什么好丢脸的？”她说，“因为您不曾对冷淡了您的那个人说，您爱他吧？”

“当然，没有；我从来没有谈过一个词儿，可是他知道的。不，不，神情举止，看得出来呀。我活到一百岁也忘不了。”

“那有什么？我不明白。问题是您现在还爱不爱他。”瓦莲卡什么都直截了当地说。

“我恨他，也不能原谅自己。”

“那有什么关系？”

“羞耻，屈辱。”

“啊，要是大家都像您这样感情脆弱就不得了了，”瓦莲卡说，“没有一个姑娘不经受过这种事情的。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那什么是重要的？”吉蒂问，带着好奇和惊讶注视着她的脸。

“啊，重要的事儿多着呢。”瓦莲卡微笑着说。

“那是什么呀？”

“啊，重要的事情多着呢。”瓦莲卡回答，她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这时候从窗子里传出公爵夫人的声音：“吉蒂，天冷了！要不拿上披肩，要不回屋里来。”

“对了，该走了！”瓦莲卡说着，便站起来，“我还得到佩尔特太太那儿去一趟；她对我说过的。”

吉蒂握着她的一只手，以热烈好奇和恳求的目光询问：“是什么，最紧要的是什么？它使人这么平静？您知道，告诉我吧！”但是瓦莲卡甚至不明白，她的目光询问的是什么。她只记得自己今天还得到佩尔特太太那里去一趟，并且得在十二点之前赶回家，给妈咪准备好茶。她走进屋里，收起歌本，和大家告别后要走了。

“让我送您。”上校说。

“对，现在夜里一个人怎么走，”公爵夫人赞同说，“我让帕拉荷来也好。”

吉蒂发觉，瓦莲卡听说她需要送的时候忍不住快笑出来了。

“不，我总是一个人走的，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事儿。”她拿起帽子说。接着，她再一次地吻了吻吉蒂，最后也没有说什么是紧要的，便精神饱满地迈步走了出去，同时关于什么是紧要的，是什么使她有这么令人羡慕的平静和尊严，所有这些疑问也随着她的身影而消失了。

吉蒂还认识了施塔尔太太，这种认识，加上她与瓦莲卡的友谊，不但对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使痛苦中的她得到安慰。她得到这种安慰，在于因为这种认识，她打开了一个与过去自己的经历完全不同的新天地，一个高尚、美好的田地，从它的高度可以平静地对待自己的过往。这个天地为吉蒂展现的，除自己迄今为止一直完全投入的本能生活，还有另外的精神生活。这种生活是通过宗教展示出来的，但是，那种宗教和她从小知道的，在祈祷时和能遇上熟人的寡妇院的通宵弥撒时，以及在跟牧师一起背诵斯拉夫经文所表现的，完全不同。这是一种高尚的、神秘的，与一系列美好思想感情相联系的宗教。这种宗教不仅能够让人信仰，而且可以爱它。

这一切，吉蒂不是从她们的言谈中得知的。施塔尔太太和吉蒂交谈，就像和一个自己喜欢的可爱孩子说话，好像是在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她只有一次提到，说在所有人类的痛苦中能给人带来安慰的只有爱和信仰，并说就基督对我们的怜悯而言，任何悲哀都是重要的，然后立刻把话题转开了。但是，在她的每个动作、每句话里，在被吉蒂称为她那天使般的目光中，特别是在通过瓦莲卡了解到她一生的全部经历之后，吉蒂领悟到了她迄今不知道的那种“紧要的”东西。

但是，不管施塔尔太太的性格多么高尚，她的全部经历多么动人，她的谈话多么崇高而温柔，吉蒂还是不由得注意到她有些特点使自己感到不安。她发现问起她的亲人时，施塔尔太太总是轻蔑地微微一笑，那是和基督的善良相违背的。她还注意到自己在她那里碰上天主教神甫时，施塔尔太太总是使自己的脸处于灯罩的阴影里，并露出特别的微笑。这两点看法虽然微不足道，却使她困惑，并对施塔尔太太产生怀疑。然而孤身的瓦莲卡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欲望，没有悔恨，对往事也只有一点儿惆怅，这样的瓦莲卡，倒是吉蒂幻想中那种最完美的人。在瓦莲卡身上，她悟出只要忘了自己，爱别的人，你就会变得平静、幸福和美好。吉蒂正希望成为这样。现在清楚地明白了什么是最紧要的以后，吉蒂就已经不满足于赞赏这一切，而立刻全心全意地投身到刚为她展示的这种新生活中去了。据瓦莲卡所讲的施塔尔太太以及她提到的一些人的所作所为，吉蒂已经制订了一个未来生活的计划。她要和瓦莲卡多次讲到的施塔尔太太的侄女阿丽奈一样，不管生活在哪里，都要寻找不幸的人，尽可能地帮助他们，给他们发福音书，为病人、罪犯和快去世的人读福音书。特别吸引吉蒂的，是像阿丽奈所做的那样给罪犯读福音书的想法。不过，所有这一切还只是一种内心的幻想，无论对母亲和瓦莲卡，吉蒂都没有说过。

其实，虽然等待着可以大范围地执行自己计划的时机，但就在这温泉浴场，集中了那么多病人和不幸者，吉蒂要实施模仿瓦莲卡的新计划是很容易的。

开始的时候，公爵夫人只注意到吉蒂受了施塔尔太太，特别是瓦莲卡的那种engouement[85]的强烈影响。她发现吉蒂不但模仿瓦莲卡的活动，而且也不自觉地在模仿她走路、说话和眨眼睛的样子。然而后来，公爵夫人注意到，在女儿身上除了这种迷恋之外，正发生某种重要的精神转折。

公爵夫人看到吉蒂每天晚上都在读施塔尔太太送给她的那本法文版福音书，这是以前她没有过的；她还回避社交界的熟人，而和由瓦莲卡照料的一些病人，特别是和一个有病的写生画家彼得罗夫的清贫之家交往。吉蒂显然是为自己能对这个家庭尽一份护士小姐的责任感到自豪。这一切都是好事儿，公爵夫人一点儿也不反对，再说彼得罗夫的妻子是个完全正派的女人，公主注意到吉蒂的活动后也夸奖她，称她是个安慰人的天使。只要不太过分，这一切都很好。可是公爵夫人发现自己的女儿走了极端，于是便说她了。

“Il ne faut jamais rien outrer.”[86]她对她说。

但是，女儿根本不理她；她只在心里想，在基督教的事情上是不能谈什么过分的。人家打你一耳光，就把脸的另一边转给他打，人家剥走了你的外衣，就把衬衣也给他，遵照这样的教义，还有什么过分的呢？可是，这种过分公爵夫人不喜欢，她更不喜欢的是感到吉蒂不愿对她敞开心扉。确实，吉蒂对母亲隐瞒了她的观点和感情。她之所以隐瞒，并不是说她不尊敬和不爱自己的母亲了，而仅仅是因为她是自己的母亲。她会对任何人敞开这些观点和感情，而不愿告诉自己的母亲。

“安娜·帕甫洛夫娜怎么好久没有到我们这里来了，”公爵夫人有一次提起彼得罗夫太太，“我叫她了。可是她好像有什么不满。”

“不，妈咪，我没有发现。”吉蒂涨红了脸说。

“你好久没有到他们那里去了？”

“我们明天准备去爬山。”吉蒂说。

“这有什么，你们去吧。”公爵夫人注视着女儿不安的脸回答说，同时竭力猜测她这么不安的原因。

当天瓦莲卡来吃午饭并通知说，安娜·帕甫洛夫娜改变了主意，不去爬山了。公爵夫人随即注意到吉蒂又脸红了。

“吉蒂，你和彼得罗夫家没有出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吧？”只剩下母女俩的时候，公爵夫人说，“她为什么不让孩子到我们这里来，自己也不来走动了？”

吉蒂回答说，他们之间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而且她绝对不明白，为什么安娜·帕甫洛夫娜似乎对她不满。吉蒂的回答完全是真话。她不知道安娜·帕甫洛夫娜改变态度的原因，但是她猜出来了。她猜到的那种事情，是没法对母亲说的，就连她自己也没法说。这是那样的一种事情，即便知道了也不能对自己说——若有差错，是那么可怕又令人害臊。

她反复回忆自己与这家人的关系。她回想她们见面时，安娜·帕甫洛夫娜圆圆的和善的脸上曾露出淳朴的喜悦；回想起她们秘密商量，使病人丢开医生禁止他做的工作，并带他出去散步；她记起了那个小男孩对她多么依恋，叫她“我的吉蒂”，要是她不在身边就不肯睡觉。这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然后，她回想起穿着咖啡色常礼服的彼得罗夫瘦削的形象及他长长的脖子；他的稀疏的鬈发，开始时那双使吉蒂感到疑惑的可怕的浅蓝色眼睛，以及当她在场时他那种强装活跃和有精神的痛苦努力。她回想起开头的时候，自己怎么努力克服对他像对一切肺结核病人一样的那种厌恶，以及自己怎么想方设法劝慰他。她回想起他看着她时那种羞怯、感动的目光，她在当时所经受的同情和不安，以及后来意识到自己做好事的奇特感觉。这一切是那么美好！不过，这都是在开始的时候。现在，也就是几天前，一切都突然变糟了。安娜·帕甫洛夫娜遇到吉蒂时，总是勉强装出一副亲热的样子，然后便对她和自己的丈夫看个没完。

难道是她接近时他那种感动的喜悦，成了安娜·帕甫洛夫娜变得冷淡的原因？

“对，”她在回想，“安娜·帕甫洛夫娜身上有某种不自然和完全与她的善良不相符的东西，两天前她曾经烦恼地说：‘瞧虚弱到这种样子，他还净等您，没有您他不想喝咖啡。’”

“对，也许，连我把披肩给他时也使她不愉快了。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他接过去时是那么不自然，感谢了那么长时间，弄得我都不好意思起来。此外，还有他给我画的那张肖像，那么出色。而主要的——是这种不安和温柔的目光！对，对，是这样！”她可怕地暗自重复说，“不，这不可能，不该是这样！他是那么可怜！”她紧接着对自己说。

这种怀疑，使她的新生活受到了伤害。

舍尔巴茨基公爵到卡尔斯巴德后又到巴登和基青根[87]的俄国朋友那里，为的是吸点儿他所说的俄罗斯精神；在一期矿泉疗养快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回到家里人身边了。

对于外国的生活，公爵和公爵夫人的看法完全相反。公爵夫人虽说在俄国社会中有牢固的地位，但还是认为国外一切都好，并在国外竭力显得自己像一位欧洲太太，而实际不是，因为她是位俄国贵妇人——因此她装得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的样子。公爵则相反，觉得国外一切都讨厌，对欧洲的生活受不了，总保持自己的俄罗斯习惯，并在国外故意显示自己不像个欧洲人，实际上他就是欧洲人。

公爵返回时人变瘦了，面颊的皮肤都耷拉下来了，但精神状态无比愉快。他见到吉蒂已经完全康复，心情就更愉快。有关吉蒂和施塔尔太太及瓦莲卡交朋友的消息，还有公爵夫人说的发觉吉蒂身上发生了某种变化，却使公爵不安起来，激起他对一切的通常的妒忌感，他担心女儿绕过他迷上了什么，害怕她脱离他的影响而落入某个他无法知晓的领域。但是，这种种不愉快的消息，全都沉入他身上的善良乐观的海洋里了，这是他本来就有的天性，游过卡尔斯巴德温泉后更大大增强了。

到达后的第二天，公爵身穿长大衣，浆过的领子撑着稍稍鼓起的脸颊，脸上带着俄罗斯人的皱纹，怀着最愉快的心情，和女儿一起到浴场去了。

那是一个美好的早晨。带小花园的整洁、愉快的房子，脸色和双手红彤彤的、喝了啤酒后愉快地在干活的一个德国女招待，以及灿烂的太阳，一切都让人心里高兴。不过，他们越是走近泉水，遇见的病人就越多，于是他们的样子在井井有条的德国良好的生活条件中更显得凄凉哀伤。吉蒂对这种反差已经不感到吃惊了。灿烂的太阳，绿荫处跳动的亮光，音乐声，对她来说已经成了所有这些熟悉的人的自然的背景，她注意观察着这些人发生的好转或恶化的变化；然而在公爵看来，六月早晨的闪闪亮光和乐队演奏出的流畅欢快的华尔兹舞曲声，以及特别是健康的女招待的模样，和这些从欧洲各地聚集到这里的忧郁行动着的死尸结合在一起，似乎显得有点儿不体面和畸形。

心爱的女儿和他手挽手地走着时，虽然有一种自豪和青春复返的感觉，现在他却因为自己稳健的步伐以及粗大结实的四肢感到不自在甚至是羞臊。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在众人面前没有穿衣服的人。

“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新朋友吧，”他对女儿说，同时用胳膊夹夹女儿的一只手，“我连你的这个讨厌的索登[88]也喜欢上了，因为它使你恢复得这么好。只是你们这里有一种哀伤的气氛。这个人是谁？”

吉蒂把他们碰上的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的名字说给他听。在花园入口处，他们遇上了瞎眼的佩尔特太太及其女翻译。公爵感到高兴，因为这位年老的法国女人听到吉蒂的声音时露出了亲切喜爱的表情。她立刻以法国人特有的过分亲热和他交谈起来，夸他有这么好的一个女儿，当面把吉蒂捧上了天，称她是珍宝、明珠和安慰的天使。

“啊，那她是第二号天使了，”公爵微笑着说，“因为她说瓦莲卡小姐是头号天使。”

“噢！瓦莲卡小姐——这可真是个天使，allez[89]。”佩尔特太太赶忙说。回廊上，他们遇见了瓦莲卡小姐本人。她连忙迎上来，拿着个精致的红色小手提包。

“瞧，爸爸也来了！”吉蒂对她说。

瓦莲卡像她做任何一件事情一样，单纯而自然地做了个介乎鞠躬和蹲下之间的动作，便马上和所有人一样与公爵无拘无束自然地聊起来。

“当然，我了解您，很了解，”公爵带着微笑对她说，因此吉蒂知道，爸爸喜欢她的这位朋友，“您这么忙着上哪儿？”

“妈咪在这里，”她说着，便转向吉蒂，“她整个晚上没有睡着，因此医生建议她出来走走。我把她手头做的活儿拿给她。”

“这么说，这就是头号天使。”瓦莲卡走了以后，公爵说。

吉蒂发觉他本来要取笑瓦莲卡来着，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喜欢瓦莲卡。

“那么，我们就可以见到你所有的朋友了，”他补充说，“还有施塔尔太太，如果她还能认得我的话。”

“你难道认得她，爸爸？”吉蒂担心地问，同时发现一提到施塔尔太太的名字，公爵的眼睛就燃烧起讪笑的火花。

“认得她丈夫，和她也有点儿熟识，不过还在她参加虔诚教派[90]以前。”

“什么叫虔诚教派，爸爸？”吉蒂问，她为在施塔尔太太那里自己重视的那种东西居然有一个名称感到吃惊。

“我自己也不很清楚。只知道她为一切都感谢上帝，为任何不幸，连为她丈夫死了都感谢上帝。因此，就可笑了，因为他们相处得不好。”

“这是谁！多可怜的一张脸！”他看到一个身材不高的病人时问道；那病人穿着咖啡色大衣，没有肌肉的双腿套在皱得不像样的白裤子里，正坐在一条长凳上。

这位先生把自己的草帽举到了稀疏的鬈发上，露出他那被草帽扣得发红的高高前额。

“这是彼得罗夫，写生画家，”吉蒂红了脸说，“那是他妻子。”她指着安娜·帕甫洛夫娜补充说，那个小孩子在他们走过时，好像故意去追赶似的顺着小路跑开了。

“可怜的人，他的脸多可爱！”公爵说，“你为什么不过去？他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你说？”

“那，我们过去。”吉蒂果断地拐过弯说。

“今天您的身体怎么样？”她问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支着拐杖欠起身来，羞怯地望着公爵。

“这是我女儿，”公爵说，“让我来介绍一下吧。”

画家鞠了一躬并微微一笑，露出一嘴洁白发亮的牙齿。

“昨天我们都等您了，公爵小姐。”他对吉蒂说。

他说这话时身子摇晃了一下，接着又重复了一下这个动作，竭力想借此表示自己这样是故意的。

“我想去的，但是瓦莲卡说安娜·帕甫洛夫娜让人来告诉说你们不去了。”

“怎么不去？”彼得罗夫涨红了脸，立刻咳嗽起来，一面说，一面用目光寻找妻子，“安奈塔，安奈塔！”他大声叫着，瘦削苍白的脖子上鼓出绳子般粗大的青筋。

安娜·帕甫洛夫娜过来了。

“你怎么叫人去对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呢？”他气愤地对她说，嗓子都哑了。

“您好，公爵小姐！”安娜·帕甫洛夫娜说，“很高兴认识您。”她转向公爵，“我们等您好久了，公爵。”

“你怎么叫人去对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画家更加气愤地低声说着，更使他气愤的是嗓子不听使唤，无法清楚他要表达的意思。

“啊，我的上帝！我想是我们不去了。”妻子烦恼地回答。

“怎么，当时……”他在咳嗽，便摆了摆手。

公爵提了提礼帽，带着女儿走开了。

“啊，啊，唉！”他沉重地叹了口气，“啊，不幸的人！”

“对了，爸爸，”吉蒂说，“不过该知道，他们有三个孩子，却没有一个仆人，几乎也没有财产。他从艺术学院领到点儿钱。”她活跃地讲起来，竭力想平息因为安娜·帕甫洛夫娜对她态度的奇怪转变带给她的心情波动。

“啊，这就是施塔尔太太。”吉蒂指着一辆轮椅说，里边有灰色和浅蓝色的枕头垫着，一把阳伞下放着东西。

这是施塔尔太太。一个阴郁而健康的德国员工在后边推着她。旁边站着一位浅色头发的瑞典伯爵，吉蒂知道他的名字。几位病人走到轮椅旁边时便放慢了脚步，像面对什么不寻常的东西似的看看这位太太。

公爵向她走过去。吉蒂立刻注意到他眼睛里冒出使她尴尬的讪笑。他走到施塔尔太太身边，用一口法语和她交谈起来，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能说得那么优雅出色了。

“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但是我该使自己记起您，以便向您对小女的垂爱表示感谢。”他对她说着，脱下帽子，没有再戴上。

“亚历山大·舍尔巴茨基公爵，”施塔尔太太说，同时向他抬起自己天使般的眼睛，吉蒂从这双眼睛里看出了不满，“很高兴。我是那么喜欢上了您的女儿。”

“您的健康还是不好？”

“是啊，我已经习惯了。”施塔尔太太说着，随即介绍公爵和瑞典伯爵认识。

“而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公爵对她说，“我已经有十年或十一年没有见到您了。”

“是啊，上帝赐给苦难，也赐给忍受苦难的力量。人们总是想不通这种生活有什么意义呢……那边！”她不高兴地对瓦莲卡说，因为她腿上的方格子毛毯裹得不如她的意。

“为了行善吧，大概是。”公爵一双眼睛带着微笑地说。

“这由不得我们判断，”施塔尔太太注意到公爵脸上的微妙表情说，“这么说，您会把那本书寄给我的了，亲爱的伯爵？非常感谢您。”她转过去对一个年轻的瑞典人说。

“啊！”公爵发现莫斯科的一位上校站在附近，就叫了起来。然后，他对施塔尔太太鞠了一躬，便带女儿走开，凑到莫斯科上校他们那堆人里去了。

“这是我们的贵族，公爵！”莫斯科上校带着有意讪笑的神情说，他因为施塔尔太太没有和自己结交，所以对她不满。

“她还是老样子。”公爵说。

“而您，还在她患病之前就认识她了，公爵，也就是说在她躺倒以前？”

“是的。我是看着她躺倒的。”公爵说。

“听说，她站不起来有十年了。”

“站不起来是因为腿短。她的体形很丑……”

“爸爸，不可能！”吉蒂嚷道。

“饶舌的人都这么说的，我的宝贝。而你那位瓦莲卡这样是不得已，”他补充说，“啊，这些有病的贵妇人！”

“啊，不，爸爸！”吉蒂愤愤地反驳，“瓦莲卡崇拜她。再说，她做了那么多好事儿！你可以随便去问任何一个人！大家都知道她和阿丽奈·施塔尔。”

“也许吧，”他用胳膊夹夹她的一只手说，“不过，要是做了好事，问谁，谁都不知道，这样更好些。”

吉蒂不做声了，倒不是因为她没有话可说，而是因为她连对父亲都不愿说出自己秘密。然而怪了，尽管她那么不准备顺从父亲的看法，不让他进入自己的神圣领地，她还是感觉到整整一个月来留在自己心里的那个施塔尔太太的神圣形象，无可挽回地消失了。就像一个由人们丢弃的裙子组成的身形，当你要抓住这件裙子时，它却消失了。留下的是一个短腿女人，她因为体形难看而终年躺在床上，还折磨那个可怜的唯命是从、不会反抗的瓦莲卡，就为了没有如她的意给她盖上方格子毛毯。无论怎么努力设想，都已经不能让施塔尔太太恢复在她心目中的形象了。

公爵还把自己快乐的心情感染给了全家人，感染给了朋友，甚至舍尔巴茨基家下榻的德国旅馆的老板。

和吉蒂一起从温泉浴场回来后，公爵邀请上校、玛丽娅·叶甫盖尼耶夫娜、瓦莲卡到自己这里来喝咖啡，吩咐下人把桌子和靠背椅搬到小花园的一棵栗子树旁边，在那里摆早餐。老板和仆人都受到他那种开开心心样子的影响，变得活跃起来。

他们知道他慷慨大方，半小时过后，住在楼上患病的汉堡大夫，从窗子里羡慕地看着聚集在栗子树旁边的这群快乐、健康的俄罗斯人。在一圈圈摇摇晃晃的树叶阴影下铺着白布，摆着咖啡壶、面包、黄油、奶酪和凉盘野味的桌子边上，佩戴淡紫色丝带头饰的公爵夫人正坐着分发杯子和抹上黄油的面包片。另一端坐着公爵，他大口地吃着，同时愉快地高声交谈着。他把自己采购来的东西在一旁放好，有雕花木匣、各种形象的小玩具及在各个温泉上买来的各式小裁纸刀，然后把它们赠送给大家，包括女招待莉思亨和老板。他还和老板用糟得可笑的德语开玩笑说，把吉蒂的病治好的不是温泉，而是老板出色的食品，特别是黑李子汤。公爵夫人揶揄丈夫的俄罗斯习惯，但自来到温泉疗养地后，她还从来没有那么活跃和开心过。上校和通常一样，对公爵的笑话露出微笑；当谈到自己作了仔细研究的欧洲问题，他站在公爵夫人一边。心地善良的玛丽娅·叶甫盖尼耶夫娜则对公爵说的一切可笑之处，都捧腹大笑。还有瓦莲卡，吉蒂从来没有见到过她这样，她被公爵的笑话逗得那么开心地笑了出来。

这一切都使吉蒂开心，但她不能不感到忧虑。父亲对她的朋友和对她向往的生活所表示出的诙谐看法，无意中让她对生活提出了问题，而对此，她无法解答。此外，还有她今天如此明显和不愉快地表现出来的对彼得罗夫家的态度的变化。大家都很高兴，吉蒂却高兴不起来，这又增加了她的痛苦。她经受到的感觉，就像小时候受罚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却听到姐姐们在外面快乐地谈笑一样。

“哎，你买这么一大堆东西干吗？”公爵夫人说，同时微笑着把一杯咖啡递给丈夫。

“你出去走走，走到小铺前方时候，他们就会向你兜售起来：艾尔拉乌赫特，艾克斯采连次，杜尔赫拉乌赫特[91]。他们一叫杜尔赫拉乌赫特，我就忍不住了，于是十个塔列尔[92]就没有了。”

“这都是因为无聊。”公爵夫人说。

“当然，因为无聊。这种无聊，亲爱的，的确不知道往哪儿排解。”

“怎么会感到无聊呢，公爵？现在德国有那么多有趣的东西。”玛丽娅·叶甫盖尼耶夫娜说。

“是啊，一切有趣的东西我全知道：黑李子汤我知道，豌豆汤我知道。我全知道。”

“不，公爵，不管您怎么想，他们的制度很有意思。”上校说。

“那有什么有意思的？他们像臭铜钱一样得意；他们战胜了所有的人。可是我有什么满意的？我们谁也没有战胜，而只能自己脱鞋子，还得亲手把它们放到门外去。早晨大早就得起来，立刻穿好衣服，到餐室去喝劣等茶。在家里是那样吗！你不慌不忙地醒来，有什么不高兴了，唠叨几句，稍稍冷静下来后，全面想想，悠悠闲闲的。”

“可时间——是金钱，您别忘了这一点。”上校说。

“什么时间！有的时候，你为半卢布银币花整整一个月，而有的时候，你花多少钱也得不到半个钟头。对吗，吉蒂？你怎么不高兴了？”

“我没什么。”

“您要上哪儿？再坐会儿。”他对瓦莲卡说。

“我该回去了。”瓦莲卡欠身起来说，又一次嘻嘻笑了。

她收敛了笑容后和大家告别，便进屋去拿帽子。吉蒂跟着她。她现在甚至觉得瓦莲卡成了另一个人。她没有变得不好，可是成了另一个人，不像原来想象中的那样了。

“啊，我好久没有这么笑过了！”瓦莲卡边说边收拾阳伞和小口袋，“您爸爸他多好！”

吉蒂没有做声。

“什么时候再见面？”瓦莲卡问。

“妈妈想去看看彼得罗夫家。您不到那里去吗？”吉蒂试探地问瓦莲卡。

“我要去的，”瓦莲卡回答，“他们打算离开了，我答应过帮他们收拾东西的。”

“那我也去。”

“不，您去做什么？”

“为什么不？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吉蒂睁大眼睛说着，抓住瓦莲卡的阳伞不放她走，“不，您等等，为什么不呢？”

“是这样；您爸爸来了，再说您去了他们会不好意思的。”

“不，您告诉我，为什么您不愿意我常去彼得罗夫家？难道您不愿意吗？为什么？”

“我没有这么说。”瓦莲卡平静地回答。

“不，请您告诉我！”

“全部告诉您？”瓦莲卡问。

“全部，全部！”吉蒂赶紧说。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米哈依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画家的名字）原先想早点儿离开，而现在不想了。”瓦莲卡微笑着说。

“说吧！说吧！”吉蒂脸色阴郁地瞧着瓦莲卡，并催促着。

“还有，不知为什么，安娜·帕甫洛夫娜说，他不想走是因为您在这里。当然，这是不恰当的，可是因为这，因为您，发生了争吵。您是知道的，这些病人是多么容易生气。”

脸色越来越阴沉的吉蒂沉默着，瓦莲卡一个人在说着，她竭力安慰她，眼看她就要爆发了，不知道会是——眼泪还是语言。

“因此，您不去为好……而且您明白，您不要生气……”

“是我活该，是我活该！”吉蒂急速地说，同时夺过瓦莲卡手中的一把伞，躲着朋友的目光。

瓦莲卡瞅着朋友孩子气的愤怒想笑，可是她怕她感到屈辱。

“怎么活该？我不明白。”她说。

“活该，是因为这一切都是假装的，因为这一切是故意想出来的，而不是出自内心。一个陌生人关我什么事儿？而结果呢，倒是我成了争吵的原因，而且谁也没有请我去做那事情。因此，全部都是假装的！假装的！假装的！……”

“可是为什么要假装呢？”瓦莲卡声音低低地说。

“啊，多么愚蠢，卑鄙！我毫无必要……全是假装的！”她边说边把雨伞打开又收起来。

“可是为了什么嘛？”

“为了在人们，在自己，在上帝面前显得好点儿，欺骗大家。不，现在我已经不会去干这种事儿了！做个傻瓜，但至少不是撒谎，不是骗子！”

“那么谁是骗子？”瓦莲卡抱怨说，“您是说，好像……”

但是吉蒂正在气头上，她不让她把话说完。

“我说的不是您，完全不是您。您是个完美无缺的人。对，对，我知道您一切都完美无缺；可有什么办法，我是个傻瓜。如果我不是傻瓜，就不会有这种事儿了。那就让我是这样好了，但我不会假装。安娜·帕甫洛夫娜关我什么事儿！随他们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我也随我好了。我不会变成另一种样子……而且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

“究竟什么不是那么回事儿？”瓦莲卡困惑不解地问。

“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只能遵从内心生活，而您是按照原则生活的。我单纯地喜欢上了您，而您，对了，只是后来，为了挽救我，教会我。”

“您这话不公平。”瓦莲卡说。

“可关于别人，我什么也没有说，我是在说自己。”

“吉蒂！”传来母亲的声音，“过来，把珊瑚项链给爸爸瞧瞧。”

吉蒂没有与朋友和解，就带着一副傲慢的样子从桌子上拿起装在小盒子里的珊瑚项链，到母亲那里去了。

“你怎么了？为什么这样满脸通红？”母亲和父亲同时对她说。

“没有什么，”她回答，“我这就来。”便往回跑。

“她还在这里！”她想，“我对她说什么呢，我的上帝！我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我为什么要气她？我怎么办？我对她说什么呢？”吉蒂想，她在门口停住了。

瓦莲卡戴着帽子，两手拿着阳伞，坐在桌子边上检查被吉蒂弄断的弹簧。她抬起了头。

“瓦莲卡，原谅我，原谅我！”她低声说着向她走过去，“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我……”

“我，真的，没有想使您伤心。”瓦莲卡微笑着说。

她们和解了。但自从父亲来了以后，对吉蒂来说，她生活的整个世界变了样。她没有抛弃她所学到的一切，不过她明白了，她以为自己能成为自己所希望的那样，这不过是在欺骗自己罢了。她仿佛突然清醒过来了，感觉到要不虚伪，不浮夸，保持在她想登上的精神境界是多么困难。此外，她感觉到自己所处的这个充满了苦难、疾病和垂死者的世界是多么沉重。为了爱这个世界而作的那些努力，已经使她感到痛苦，因此她希望尽快回到新鲜空气中，回到俄罗斯的叶尔古晓沃去，她从来信中知道，自己的姐姐已经带着孩子们搬到那里去住了。

但是，她对瓦莲卡的爱没有减弱。告别时，吉蒂请她到俄国她们家里去。

“您嫁人的时候我来。”瓦莲卡说。

“我永远不嫁人。”

“那我就永远不来。”

“啊，那我就为这个嫁人。注意要记住您的诺言！”吉蒂说。

大夫的预言证实了。治好了病的吉蒂回到了俄罗斯家里。她不像原来那样无忧无虑和开心，但是平静了。她在莫斯科的那件伤心事儿，成了一种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