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到遵义支教去
杯子打破了。
拎在手上的塑料袋从小小的行李箱上滑下去。沉闷的声响之后,拎起袋子,杯子破了。
这是一个有底座、双层玻璃的小杯子。那时候跟妈妈姐姐一道逛超市,一眼看中这个小巧的杯子。妈妈说,我看你有很多杯子,这杯子有什么名堂?别买了。我说喜欢呀。妈妈又说,这么小的杯子,顶多装得下一口水,买了有什么用?我说我喜欢嘛。杯子要不了多少钱,可是我用钱买喜欢,属于小小的奢侈。人都天生享受奢侈。
喜欢的东西一般都是用来占有而不是使用的。因为没什么用,所以带到上海之后很少用。可是我很少用它,还因为我生活潦草、丢三落四。只有那种讲究的人才会时时惦记他的杯子,像我,即便记得带出去,也会忘记带回来。
健忘的毛病愈演愈烈,我就想着要找点什么把木化的大脑刺激刺激。用什么刺激呢?想来想去最好还是茶。年轻的时候除了大汗淋漓的夏天,一般不会专门去喝水。或许正因为年轻的储存不到位,所以老了老了倒常常口渴。小时候看大爷老妇端只茶杯或捧只紫砂壶,觉得他们找个东西搁在手上摆摆架子或自我安慰,现在才知道,他们身体有需要。水灵灵的年纪本身就是水,所以不缺水;老了,人干巴了,就显示出从生理到心理对水的渴望来。
天气渐凉,我生来焦大脾气黛玉身,不得不耐着性子对自己多加保管。给自己带个热水杯简直是大势所趋。我有正宗的保温杯,但是茶叶进去,看不见里面乾坤,总是不那么爽快。玻璃杯就不一样了,放进瓜片或龙井,里面立即漫漫一大片。喝到叶宽水淡,心安理得地把它们倒掉。我一直想象把上好的毛峰放进去,根根直立,满杯春景,不喝茶也心旷神怡。
可惜一直到杯子殒命,我都没来得及把毛峰放进去。玻璃杯嘛,进入垃圾桶几乎是它的宿命,可是一辈子没有展开过毛峰的风情,还算是玻璃杯嘛?那只小小的杯子啊,进入垃圾桶的时候,内心一定是相当的不甘。
何况它最后的归宿,不在家乡,不在上海。在天远地远的遵义机场。
前天中午11牶50从学院出发,来到遵义。想过要来贵州,但是没有想过要来遵义。井冈山去过,延安没有去过,贵州想去的是黄果树。我以为贵州等于黄果树,所以主动请缨,要求到贵州支教。人事科的科长曾经说,那个时间你有空吗?我随口答应,但照例没有往心里去。上周局里开会,科长说下周一出发,我大吃一惊。
“下周”已经被我密密麻麻安排掉了呀。
只好做背信弃义的小人,把答应人家的事情回掉,但是周四的活动是我自己安排的,又要主持,只好周三晚赶回来。周一晚上出发,周三晚上回来,完全辜负自己事先预备的玩心,可是怎么办呢?这是上天对丢三落四的人的报复。
其实上天真不应该报复我,我好与不好,都是它的旨意和作为呀。它丢下的种子,要我负责,它在一旁若无其事,实在太不仗义了。
一行十四人。
因为我是副团长,又是党小组临时负责人,只好拿着名单拼命背。团队里有两个“敏”,还有两个“张丽×”,可是这种概括有什么价值呢?概括成为习惯,生活就变成概念了。
三点多的飞机,五点多才到。三个多小时,比到日本还远。我在飞机上无聊呀,只好备课。备课备得心意阑珊,只好看视频,平板电脑里没有多少存货,只好看叶嘉莹。题目是从毛诗到毛泽东诗词,说的是叶嘉莹从加拿大到中国的诗化人生。里面的一个大胡子外国人是她的学生,在节目里介绍他的考证成果:春花秋月何时了,在明朝以前是春花秋叶何时了。叶嘉莹欣赏的是春风无一事,妆成万重花,或是月底栖鸦当落叶。说真的,她的诗化人生我不羡慕,未必研究诗就有诗化人生,但是我真心羡慕她研究诗。她喜欢的这两句诗我也喜欢呀,若是闲来无事,将树下的剪影当作扫不去的落叶,手移影不动,何等好玩有趣,没有春风等闲吹,心底盛开万朵花。可惜我的日子塞得满满当当,即便有花好开,也没有野地供它绽放。
后来看到一个生物学家的TED演讲,他匪夷所思的说辞让我喜不自胜。这个看起来像爱因斯坦——晚年的爱因斯坦——的科学家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超过120岁,人类与黑猩猩只有一百多个基因的差别。是呀,有谁活过120岁?还真没。据说天空高远,可是没有一棵树可以长到120米,怎么都是“120”啊?120是上天设置的一个极限吗?这是一个怎样的极限呢?这里面隐藏怎样巨大而神奇的奥秘呢?
长恨人生短,更恨专业窄。了解世间有奥秘,却无由深入了解奥秘,急得要命,懊恼得要命,却完完全全地没办法。
屈原傻,一连问了那么多问,没有一个与自然奥秘有关,与自己的人生趣味有关。他要是真不满政治和君王,转而研究人的寿命也是好的呀。自杀,怎么对得起老天给他的这条命呢?
“爱因斯坦”又说了,尽管如此,改变任何一条基因,或许人类的寿命就可以得到根本的改变,高达1000岁也未必不可能。但是真要是人人1000岁,只生不死,人口自然会太多,人口太多地球就会不胜拥挤,不胜拥挤怎么办呢?不胜拥挤只好把人变成纳米,变成比你的梳妆盒还要小一点的体积,或是储存到硬盘或电脑里。
老早听说过将来可以把人输入电脑,通过3D打印实现旅行。看来把人数据化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天,那会是什么样子的情景啊!人类还是“人”类吗?
真是应验了那种话:疯子是某种程度上的天才。其实“某种程度”几个字还是正常人,不,平常人自以为是,其实疯子就是老天昭示人类未来的提示。人类不懂老天的博大精深与随心所欲,以为疯子就是劣等阶层。人类的46条染色体,任何一点点调整都会是极大的改变。上天对某些人略加一点修正,提醒人类自己是个啥玩意儿,人类执迷不悟,把那些最具特征的人当作异类。这下好了,上帝就让你彻底变成“异类”。
尼采说,上帝把人造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交给他自己。原以为这句话很疯狂,现在发现,这句话保守得不成样子。
好吧,既然我们是上天的产物,那就随便他如何作为吧,谁让他才是真正的发明家创作者呢!
飞机傍晚到达遵义机场。从上海到遵义,我才对“傍晚”这个词有了新感悟。五点半钟,在上海已经天黑了,遵义在西边,天还亮得比较透彻。遵义之昼,傍着上海之晚,这是我的傍晚新解。
遵义机场是我见过的最小巧的机场。停机坪很小,走走就到,更像人家饭后乘凉聊天的大院。大院虽小,供拍照已是足够。行李传送带也十分短小,像是大规格的跑步机。但是,这里的候机室我很喜欢。大城市的候车室无论多么豪华,都像临时过渡的建筑厂房,无非是钢管和水泥的杂陈而已。遵义的候机室只有一间,但是飞檐翘壁,像故宫走失在山区的远房表妹,有一点“村”,但更多传统气息。
小雨在车窗两边淅淅沥沥。滑落的水线和雾气把我的视野隔断。偶尔在玻璃上擦出一小块透视区,雨水立马肆无忌惮地沁入。即便如此,马路两边的一只只小山丘我还是看见了,山丘上一闪即逝的红色黄色绿色的树我还是看见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之后夜幕支撑不住而滑落。天黑下来。
住在佛克斯酒店。狐狸酒店。一人一间。
吃圆桌大餐。对方领导盛情款待。我不爱应酬,这里有极大的应酬,我不爱坐在主席的位置,因为是副团长所以坐在主席的位子,我不爱喝酒,这里要显摆的正是茅台的家乡。我是来支教的,我希望这一桌饭钱可以放在更合适的地方。
所以酒桌上我不太合作。酒固然喝得不多,饭也没有吃饱。
回房间想起我主讲的录像首播。女儿从家里的电视上拍了些照片来,批评我讲得太深没人懂,先生也发来一些照片,安慰我说这个节目没人去看。
心底沮丧。
第二天一大早讲座。赢得真诚的掌声。稍觉安慰。经历得多了,又不太觉得安慰。
吃完午饭院长安排了一辆车和一个小美女陪我。
我不确定该喊她小美女还是大美女。大眼睛,长睫毛,V脸型,长腿细腰,倩兮巧笑,这样的美女实在是大美女。可是她这样一个小巧的人,叫大又把她叫得粗俗了。怎么办呢,只好自己在脑子里搞和平,大呀小的都不要了,就叫她美女就算了。这样想来,和平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简单地消灭一切想法,就是和平了。
美女陪我上了红军山。红军山上有红军,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为什么红军山上有红军,美女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她只是强调说,遵义的人很喜欢这个山,很多人一早来锻炼,还有很多人,到这里来娱乐,娱乐就是打麻将。我站在山脚,望着一望无际的台阶,恻隐自己一直隐隐作痛的双膝,想不出每天早上爬一趟会有什么下场,更想不出历历无休的台阶过后,哪里还会有娱乐的心情。
山上有红军的雕塑,也有红军的故事。一个17岁的小红军,一腔热血中活着,一腔热血中死,死的时候17岁。我为他泪湿,也为他庆幸。他的短短的一生,只有幸福的光辉,毫无蝇营狗苟的阴影。这样纯粹的生命,即便是战争时代,也是罕有。
当地人在他的身上挂满红布,祈求他保佑自家的小孩儿。
下山之后去遵义会议旧址。夹板水泥之间,看得出当年房子的豪华气派。这是一个师长的豪宅。一个师长,有此等豪宅,所以,当时国民党贡献给共产党的,是从房子,到民心。
三点过回到宾馆,美女又送来橘子。我曾经问她:你们这里的人觉得幸福吗?她眨巴眨巴大眼睛,不好意思地说,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挺幸福的。聪明又好看,热情又真诚。她的确应该幸福。她的妈妈跟我同岁,她的爸爸还比我小三岁,可是他爸妈有一儿一女,她的孩子也有三岁了。她的全家都很幸福。
第二天继续做讲座。做完略逛一会儿回到宾馆,三点多王院长送我去机场。
很多年一直梦想秋霜横飞造就的五彩缤纷的山,去机场的路上看到了。
银杏固然可以黄成一团火,紫藤也可以是透彻的黄色,梓树的红,则像一只只燃烧的小蜡烛,随便趴在石崖上的一小棵无名灌木,也可以灿若二月花。当然忍不住咋呼起来,害得年轻的司机专门停车让我细细地看。
去火车站。为到上海的时候节约时间,没有把行李托运,结果肩上背着包,拖只行李箱,还拎只装有杂物的食品袋,加上拿本书有空瞄两眼,手就不够用了。要拿登机牌身份证怎么办?只好把食品袋挂到行李箱上去。慌里慌张地没挂稳,扑通,袋子滑下去,杯子摔碎了。
就这样结束了这次支教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