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千利休与创新的悖论
当人们试图通过一系列行为改变现状以调整至更佳状态，他便是在进行设计。因此，每个人都在设计。这种智力活动制造的实质产物，从根本而言，无异于为病人开的处方，为公司策划的新销售计划，或是为国家制定的社会福利政策。
赫伯特·西蒙[1]【1】
16世纪，丰臣秀吉已经完成统御日本的大业，他邀请颇具名望的千利休参加自己在清见寺开设的茶会。彼时，千利休已是广为人知的日本茶道大师。不仅如此，他还被当作是一代伟人，备受世人敬仰，甚至连天皇都嫉妒他所得到的尊重。千利休接受了邀请，却并未如期出现在丰臣秀吉的宫殿。丰臣秀吉等了又等，思忖着究竟是什么让他久未现身？
当千利休最终来到茶会，丰臣秀吉试探着问他为何姗姗来迟。千利休答道，他一直在喝茶。这般不拘礼节的回答对于这位易怒的将军而言，已然是大不敬。于是，丰臣秀吉夺过千利休随身携带的竹制长柄勺，并将其摔成两半。对千利休而言，那个长柄勺已经成为一种标志性的东西。那是千利休的老师赠予他的礼物，象征着“侘茶”这种设计低调的修辞美学。然而，对丰臣秀吉而言，长柄勺却是另一种象征：受礼教约束之人的弱小性。
两人之间的裂痕很快愈加扩大。对于茶道，千利休执着于创造一种简洁、平等以及朴素的文化，而这恰恰与丰臣秀吉对奢华茶会的热情形成冲突。丰臣秀吉试图通过茶会彰显自己的权威，从而使茶道成为凸显华美、奢侈以及社会等级差异的手段。然而，千利休的名望及影响力时刻威胁着丰臣秀吉的信心。于是，1591年的春天，这个独裁者命令千利休这名设计者自杀。千利休别无选择，只得服从。【2】
设计是人类技能最为纯粹的演练。在设计宝库中添加一种新的器具或程序，无异于推进自然的演化过程。每一项新的设计都是一次崭新的发现，向我们传达着关于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某种特定的真理。在千利休过世后，他的设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对茶道的重新设计，他创造了一种获取真理的社交手段：茶道成为了人际交流的媒介，在这过程中，人们可以以一种简单明了的方式，互相交换有用的知识，而不受外在影响的干扰，如社会等级等等。千利休在自己的俳句中表达了这种基于知识的革新所具有的意义：
耻于下问的人们应抛弃羞耻感，继续追问。
千利休对茶道进行的改革，为日本迈入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文化的起源。但不幸的是，他的创造力却未能立刻转化成政治推动力。尽管他拥有超然杰出的精神，却依然不得不受制于一个矜名嫉能的将军。也许，他只有通过殉道般的方式，才能将他想要传递的信息镌刻在他所身处的世界之上。【3】类似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几乎所有的设计师都会遇到。无论他们的愿望多么宏伟，都要仰仗当权者的意愿。而权力，或许能够匡正好设计的真理，相反，也可能使设计沦为编织谎言的机器。
千利休的故事对设计的本质及范畴提出了诸多质疑：它如何与政治及经济语境产生联系？设计是否有着特定的范畴？它是否在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中发挥功效？人类的互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依据创造性原则进行设计？我们的生活是否依赖于他人的设计？如果是的话，我们是否能设计出“一条道路”通向自身的自由？
为了阐述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必须领会设计在人类经验这一语境，或者说在人们各自经历的语境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可以从关于“设计做什么”的工作定义开始。
设计对能量进行塑形、规范并引导，使力量能够有条不紊地发挥效用。在房屋的设计中，被打造及引导的能量便是在门廊、窗户和居室间流动的空气和光线，以及居住其中的人们。说到汽车的设计，能量便是动力传动装置和乘客。而在一项方案或者一件艺术品中，设计面临的能量则是意义。
设计当然也拥有它们自身的意义。每一项得以实现的设计都是体认型知识的一种模式，而大多数这类知识很容易便能转化为言语。服装设计和汽车设计便被看作是某种“声明”的体现，而地区性的建筑风格则经常被称为“本土的”。这些意义可能会对设计需要调整和引导的能量产生强化或者抑制的作用。设计能够将能量的本质体现得淋漓尽致，譬如捷豹XKE[1961—1968]；相反，设计也会出于对大众市场的一味追求而忽略这些本质，正如福特艾德赛尔[1958—1960]所体现的。这样的变化源自于设计始终在创造力和经济性之间斡旋。一项特定的设计所制造出的能量场域将必然被置于一个更庞大的能量场域之中，那就是市场。
设计在市场中所处的位置使它拥有了某种深刻的道德特质。在伦理范畴的一端，设计可以如缪斯般存在，而另一端，它也可能沦为娼妓。我们已经领略了千利休的悲剧性。在本书中，我们还将对其他一些极端例子进行考量：
1525年，曼图阿[Mantua]的统治者费德里科二世·贡萨加[Federico II of Gonzaga]命令艺术家朱利奥·罗马诺[2]在毗邻城市的一处湿地上打造一座名为德泰宫[3]的宫殿。费德里科允诺朱利奥可以尽情释放他丰富的想象力。于是，朱利奥和他的工人们花费八年时间完成了这件让人啧啧称奇的艺术作品。这个宫殿充满着变化和惊奇，却始终忠于唯一的美学意识。从朱利奥的杰作，仍然能看出他是在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所具备的想象和眼界致敬。
1962年，纽约市港务局聘请建筑师山崎实[4]设计建筑世界贸易中心。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山崎提出了一项大型建筑群的方案，这一方案将使彼时的曼哈顿下城区呈现出优雅的空中轮廓。然而，港务局却否决了这个提案并要求更为雄伟的建筑。山崎顺从了这个决定，结果在曼哈顿便出现了直冲天际的双子楼，不仅存在安全隐患，更是冒犯了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在2001年，伴随着灾难性的人员伤亡，他的杰作毁于一旦。
设计始终服务于它所立足的政治环境。在一个开明的市场中，好设计享有至上的权威，而在一个低劣的市场环境中，设计无非有两种境遇：被彻底忽视或被粗鲁地扭曲，有时甚至到了几近荒诞的地步。
政治虽然外显为市场，本身实则依附于设计。尽管我们通常不会将法律和文化范式当作设计加以讨论，但事实上，庞大人口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正是以它们作为蓝图被打造而成，同时，人们的能量也由此被引至特定的方向。美国宪法从设计的角度而言，就相当于捷豹XKE和德泰宫，因为它们解放了人类的能量，并给予人类最大限度的选择。而在丰臣秀吉的主导下形成的文化则与福特艾德赛尔相仿，它以拙劣的策略和单一的范式将人们的意愿加以囚禁。正如当我们讨论艺术和文学作品时会发现某些共通之处，我们也会注意到公司或者基金会的一些多样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被表达的或者被颁布的理念，即我们称之为“知识设计”的组成部分，激发或者抑制着特定文化所拥有的能量。
它所具有的权威仿佛正是由自然所拥有的能量与自然造就的，以至于亿万人仍然相信它的神奇来自于一个“伟大的设计师”。尽管铺天盖地的证据都力图对抗这一定论，但宇宙秩序是如此非凡，从它自身不断地激发并创造着使人敬畏的力量。由于其丰富的多样性以及不断迸发的精神能量，自然已经激励了无数人类设计师。甚至，自然还会对我们的设计进行考验，并对那些未能紧跟变化步伐的设计做出强烈的控诉。
而对我来说，设计在心理及道德层面所拥有的力量才是我最为关注的部分。相对于设计所具有的众多潜在的复杂性，设计这个行为所蕴含的某些原始的、本质的东西，比其他任何行为都更能引领我们与自身的自然相连接。设计从根本上就具有人类属性，以至于我们这个物种曾经被称为“工匠人”[人类造物者]，这一称号恰恰暗示着任何历史因素都无法让人类脱离改造世界的严谨程序。同样，设计也是人类自由的一个基本媒介，我们必须设计自己的生活，否则就要让自己服从于他人的设计。
设计这一行为，无论其对象如何微不足道，都可以让人体会到自由和再生。我自己的一次简单设计是为了修理损坏了的电视遥控器而打造的工具，这样的一次设计将我从无用的怒火中解救出来。这无疑将成为示例，即在一个充满了不知所措与灰心丧气的消费者世界中，设计将具有怎样的治愈力。还有更为严肃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5]的成就，他所设计的社会媒介使自己的国家脱离封建社会，迈入了现代世界；而来自乔尔乔·瓦萨里[6]的成就，则给予了我们最早的关于设计的现代理论；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以自己的个人生涯和工作，向我们展示了如何以设计者的姿态对待他所接触到的问题。除了以上这些例子，还有很多其他事例将向我们证明，设计作为一种能实际生效的态度以及一种具有价值的操作策略，可以让个人的生命富于意义，更让人们以全新的自由姿态对待个人或者职业问题。对于这个研究，我有个更为主要的目的，那就是将设计从那些公司占有性的掌控中解放出来，并且尽可能地把它交还到个人手中。
最终，我们将面对设计与真相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的设计将传达一致的意义，并且因为这些设计将我们与世界连接在一起，它们必须将世界的真相告知我们，并将关于我们的真相传达给世界。一把设计良好的锄头会将真相传达给土地，那就是它能破土，而反过来，它也告诉我们关于土地的真相。这同样可以应用于任何一项发明，无论它是机械制造的，比如一辆汽车；还是智慧的产物，比如一次演讲。好的设计让我们诚实面对世界，并与之产生有效的连接，差的设计则可能因为认知不足或不正当的破坏性策略而纰漏百出。如果说好的设计会揭示真相，那么差的设计则像是在说谎，而谎言无论如何都只能与权力的掠夺或滥用联系在一起。
我在本书中的文章共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向千利休致敬：设计、真相和权力]中，我将着重讨论在现实世界的市场环境中遭受重压的设计，并且验证“好设计揭示真相”这一论点。在第二部分[向瓦萨里致敬：设计、知识与能量]中，我将对某些人类活动与设计原则的关系进行考证，通常在这些领域中设计几乎不被提及。我将会以此进一步探究设计在心理学及社会动力学中的功效。我会从艺术心理学开始，不断扩大范畴，这些思考将最终引向设计最为核心的部分，即我们究竟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设计我们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