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酒业与中国评酒会

从一穷二白，

到逐渐振兴。

从“民国”、抗战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历史的步履渐渐不再那么沉重。自新中国成立开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的酒业逐渐发展。1952年至1989年的五届全国评酒会，便见证了这一段发展振兴之路。评酒会评选出的名酒名单，成为老酒收藏者必知的基本常识。而这些名酒，亦是收藏界的香饽饽，有些甚至因为市场稀缺一酒难求。

顺着全国评酒会的发展脉络，让我来谈谈在不同时间段，中国酒圈里都发生了哪些大事。这其中，将穿插讲述酒行业里某些特殊的时代产物，顺便说道说道与评酒会有关的小道消息。

“民国”时期，中国酿酒业一度衰弱。当时兵祸灾荒不断，粮食出现短缺，直接影响到酿酒行业的发展，许多酒厂在这样风雨飘摇的年代濒临破产或是解散。

战争期间，我国民族工业受尽战争磨难。战争结束后，国内的大小酒厂酒坊终于迎来了复兴的春天。

第一届评酒会：什么叫一穷二白，看看这些数据就知道了

历史书上常见的“新中国成立，民族工业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在如今看来，已成往事。然而，一穷二白的状态体现在酒业，则光看以下的史实便可说明：

晋裕汾酒公司，1936年产酒40000千克，且汾酒在市场上售价最高；抗战时期，酒厂被日军抢掠一空。抗战后，从废墟中再度开始。

茅台酒厂，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有员工几十名。

五粮液酒厂，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只是家族传承的糟房。1952年的第一届全国评酒会上，还未见五粮液身影（宜宾五粮液酒厂正式得名则是在1959年）。

第一届全国评酒会于1952年举办时，整个中国的白酒产量不过十余万吨。对比2017年全国白酒1198.1万千升（约合1000万吨）的数据，当时的酒业状况可见一斑。

为振兴酒业发展，举办第一届全国评酒会意义重大。由于当时财税部门管理酒类专卖，将产销结合并由专卖机构直接管辖，而行使最高职权的则是华北酒类专卖公司（后并入中国专卖事业公司）。因此，第一届评酒会上的酒样，由各地区酒的专卖干部带到华北酒类专卖公司，在“总部”进行评选。

由于是首次评选，条件和经验均有限，在评酒上还没有产品标准和评选体系，因此第一届评酒会的评选依据变成了：（1）品德优良；（2）在国内获得好评并为全国大部分人所欢迎；（3）历史悠久且在全国有销售市场；（4）制造方法特殊、具有地方特色。

如前面提到的，当时整个中国的酿酒工业仍然在恢复中，因此，除了少数的由政府接管的企业，大部分酒企仍然是私营作坊。私营作坊想要“在全国获得好评并为全国大部分人所欢迎、在全国有销售市场”，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这样的评选标准把绝大多数的酒拒在了门外。

最后，会上评出中国八大名酒。其中白酒类四种，分别为山西汾酒、贵州茅台、四川泸州老窖特曲以及陕西西凤酒；其他酒类名酒为绍兴黄酒、烟台张裕红玫瑰葡萄酒、金奖白兰地以及味美思。

第二届评酒会：屈居第五的茅台

从1953年开始，中国酒业的权利归属发生了变化，专卖局被取消，酒业的产销分开，生产划归轻工部（1955年地方工业部合并到轻工部），销售划归商业部；而此时，酒的专卖，即是国营商业对糖、烟、酒三类物资的包销形式。各地成立了一大批糖业烟酒公司，这些公司隶属商业部，是当时中国计划经济的产物。

1963年，全国第二届评酒会在北京召开，此时酒样的选送则由轻工厅、商业厅共同签封。时隔十年，这届评酒会才真正称得上是严格意义的全国评酒会。在这次评酒会上，第一次制定了评酒的规则，评酒委员根据酒的色、香、味按照百分制打分写评语。最后获得中国名酒的白酒依次为：五粮液、古井贡酒、泸州老窖酒、全兴大曲、茅台酒、西凤酒、汾酒、董酒。

这样的排名方式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事实上，第二届评酒会的评比标准非常主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家都认为香气越大的酒越好，因此，浓香型的酒占据绝对优势（八大名酒中占了四席，而且这四席名列前茅）。这导致茅台只能“屈居”第五，而汾酒则被排挤到了第七。

客观来说，当时的评酒师要在196种各类酒的酒样里区分优劣，让他们大口喝酒是不现实的，评委们更多的是“看色、闻香、浅品”，在这些主观评判中，闻香便成了主要依据。因为这些客观原因，以致香气大的酒得分高，而清香、酱香型酒则不占优势。

专业评酒师浅尝辄止、闻香观色；而消费者则大口喝酒、深饮大品；场景不同、饮用量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会有所不同。这也许正是为什么很多专家认同的好酒并不一定会被消费者看好的原因。

酒与历史的回忆

提到中国酒业发展，不可回避的一段历史便是“文革”。

1965年6月25日，安徽省轻工厅下文，决定从1966年1月10日开始，将古井贡酒改名为古井酒。1967年，古井贡酒禁销，数十万套古井贡商标一举被焚，“贡”字被戴上“四旧”的帽子，其简易的新商标“古井酒”开始广泛使用。与此同时，汾酒厂生产的汾酒、竹叶青酒，大量启用“四新”牌注册商标。

古井贡和汾酒在“文革”期间的经历诠释了“破四旧、立四新”的精髓。当然，留下烙印的远远不止这两个品牌，茅台的“飞天牌”同样因为有封建嫌疑而被改为“葵花牌”，寓意“朵朵葵花心向党”；五粮液酒采用了“红旗牌”注册商标；董酒则更名“红城牌”，商标图案是一把红色火炬。全国各地的酒都开始有了红色文化的印记。

大批专卖公司职工被下放农村，酒业此时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有些公社、生产队、农场、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均自办酒厂，自由经营。这些小酒厂往往粗制滥造、浪费粮食，酿出的酒口感并不好。除了一些名酒大厂外，此时大多数小厂生产的白酒往往质量堪忧。

第三届评酒会

当“文革”结束后，中国的酿酒业在阵痛后看到了希望。1979年，第三届全国评酒会在大连召开。由于第二届全国评酒会上多种香味白酒混评最终带来不公的结果，这一次评酒会上第一次按香型进行酒类评比。

香型的诞生，是为了评酒会评选方便。酒的原料、工艺、储存等因素导致不同地域、不同品牌的酒会产生不同风格，各种酒之间便失去了可比性。将白酒风格大略分为几个类别，这样可以避免各种风格不同的酒相遇的场面。有了香型，酒厂申报的时候心里有数，评委评比时也有了依据。

然而，越来越专业的评酒会上仍然出了乌龙事件。老牌名酒西凤酒便因为没有把握好游戏规则，在选报香型的时候“投错了娘胎”，上报了“清香型”组，结果被淘汰；本属于典型浓香型白酒的全兴大曲竟然上报的是“清香型”，追究下来才知道，四川人对“馨”与“清”二字的字音分辨不清，将“馨浓香型”听成了“清香型”，从而在该次评酒会上与名酒称号失之交臂。

在这次评酒会上，由22位评审组成的白酒评酒团按色、香、味、风格四个方面品评名酒，最终评出中国八大名酒：茅台、汾酒、泸州老窖特曲酒、五粮液、古井贡酒、董酒、剑南春、洋河大曲酒。

第三届评酒会后，中国的白酒业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一时间，白酒市场风起云涌，各厂家为了求生存发展、增进销量都铆足了劲。

第四届全国评酒会

1984年，在山西召开了第四次全国评酒会的白酒评酒会，当时从148种酒样中评选出全国名酒13种、优质酒27种，西凤、全兴大曲一雪前耻，重新荣登名酒宝座。相比第三次评酒会，中国名酒多出双沟大曲、黄鹤楼酒、郎酒。

值得一提的是，从1984年开始，白酒行业出现向优质化、低度化、多品种化、低消耗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这种酒类产业结构改革发展至今，仍然有着强劲的生命力。此外，在本届评酒会上，新增了凤香、豉香型（以广东玉冰烧为代表）等香型，多种香型并存，中国酒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格局。

从此再无全国评酒会

1989年，第五届全国评酒会在万众期待中于安徽省隆重开幕，这次评酒会是迄今为止举办的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评酒会，参赛的样品酒有362种，其中，浓香型198种、酱香型43种、清香型41种、米香型16种、其他香型64种，为历次评酒会之最。评酒会最后共决出金质奖17枚（又称十七大名酒），银质奖53枚（又称五十三国优）。对比上届评酒会，本次评酒会新增的中国名酒有武陵酒、宝丰酒、沱牌曲酒、宋河粮液。

举办了五届的全国评酒会，成为国内名酒标杆比拼的顶级赛事。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所有的酒厂深知，一旦能获得国家级奖牌，不仅知名度提升了，酒的价格也会倍增。于是全国评酒会评比开始有了水分，有些酒样送选时非常优质，是为了参加评选刻意酿出的，市场上根本没有销售。因此，评酒会的公正性受到广泛质疑。在第五届评酒会上，文君酒因为屈居银奖，怒而退出比赛，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

名酒越评越多，来自外界的干扰越来越大，参评样品与市场流通产品差距甚远，最后国家毅然决定停办全国评酒会，从此，第五届评酒会成为绝唱。

市场经济，让一切变了味；拷问人心，不足以支撑起评酒会的客观价值。

从收藏的角度而言，这五届全国评酒会，成为老酒收藏绝佳的参考标准，在这五次评酒会上评选出来的中国名酒、优质酒，成为藏家心目中公认的值得收藏的好酒。以第五届评酒会选出的“五十三国优酒”收藏为例，其收藏价值和受欢迎程度丝毫不会逊色于同年份的中国名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