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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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自归国到任职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为止，一直以无任所公使的待遇闲居。在朝鲜的所作所为是他的大失策，所以他从不谈论。
竹添是幕府末期三大文人之一木下村的得意门生，据说十八九岁时就代师讲课，是当时第一流的汉文高手。幕府末期，他出仕熊本藩。该藩的“万里号”轮船损坏，需要到中国上海修复，但当时日本闭关锁国，同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能正式出洋。竹添出主意，装作遇难，漂流到上海。他被派往上海，是因为能流畅地书写汉文。
“万里号”在上海浦东船坞维修时，竹添曾写了一首汉诗：
浦东维缆落潮时，
来往帆樯如织丝。
舟子无眠夜相警，
缘江辫发半偷儿。
太平天国战争刚刚平息，上海正处于穷困之中，人心惶惶。“辫发”指中国人，意思是说有一半儿人是盗贼，夜间不得不防范。
其后，竹添或作为汉学者，或作为政府官员，数次到过中国，看到落潮时的中国，那种“半偷儿”的观念似乎是无法从头脑中抹掉的。
竹添的门生松崎鹤雄写过一篇《竹添井井翁轶事》，有如下一节：
先生任朝鲜公使失败，辞去现职，后为无任所公使，长时间闭居在家。此事曾有所闻，唯不知其失败究竟，余尝问及先生，先生答曰：“吾实不明，但被袁世凯所败。”仅此一语，不做任何辩解。余深感先生态度之坦荡，以后不复问。
竹添只说“被袁世凯所败”，其实，失败的最大原因是他过于贪功。那年，竹添四十四岁，袁世凯只不过二十六岁。
某些史家责难竹添，说他完全没有考虑在朝鲜的中、日两国军队的兵力差别。竹添之所以不把兵力差别放在眼里，是因为他想抓住中法战争这一机会，更何况他从来就有“缘江辫发半偷儿”的蔑视，自然要过低估计清朝兵力。
其后数年，竹添对朝鲜事件的沉默，恐怕与金玉均在日本的厄运有关。金玉均等人那么信赖日本，而日本竟没有彻底保护他们。当朝鲜政府要求引渡金玉均时，日本政府为难万状，一会儿把他移到小笠原的父岛，一会儿把他移到北海道的札幌。金玉均后来终被刺客诱走，在上海殒命。
袁世凯也绝非一帆风顺，他从朝鲜宫廷清除了亲日势力，得意扬扬，但逃不脱清军内部的人事倾轧。提督吴兆有比袁世凯资深年高，在这次平乱中却被袁世凯掌握了主导权，他只有听命而已。他心想：这个黄口小儿……
如果袁世凯为人谦逊，或许能避免正面冲突。但是，他极不谦逊。年轻气盛，平素已是傲气凌人，平乱有功，就更加目中无人了。
叔父袁保龄每次写信都教导他：“要谦虚、自制。”同时写信给吴兆有：“袁世凯年幼无知，或惹仁弟不快，请勿介意，善为照拂……”
被金玉均杀害的亲清派人物同袁世凯情深意厚，他觉得应当给遗族以抚恤，便下令从军饷中支付。
军饷只限用于驻防军的直接开销，即粮食、武器弹药的补充等。用来抚恤他国要人的遗族，是不妥当的。吴兆有将此事报告李鸿章。
袁世凯没有别的财源，只有先挪用，以后再“做正开销”。
然而没等他上报申请，吴兆有便揭发了。不管有何打算，被告发后就构成公私不分、账目混乱的罪名。李鸿章下令：“所借钱款，着由个人偿还。”
袁世凯只好拿出私人财产。正当趾高气扬之时，这件事给他当头一棒。
“这就是过分逞能逞强的结果”，袁世凯自己得出结论。他终于明白了。袁保龄也在信中批评他：“你此次在朝鲜的功绩，举世瞩目，竟为吴某所算，乃‘阔’字之病。”
所谓“阔”字之病，即疏忽大意，或者说警惕性不高。
“甲申政变”之后，袁世凯成了“众矢之的”，敌方、我方一齐攻击他。吴兆有的暗算不过是挑错整人，还不为重，而敌人的箭矢来势凶猛，并涂满毒药。
日本方面强调，这次两国冲突的责任在清军指挥者身上。
“壬午军乱”时，日本人死了十几人；而“甲申政变”中，矶林大尉等四十多人死亡。竹添感到，自己发动这场政变死了这么多人，责任重大，于是使劲儿往袁世凯身上推。
竹添后来对自己的门生总保持沉默，但在回国之初，却向日本朝野人士辩驳，说：“此次诸事，皆因袁世凯不善。”
日本政府派遣外务大臣井上馨为赴朝特命全权大使，同朝鲜政府开始交涉。朝鲜方面的全权代表为金宏集。
次年（1885年）1月9日，日、朝两国之间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朝鲜国修国书致日本国，表明谢意。
第二，为抚恤日本遇难者之遗族及受伤者，赔偿商民因抢掠所毁损之货物，由朝鲜国支付十一万元。
第三，查捕杀害矶林大尉之凶手，从重正刑。
第四，为新建日本公使馆，朝鲜提供地基、房屋，须足以容纳公馆及领事馆，并支付两万元，以充工费。
第五，日本护卫军队之营舍，应在公馆附近，按《壬午条约》第五款执行。
特派全权大使从三位勋一等伯爵 井上馨
大日本国明治十八年一月九日
特派全权大臣左议政 金宏集
大朝鲜国开国四百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此协议还附有下列两款：
一、协议第二、第四条，须按日本银币计算，为期三个月，于仁川拨完。
二、第三条凶手处刑事，以立约后二十日为期。
对此，日本舆论界大喊过于宽大，表示不满。1月18日《朝野新闻》说：“汉城暴动之时，朝鲜政府未曾与其事，再则，朝鲜穷困，无赔偿能力，故不得不宽大处理。”接着又说：
以吾辈所见，我国政府向朝鲜政府要求之金额，仅为支付罹害者及公使馆新建筑所需钱款。至于因事变，我邦前后所蒙受之损害，竟未赔偿。查今日立于谈判主位者，实为中国而非朝鲜，故应向朝鲜索取适当偿金，然后再与北京进行正式谈判，使其赔偿一切损失，岂非良策乎？试看今日朝鲜条约书中，列有严惩杀害矶林大尉凶手一条，如不要求处分包围王宫、攻击我军者，将以为此条约书只不过是保全我邦同朝鲜之关系而已。
对于贫穷的朝鲜当然要给予宽大政策，但对清政府却要狠狠地勒索，要求处罚责任者。“包围王宫，攻击我军者”，意指袁世凯。袭击矶林大尉的是朝鲜民众，日本也承认这一点。
到了二月，朝鲜依约向日本派遣了谢罪使。正使为礼曹参判徐相雨，副使为德国人穆麟德。
2
清政府派出吴大瀓和续昌两人到朝鲜。他们于1885年元旦抵达汉城，即阴历十一月十六日。两人的任务是“查办”。
袁世凯成了调查的对象。他满以为建立了功勋，万万没料到竟成了受审者，当然心中怏怏不乐。
汉城的外交界向袁世凯放了一箭：“袁世凯唆使侨居汉城的华侨杀死日本人。”这当然是为了刺激日本，假如日本同清政府敌对，以致发展到动用武力，英、美、德、法、俄各国都会有渔翁得利的机会。
对朝鲜最有影响力的是宗主国清廷和拥有驻兵权的日本，其他国家都远远落在后面。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死斗，才是他们渔利的好机会，所以，他们以责难袁世凯来煽风点火、推波助澜。
《朝野新闻》曾透露过，日、朝交涉之后，下一步就是日、清谈判。然而，派到汉城的吴大澂却不同日本方面接触。
吴大瀓，江苏人，进士出身，比起政治家来，他在金石学方面的业绩更为卓著。作为鉴定家、书法家，他都是一流人物。后来担任广东巡抚和湖南巡抚等要职。派来朝鲜之前，他任职吉林，也许是因为处在边防线上，清廷便认为他有外交能力，所以这次被选中。不过，他的任务已如前所述，是“查办”，即或与日本接触，也没有中央的全权委任。
吴大瀓在日朝谈判中处于幕后，为朝鲜方面出谋划策，有时候其实是直接下达命令。由于他来到朝鲜，一直代表清政府独揽朝鲜大权的袁世凯等于被解除了职务。
“来了正牌货，我就靠边了。”袁世凯转动着眼珠说道。
“什么叫正牌货？”吴大瀓不由得笑了。他五十一岁，袁世凯和他儿子的岁数差不多。
“就是有响当当的出身。”
袁世凯在进士出身的人面前，总有一种自卑感。何况吴大瀓不仅是进士出身，而且是知名学者，就使他更加自卑了。站在这样的人面前，袁世凯觉得自己好像是冒牌货。
“不过，你干得很出色。”吴大瀓说道，“另外也找不出办法来。如果要干，就得那么斩钉截铁地干一场。”
吴大瀓对袁世凯的评价并不低，然而，被查办毕竟是不愉快的，况且又停止了代表清廷的职责，无怪这个年纪轻轻就掌握大权的袁世凯要抱怨了。正在这时，从家乡来了一封信，原来是养母牛氏病了。
前面已经说过，袁世凯是袁保中的第三个儿子，因为叔父袁保庆无子，就把他过继了。当然不是形式上的过继，而是正式收养为嗣子。袁保庆的妻子牛氏虽是女流，但颇有学问，既是袁世凯的养母，同时也是业师。不爱学习的袁世凯勉强能写写文章，能写一手不太难看的字，多亏了养母牛氏。
“嗯，回乡！”他叨念着，把母亲的信装进信封里。忽然，他似乎想起了什么，重新抽出信来，反复观看。这令人思念的字迹，还是那么秀丽动人。
没有变化！从字迹上感觉不出母亲有病。
“难道又是……”袁世凯怀疑起来。
十八岁时，他随同叔父袁保恒赴河南赈灾，协助公务，忽然接到牛氏病重的信，慌忙赶回项城。
牛氏身体不算健壮，但回乡一看，也并不特别危险。后来袁世凯自己推测，是因为他在叔父任地同赌徒无赖发生纠纷，本打算隐瞒，但终于被母亲知道了，于是假借重病为由，把儿子叫了回来。
这次袁世凯成了“众矢之的”。
1月11日，日、朝之间的协议签字后，井上馨便带领竹添公使等人离开汉城。第二天，在仁川祭祀战死者，下午四时乘“近江号”轮船踏上归途。这似乎是在说：没有必要久留。甚至摆出一副架势，下一个谈判对手就是清政府。
清廷同日本的谈判地点将在何处？
不在朝鲜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井上馨离开了朝鲜，不做久留，那当然只有在日本或中国了。
袁世凯心想，很可能是在中国。
现在，清廷的外交由李鸿章一手包办，离了李鸿章什么也不能决定。而且，从目前的情况看，李鸿章不可能出洋。这一点，日本方面也很清楚。要早日谈判，非在中国不可。
下一次谈判肯定会把袁世凯的责任问题作为议题。
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为此，也应该还乡一次，可能母亲已经发觉了，袁世凯想。
但他没有立刻呈请归国，该做的事太多了。关于自己应负的责任问题，需要搜集材料，攻击才是最好的防御。他尽一切努力，在汉城搜集足以证明日军违法行动的证据。竹添进一郎留下了许多不体面的证据，可能是因为他做梦也没想到政变会以失败而告终，毫无戒备。
“回国的话，咱们一起走吧。”听说袁世凯奏请归国，吴大瀓约他同行。吴大瀓在朝鲜查办的结果，似乎已判明袁世凯没有失策之处。
1月31日吴大瀓一行和袁世凯乘军舰回国。朝鲜兵曹判书金允植撰写了一篇《送慰亭归河南》。慰亭是袁世凯的字。开头写道：“名高人多嫉，功成众所忌。此事古今同，处世谅不易。”末尾写道：“相见知不远，努力勉王事。”
金允植预想不久的将来即可再会，而袁世凯也准备尽快重返朝鲜。
“阔别已久，我要在故乡过年。”袁世凯说道。离开朝鲜是1月31日，即阴历的十二月十六日，这次回国正好赶上旧历新年。
3
袁世凯在朝鲜前后住了四年。他十八岁时结婚的妻子于氏正等着他。他二十岁那年，于氏生了一个男孩，就是长子克定，这时已经八岁了。
项城位于河南和安徽接壤之处的贾鲁河畔，同附近的商水、淮阳、沈丘等相比，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农村集镇而已。
在久别的房间里，和妻子两人对坐时，袁世凯开始忐忑不安了。
在那个时代，男人置妾是正常的。所有的原配妻子，只要守住正夫人的宝座，对丈夫在外纳妾的事并不过问。袁世凯去朝鲜前，已经纳美女沈氏为妾。他在登州吴长庆处做幕僚时，正妻于氏未能同行。她认为与其给丈夫做身边琐事，不如守在家里，更能巩固正妻地位。
沈氏是袁世凯在天津赎出来的女子，按照出生地，人们都称她为“苏州太太”。不愧是美女之乡出身，姿色超群。沈氏陪同去朝鲜，是正妻认可的。把沈氏领回项城，谁也不会奇怪。比袁世凯年长一岁的正妻于氏沉着得很，沈氏对她也相当恭顺，甚至恭顺得有些过分。她终于把袁世凯在朝鲜的风流艳事，向正妻和盘托出。这也许是沈氏的一种战术。妾被遗弃，往往并非出自男人本心，大都是因为惹恼了正妻。作为第二夫人的保身术，就是俯首下心地侍奉正妻。
“言语不通，难为你们能在一起过日子。”正妻于氏说道。
袁世凯还想装糊涂，但看来沈氏已经告发了。事到如今，慌里慌张地抵赖并非上策。抵赖，等于谎上加谎，到头来总得败露。在朝鲜的外交中袁世凯学会了很多招法。
“言语不通，就靠笔写。”袁世凯答道。
在朝鲜任中，他纳了两个朝鲜女子为妾，一为白氏，一为闵氏。白氏出身于“三韩望族”，闵氏则来自朝鲜当时最有势力的家族，但闵氏对政治毫不关心，也许应该说是不愿意关心吧。“壬午军乱”之际，她的家族遭到严重灾难，用她的观点来解释，就是因为过于靠近政治之故。有一个喜欢政治、喜欢权势的闵妃在，身为闵氏族人是危险的。同她一样，还有人也感到闵氏一族的危险，于是通过他，这位闵氏女子成为袁世凯的侧室。这是“甲申政变”刚了结时候的事。
“她们俩都能写字吗？”于氏问，面部毫无表情。
“嗯，当然都会，两人在朝鲜都是名门出身。”
于氏甚至知道有两个，显然隐瞒也无济于事。
“听说你同唐绍仪交上了朋友？”
于氏的语气丝毫没变，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又扯出唐绍仪来。袁世凯纳闵氏，唐绍仪是名义上的媒妁之人。于氏连这些事也都从沈氏那里听到了。
“唐绍仪的确是个人才，现在给穆麟德当助手，是中堂（李鸿章）的亲信。”袁世凯说道。
由于会外语，任命为外国人的助手，谁都认为是最合适的，但是，李鸿章并没把唐绍仪当作一般的助手。穆麟德是清政府派遣的顾问，但在言论行动上，令人不放心，所以，与其说唐绍仪是助手，不如说他是监视员。
“你说他不是一般的译员，而是中堂的亲信，是什么意思？”
“是啊，他将来会有作为的，我现在就想同他结交。”
“恐怕唐绍仪也有这个心思，所以给你物色女人，献献殷勤。”
“算啦，不要再说了！”袁世凯擦了擦头上的汗。
“不过，听说广东人都精明能干，你可要注意啊！”如同姐姐一般的妻子叮嘱道。
六年后，袁世凯的养母牛氏离开人世，袁世凯回乡奔丧。当时他的官衔叫“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其实也就是总领事或公使级别的官职，但清政府始终以宗主国自居，使用了这么一个极其啰唆的官衔。李鸿章批准他奔丧守制，但要求荐举一个代替他的人，袁世凯就推荐了唐绍仪。
袁世凯认为，唐绍仪是晚辈，而唐绍仪却认为他在李鸿章手下供职，同袁世凯是平辈关系。清末，他升到邮传部大臣。辛亥革命后，当了袁世凯的参议。辛亥革命后不久，南方的孙文同北方的袁世凯形成对峙局面，曾在上海举行过一次会议，当时，唐绍仪是北方代表，伍廷芳是南方代表。袁世凯任总统后，他成为第一任总理。袁策划帝制，他起来反对，后来成为国民党要人。他曾作为西南派领袖与蒋介石对立，但不久退出政界，闲居香港和上海两地。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物色傀儡政权的头目，最后落到汪精卫身上。据说当初吴佩孚、唐绍仪也被列为候选人，进行过诱请。吴、唐两人也都表示了兴趣。1938年八月，在上海法租界自宅，唐绍仪被刺身死，终年七十八岁。唐绍仪的一生，同现代史有着密切的联系。
“甲申政变”时，他刚满二十三岁，便为袁世凯介绍女人。当然，他自己在朝鲜也颇精通此道。唐绍仪的正妻是朝鲜人，为人所共知。
贤淑的于氏对年轻丈夫在女色上的规劝，也只能适可而止。养母牛氏的病时好时坏，但终于发出“母病笃”的急报，似乎是想用这个办法把袁世凯从动荡的旋涡中拯救出来。
“还是故土好！”袁世凯驰马来到郊外，大声喊道。当然，他并不打算在家乡长久待下去。
归乡途中，袁世凯在天津拜会李鸿章，详细报告了朝鲜局势，并把归国前搜集的大量材料交给他。
“嗯，这倒是有用的材料！”李鸿章粗略地看了一下目录，说道。他认为，袁世凯搜集的材料在即将开始的中日交涉中会大有用处。这里有人名、时间、地点的记录，有关文书的抄本等，谈判时，既可用以防御，也可用以进攻。
袁世凯同往常一样，滚动着大眼珠笑了。他偷偷看了看李鸿章的脸色，见他正露出微笑，也许已经想出如何把日本代表逼入绝地的办法了。
袁世凯在故乡过了年。
“没来电报吗？”每次从外面回来，袁世凯总要这么问。
“没有……哪儿来的电报？”于氏明知故问。
“天津。”袁世凯不耐烦地答道。他确信，不久李鸿章将从天津来电报叫他前去。
2月15日，星期日。日本正式决定派全权大使伊藤博文、参议西乡从道前往中国谈判。2月26日发表了随员名单，计十二人——
陆军少将 子爵 野津道贯
海军少将 子爵 仁礼景范
海军中佐 黑冈带刀
会计一等副监督 川口武定
一等军医正 石坂惟宽
步兵少佐 土屋光春
步兵大尉 福岛安正
工兵大尉 山根武亮
海军中尉 关 文炳
一等警视 佐和 正
参事院议官补 蒲生 仙
农商务权少书记官 河上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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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伊藤博文是宫内卿，还没有组阁。相当于总理的是太政大臣，由公爵三条实美担任。但是，真正的实权者是伊藤，这是人人皆知的。
废除太政官制是在当年的十二月，同时组成了第一届内阁。被任命为第一任总理大臣的，自然就是伊藤博文。
日本派出最高实权者伊藤博文，清廷也以最高实权者李鸿章相迎。谈判在直隶总督所在地天津举行。
驻中国的日本公使榎本武扬自然要担当伊藤、西乡两代表的助手。这时期，日本国内的领导集团分为软、硬两派。伊藤博文、井上馨近于和平派，黑田清隆最为强硬，驻北京的榎本武扬也属于强硬派。
辅佐清方首席代表李鸿章的是吴大瀓和续昌两人。袁世凯在家悄悄地等待着“飞电”——他认为会委任他为谈判委员，让他参加会谈的电报很快就能飞来。但是，李鸿章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袁世凯不抛头露面为好，因为日本方面的怨气正集中在他一人身上。
驻日本的中国公使徐承祖在密电中也提到：“日廷拟请惩办驻韩诸华将。”
这封电报报告了东京的政治空气。日本代表团怒气冲冲地来到中国，如果把指挥“诸华将”的袁世凯摆在谈判桌上，只会是火上浇油。
袁世凯在项城等了又等，始终没有“飞电”传来。
“即使我不去，那批材料也肯定会派上用场。”他只好以此来自我安慰。
在天津的谈判，自4月3日起，到16日止，进行了六次，总算达成协议，在18日举行签字仪式。这就是中日《天津条约》。内容只有三条：
一、在四个月内，两国撤走驻朝军队。
二、两国撤兵后，不派遣训练朝鲜士兵之教官。劝告朝鲜国王委托两国以外之外国教官。
三、将来如发生重大事件，两国向朝鲜派兵时，应先互行文知照。
终于未触及“甲申政变”的责任问题。清廷诸将，特别是袁世凯的处罚问题，被李鸿章顶回了。李鸿章手里有袁世凯提供的大量材料，有吴大瀓的查办报告，日本方面强调处罚和赔偿，他就用“并无确证”予以驳斥。但是，又怕日本舆论界找麻烦，便口头约定：“如有确证，将以清廷所订之军法惩处违犯者。”
中日《天津条约》签订后，果然日本舆论界大哗，说什么“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的屈辱”，等等。
伊藤博文以《敕谕》警告国民不要采取过激手段。
激愤的不只是日本方面，从朝鲜撤兵，意味着清政府对朝鲜宗主权的丧失，李鸿章虽然避免了袁世凯等人的处罚，却放弃了宗主权，应该说是得不偿失。
袁世凯在项城得知中日《天津条约》的内容后，一拳砸在桌上，打翻了茶碗，摔得粉碎。
“怎么能撤军！”
当晚他喝得酩酊大醉。回乡以来，他一直控制饮酒。从朝鲜归国时，在“超勇号”上，他曾与提督丁汝昌痛饮，此后便没有喝醉过，过年时都是适可而止。因为他热切地盼望着：“飞电”一来，就立刻登上重要舞台。
中日《天津条约》缔结后，又过了一阵，终于来了电报。但是，这时袁世凯的心情低落极了，电报是探问的语气：“能否归任朝鲜？”
“因病不能成行！”袁世凯复电。
“病者岂非令堂？”又来了一封稀里糊涂的电报。
“母子俱病。”袁世凯回答。
尽管如此，电报还是雨点儿般飞到项城。
“病势如何？”
“一时难愈！”袁世凯复电。
“碍难照准。”
袁世凯笑了，打电报说：“唐绍仪颇胜任，彼有不足乎？”
在这种电报游戏的过程中，袁世凯心里的疑云渐渐消失了，他知道自己并没被忘却，心里热乎乎的。其实，这是李鸿章的一种手法，他为了收拢人心，故意作态，终于把年轻的袁世凯折服了。
正当盛夏时节，来了一封电报：“火速来天津！”
简直是不容分说，同前些时候相比，没有一点儿扯淡的味道。而且，是以李鸿章个人的名义发来的。
袁世凯轻轻叹了一口气：“这回该轮到我出场了。”
他自鸣得意，着手准备行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