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序 麒麟志在昆仑河
陈舜臣是东汉陈寔的后裔;陈寔,就是把窃贼叫作“梁上君子”的那位。祖上从河南颍川南迁福建泉州,再搬到台湾,父辈经商,又移居日本。他出生在神户,那里有陈家墓地,碑上还刻着颍川。虽然生于日本、长于日本,几乎从未遭受过歧视,陈舜臣却抱有强烈的中国人意识。这种意识不仅不妨碍他成为日本小说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人意识格外把他成就为出类拔萃的日本小说家。或许这足以教那些老大不小才渡来日本,却拼命比日本人更日本人的中国人脸红。
二十来岁时日本战败,台湾光复,陈舜臣又变回中国人。读大阪外国语学校(今大阪外国语大学),跟日本数一数二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同校。太郎学蒙古语,舜臣学印度语。本打算留校做学问,可是,非日本人在国立学校的前途到讲师为止,当不上教授(这个潜规则直到1982年才被打破),只好走别的路。国籍变来变去,到底是什么折腾了自己的命运呢?陈写历史小说《甲午战争》也是要探究这个问题。1990年陈舜臣加入日本国籍。关于台湾,他写道:“也听到有人说还是日本统治时代好些,其实并不是那样的。那是另一回事,因为日本统治云云,怎么说也是被外国控制。这种屈辱,朝鲜人也是有同样感觉吧。”
作为历史小说家,陈舜臣名震日本、韩国和中国,而走上文坛之初,叫响的是推理小说。那是1961年,陈帮父亲经商十多年,用汉文写商业尺牍,但安能久事这种笔砚间乎,于是开始写小说。任何小说都含有推理要素,从日本小说史来看,今后最受欢迎的,非推理小说莫属,这么一想便创作了推理小说《枯草之根》。
陈舜臣上大学时,英语教材是柯南•道尔,几乎耽读了福尔摩斯的全部探案,这应该是他与推理的宿缘。写《枯草之根》那年三十六岁。他当初曾想用笔名,叫“计三十六”——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放弃学者梦,他曾回台湾谋生三年,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和几位朋友聚议开书店,其中二人不幸被国民党枪杀,有一人溜之大吉,后来当上了“总统”,李登辉是也。陈舜臣笑着回顾:“假如我留在台湾,也会被逮住杀掉,因为不善于逃之夭夭。”
1963年,还只是初出茅庐,听说给他的稿费仅抵所谓中坚作家的三分之一,勃然变色,拒不应约,可见那敦厚可亲的相貌之下有一副傲骨。在一切向钱看的当今,仍信奉作家应为认可自己价值的人而写,绝不媚俗,违心让出版商给包装成“摩登女郎”。
陈舜臣以推理小说成名,迄今推理小说界唯有他连获江户川乱步奖、直木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这三大奖,但实际上,不仅其推理小说取材于历史,如《枯草之根》就是以19世纪3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兴衰为背景,而且出道不久就接受讲谈社编辑的建议转向写中国历史小说,1967年出版长篇巨著《鸦片战争》。名为舜臣,写中国的历史也令人望而生“信”。他知道同为历史小说家的井上靖所用史料出自何处,更知道用别的史料来写会更好,但仍亲自调查史迹,搜集资料,从不假手于人。《鸦片战争》大获好评后,陈舜臣接着写了《甲午战争》《太平天国》,再后来写《小说十八史略》等。从时序上来看,好像倒着来,其实写近代以前,也是为考察历史如何走到近代这一步的。
日本小说家写中国故事大都盯住唐代以前,例如三国,恐怕也因为那时候日本还处于原始状态,笔下只好把历史的久远上接到中国。陈舜臣的文学功绩更在于写中国近现代史。
《甲午战争》这部小说以袁世凯、李鸿章、日本的竹添进一郎、朝鲜的金玉均为中心,描写战争前夜的中国近代史。陈舜臣认为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不幸历史的原点。书名直译为“大江不流”(出版者因出版需要改名为《甲午战争》),他曾在随笔里写到这书名的由来:“当时的中国人对于时局非常焦虑,形容为‘青山沉睡,大江不流’。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并想把它写进作品中。”他说的这句话出自谭嗣同的五言律诗《夜泊》:“月晕山如睡,霜寒江不流。”这表明他要用淡淡而娓娓的笔致,描写垂老的晚清怎样被青春萌动的明治打败,更捕捉那个时代的气氛,写出中国人的闭塞感。
《甲午战争》中的所有人物都史有其人,虽有所加工渲染,但基本上不予褒贬。诚如他自己的感觉,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非常多,以致小说有一点儿被史料拉着跑的感觉。甲午战争给朝鲜造成的灾难更深重,陈舜臣侧重描写了中国和朝鲜的内部情况,韩国有两三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甲午战争》,好些韩国人这才明白那一段历史的真相。
陈舜臣的历史小说读来很有趣。他说过:“历史小说多半不就是作者依据史料经过推理和虚构而成的混血儿吗?也许是乱说,但我完全觉得历史小说也包括在广义的推理小说里。”又说:“历史时代要靠资料及其他来把握,而把握的方法终归不外乎推理。”有意识地把历史题材与推理手法结合起来,既是历史小说,又是推理小说,具有极强的可读性,恐怕日本小说界无有出其右者。
写历史小说需要正确的史观与丰富的知识。陈舜臣也写历史通俗读物,如《中国通史》,但小说是小说,史实是史实,他一向严加区别,不像某些学者取悦于大众,故意把故事与史实搅在一起,蒙人卖钱。司马辽太郎的史观被称作“司马史观”,他死后此史观更被人宣扬。陈舜臣也自有史观,可惜在日本还没人归纳,可能这件事需要中国的研究者来做,而且更胜任也说不定。陈舜臣的《小说十八史略》开篇写道:“人,唯其人,一贯追究人,这是自古以来的中国人的史观。”这是他给中国人总结的史观,大概也就是他本人的基本史观。
作为同学、同行加挚友,司马辽太郎这样评价他:“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首先,了解、热爱日本,甚至对于其缺点或过失也是用堪称‘印度式慈悲’的眼光来看待。而且,他对中国的热爱有如养育草木的阳光一般温暖。再加上略微脱离了中国近现代的现场,在神户过日常生活,也成为他产生观察与思考的多重性的一个要素。对中国的爱与对神户的爱竟不乖离,合而为一,真叫人惊奇。”
陈舜臣很想写王玄策:“历史当然由胜利者来写,而且多是从正统的立场加以选择。例如王玄策三度出使印度,打仗也获胜,却可能因为他身份过低,《新唐书》和《旧唐书》都没有立传,而且著述也几乎都失传了。我也有拯救这种人的心情。”后来执弟子礼的小说家田中芳树不负厚望,创作《天竺热风录》为王玄策树碑立传,想来陈舜臣聊可释怀。
青春梦未了,陈舜臣自学波斯文,尝试翻译,当年躲在防空洞里也不释手,2004年终于出版了奥玛•开俨(Omar Khayyam)的《鲁拜集》。郭沫若曾汉译《鲁拜集》,说:“读者可在这些诗里面,看出我国的李太白的面目来。”
小说家陈舜臣也写旧体诗。日本人一般是喜爱杜甫,有一种读“私小说”似的情趣,不大接受李白那种夸张的表现,如“白发三千丈”,但陈舜臣自称是李白派。他吟有七律《古稀有感》,最后一句是“麒麟志在昆仑河”,曾撰文向日本人解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而麒麟之志更高远,是在那黄河发源地的昆仑山。我也要像孔子一样“绝笔于获麟”。陈寔的儿子们非常贤德,有“难兄难弟”之誉,更难得的是这种贤德遗传到陈舜臣,文为德表,范为士则。日本文学当中的中国历史小说一类由他确立,踵迹其后的有宫城谷昌光、酒见贤一、冢本青史等。田中芳树称颂陈舜臣是巨大的灯火,写道:“所谓中国题材小说,现在正成了路,这是那些高举灯火走过荒野的先人们的恩惠,而最明亮温馨的灯火健在,令人不禁从心里感谢。”
李长声
于日本高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