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八王”其实可以很和谐
说到结束三国战乱时代，一统南北，且缔造了繁华的太康之治的西晋王朝，后人的反应，恐怕首先都是一声叹息。这么一个强大、繁荣的王朝，居然在统一中国仅仅三十七年后，说完蛋就完蛋了。
当然，西晋不是随随便便就完蛋的。西晋的统一虽然只有短短三十七年，但在这仅有的三十七年时间里，其中十六年都一直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八王之乱。这场几乎卷入当时西晋所有拥有军队的诸侯王的战乱，使国家元气大伤，人口大量减少，内迁的匈奴、羯族、鲜卑等政权也纷纷起事，反对西晋的统治。结果就是短暂统一的西晋分崩离析、王朝灭亡，东晋王朝南迁江南地区，中国的经济重心也随之南移。原本经济发达的中国北方，则陷入了五胡十六国的战乱之中。《三国演义》中津津乐道的三国归一，就此成为泡影。说到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战乱，历史学界公认的看法，就是起于“八王之乱”。
所以，西晋灭亡的剧本也就很简单了。自己人打来打去，最后成全了外人，把国家都差点儿打没了。那么，为什么贵为西晋宗室的司马家贵族，会争相介入这场战乱之中呢？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在这场战乱的整个过程里，是否有避免其发生的可能呢？
八王之乱中的八王，并不是八个诸侯王，首先数量就不对，“八”只是个笼统的数字，卷入这场战乱的具体诸侯王，远比八要多得多。先说主要的八个王爷，包括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攸、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皓、东海王司马越，这是这场战乱中相继介入的主要的八个王爷，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梁王司马彤、淮南王司马允、范阳王司马彪、南阳王司马模、吴王司马宴、东安王司马繇、新野王司马鑫等人。这场爆发于公元291年，一直延续到公元306年的战乱，几乎把西晋帝国直接打入了深渊。可以说，是司马家的子孙们，通过这样一场自相残杀，亲手把他们家族辛苦创立的西晋帝国，送上了分裂和灭亡的不归路。
那么身为司马家的子孙们，他们为什么要发动和介入这样一场内战呢？为什么这些手握重兵的王爷们都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破坏者，去毁灭祖先留给他们的江山呢？
一
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后人的反思，多集中在晋武帝司马炎立储不当，导致诸王纷纷介入这场争斗，最终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暴乱。但实际原因却远比这个复杂得多，可以说，早在司马炎以及他的父亲司马昭开始夺取曹魏政权，建立西晋的时候，祸根就已经种下了。
司马家族对曹家的夺权行动始于公元249年，那时候司马懿父子为了把持大权，发动政变杀死了曹爽。之后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开始血腥屠杀忠诚于曹魏集团的各类政要们，到公元261年杀掉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嵇康为止，十三年里大批的精英阶层遭到屠杀。这段时期的中国北方，特别是上层官员们，其实是生活在恐怖的血雨腥风之中。作为老练的政治家，司马家族深知，仅仅依靠血腥屠杀是不可能继续他们的统治的。所以在大肆排斥异己的同时，司马家族也开始了对当时世家大族的拉拢，对于支持自己的世家大族更是极为优容，可谓要钱给钱，要官给官。在司马昭把持大权时期，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设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制度，用来封赏各类支持自己的世家大族。这些爵位的俸禄、赏赐，远远超过了曹魏集团当政时期。到了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期，司马家族夺权已经完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实力，对于世家大族更是极力笼络。
司马炎这个人，性格非常宽厚，对在司马夺权中立下大功的权臣们回报更多。如他身边的近臣谋士贾充，在司马炎登基的第一年，就被册封为车骑将军，加封鲁公，成为权倾朝野的重量级官员。而另一大将何曾，则被加封太尉，封郎陵公。这等于给所有的世家大族一个信号：只要支持我，就有很多好处。这些人，不但在地位上极尽荣宠，在法律上也被宽容以待。这些早期帮助司马炎夺权的重臣们，都是一些劣迹斑斑的人物。比如他最宠爱的谋士贾充，最大的爱好就是结党营私，而且善于制造党争。他和侍中任凯不和，各自拉帮结派明争暗斗，把西晋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对此司马炎也很纵容。另外一件很雷人的事是立进县令刘友、尚书山涛以及中山王司马牧等被揭发圈占稻田，这三个人里，山涛是司马炎的亲信，司马牧是司马家族的宗亲，可以说都是司马炎的自己人，只有刘友和司马炎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刘友遭到了严惩，司马牧和山涛则一点儿事都没有，如此偏袒，自然引得朝野一片哗然。可以这么说，从立国早期开始，西晋的腐败就非常厉害，全然没有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建国早期吏治清明的景象，这样一个政府，注定是短命的。
司马炎时代，国家在腐败问题上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各类世家大族竞相作恶。都说后来的魏晋南北朝是士族阶层垄断政权的门阀时代，其实门阀制度的迅速膨胀，就是从司马炎在位时期开始的。那些世家大族们，在司马炎之前，尚且能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司马炎之后，就愈发肆无忌惮。甚至司马炎本人也带头贪污腐败，东汉末皇帝卖官，司马炎也有样学样，把国家各种官职明码标价，引来种种非议。有一次司马炎问大臣刘毅，自己和东汉昏君汉灵帝相比有什么区别吗？刘毅回答说，汉灵帝卖官的时候，所得的钱财都进入了国家的国库，而皇上你卖官，所得的钱都进了你自己的腰包了。对这种说法，司马炎是认账的，刘毅这么说，等于指着鼻子骂他，他却乐呵呵听了，不过也不接受刘毅的进谏。
司马炎的个人生活，也是非常荒淫的，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老婆最多的皇帝之一。在他建立西晋政权的早期，他的后宫里就有数千嫔妃，灭掉东吴末帝孙皓后，他把孙皓皇宫里的嫔妃宫女也一股脑儿地打包全收了。到了西晋统一中国之后，司马炎的后宫已经有了上万嫔妃宫女。为了能够兼顾每个老婆的感情，并避免夫妻生活出现的暗箱操作，他发明了羊车选妃法，即每天晚上，他坐着羊车游走在皇宫里，羊车停在哪个老婆门口，他就在那个老婆那里过夜。以至于那些嫔妃们为了得到他的宠幸，尝试在门前路上撒盐，以吸引羊车停留（羊爱吃盐）。有了皇帝的带头作用，当时的世家大族们也都骄奢淫逸，甚至竞相攀比。荆州刺史石崇，曾经和皇亲王恺斗富，两人各出奇宝，成了当时西晋王朝的一桩奇闻，司马炎也介入，把皇宫里珍藏的珊瑚借给王恺，让王恺拿去压倒石崇，结果石崇一股脑儿拿出了十几盆珊瑚来，把王恺羞得无地自容。那时候的珊瑚不像现在这么普遍，属于价值连城的稀罕货，以这两位在斗富中的花费，就算是比尔·盖茨也要靠边站。
西晋王朝在统一早期就开始的骄奢淫逸之风，表面看来似乎只是生活问题，其实却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政治问题。如此奢侈，钱从哪里来？仅以西晋政府论，笼络世家大族、封赏权贵，样样都要花钱，这些钱只能从国家税收中来，税收不够就加征。当时战乱结束不久，整个国家最需要的不是斗富，而是休养生息，西晋王朝却反其道而行之。当然，要说西晋王朝在恢复国民经济方面啥都没做，那也确实冤枉。西晋王朝完成统一后采取的最主要的政策，就是大规模裁军，先后裁撤了三十多万军队，划分土地让他们耕种，这样一来，国家财政收入大大增加，著名的太康之治就是从此而来。但是比起后来国家奢靡腐化之风，这种繁荣只能算是表面繁荣。奢靡之风盛行，国家要承担巨大的开支，所以不断向老百姓加税，加税的结果就是自耕农纷纷破产，许多农民逃亡，统一没几年就出现了流民。那些为了逃避赋税而流亡的农民们，老实点儿的，大部分跑到了河西走廊及四川地区，在当地开荒种地，逃避官府的追捕，为了保护自己，他们还结成大营，组织武装。而不老实的流民们，就开始为匪为盗，四处作乱。不管是老实还是不老实，这种情况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家可以用来征收赋税的土地以及农户大大减少。为了弥补财政亏空，西晋政府只好不断地加征农业税，如此下来，自然是恶性循环。即使如此，对那些世家大族们来说，让他们维持奢侈的生活，只靠国家的赏赐还是远远不够的。比如那位曾经和王恺斗富的石崇，他发家的主要方式是打劫所管辖地区的商旅，甚至谋财害命。这样的例子在当时并不罕见。为了相互攀比斗富，借着西晋皇室赋予的特权，西晋的土地兼并在统一后没多久就越演越烈。世家大族们纷纷贪污腐败，挖国家的墙脚，在太康之治的繁荣外表下，强大的西晋帝国内里早已千疮百孔。这样一个国家，发生大规模动乱是必然的。
西晋之所以在建国早期采取这种统治方式，主要原因还是司马家族得国不正。为了得到支持，他们必须用优待世家大族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统治。这个时代，门阀政治已经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主流，在司马家族眼里，只要笼络住门阀家族，保证门阀家族和皇室之间的和谐，天就塌不下来。可是，如果他们之间不和谐呢？司马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对策很简单：保证有强大的军队不就可以了？
二
在统一初期，司马炎曾经大规模裁军，削减军费开支，但是对于军队问题，他丝毫不敢放松，而且曹魏灭亡的教训也让司马炎刻骨铭心。在司马炎眼里，曹魏政权终结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疏远自己的亲族，导致发生动乱后国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皇室的地位。自以为找到历史教训的司马炎，做出了矫枉过正的决定：大肆册封宗室为王，并且给予宗室掌握军队的权力。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把刚刚统一的中国又拆分得四分五裂，西晋的中央集权也被大大削弱。仅公元265年这一年，司马炎就册封了二十七个诸侯王，之后断断续续分封，这些诸侯王们以郡为国，大的诸侯王有兵马五千人，小的诸侯王有兵马三千人。诸侯王在自己的领地里有收取租税和掌握军队的权力。从表面看，司马炎此举防范了诸侯作乱的可能，他册封的诸侯王，军队人数最多的也就五千人，单独的一个诸侯王，实力根本无法同中央政府抗衡。但是这时候诸侯王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虽然不掌管领地的民事，却拥有自选国中官属的权力。在中国日益走向封建大一统的趋势下，这样的分封显然是历史的倒退，注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在当时的西晋政权里，仅仅册封诸侯王是不会产生太大风浪的，就算诸侯王们有反叛之心，他们的兵马也无法和朝廷抗衡。司马炎企图通过分散诸侯王力量的方式，既达到让诸侯拱卫中央的目的，又让诸侯们不至于成为中央的威胁。他册封的诸侯国多，力量特别分散，但仔细看下就能发现其中的问题了。虽然单个诸侯王掌握的军队少，但总数却已经占了西晋军队数量的一半，也就是说，国家军队中的近一半已经被司马炎给拆散了。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就是一旦国家真的发生变乱，这些分散在各个诸侯国里的军队很难在关键时刻迅速集结起来，更不要说拱卫皇室了。事实上，在导致西晋灭亡的五胡十六国大乱中，这样的情景不止出现了一次。
司马炎在册封诸多诸侯王的同时，虽然注意到防止诸侯势力尾大不掉，但是他又不断给这些诸侯王更多的政治特权。比如他任用诸侯王出任掌握国家军政大权的各类官职，几个比较大的诸侯王里，赵王司马伦担任过关中都督，汝阴王司马俊担任过豫州都督。这对那些本身就位高权重的诸侯王来说可谓如虎添翼，他们既做享受特权的王爷，又做执掌国家军政大权的朝廷命官，集巨大的权力和崇高的地位于一身，西晋时代的中央集权很大程度上都被他们分掉了。
在司马炎的分封政策里，各个诸侯王有权力挑选自己王国的官属，那些获得都督要职的诸侯王们甚至有权力组建只对自己负责的幕僚。无论是幕僚还是属官，他们大多数都来自一个阶层——寒门。在当时西晋九品中正制以及优礼世家大族的政策下，一个人如果没有良好的出身，是很难在政府里一展宏图的。那些胸怀大志的草根们只好再次寻找晋升之路，而为诸侯王们做幕僚和属官，就成了另一条新出路。长期以来，这些寒门子弟都受世家大族的压制，自然对世家大族深恶痛绝，所以他们一旦得到诸侯王的信任，成为其身边的重要人物，就会利用一切机会对世家大族进行反攻倒算，而反攻的最好手段就是趁着天下大乱的时候，最大限度地削弱他们。如此一来，在唯恐天下不乱的问题上，这些诸侯王身边的寒门随从幕僚们比诸侯王本人还积极，在之后西晋的历次变乱中都有他们推波助澜。在这样的局面下，西晋的变乱也就越发不可避免。
西晋王朝的政权，在晋武帝在位的时候是非常稳固的，这还是因为晋武帝苦心营造的这个制度体系，短期之内确实能够实现一种高层权力的平衡。在国家权力分配和利益分配上，这个体系几乎兼顾了所有上层统治阶级的利益，司马炎用高官厚禄抬高世家大族的地位，再用册封诸侯的方式将国家政权牢牢地把持住。但是，这个体系的平衡需要一个重要的条件：国家的皇帝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否则是压不住权力的天平的。
对司马炎来说，做到这点显然是很容易的。他本身就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物，擅长玩弄权术，曹魏政权都被他玩死了，现在维持这个权力体系的平衡当然不在话下。但并不是每个皇帝都有他这样的能力，比如被他立为太子的儿子司马衷。
三
在中国历史的各种资料中，司马炎去世后，登基的晋惠帝司马衷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称呼——白痴皇帝。比起中国历代皇帝来，这位司马衷算是一个另类，虽然在中国历史上的昏君一直不少，但是这些昏君大多都是性格或者行为上的错误，轮到司马衷，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天生智商就有问题。
司马衷是晋武帝司马炎的二儿子，因大儿子司马轨不幸夭折，司马衷成为事实上的长子，也正是因为这个身份，在立长立嫡的西晋王朝，他轻松地成了司马炎的接班人。司马衷小时候，医术不发达，没法为他检测智商，随着年龄的增长，司马衷的白痴本性渐渐暴露，也开始为朝臣们所知道。但是又有谁敢跟司马炎说呢？毕竟这是皇帝的长子，未来的接班人，如果说他是白痴，这不是找死吗？不过也有胆大的，比如一直得到司马炎信任的大臣卫瓘，在一次宫廷饮宴里，他假装喝得醉醺醺的，故意摸着龙椅说，这个座位太可惜了。意思就是提醒司马炎，要留意自己儿子的智商。这个时候，司马炎也陆陆续续听到了一些关于自己儿子的说法，为了验证，他故意让宫廷里的老师出了一张考卷，让儿子作答，以司马衷的智商，字都不认识，又怎么答呢？还好司马衷的老婆——太子妃贾氏有主意，她安排身边一个粗通文墨的太监捉刀代笔，交了一个粗浅的答卷。这个答卷当然不能让司马炎满意，但是他也很欣慰，这说明自己的儿子智商是正常的，只不过是能力有限而已。这时的西晋，表面看已经达到政权的顶峰。对外方面，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相继被打服投降，许多部落还迁入了中原，可以说这时期是中国边境威胁最小的时期。对内方面，西晋经济仍然保持着高度的繁荣，虽然这种繁荣是表面上的。如此大好局面，让司马炎很放心，他认为，只要儿子智商正常，外加良臣辅佐，一定可以守住司马家的江山。有了这样的念头，司马炎打消了废太子的想法，但他不知道这时的西晋实际上危机四伏。阶级矛盾日益加剧，诸侯势力尾大不掉，大量少数民族政权内迁，势力迅速扩张。此时西晋经济的虚假繁荣，促进了内外矛盾的加剧。世家大族们骄奢淫逸，大兴土木，征用各族民夫做苦力。诸侯王手握重兵，许多诸侯还兼任都督等职务，一旦皇权衰落，野心家们必定趁机而起。公元290年司马炎过世，在临终前，为了帮助儿子司马衷执政，司马炎特意安排了司马衷的外祖父杨骏以及太子的叔父汝南王司马亮一起辅政。这个安排也是煞费苦心了，杨骏是司马炎皇后的父亲，当然是可以信任的，司马亮属于司马家的宗亲，也是可以托付的。外公和叔叔齐上阵，这样太子总可以做个好皇帝了吧，但是他不会想到，自己的儿子是个白痴，就算把司马家的老祖宗司马懿再请回来，也扶不起这个“阿斗”。
西晋政权的变乱，从司马炎过世之后就开始了。先是杨太后以及杨骏希望独揽大权，私自篡改了司马炎的遗诏，把汝南王司马亮排斥在辅政大臣之外，这就使西晋权力的天平第一次发生了失衡。这还不算完，帮助司马衷通过司马炎考核的贾皇后也参与到权势的争夺中。贾皇后本名贾南风，是西晋权臣贾充的女儿，有其父必有其女，贾皇后在心计手段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篡改司马炎遗书的时候，贾南风同样担心司马亮的到来会削弱她的权力，因此和杨骏站在了一个战壕里。但是在杨骏以唯一辅政大臣的身份把持朝政后，贾南风却和他翻脸了。因为杨骏也是个权力欲很强的人，国家大权就这么多，自然要开始新一轮的争斗。这次贾南风碰上了对头，杨骏以及他背后的杨家是西晋的世家大族，树大根深，又有太后杨氏的支持，贾南风貌似没戏的。但贾南风很会请外援，她主动联络楚王司马玮，假说司马衷让他入京除奸，结果司马玮带兵打进京城，于公元291年将杨氏全家杀害，国家大权从此开始姓贾了。虽然如此，这时的贾南风势单力薄，还不敢出头独揽大权，为了能够成功把持朝政，她又请出了汝南王司马亮以及大臣卫瓘来主持大局。这个决定对当时的西晋朝局来说是正确的，这两个人是西晋当时难得的贤明人物，既有行政经验，又是一心为民，有他们两个辅佐，西晋政局至少还能保持平稳。贾南风的本意只是躲在幕后操纵，但她很快发现，司马亮与卫瓘共同的特点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而且这时的西晋，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问题都很严重。世家大族奢侈浪费，国家开支增加，农民起义不断。卫瓘主张清查土地，减免赋税，司马亮则主张削减国家的赏赐，这些政策都是为了稳定政权，但贾南风不这么觉得，一是这两人根本不听自己招呼，二是两人的政策首先就伤害了自己的家族利益。这时候，她又想起了被自己利用过的司马玮。这个司马玮也是个傻大头，上次被利用了一把，这次又当出头鸟，主动告发司马亮以及卫瓘谋反，导致二人被害，杀两个人的事情也是司马玮带兵干的。这件事做完后，司马玮满以为自己能成为贾南风的功臣，没想到贾南风脸一变，反而说司马玮未经许可杀害了卫瓘以及司马亮两个栋梁，要将司马玮就地正法，司马玮这才知道上了当。临死前，他还痛哭流涕，祥林嫂一样地给人出示贾南风给他的诏书，反反复复说自己是奉命行事，是冤枉的。可是没有人能救他，司马玮也就成了贾南风专权道路上的第一个冤大头。
司马玮死后，贾南风彻底把持了大权，吸取上次司马亮和卫瓘不听话的教训，贾南风这次依靠的是她的兄长贾谟以及侄儿贾谧两人。这两个人都是奸诈小人，一心只知道给自己家族谋利益。与此同时，为了稳固政权，贾南风也提拔了一些人才，比如当时著名的能臣张华等人。这时的西晋朝局虽然日薄西山，大体却还能运转下去。皇室、诸侯以及世家大族之间，再一次实现了和谐。
贾南风之所以能在这几场政治斗争中成功夺权，也依赖她自己的政治手腕。这是一个很有心计的女人，虽然长得又黑又丑，但是很会表演。早年做太子妃的时候，她就很会讨好司马炎夫妇，司马炎和杨太后一直庆幸自己儿子找到了一个贤惠媳妇。后来引司马玮进京的时候，她主动写了一封悲伤的信，说杨太后一家怎么欺负自己和皇帝，激得头脑简单的司马玮立刻上当，白白地给贾南风当枪使。私生活方面，许多史料都说她很荒淫，经常让手下人在民间网罗美貌男子供她淫乐，事后又杀人灭口。这些说法的真实性虽然尚待考证，但此人六亲不认，心计狠毒，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女人把本来就危机四伏的西晋王朝彻底送上了灭亡的不归路。在晋惠帝的统治下，治国安邦自然无从谈起。比较有名的一个笑话是，有一次大臣奏报，说某地发生了灾荒，要求赈灾。晋惠帝不解，问什么是灾荒，大臣回答说就是老百姓没有粮食吃。晋惠帝听了大笑说：“真笨，没有粮食，不会让老百姓吃肉吗？”一句话，直接把满朝文武都雷倒了。这样的人自然难以把持政权，但他却生了个聪明儿子——司马遹。这个司马遹是司马衷和宫女谢玖所生，大概是受到母亲这边的影响，司马遹博闻强识，小时候曾被评价有司马懿的遗风。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司马遹却越来越没有皇家风范。成年之后，身为太子的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在皇宫里做买卖游戏，经常变装成小贩在皇宫里摆摊切肉卖酒，他还练出了一个绝活：不用秤，只要用手掂量一下，就能知道肉是什么分量。这样的人放到今天，竞争个全国劳模肯定没有问题，但做太子就不好了。此人不但不务正业，还性格残暴。有一次，贾南风的侄子贾谧冲撞了他，竟然被他拿着刀剑追砍，差点儿就送了命。
贾谧是贾南风的亲信，怎么能吃这个亏，而且这个不务正业的太子也一直是贾南风的眼中钉，她怎么能允许国家的储君是一个和自己作对且非自己所生的儿子呢？于是贾南风调动禁军，于公元300年趁着司马遹正在卖肉，将他囚禁，不久之后将其杀害。这个人的死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贾南风早就一手遮天，但此时竟然到了私自杀害国家储君的地步，实在是嚣张到了极点。西晋的官员们，大多数都是士族出身，对这种有违伦理纲常的事情自然不能容忍，可不能容忍也没办法。这时的贾南风已经掌握了国家大权，尤其是京城的兵权，操纵在她的哥哥贾谟的手里，大臣们是无法抗衡的。这时期的赵王司马伦，手握重兵，做过西晋的都督，是宗室中的一个厉害人物，他身边有一个出身寒门的幕僚孙秀，在孙秀的撺掇下，司马伦最终起兵，带着军队打进了京城。本来贾南风不慌张，她自己掌握着禁军，司马伦也就五千人，能拿她怎样呢！可她没想到，她杀害太子的行为已经引起公愤，外加司马伦起兵前，孙秀就潜伏在京城，帮助司马伦把里里外外的关系都打点好了，这样一来，贾南风就彻底歇菜了。公元300年四月，司马伦进京，成功除掉了贾南风一伙，把持了国家大权。这个口子一开，对西晋整个政局的影响可谓天翻地覆，早年不管贾南风如何胡闹，还能控制住诸侯，比如楚王司马玮，即使做了替罪羊，也无法反抗贾南风。这时的局面却不同了，赵王司马伦以诸侯的身份进京，那么其他诸侯王心中肯定也有了想法：都是诸侯，凭什么只有你能这么做皇帝？
这个司马伦是个志大才疏的人物，杀掉贾南风以后，他在次年四月逼迫晋惠帝让位，自己做上了皇帝，如此一来更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属于赤裸裸地篡位了。而且司马伦也没有治国的才干，国家的主要大权都托付给了那个撺掇他进京的谋士孙秀。孙秀本是奸恶之人，当权后，对京城百官大肆打击，特别是抄没许多官员的家产，引起了众怒。不甘心权力旁落的世家大族们纷纷活动，向要好的王爷们求助。对那些在地方上观望的王爷们来说，皇帝这个位置谁不眼红？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成就大业。结果司马伦登基仅两个月，镇守许昌的齐王司马冏就造反了，这次造反，他还拉来了成都王与河间王助阵，结成了反对司马伦的统一战线。因为司马伦一伙不得人心，这场战争打了两个月就结束了。司马伦兵败被杀，被废黜的晋惠帝得以复位。这时候，对诸侯王的利好消息是，晋惠帝已经没有儿子了，按照西晋的皇位传承制度，晋惠帝的继承人应该从他的亲弟弟中选一个，理论上说，司马冏和他的两个搭档都有机会。皇位面前，兄弟感情以及统一战线很不值钱，司马冏转过脸来就和他的两个搭档兵戎相见，双方在洛阳开打了，但结果却是司马冏在自己两个兄弟的夹击下兵败自杀。此时，西晋的政权越来越乱，长沙王司马义也掺和了进来，趁着几个王爷打得激烈的时候，他带兵进京，一下子掌控了局势，成了坐收渔翁之利的大将军。但便宜哪有这么好占的，公元303年，司马义与另一个进京抢权的诸侯王司马颖在洛阳发生了会战。双方一共动用了五十多万兵力，这也是八王之乱开始后，西晋爆发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战斗，结果司马义以少胜多，击败了司马颖。司马颖败退之后不服气，竟然丧心病狂地挖开了洛阳大坝，富庶的中原地区，尽成一片泽国。西晋天下一统后的和平局面，在这场动荡中已经荡然无存。
正当几个王爷打得筋疲力尽的时候，一直在山东观望的东海王司马越也介入了。公元303年七月，司马越借口得到晋惠帝密诏，带兵入京讨贼。司马越一直是东海的都督，整个山东地区的军队都归他掌控，实力在诸侯王中最强。他看到自己夺权的机会来了，遂参与了进来，但这次他出师不利，在汤阴被司马颖击败，伤亡惨重，恼火的司马越随即做出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向北方的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借兵，帮助自己打仗。这个决定等于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从此开始，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中原内战，并最终反客为主，占领了北方汉地。
这时候司马越是不管不顾的，他只想夺权，公元303年八月，司马越的盟友，幽州刺史王俊带着鲜卑兵打进了邺城，司马颖吓得挟持晋惠帝逃到洛阳。是年六月，司马越取得了最后胜利，迎回了晋惠帝，随后把他毒死，立了皇太弟司马炽为帝，这就是西晋历史上的晋怀帝。
四
参加八王之乱的这些王爷们，最后或许做梦都想不到，他们忙活一场，最后只是替别人做了嫁衣裳。
在持续十六年的八王之乱里，战争波及整个北方地区，北方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大城市被毁。在当时中原的各个城市里，到处都是尸体，仅公元303年的河南省，平民死亡就有十多万人。参战的士兵们也大肆抢掠。比如王俊攻克邺城之后，一次性就抢走了两万多妇女，大肆奸淫后嫌带着累赘，竟然把她们都扔进易水中淹死，滔滔易水之上，漂的全是浮尸。另一个大将张方，在征战中缺少粮食，竟然吃人肉，可谓残暴到极点。在八王之乱的晚期，北方爆发了大规模的蝗虫灾害，导致大片土地受灾。种种矛盾在漫长的战乱中终于爆发了，中原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内迁中原的各少数民族部落也趁机起事，尤其是受到过西晋册封的匈奴人和作为奴隶迁入中原的羯族人。西晋的政权，此时到了灭亡的边缘。公元304年，匈奴大单于刘渊在山西起兵，自称国号“汉”，随后大举攻略汉地。原本强大的西晋军队早就在漫长的内耗中被消耗殆尽，根本没有能力抗击。公元311年，匈奴汉政权攻克了西晋的首都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公元316年，又攻克长安，将晋怀帝被俘虏后即位的晋愍帝也抓走了。这一下子就是连锁反应，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起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胡乱华”。追根究底，这些都是西晋时代的阶级矛盾所导致的。
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的这一时期，是中国北方一段痛苦的灾难期。北方人口大量死亡，原本骄奢淫逸的世家大族纷纷逃命，他们逃命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向西进入河西走廊地区，在当地西凉政权的庇护下安居，河西走廊的经济因此发展起来；另一条就是跟随东晋皇室南迁，定都建康。东晋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五胡十六国时代南北对峙的开始，也是中国经济逐渐南移的开始。这对整个中国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只是，对当时的南北百姓来说，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而且是由西晋政权自食其果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