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

惟人万物之灵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如果我们从整体上来把握的话，人文精神可以说是最主要和最鲜明的一个特征。什么是人文精神呢？我想它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根本。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的典籍里就有“人为万物之最灵最贵者”这样一种思想。所谓“最灵”，就是最有灵性的，“最贵”就是最重要的，万物中间哪一个东西最重要呢？就是人。在《尚书》中，就有这样的说法：“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天地是万物之母，而人则是万物之灵。

先秦的儒家思想家荀子曾经把天地万物分成四类，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

“水火有气而无生”，就是说水火有气但是没有生命，这是第一类。“草木有生而无知”，就是说草木虽有生命，但它没有知识、没有智慧，这是第二类。第三类是禽兽，所谓“禽兽有知而无义”，就是说禽兽有认知方面的功能，但是它没有义。这里的“无义”实际上指的是没有礼义，因为在中国古代，讲禽兽和人的区别，主要指禽兽没有礼义廉耻所确立的伦常关系。如果说一个人违背了伦常，那就意味着他是禽兽，甚至禽兽不如。第四类就是人了，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人是什么都具备了，既有气又有生，既有知又有义，所以是万物中最贵重的。荀子用比较的方法，从现象上说明了为什么天地万物中间人是最贵的。

不仅如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还被认为是直接参与到天地的变化中去了。如果没有人参与的话，这个天地的万物也是无序的，所以天地跟人并列为三，称为天地人三才。

天地人各有什么样的功能呢？荀子曾经这样来讲：“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有其时”，就是说天有四时的运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物在春天生长，在夏天成长，在秋天成熟，到了冬天就闭藏起来了。那么地呢？地能提供各种各样的东西，使生命能够延续，所以“地有其财”。人呢？人参与到天地中间去治理万物，使得万物有一个秩序，所以说“人有其治”。

人为什么能治理万物呢？荀子认为关键就是人有礼义廉耻这样一种伦常关系。这种关系确定了人有各自不同的地位和分工，因此就能形成一个有效的群体，可以发挥集体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水火草木禽兽所没有的，荀子称之为“明分使群”。虽然人的力气没有牛那么大，跑步的速度也没有马那么快，但是他却可以支配牛和马，让牛和马来为人服务，就是因为人能“群”，而牛马不能“群”。

在天地万物中间，人居于一个核心的地位，天能生地能养，但是它们不能治。而人呢？由于“明分使群”，是一个群体，而且在这个群体中间，有圣人制定的礼来明确不同的分工和身份职位，就能够发挥集体的力量，因此人就能够支配万物、治理万物。这也说明，在天地人这三者中间，人是最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的。

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人的这种伦理关系起源于什么呢？荀子特别探讨了这个问题，他的说法在今天来看也是非常合理的。荀子说道：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

人生下来都会有欲望，有欲望就要去追求，如果追求不到，就会发生争斗，一旦发生争斗这个社会就混乱了。所以，君主们、先王们为了避免社会的混乱，就不得不制定礼仪，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然后根据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对社会的需要来分配一定的物质，这样就使欲和物之间的需求和供给达到一种平衡。

可以看出，在荀子的眼里，礼的主要内容就是“明分”。我们不能完全否认荀子所讲的礼充满了宗法的、等级制度的内容，这是我们要批判、要抛弃的。但是，我们也无法否认，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定的伦序，就是伦常和秩序，否则是无法安定和谐的。

荀子所说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群居合一的社会。既要群居又要使其能够合一，就必须要明分，必须要有差异。荀子的理想跟我们常常讲的儒家的大同理想是不一样的。大同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没有任何分别的、各取所需的社会。可以说，荀子的理想是一个小康的理想。在这个理想社会中，必须要有分别、有等级，因为自然是不能够满足所有人的欲望的。如果对人的欲望没有限制的话，就会发生争斗，所以，就要制定礼仪来规定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能够享受的物质资源。荀子说：“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即是按每个人所做的事情和他对社会作出的贡献来确定他最终的报酬。这也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总之，荀子非常注重社会的等级分别，因为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前提。“明分”才能“使群”，还要看到每个人对这个社会的贡献是不一样的，只有承认这个差别，才可以做到社会的公平。

荀子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看法，这话并不是他说的，他是引用《书经》里面的一句话，叫做“维齐非齐”。就是说要达到社会的平等，就必须“非齐”，一味追求“齐”，结果可能反而是“不齐”。现在来讲，这是一个对平等观念的理解问题。怎样才能达到平等呢？其实一定的不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因为人们在智能、体能上都是有差异的，对这个社会的贡献也是有差异的。同样，人们的需求也是有差异的。如果都按照同一个标准来对待的话，那当然就不公平了。所以我一直觉得，荀子提出的“维齐非齐”这个观点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

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

礼对人欲必然是一种约束，必须靠制度和习俗来维护，如果人人都没有尊重伦理礼仪的自觉，那么群体肯定是不稳定的。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把人的道德情操的自我提升和超越放在了首位，注重人的伦理精神的养成，这一点正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精华之所在。对照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文一词的解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人文这个词，从现在能够查到的资料来看，最初出现在《周易》里。《周易》有一个卦叫做贲卦，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后来，很多的思想家和学者都对这句话作了解释。比如说三国时魏国的王弼就解释说：“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文也。”就是说如果能不用武力而用文明来使得天下万物各得其所，这就叫做人文。

到了唐代，有个大学者叫孔颖达，他又对这句话作了解释，他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就是说，圣人观察了“人文”，就以诗书礼乐来教育天下的众生，使得社会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

显然，人文就是不以武力，而以一种文明的办法，以诗书礼乐来教化人民，由此建立起一个人伦有序的理想的文明社会，这就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高扬君权，重视师教而淡化神权。中国古代最崇敬的是什么呢？天地君亲师。因为天地是万物的生命之源，“亲”是某一类生命的来源，它代表的是某一类的祖先。比如说人类，人类有人类的祖先。而“君”和“师”是教化的根源，这些都是值得尊重的。这里没有神，有人因为受了西方宗教观念的影响，将“天”和“地”解释为神，这是错误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里，“天”和“地”并不是神。天地是生养万物的根本，但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不是神的作用，在中国文化中，那种至高无上的、全知全能的神是没有的。在中国的历史上，神权从来没有超过王权。

第二个特点是：高扬明道正谊，强调人的道德的自我提升和完善。既然人在天地万物中是最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的，那么人自身的提升就是最根本的。所以，在中国文化中，明道、正谊、节制物欲、完善自我的人格这样一些观念，可以说是深入人心。

概括地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实际上包含了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这样一种现代的理性精神。实际上，西方人文主义的两次发展都跟中国的传统人文精神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从某种角度来讲，现在西方的人文主义，或者人本主义正是吸收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而发展起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众所周知，西方的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是近代开始提出来的，是对西方中世纪以神为本的文化的一种反抗。什么是以神为本？就是神权超过世俗的王权，一切都要以神的意志为根本，凡是不符合神的、上帝的思想的文化，都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裁判，甚至于被扼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西方的中世纪也可以称为神文主义或者神本主义。当西方向近代社会迈进的时候，这种神文主义就很不适用了，必须要在思想文化上进行一次革命，最初是宗教内部的革命，然后是整个社会的启蒙运动。

在启蒙运动时期，西方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吸取营养。一个是西方的传统文化——古代的希腊、罗马文化；另外一个就是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当传教士把中国的文化带回欧洲后，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就感觉到这是一个以道德为本的，以人的自我提升为主的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的传统宗教文化——以神为本的文化完全不一样，是以人为本的。因此，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接受并吸收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养料，最终发展成近代西方的人本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发现西方近代以来所走的以发展物质文明为主的道路，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因此，有一批思想家提出，要发展一种新的人文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需要就更加迫切了。不管是一战还是二战以后，西方的思想家在谈到新人文主义的时候，都提到应该到东方的古老文明中去寻找。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人文精神具有“下防拜物教”的特点，正是这一点吸引了他们。20世纪以来，西方寻找新人文主义的目的正是要防止拜物教的无限扩张。这跟它在17世纪、18世纪时，要冲破神是无所不能的情况正好是相呼应的。

西方两次提倡新人文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都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联。他们都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这样一种人文精神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