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峨眉山人：破城记
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李科员，哦，现在该叫他峨眉山人了，端起小酒杯，呷了一口冷酒，用指头夹起一颗盐黄豆放进嘴里，抹一下胡子，第一个摆起他的龙门阵来。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公务人员。——当然，这并不是说，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公务人员了。哎，我凭什么能做一个大公务人员呢？
大公务人员首先要那些去美国吃过牛奶面包的人才当得上。听说美国的牛奶面包就是好，只要吃得多了，人就会变得聪明起来。我们县里王大老爷家的王大少爷就是这样，他去美国很吃了几年牛奶面包。他对于牛奶面包当然就有深刻的研究，听说他因此写了一篇洋洋洒洒、凡两三万言的科学论文，题目是《牛奶放糖一定甜的机理初探》，他还因此得了一个硕士。他回国后，穿上假洋鬼子的衣服，手里提一根打狗棍——不，他们有一个文明词儿，叫什么“死踢客”，捧着大名片，名片上一面用中文印着美国什么大学的硕士头衔，一面印着一大片洋码子。他到这个衙门闯闯，到那个公馆走走，不费力气就捞到一个高级参议的差事，听说顶得上一个县太爷的身价呢。这当然是大公务人员了。我凭什么呢？
再说，革过人家的命的人也可以当大公务人员。那几年喊革命喊得最凶的时候，我就看见有一些少年子弟，穿上一套哔叽中山装，跟着人家拿一面青天白日的小旗子，在街上喊“打倒”这个，那个“万岁”，或者提着石灰浆桶，在满墙涂些青天白日，写些什么“以党治国”的标语，不久他们就被送到庐山去上什么训练班去了，我们那里俗话叫作“进染缸”去了。几个月以后，不知道他们在那个染缸里染成了什么颜色，捧着一张题有“蒋中正赠”四个字的照片和一张金光闪闪的毕业证书回来，用玻璃框子装好，供在堂屋里。然后找一个空院子，在门口挂上县党部的招牌，拿一盒名片天天出去拜客吃茶，开口“本党”如何，闭口“领袖”怎样，于是他们就成为本县的大公务人员了。我年过六十，却从来没有革过人家的命，也没有进过染缸，凭什么能当大公务人员呢？
当然，也还有没去美国吃过牛奶面包，也没机会去庐山进染缸的人，有朝一日，忽然阔了起来，当上大公务人员。我们县里有个有名的张公爷就是这样。那是因为凑巧他的爸爸妈妈给他生了一个好看的妹子，他把这个妹子打扮起来，送到交际场合里去招蜂引蝶，凑巧给某一个大官儿看中了，他也就爬在妹子的裙带上去加官晋爵，享受大公务人员的“光荣”了。呸！我是宁肯坐一辈子冷板凳，也不愿去领受这份“光荣”的。
那么，我凭什么能够当上大公务人员呢？
是的，我凭什么呢？就是我现在这个科员，还是凭自己搞“等因奉此”之类的公文很熟练，才保住的。我早就知道他们在背地骂我不长进，说我倚老卖老，既不信仰主义，又不崇拜国父，其实他们信仰的什么主义呢？说穿了不过是升官发财主义！孙中山倒是他们崇拜的；但不是埋在地下的那一个，却是印在百元大钞上的那一个……
唉，唉，你看我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说到哪里去了？这些话要是给我们的苟科长听去了，把饭碗敲破了，倒是小事，要是给县党部那个梳偏搭搭儿的书记长听去了，给我戴顶红帽子，把我这吃饭的家伙取脱了，才不是好耍的。那个人么，嗯——我看他坐食俸禄，一年不卖几顶红帽子，是混不下去的。算了，不说也罢，还是言归正传吧。
嗯？我说到哪里了？……哦，是了，我说到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公务人员，在……不说也罢，反正是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县衙门里做一名科员。所谓科员，就是那种以“啃办公桌”为职业的人。无论天晴落雨，我们都要按时去“啃”八个钟头。说有多少公事可办吧。不见得，大半的时间都在喝茶，看陈年的上海黄色小报。那上面有趣的事就多得很。什么地方女变为男呀；哪个穷光蛋独得五十万元航空救国奖券，欢喜疯了呀；哪个官儿的姨太太爱上马弁，双双投江殉情呀……的新闻，不，应该说是“旧闻”了。大家看了兴致很高，难免就要议论起来，有的甚至企图从生理学的观点去设想女变为男是一种什么景象。大家读报纸读得厌了，就谈昨晚上的牌局，哪个人的牌运亨通，一连做了两个清三番外加海底捞月；哪两个人搭伙抬哪个二毛子的轿子……牌局也谈厌了，于是就悄悄议论起我们县太爷的隐私来。日子就是这样春去夏来，秋去冬来，打发过去了。反正能高升的都高升走了，我们这些不能高升的就只好守着那几张破办公桌，吃点既不饱也饿不死的现成饭罢了。
但是要说成天无事，也未免冤枉了我们，我们每天还是要办那么一件两件不痛不痒的公事。当然，重要的公事是不会有的，那些重要公事早已在老爷绅士们的鸦片烟铺上，麻将桌上，姨太太的枕头边，再不然就在他们的枪杆子尖尖上解决了，何劳我们趴在桌子上“等因奉此”、“等情据此”、“等由准此”地胡诌一通呢？我们之所以一定有几件公事办，其实不过表示在这个衙门里，县长之下果然还有秘书和科长存在，在秘书和科长之下果然还有我们这样的科员存在，在科员之下果然还有办事员、录事和打杂的、跑腿的人存在，每个月上级发来的经费，并没有完全落进县太爷的腰包里去，如是而已。
科长们为了表示他们的存在，有兴趣的时候也到办公室里来签个“到”，划两个“行”，县太爷却很少光临办公室。听说他够忙的，今天要到某大乡绅家里去拜访，明天又要到某退职大员的公馆里去候教，还要坐堂问案，打老百姓的板子，还要和送“包袱”（贿赂）的引线人讲价钱，他还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瞒着自己的黄花老婆，去他私筑的“金屋”里去会自己的“藏娇”。他哪里有工夫来看我们这些坐冷板凳的人呢？
假如他真的到办公室里来了，那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了。
比如上面来了视察委员呀，或者明天是什么纪念日，来找科员替他拟一篇讲演稿呀。再不然就是后衙发生了事故。母老虎发了雌威，把我们县太爷打得落荒而走，到办公室里避难来了。这几乎是万无一失，我们只要听到后衙有女人在大发雷霆，我们就得赶快就座，煞有介事地摇起笔杆来，果然不多一会儿，就看到县太爷神色仓皇地踏进办公室里来，坐上尘封的县长席，办起公来了。
且说有一天早晨，我们正在办公室里闲着，七嘴八舌地议论县太爷的太太到底是一个什么货色。有的说她一定是一个唱小旦的戏子，因为她能一板一眼地唱《苏三起解》，不致走腔落调；有的估计她是一个摩登女学生，因为有时候看她下的条子比县太爷的文理还通顺些；有的却坚持说她是一个从良的窑姐儿，哎呀呀，你看她那股子妖劲吧。总之，我们正在议论不休，忽然看到县太爷到办公室里来了。他吃力地转动着他那粗短的腿，用双手捧着大肚皮，由于不胜这一堆肥肉的负担，几乎是滚进门槛来的。跟在后面进来的是瘦长的然而营养良好的秘书师爷，还有服侍县太爷的勤务兵那个机灵鬼小卫也跟了进来。我们马上各就各位，拿起笔杆，摇头晃脑地办起公来。
县太爷的神色看来十分紧张。他在办公室里扫了一眼，对我们照老规矩不满意地皱了一下眉头，他发现两个科长一个也不在，生气地叫小卫去叫他们回来，然后他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我们总觉得像一个乒乓球放在一个大皮球上在我们的办公桌中间滚来滚去。从乒乓球上发出了声音：
“刚才接到东安镇打来的电话，说中央新生活视察团派一位视察委员来我县视察新生活，已经从东安镇出发，中午前后就要到达县城。”他挺了一挺他的胸膛，以便和他那过于突出的肚皮取得平衡，继续说：“我们一定要表现我们的新生活，拿出革命的精神来办公，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他背诵起新生活运动的教条来了。忽然他抬头望见办公室两头墙上挂的“总理遗像”和“蒋委员长肖像”，皱起眉头看。这两张照片冷清清地挂在这墙上不知道有多少年月了，纸色已经发黄，积尘很厚。许多蜘蛛已经满意于在那里长期安家，繁衍子孙，结满了厚厚蛛网，在蛛网上曾经有许多无辜的苍蝇闯上去，被蜘蛛当点心吃了，剩下的皮壳和残翅，还挂在上面飘动。县太爷望见这两张倒霉的照片，神情有几分紧张，于是发布了动员令：“大家赶快振作起来，把办公室打扫干净，收拾整齐，特别要把墙上的两张相片擦干净。”忽然又发现污损的墙壁上空荡荡的，他转身问师爷：“我们挂在这墙上的那些表格呢？”师爷很谦恭地低下头，惶恐地回答：“今年没有造过表格，是去年党政考核团来的时候，赶造过几张。”县太爷听了感觉有些失望。师爷用手拍一拍他的脑门，智慧就从那儿生出来了，他说：“县长要的话，还来得及赶造。”县太爷说：“视察委员等一会儿就要到了，哪里还来得及？”师爷神秘地一下眼睛，说：“自有办法。”
我们衙门的这位秘书师爷，虽然长得像个无常二爷，瘦得像根光棍，小头锐面，其貌不扬，可是绝不能小看他，他是在什么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的，据说在那个大学里是专门学习治人的法术的。他又是县太爷的小同乡，还有沾亲带故的关系。这个人的确学了一肚子烂条，县太爷干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没有一条不是他出的点子，他总是在县太爷面前夸口“自有办法”，谁要听到他说这几个字，就知道有人该遭殃了。老百姓有两句歌谣唱他说：“师爷一声‘有办法’，黎民百姓泪如麻。”
今天他又说“自有办法”，我们都留心着看他又要使出什么法术来，果然他不慌不忙地叫一个录事把去年的旧表格拿出来。
哦，原来他又要我们的“补疤圣手”显本事。我们衙门的这一个补疤圣手本事很大，公文上写错了字，只要他动手术一挖一补，就和原来一模一样。有一回县太爷还发挥这个补疤圣手的绝技，捞了不小一笔进项。原来是上级来公文，给我们县摊了不知道是什么捐还有什么税三万元，县太爷生财有道，或者更确切地说，师爷辅佐有方，叫我们的补疤圣手一挖一补，把“叁”字改成“肆”字，县太爷把这封公文拿去给士绅商贾们一看，天衣无缝，结果县太爷收了捐税四万元，干赚一万元。今天又要请补疤圣手使出他的绝技来。
县太爷吩咐已毕，和师爷退到后面的签押房里去了。大家都照县太爷的命令行动起来。有的在收拾那比字纸篓还乱的抽屉，有的在收拾公文夹子，有的在打扫墙头，有的和蜘蛛争夺一阵，才夺回墙上的那两位“衣食父母”，擦拭干净。不多久总算是收拾得差不多了。
过了一会儿，县太爷和师爷两个出来检查来了，看到办公室井井有条，墙上干净，挂着修补过的表格，连墙上的两个老头子，也似乎知道今天有人要来为他们一年来的蒙尘洗雪“冤屈”，再也看不到过去那样阴郁不乐的倒霉样子，忽然变得容光焕发了。县太爷满意地笑了一下。想必这已经够新生活的标准了吧。他又命令每一个办公桌上摆一件翻开的公文，他自己的办公桌上也摆了几件，他还亲自去试一下办公的姿势，也很满意地笑了一下，自然这更合乎新生活的标准了。他忽然站起来对门口行礼，跟着又点头，还不卑不亢地笑了一下，嘴巴动了几下，好像在对人说什么话，我们看到他作古正经地在进行彩排，对空无一物的门口做出种种有趣的表演动作，禁不住要笑出声来。但是他忽然抬起头来看我们一眼，我们都赶快伏案办公。
这时候才算把两位科长找回来了。这两位科长也算得县太爷的哼哈二将，一个是县太爷的小舅子，据说在什么野鸡学堂里混过几天，县太爷要上任了，才适应需要，把他送到什么党政干部训练班去赶造一下，两月毕业，总算背得“总理遗嘱”和说些“本党……”“革命……”的八股，于是就来当起教育科长来。这个人别的不行，打牌真是高明，偷骗的手法更是厉害。常常是几天几夜不下牌桌，根本不来办公。今天不知道是从哪家的牌桌上把他请了回来。他一进门对县太爷爱理不理地点了一下头，就胡乱坐到县太爷的位子上去了，还不住用手蒙着嘴打呵欠。他忽然用手拿起墨盒咚地一声拍在桌上，大叫：“碰！”哦嗬！他还迷迷糊糊地以为他坐在牌桌上呢。我们吃惊地望着他，谁也不敢笑。县太爷大概由于种种的难言之隐，也把这个小舅子莫奈何，只是摇头。还是师爷走过去对他说了几句什么话，他才知趣地站起来去找教育科长的办公桌，于是他才真正地“走上岗位”。
另外一个科长是管财政的，这个人和县太爷的关系一直弄不清楚，听口音不是县太爷的同乡，看感情也不是县太爷的知交，还有点大模大样的。我们猜想一定是县太爷在省里的靠山派来监收县太爷该送靠山的“包袱”钱的。这个人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鸦片烟鬼，一天就是睡在床上抽、抽、抽。今天恐怕是县太爷派人去说了多少好话，才把他从鸦片烟床上请了起来的。他进门来也是不知东南西北，一个劲打呵欠，还是师爷给他当向导，他才走上了自己的岗位。
县太爷和师爷又退到签押房去，等候新生活视察委员的到来。过了一会儿，忽然勤务兵小卫匆匆走进办公室来，他的后边跟着县太爷和师爷，小卫指着我们几个老科员，嘴里说：“老爷请看嘛。”
县太爷走过来把我们三个老科员研究了一下，马上紧锁眉头，很不满意地说：“哎呀，当真话哩，差点出纰漏。”于是他指着我们几个老人生气地说：
“看你们这样子简直不合新生活标准，蓬头垢面，一副倒霉相，一个穿长袍，一个穿短裤，不整齐划一，头发胡子乱七八糟，都像才从牢里拉出来的。”于是他车转身对小卫说：
“赶快叫人去街上成衣铺里借几套中山装来，再去找一个剃头匠来，把这几个老家伙大扫除一下，头发胡子一律刮光。”
“是！”小卫回答一声，笑嘻嘻地向我们做了一个鬼脸跑出去了。
这真是无妄之灾。我们三个也算有一把年纪的人了，胡子对于我们说来，总算不得是什么奢侈品吧，现在却要奉命取缔。我们几个面面相觑，摸着将要牺牲的胡子不胜惋惜。胡子何辜，竟不容于县太爷的新生活。小卫这小东西平时本来很逗人喜欢，生得聪明，人又和气，是我的一个朋友介绍给我，我介绍到县衙门来当差的，和我一直很不错，不知道今天他为什么给县太爷出这样一个坏点子。
过了一会儿，一个政警抱了几套青布中山装进来，要我们几个老人换上，这却把我们整苦了，平素穿惯了宽袍大袖，自在得很，忽然叫穿上又窄又紧的中山装，怪不舒服。不是肚子挺起，就是背弓起，瘦骨伶仃的肩膀像尖刀顶着衣服，原来被宽袍大袖掩盖着的种种缺点，这一下子都暴露出来了。但是在县太爷监临之下，只好穿上。
又过了一阵，小卫跑进来向县太爷报告说：“剃头师傅请好了，过一会儿就来，是才从重庆大码头来的下江师傅，手艺好，行头新。”县太爷不耐烦地说：“管他上江下江，只要是剃头匠，不是杀猪匠就行，要快！”小卫说：“马上就到。”说罢又跑出去了。过了好一阵，剃头师傅还没有来，忽然听到衙门口站岗的卫兵高声在叫：“敬礼！”
这一声使县太爷下意识地跳了起来。莫非是视察委员已经来了吗？县太爷还没有走出办公室的门。县太爷有个贴身马弁叫老胡，他老早就下定决心，要和小卫比赛精明。今天他为了赶在小卫的前面来向县太爷报告他的这一件重大发现，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进来，向县太爷大声报告：“来了！”
县太爷抬头从门口望出去，看到有一个三十来岁的油头粉面、仪表非凡的人，穿着藏青色哔叽中山装，脚踏亮皮鞋，手里抱一个大公事皮包，很神气地咯噔咯噔走进来了——果然是视察委员到了。
县太爷是老于官场的人，当然一眼就看出来了。他马上迎了上去，口里还念念有词，我们连忙坐下来，规规矩矩办起公来。县太爷恭敬地引进这个顶威武的视察委员来，我们本想站起来表示敬意，可是县太爷用手一按，叫我们不必站起来，以示我们办公多么认真紧张。县太爷请那位视察委员坐下来后，吩咐：“拿开水来！”县太爷想得真周到，新生活是不讲究喝茶的，所以叫拿开水来。小卫应声拿进两杯开水来，放在视察委员和县太爷的面前，转过身还朝我们扮一个鬼脸，退出去了。
县太爷很有礼貌地问：“请问贵姓？”
“姓贾。”那委员也有礼貌地回答。
“请问您是才从重庆到敝县来的吗？”
那位视察委员点了一下头，“唔”了一声，望着我们的蓬头垢面。
我们知道这一下真是太糟了，我们没有来得及剃头，给他看到了，这无疑对于县太爷的新生活是一个大污点。县太爷也发觉这一点，赶忙用话岔开，对视察委员说：“您辛苦了。”那位视察委员又“唔”了一声，仍旧目不转睛地视察我们三个老头儿。
县太爷看来也有几分惊慌了。往常上面来了什么委员，只要寒暄几句，就可以安顿到后花园客房里去随便谈话，无顾忌地讨价还价了。今天这位视察委员怎么不买账，并且在办公室里东张西望，像专门挑眼的样子呢？莫非新生活运动真是有一番新气象吗？
县太爷为了转移目标，他就开始向视察委员报告本县新生活运动的大略情况来。他说得如此流利，以致视察委员无法插嘴，据说这就是官场中的一种战术。他讲他怎么提倡讲究卫生，每星期都要大扫除，他说他还提倡做早操，勤理发，常换衣服，他还报告县城设立了多少垃圾箱、公共厕所的数目字，他说他严厉禁止鸦片烟和赌博，在本县几乎就要禁绝了等等。县太爷用小手绢擦着头上冒出来的微汗，但是他显得很满意于自己的有条有理的报告。
县太爷的创作天才和编谎话的本领，使我们十分吃惊，他居然在这几个钟头的纷乱生活中，有条不紊地编出这一套好听的话儿，其实全是一派胡言乱语。
我敢说这位视察委员和往常来的委员也不过是一丘之貉，县太爷才开始报告，他就显出对于那些枯燥数目字没有兴趣。我相信他心中想的，早已是就要摆出来的丰盛筵席和将滚滚流入他的腰包里去的钞票了。虽然他在听的过程中，不时瞟我们这几个不合新生活标准的老头儿，其实不过是一种“说包袱”的策略，好像对县太爷表示：“你说得多好听，我当面就拿到你不合新生活标准的把柄了，等一会儿‘说包袱’，是要多加一点才行的。”
当县太爷讲的稍微松一口气的时候，视察委员问：“说完了吗？”
县太爷赶忙站起来，微笑着说：“没有了，没有什么了。”他恭敬地低着头，用手向后花园客房一摆，说：
“请！”
这位视察委员坐着不动，忽然把他的大皮包打开来，拿出一块绸布和理发用的推剪，向我们几个老头儿一指说：
“叫他们快来剃头吧。”
“啊？”县太爷和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不禁惊叫起来。
县太爷过了好一阵，才清醒过来。他的胖脸上开始充血，红得像个大辣子，不知道是因为害羞还是将要大发雷霆。我们看着他忽然用手狠狠地在办公桌上拍了一掌，把公文夹和墨盒都骇得跳了起来，大叫：“混蛋！”他用手指着那位视察委员——不，现在应该说是剃头师傅了——大叫：“妈的×！你为什么冒充视察委员？”
那个剃头师傅忽然陷入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局面里来，却并不感觉害怕，到底是大码头来的人。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哪里冒充了什么委员？”
师爷也跳到他的面前狠狠地说：“你冒充了新生活视察委员！”
剃头师傅还是有些莫名其妙地说：“我真冒充了吗？”
县太爷越发生气地骂：“混蛋！你不是真冒充，难道还是假冒充？”
剃头师傅没有答话，他明白他是无罪的，坦然微笑。
县太爷明明知道是自己一时糊涂，弄错了人，大家都明明白白在眼前看到的，是县太爷忙中出了错，哪里能怪这个剃头师傅？师爷赶忙出来给县太爷搭梯子，好叫他下台。他对剃头师傅说：“一个剃头匠，怎么穿得这样洋里洋气的？算了，算了，快到下屋去给他们剃头吧。”他又回头对我们这三个老头儿说：“都怪你们平时不修边幅，惹出今天这一场是非，快点到下屋里去剃头吧。”
又是无妄之灾，这从哪里说起？这哪能说是我们这三个老朽惹出来的是非呢？
“都给我刮得光光的！”县太爷打退堂鼓了，说罢，气冲冲地和师爷到签押房里去了。我们三个老头儿一个一个到下屋去给剃头师傅“大扫除”去了。
前面两个同事王老科员和张老科员去下屋剃了头，刮了胡子回来，都大变了相，的确年轻得多。只是叫我奇怪，起初他们出去的时候，都是噘着嘴很不乐意，剃了头回来，却只管抿着嘴笑，不说一句话。大概是这个剃头师傅的手艺不错吧。
轮到我去剃头了，这个剃头的师傅口说是下江来的，手艺却实在不高明，简直像是在拔毛一样，用个推剪在我的头上死气白赖地推，整得飞痛。快要刮完，我实在忍无可忍，不能不开起“黄腔”来了。我说：
“噫，你这是啥子剃头师傅哟？”
他说：“我本来不是剃头师傅嘛。”
“你不是剃头师傅，啥子人？”我看这个人才叫怪咧，他还能是别样人吗？
他冷冷地说：“我正是新生活视察委员。”
我听了这一句话，好比听到一声晴天霹雳，差点把我从凳子上打到地下去了。怎么今天尽出怪事情？我把他呆呆地看了好一阵，我怀疑地问他：“师傅！你在开玩笑吧？”
“哪个开玩笑？你看这个嘛。”他说罢，拿出一个大证章，又摸出一封公文打开来，我一看公文上那颗大印，就知道这张派令是真的。我简直给吓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还是剃头师傅——不，现在却又要叫他视察委员了——还是视察委员说：
“你不要怕，我是特地先到这个县里来密查的。现在我问你的话，你都要如实说来，如若不然，我以后查出来了，你们要按同罪办理。”
我的天！我们这种科员哪里吃得起这种官司，我只得满口应承了。他问了好几件县太爷贪赃枉法的案子，以及运烟贩毒、聚赌抽头的坏事，我都如实说了。他拍一下我肩头说：
“好，你们都是好人，我一定替你们保守秘密，不要害怕，以后结了案有赏。”
算了吧！我不稀罕这个赏，只要不把我拉进这种背时官司里去，就谢天谢地了。
最后他叫我到里面去请师爷出来见他说话，我走到签押房外边，才像大梦方醒，可是一想起来还害怕，我结结巴巴地喊：
“师爷，那……那个人叫您去。”
师爷走出来，打量了我剃光的头和下巴，不明白有什么事，问道：“哪个人？”
我说：“那……那个呀，就是那个……剃头的……”
师爷说：“这才怪呢，我又不剃头，叫我干啥？”
我简直弄得晕头转向，一句话也说不清了，我只管用手向那间下屋指着，鼓了劲才逼出一句话来，说：“那个……剃头的……哦，委……委员……”
师爷莫名其妙，生气地骂我：“你胡说些什么？”
我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呆呆地张着嘴，用手指着下屋。师爷大概也觉得我的脸色不好看，不知道为什么我被吓成这个样子，也就只好到下屋去看个究竟。我就赶快溜回我们的办公室去。我和那两个被叫去剃过头的老科员正在面面相觑，忽然见到师爷出来了。一看，他的脸色发白，张着嘴巴，看来并不比我高明一些。他很想快跑，可是他那双腿不听使唤，像打了摆子，东偏西倒地走不快。他用手拉着裤腿，继而又拍他的大腿，想叫他的大腿快走。他总算走进签押房去了。过了一会儿，县太爷出来了，师爷的毛病好像一下子就传染给县太爷了，他也是脸色煞白，张开嘴巴，两腿拖拖拉拉地走不动，不同的是，他还用雪白的手帕不住擦额头上冒出来的汗水。
他们两个到下屋里去了，过了一会儿，县太爷先出来，接着是师爷出来，两个人一字儿排在门口，低着头，县太爷诚惶诚恐地用手一摆，指着去后花园的路，说：“请！”接着，那个真正的视察委员昂首阔步，抱着大公事皮包，从下屋走了出来，向后花园去了。县太爷和师爷也跟着进去，很恭顺的样子。
以后的事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只是看到师爷跑进跑出，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第一次出来他是愁眉苦脸的，第二次出来却是喜笑颜开的样子了。我们这些老在衙门进出的人，一看就明白，紧张的形势已经和缓下来，就是说，“包袱”已经说妥，剩下来的事就是摆出丰盛的接风筵席了。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晚上在后花园的花厅里灯烛辉煌，本县各方面的当道人物都一个一个地来了。
来得最早的一个是县党部的郭书记长。新生活的事情是他最重要的公事，同时，大概他还要把本县防止共产党活动的事向来的视察大员汇报。因为照惯例，这种从中央派出来的大员，特别是像这种新生活视察委员，都负有这种秘密使命的，因此书记长要早一步来。
第二个来的是本县县银行的朱行长，人家都叫他“猪头”，不特因为这个人胖得出奇，而且大家一有用钱的事，总是就想起他来。他是本县的财神爷。人家恭敬他的时候就叫他“朱财神”。
他对于各种各样的宴会总是兴趣最浓，因为他的身体对于各种各样富于营养的物质最感迫切需要。今晚上这种丰盛的筵席他是绝不可以迟到的。自然，也许还另外有原因，县太爷许给视察委员的“包袱”，总是先从县银行垫出来的，也许是送大票子来了。你看他手里不是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绿帆布手提包吗？
第三个进来的是本县的中学校长，他也是本县新生活运动指导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之一。他在年轻的时候到日本留过学，很带回一些“维新思想”，只要一提起日本明治维新的事，他就口若悬河地摆个不完。他很讲究卫生和身体锻炼，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倒霉就因为是东亚病夫。为了祛掉东亚病夫的诟病，他年逾六十，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来在花园打太极拳，锻炼身体。他非常反对随地吐痰，他说这是百病之源。他常常说：“当我在日本的时候……”大家一听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又是吐痰的事儿。果然他接着就说：“随地吐痰是犯法的，要罚款的。”说罢，他就摸出几张白色绵纸，很文明地把口痰吐在上面，然后谨慎地包了起来，放进他的宽袖里去。他素来是遵守时间的，所以他也来得很早。
以后进来的人就多起来了。局长、院长、处长、所长、会长，还有圆胖胖的脸上总是堆着微笑、很满意于自己的幸福生活的地主老爷们，还有精神抖擞、走起路来一摇三摆、卷着白袖头随时准备打架的袍哥大爷。当然也还有在官场、市场、赌场上以及在公馆、妓馆、烟馆里或者如意或者失意的各色绅士……总之，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嘻嘻哈哈的、愁眉苦脸的，都来了。大家碰到了有的在握手、有的在打恭、有的在鞠躬，然后都走进花厅里去了。
时间看来已经不早，可是高老太爷还没有到，因此宴会就无法开始。高老太爷是本县的第一块金字招牌，他家几代为官，有良田千顷，他本人是前清光绪末年间的一个举人。据他说，要不是忽然改朝换代了，他准可以上京赶考，中个进士啦什么的，说不定还会有状元之分哩。所以他对于民国就特别痛恨，什么都看不惯。这个国家乱纷纷的不像样子，好像都和他没有来得及中状元有关。但是他有两个儿子却都在民国做了不小的官，大儿子因缘时会，到日本跑了几年，结识了革命党人，回国后一直在外面革命，如今在中央政府不知道做什么官；二儿子当然就可以跟着大儿子高升，听说很做了几任县长。只有三儿子他认为不争气，没有出去做官，但是也算本县出色的人物，年轻漂亮，风度潇洒，手面很宽，花钱如水。不过他的进账也不小，他和几任县太爷做了一揽子生意，把所有要收的捐税包下来。他到处立关设卡，自定名目，收捐收税；他还开了土产贸易公司，专运鸦片烟出口；他还开了县银行，自任董事长，还自发流通券。由于这种种关系，所有到本县来的县太爷，谁都知道第一件要办的大事就是去拜高老太爷的门。一定要赖着做个门生，才敢回来上任接事。无论大小宴会——这种宴会其实是一种联席办公的形式，本县大小政事都在会上商量解决——要不把高老太爷请来，谁也不敢叫开宴。今天为什么高老太爷还迟迟不到呢？
最后听到衙门口守卫的叫“立正”的声音特别响亮，我们猜一定是高老太爷来了。果然，我们看到一乘轿子抬到后堂来才下轿，两个跟班扶出一个白胡子老汉，县太爷拜在他门前当弟子，所以他的轿子可以破格直抬进来。县太爷、师爷，还有许多人跑出来迎接他，一片请安声：“老太爷好！”他不住向大家点头打招呼，大家簇拥着到后花厅去了。
宴会大概是开始了吧。我们听到嘻嘻哈哈的笑声不停，又听到猜拳行令的叫声，偶尔还看到出来一两个举着酒杯、东倒西歪、胡言乱语的逃席者，大概真是宾主尽欢了。弄到后来，客人大半散去了，还有几个醉鬼赖在花厅找县太爷和太太拼酒，最后听到太太清唱一段《苏三起解》，才算尽了兴，把这几个醉鬼轰出去了。
我们想，明天大概是高老太爷请，后天是书记长请，再后天是官绅联名请。总要闹这么几天宴会，大家的肚子都实在无法负担了，视察委员才开始他的视察工作。所谓视察工作也不过是由县太爷陪着，走马看花地做个过场罢了，其后就是委员收到士绅商贾送来的土特产，其中当然有本县出产的鸦片烟土，用金纸包装，十分精美，上面还赫然印上两个金字“特等”，这就是最值钱最名贵的礼物了。这一切都落到委员的行囊里去后，委员就要打马回程，于是又是一连串的送行宴会，然后才是视察委员带着大包钞票和土特产满载而归了。
第二天，我们三个老科员为了给县太爷的新生活挣一点面子，来弥补我们昨天不修边幅给他的新生活带来的损失，我们不约而同地一大清早都上班去了。
我们还没有坐定，小卫这小家伙就跑到办公室里来了，看他的神色十分张皇，口里不住地说：
“怪事，怪事！”他用手招我们，说，“你们来看，天大的怪事！”
昨天一天在这个衙门里发生的怪事着实不少，今天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怪事，管它呢，现在隔上班的时间还有一会儿呢，就跟着小卫进去看看吧。
小卫把我们三个带进后花园，走过花厅，走近客房门口，我们都莫名其妙，这里是视察委员的下榻之处，现在正是视察委员好梦正浓的时候，岂是我们这些人去打扰得的？我们谁也不敢踏进门去，小卫跑出来拉我们，说：
“进来，进来，视察委员一大早就出差去了。”
老王科员的年纪比我和老张科员小一些，胆子就大一些。
他先进去了，我和老张也硬着头皮跟着进去了，轻脚轻手的。进去一看，视察委员果然不在。小卫走进客房屋角一张积尘很厚的烂书桌，把最底下那一层抽屉费劲地拉开来，一下就拖出一个大黑皮包，这不是视察委员的旧皮包吗？这有什么奇怪呢？
小卫说：“今天一大早，我起来给视察委员招呼洗脸水以后，他对我说：‘昨天晚上有人向我密报，隔城几十里的乡下，还偷偷种着鸦片烟呢，我要亲自去密查，过几天才能回来。’我说：‘吃过早饭再走吧，县太爷还没有起来呢。’他急忙阻止我说：‘不消得，不要惊动他，走迟了人家知道我出城去了，就查不成了。’于是他就叫我提起一个绿帆布包，送他出城门，他径自往东边去了。我回来收拾客房，啊，视察委员的黑皮包丢下了呀，我怕他装得有重要公文，好好收捡起来，就打开一看，嘿嘿，你们看嘛！”
小卫说着，就把视察委员的大黑皮包打开来，首先看到的是昨天他用过的绸布和理发剪子，这个并不稀奇，我们昨天就见过了。小卫又往外一掏，掏出来一张堂哉皇哉的派令来，这也没有什么稀奇，昨天我们也见过了。小卫又伸手进去掏，却掏出一大堆烂字纸，根本没有什么公文，这就有一点奇怪了。小卫说：
“这不算稀奇，奇怪的在这里。”说罢，他又掏出一个纸包，打开纸包，原来是一颗四四方方的官印，做官的人带官印也是常事，这又有什么奇怪？可是老王科员接过手去，还没有细看，就“噫——”地一声叫起来，说：“这是啥子做的印，这样轻。”他说着就用手指甲在印上刻了一下，“啊也——！”他就惊呆了，跌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那颗官印也落到地上去了。老张科员赶忙从地上捡起那颗官印来，说也奇怪，那颗官印的一只角就砸缺了。老张科员才看一下也是“啊也——”一声，跌坐在地上，呆在那里爬不起来了。这就轮到我来看官印了。我诚惶诚恐地接过那颗官印，谁知用力过猛，竟把那颗官印的边子捏坏了。噫，这是啥子做的印，不是铜，不是铁，我仔细看看已捏坏的地方，才看出是用干肥皂雕的印。我在衙门里混过几十年，难道还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没有惊得发呆，也没有“啊也”一声跌倒，却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这实在太妙了，太有趣了！这也太叫人痛快了！县太爷精明一世，竟然也糊涂一时！
我们马上把视察委员的这个宝贝皮包、那一堆烂字纸、那剃头的家伙，当然还有那一颗宝印和那一张派令一起拿到办公室里去了。
这时办公室里已经来了许多同事，都围过来看稀奇。我把那颗跌缺了角的官印和派令上的朱红大印合了一下，完全合上了，再细看派令，原来是用油印精心仿印的，这张派令原来是视察委员——不，鬼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假造的。
大家都笑了起来，我们的办公室简直成了“面部表情展览会”了，有的抿着嘴在微笑，有的眯着眼在痴笑，有的大张开嘴哈哈笑，有的用手按着肚皮笑，以免有发生爆破的危险。也有莫名其妙地在同事背上擂几拳头，表示痛快的。只有我们的补疤圣手没有笑，他正拿着那一颗官印和那一张油印派令，在品评人家伪造技术水平的高低呢。小卫也没有笑，他只顾站在门口欣赏我们这个“面部表情展览会”。
我们正在又笑又叫，县太爷忽然走进来了，当然在他后面还跟着师爷。县太爷着急地用手指着后花园，生气地、但是小声地责备我们：“吵什么？把客人吵醒了，我要重责不贷！”
我们都赶快落到自己的座位上，不作声。补疤圣手也赶快把那颗印和派令放在县太爷的办公桌上，溜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
县太爷走近办公桌，拿起那颗官印来。县太爷是何等精明的人物，从那颗印的重量和硬度上马上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可是他还强自镇定，坐在椅子上，细看那颗假官印，又拿起那张派令细看一下。
“呜——”他到底支持不住，昏倒在椅子上了。
师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从县太爷的手里拿过那颗印来看了一下，也几乎站不住了。但是这一场打击到底不是直接落到他的头上的，他只晕了一下就镇定下来，并且赶快去唤醒县太爷。
县太爷醒过来了，发疯似的站起来呼喊：“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他又把那颗假官印看了一下，并且拿去和派令上的印合了一下，他用手狠狠一捏，就把那颗官印或者说那块干肥皂捏得变了样子，丢在地上。他还不解恨，把派令也扯烂，也丢在地上，恨恨地骂：“妈的，老子要……”
“嘘——”师爷阻止县太爷，用眼神向后花园瞟了一下，县太爷的理智才恢复过来了。啊哈，他才想起那个假视察委员正在客房睡觉呢，这不是他的手心捏着的麻雀吗？他忽然凶恶地叫：“把他给老子抓出来！”
小卫本来是笑着的，一听就变得很严肃的样子跑到县太爷面前说：“他一早就提着一个绿帆布提包出城去了，说是去乡下密查种鸦片烟的。”
“啥子？提个绿帆布提包走了？完了，完了。”他不住用拳头打自己的头，好像一切问题都在于他的头没有给他办好事情。他用脚想去踩烂那颗令他难堪的肥皂印。师爷赶快从地上捡起那颗肥皂印和派令，说：“慢着，还要留着办案子！”
师爷皱着眉头把那张派令看了好一阵，又把肥皂印研究了一阵，似乎恍然大悟了，他在县太爷的耳边嘀嘀咕咕说几句什么，只听到：“……好像和那天看到的……”
县太爷听了，他的眼里忽然发出凶恶的绿森森的火光来，咬牙切齿地叫：
“哼，一定是的，一定是共产党活动到城里来了！”他对师爷叫：“快点，派人去东门追，把这个共产党给我抓回来，给我杀呀，给我砍成八大块呀！”
我们听了都觉得毛骨悚然，师爷遵命出去布置去了。县太爷转身对小卫叫：“快点去县党部叫郭书记长来！妈的×，他管的啥子事哟！”
小卫也出去了，县太爷一个人坐在那里，不说一句话，空气十分紧张。我们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共产党的活动在我们这个县是久有历史的，几年前红军从我们这里走了以后，就留下根子，一直有一支不大不小的游击队，忽隐忽现、忽东忽西地在大山里活动。这两年也打过不少仗，游击队拔过地主的寨子，打过区公署，开过一些仓。为对付这支游击队，专区还从保安团里拨来一个保安大队，专门住在县里；也下乡去捉过不少老百姓回来砍了头，挂在城门口示众。不久以前，听说保安大队把这支游击队撵到几百里以外的大山里去，完全打垮了，还抓回十几个共产党员，押在死囚牢里，其中还有不大不小的头儿。怎么县太爷却说是共产党活动到城里来了呢？
过了一阵，郭书记长来了，他把那颗假官印和假派令仔细研究一阵，没有说话。县太爷却不耐烦了，平时县太爷对书记长总是很客气，今天却大动肝火，开起黄腔来：
“看你管的啥子事，共产党活动到县衙门里来了，你还一天到晚抱着你那个婊子睡觉，哼！”
捉拿共产党是书记长的第一件大事，今天出了这样大的娄子，他是脱不掉干系的。他虽然不像县太爷那样，昨晚上给这个假视察委员塞了“包袱”，遭到物质上的严重损失，可是他大概也把本县防治共产党的机密大事向这个共产党汇报得一清二楚了吧，这却更是非同小可。他自己已经很着急了，一听县太爷没有好话，也生起气来，回敬了县太爷两句：
“我倒要请问一下哩，是哪个糊里糊涂把共产党恭恭敬敬接到县衙门里来的？咹？”
“哼！”县太爷正要发作，师爷回来了，马上给他们解交，把他们两个都劝到后花园客房去。起初还听到他们两个在你咬我，我咬你，后来就没有声音了，大概是和解了，认真去视察现场去了。过了一会儿，师爷出来把昨天进来向县太爷报告“来了”的马弁和昨天在衙门口大叫“敬礼”的卫兵叫进去盘问去了。显然的，昨天要没有这两位下人过于积极的活动，也许县太爷不致造成这样大的错觉。又过一会儿，师爷又出来叫小卫去回话，小卫却还没有回来。
正在这个时候，大门口跑进来一个政警，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对师爷叫：“师爷，师爷，视察委员来了！”
“什么？”师爷正莫名其妙，县太爷和书记长在里面听到了，三步当两步跑了出来，县太爷大声叫：
“视察委员在哪里？给我抓进来，快点给我抓进来！”
书记长也大叫：“把这个共产党抓进来！”
师爷也跟着叫：“抓进来！”
那个政警跑出去，一下子就把视察委员抓进来了，他死死地扭住视察委员的衣领不放，小卫也在帮忙又拖又拉。
视察委员身不由己，被拖了进来，他在大骂：
“你们是什么混账东西，这样胡闹？”
视察委员气汹汹地摆脱了政警和小卫的挟持，大踏步走向前来，大声地问：
“你们哪一个是县长？”
县太爷走向前去，奇怪地望着走进来的这个怒气冲冲的人。
那个人把一封盖着大官印的公文送到县太爷的手里。县太爷、书记长、师爷都忽然像庙里塑的木头人一样站在那里，大张着嘴，呆呆地望着来人，不说一句话。
这一回大概是真的新生活视察委员来了。
你们笑什么？有趣的事还在后面哩。我今天摆的太多，口都摆干了，明天晚上再摆吧。什么？不答应，要摆完？那么让我喝两口酒润一润喉头再摆吧。
好，我又摆起来了。
你们问那个真视察委员来了又怎么样？不怎么样，很简单，这一次把他的身份确实验明无误，就该县太爷和书记长向他低头赔礼谢罪了。
当然，光是精神上的赔罪还是下不了台的，物质上的补偿对于出来视察工作的委员们才具有切实的意义。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又看到后花厅里灯烛辉煌，又看到各色各样的当道人物光临盛会。自然还是县党部书记长第一个先进来，这不特是新生活所要求的，而且他一定要趁早向视察委员报告，县太爷怎么把一个共产党竟然欢迎进衙门里来了。第二个来的是中学校长，却不是县银行行长，大概行长筹措一笔新的款子比较费张罗吧。
但是他总是有办法的，过不多久，他又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灰色帆布提包进来了。其他的局长、院长、处长、所长、会长、老爷、绅士和袍哥大爷也都来了，还是那样笑嘻嘻的，很有教养地问安，道好，推推拥拥地走进后花厅去了。最后当然还是高老太爷坐着轿子进衙门里来下轿，大家都拥出来，有的拱手，有的打千，有的鞠躬，向他老人家请安。高老太爷被前呼后拥地走进花厅去了。
过了一会儿，宴会开始了，又是听到杯盘交错的声音。送菜的幺师用各种文雅的菜名编的歌，唱着跑进跑出。敬酒的，划拳的，讲笑话的，逃席的，欢声一片，直到半夜，宾主才尽欢而散。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晚上都是接风宴会，但是第二天却不是高老太爷请的，高老太爷把前几天都让给别人请，他请的宴会摆在最后，要成为最精彩的压轴宴会。因为这位视察委员在重庆和高老太爷当大官的儿子是朋友，这一次给高老太爷送来了丰富的礼物，理应盛情招待。但是这个理由都还在其次，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要在今天开一次庆功大宴，因为他悉心经营、由他侄儿当大队长的保安大队最近打了一个大胜仗，据说打垮了共产党的游击队，正乘胜追赶到几百里外大山里去了。七八天以前，他的侄儿押解捉到的十几个共产党回城报捷来了。并且听说还捉到一个共产党游击队的头儿，正关在死囚牢里，这是高老太爷的一件大喜事，所以把庆功宴和接风宴摆在一起，以壮声色。宴会当然不能放在县衙门里，而放在高府后花园的大花厅里。
我因为写得一手好字，被县太爷指定去高府帮助写请客帖子、席次单、菜单、礼单之类的东西，也躬逢了这一生只能遇到一次的盛会。
高老太爷的公馆多么富丽堂皇，后花园的楼台亭阁多么幽雅别致，这就不用说了，大概你们可以在哪一个县城里都能找到这么一座。高老太爷的筵席办了一些什么山珍海味，我也说不上来，在写菜单的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那么些古怪名字：什么“满天飞”，什么“麻辣冲”，什么“荷叶夹沙肉”，真是不一而足。
至于高老太爷请来了一些什么人，也不用多介绍，凡是本县的头面人物哪一个敢不赴高老太爷的宴会？甚至有没挨上边的二流绅贾，还转弯抹角地托人说人情，要高老太爷赏光，准他们“忝列末座”，来向老太爷贺喜哩。
天才擦黑，高公馆的后花园里到处挂着汽灯，明晃晃的。我记得那正是八月天气，花园里白天虽说很热，晚上却是清风习习，分外凉爽。又加以那些奇花异草凑趣，放出阵阵清香，沁人心脾，回廊曲处，有几株柳树在晚风中摇曳，柳树背后，小池旁边，几座假山和三两座小亭，交相辉映，别有一番风趣。大花厅就在假山后边，一周围都是密密层层的竹子和奇花异草，花厅里更是古雅别致，在上手一个大雕漆花屏风，屏风前面摆着一把沉香木雕的大躺椅，铺着虎皮，前面摆着大理石镶面的踏凳，踏凳旁边摆着茶几，也是沉香木雕的，茶几上放着亮晶晶的白铜水烟袋，地上还有古铜色的痰盂。这把大躺椅一望而知就是高老太爷的“宝座”了。“宝座”前面摆着七八张一色红豆木圆桌圆凳。
花厅那一头摆着一个古色古香的檀花木雕长供桌，上面摆着香炉和各色古董玩意儿。在花厅中挂着好几个汽灯，照得如同白昼。
隔宴会开始还早，却已经来了不少客人，当然都不是什么重要角色，他们总是害怕迟到，所以提前到来，没有什么事就坐在花厅一周围的靠椅上喝茶，剥瓜子闲谈。无非是谈到近来打牌怎样的不走运，也有说后街紫云院来了一个叫“夜来香”的窑姐儿多么漂亮，也有慨叹近来鸦片烟的质量降低了，不过瘾。至于说到乡下不清静、收租比较麻烦的是那些一脸福相的地主老爷，埋怨今年天气太热的是那些一身肥肉不胜负担的绅士。高家的几个马弁，还有我和小卫，都不乐意听这样无聊话，也不想招呼他们，就在花厅外凉台上“冲壳子”冲壳子：吹牛、闲谈的意思。
过了一会儿，本县各方面的第一块招牌人物陆续来了，小卫和马弁们忙起来，接他们走进花厅去。花厅里顿时热闹起来，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又过了一会儿，高家几个马弁忽然紧张地从屏风后转出来，收拾虎皮躺椅，大家马上都不作声站了起来，只听到汽灯咝咝的叫声，灯似乎更亮了。我们知道最重要的角色就要出台了，果然听到有人声从屏风后转出，高老太爷被人搀着颤巍巍地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
在高老太爷左边搀扶的是高老太爷的得意侄儿，就是才在大山里头打过胜仗的那位英雄人物、外号丧门神的高大队长。看起来还很年轻，个子很高大，穿着草绿色哔叽军装，领上挂着中校领章，武装带子扎得邦紧，显得很有精神。在他的腰上除开挂着一管左轮手枪外，还在屁股上挂着一把短剑，名叫“中正剑”。为什么叫作“中正剑”呢？原来是他在中央军校的时候，他们的蒋中正校长，也就是蒋委员长，给每一个军校毕业学生送一把短剑，所以叫作“中正剑”。这种剑又叫“自裁剑”，为什么叫作“自裁剑”呢？原来是他们的蒋校长要他们在危急的时候，拔剑自裁，以表示对蒋校长的忠诚。这种剑的用处对于挂它的人自然是不愉快的，可是平时挂着它却是一种光荣的标志。高大队长威武而又亲切地扶着高老太爷出来。
在高老太爷右边搀扶的是他的烧鸦片烟的枪手兼姨太太（弄不清是第几位姨太太了）外号“黄蝴蝶”的那个女人。“黄蝴蝶”娇小玲珑，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一色嫩鹅毛黄色的丝绒旗袍、鞋子和袜子，在旗袍的胸襟上和下摆角上绣着飞动着的花蝴蝶。
她对自己的打扮显然很满意，老是笑盈盈地看着大家，特别是看少年英俊的高大队长，好像说：“你看我多美呀。”高大队长很有礼貌地对她点一点头，表示承认“黄蝴蝶”给她自己下的结论。高老太爷老眼昏花，骤然走在明亮的汽灯底下，根本看不到什么，但是他能够想象出大家正在向他请安，便微笑着不住点头，用双手打小拱还礼。他想象的一点也不错，大家都生怕落后地挤向前去，向他问安，企图帮助他坐在虎皮椅上。当然也不忘记向“黄蝴蝶”问好，特别是向高大队长问好，大家热烈地向他祝贺他新近建树的丰功伟绩。
不大一会儿，忽然听到花厅外边在传话：
“视察委员到！”
“县长到！”
“书记长到！”
大家又一轰起立望着花厅大门。高老太爷挣扎着想站起来迎接，或者更确切地说，装作要站起来迎接的样子，还没有站起来，视察委员、县太爷和书记长早已三步两步赶到高老太爷面前，用手扶着高老太爷，请他坐下。
视察委员说：“哎呀，老太爷，你这是折杀我们了，怎敢劳你起来？”
“哪里，哪里，你来寒舍赏光，蓬荜增辉。”高老太爷就安然坐下了。于是视察委员、县太爷和书记长就围着高老太爷坐下讲话。当书记长向视察委员介绍了高大队长后，视察委员站起来和他握手，很高兴地说：
“久仰，久仰，你为党国立功，我要呈报上峰传令嘉奖。”高大队长当之无愧地点了一下头。高老太爷也掩不住自己的得意神情，笑了。接着他说：“开宴吧。”
高大队长起立传高老太爷的号令：“请大家入席。”说罢，和“黄蝴蝶”扶起高老太爷，又招呼视察委员入席。等首席坐定，大家才按尊卑次序，先后入席。
马弁和下人把首席的酒酌好以后，高大队长站起来，举起酒杯说：
“视察委员不远千里到敝县来视察新生活运动，不胜荣幸！视察委员对本县剿匪工作也多有指示，我奉老太爷之命，代老太爷向视察委员敬一杯酒，请大家举杯！”
说罢一饮而尽，视察委员端起酒杯向高老太爷点一下头，表示感谢，也一饮而尽。县太爷、书记长和以下客人都跟着一饮而尽。视察委员等第二杯酒酌好以后，举起酒杯说：“让我们向老太爷敬一杯酒，祝老太爷长命百岁，福寿无疆，干杯！”他一饮而尽，当然大家跟着一饮而尽，并且把酒杯倒举起来亮底，这不仅是因为喝的是上等大曲酒，而且是对老太爷表示恭敬。老太爷坐着没有喝酒，照例由“黄蝴蝶”替他喝了。
第三杯酒酌满，书记长举起杯子说：
“今天这个宴会还是一个庆功宴会，庆贺高大队长英明领导，把共产党的游击队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而逃，斩获颇多，为高大队长旗开得胜，祝酒一杯，干杯！”
这一杯酒自然也是重要的，到场的人物哪一个不对在乡下活动的共产党游击队恨之入骨呢？都兴奋地举起杯子，一饮而尽。连高老太爷也得意地举起空杯示意，不住对自己的侄儿点头微笑，说：“好！好！”高大队长是预期着今晚上的这种荣誉的，他沉着地站起来，也一饮而尽，不住向大家点头，表示谢意。视察委员又举起一杯酒，对高大队长说：
“祝高大队长再接再厉，痛歼残寇，克尽全功。”
视察委员对高大队长这次的胜利不估计为“全功”，高大队长的脸上明显表示不高兴，但是仍然勉强微笑地举杯一饮而尽，并且说：“敬领台教。”
以下就轮到下座的客人们派代表向高老太爷、视察委员、高大队长、县太爷、书记长、当然还有“黄蝴蝶”敬酒了。同时他们也彼此敬酒。大家你来我往，有说有笑，杯筷齐响，乱纷纷地看不出一个头绪来了。桌子上的菜大盘大碗，五颜六色，堆积如山。这时各人都发挥出自己的才干来，有的为了美酒而尽兴，喝得醉眼模糊，还在东倒西歪地找人挑衅；有的却为这丰盛筵席而醉心，在认真地对待那些鸡鸭鱼肉；有的人酒醉饭饱，就坐在周围靠椅上打着嗝，签着牙齿，喝茶闲谈。就这样闹了两个多钟头，快半夜了，真是弄得杯盘狼藉，人仰马翻了。
我们这些帮忙的，还有那些马弁和跟班，都被请到花厅外面露台上吃酒，大家当然也学主人的榜样，大吃大喝起来，不过醉得更厉害一些。小卫这家伙，一个劲给高府的几个马弁敬酒，结结实实地把他们灌醉了。给我也很敬几杯，把我灌得有几分醉意了。
“砰！砰！”忽然远远传来两声模糊的枪声，小卫大概听到了，警觉地站了起来。高家的几个马弁却是烂醉如泥，还在东倒西歪地喝个不完呢。小卫跑到花厅门口，碰上了也有几分醉意的高大队长，高大队长问小卫：“老太爷说他听哪里在打枪，你听到了吗？”显然高大队长是没有听到的。
小卫迟疑地说：“哪里在打枪？……”
高大队长说：“老太爷硬说他听到的呢！”
小卫赶忙回答：“哦，我也好像听到哪里响了两下，让我去问一下。”说罢就跑出去了。
高大队长看来酒兴正浓，他是一定要在“黄蝴蝶”面前把自己打扮成为英雄的，又兴冲冲地走回花厅去了。
过了一会儿，小卫回来了，走过凉台到花厅里去的时候，我问小卫：“是哪里在打枪？”
小卫淡然地回答：“守城门的兵弄枪走了火了。”他跑进花厅里去回话去了。
花厅里仍然听到猜拳行令的声音，甚至还听到有喝醉的人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
又过了一阵，小卫出来跑出花园外去了，不大一会儿，匆匆跑了进来，很紧张的样子，我问他：“你跑啥子？”
他紧张地说：“有好戏看哩。”
我以为这么夜深了还要去叫戏班子来唱堂会呢，奇怪地问他：“这时候还唱什么好戏？”
小卫笑一下说：“你莫管，到花厅里去等着看吧。”小卫说罢就跑到花厅里去了，我也为好奇心驱使，跟小卫走进花厅里去。小卫忙着跑到县太爷身边，在县太爷的耳根说了两句什么。“咹？”县太爷几乎叫了起来，但是马上就镇定了，他低头对高老太爷、视察委员说了些什么。当然书记长和高大队长也在旁边听到了，只见高大队长跳起来，要摸手枪，说：
“老子崩了他！”
高老太爷马上用手拉了高大队长一把，和视察委员、县太爷、书记长几个斗了一下耳朵，高老太爷忽然眉宇舒展，半笑不笑地对小卫说：
“快请！”小卫出去一会儿，就带了一个人进花厅来，一直走向高老太爷那里去。我一看，哎呀！这不是那个跑了的假视察委员吗？怎么又转来了呢？难道他还不知道县太爷已经发现他是假的吗？这真是太糟糕了。这一下就落进高老太爷的虎口里去了。我暗地埋怨小卫，古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见他冒冒失失地回来了，给他露一个口风，叫他跑了就算了，你把他引进来干什么？这不是把人往阎王殿里送吗？何苦呢！
大家看到是这个假视察委员回来了，都不觉一怔，花厅里的空气顿时显得紧张起来。可怪，那个假视察委员还一点也没有察觉，大概还以为是大家在欢迎他呢。他对大家大大方方地用手一拱，说：“对不起，来迟了一步。”
这时书记长很灵敏地迎向前去，很高兴地和他握手，说：“您回来了？”
假视察委员也高兴地说：“我回来了。”
书记长把假视察委员带到前面去，对大家说：“大家照常喝酒吧。”
假视察委员大模大样地走到高老太爷面前，和县太爷打招呼说：“真是抱歉，兄弟有点公事下乡一趟，回来晚了，刚才回到县政府，听说高府在开宴会，就赶过来了。”他回头又谦卑地对高老太爷说：“老太爷，来迟一步，您不见怪吧？”
高老太爷很愉快地回答：“哪里，哪里，请坐。”回头对小卫说：“吩咐厨房，另开一桌来。”
假视察委员说：“不消了，我吃过晚饭了。”
高老太爷说：“到了寒舍，哪有不赏光之理。”
小卫出去一会儿，厨房的下人就上了一桌丰盛的席上来。县太爷、书记长就陪着假视察委员坐上去了。假视察委员着实不客气，就大模大样坐在上席吃了起来，当然他也没有忘记首先要对高老太爷敬第一杯酒，还是“黄蝴蝶”替高老太爷喝了。高老太爷用阴森森的眼光在旁边看着，实在叫人害怕。可是那个假视察委员一点也没觉察，甚至还有几分得意的神色呢。唉，我看到了十分难过。就像有一回我在山里，看到一只饿狼藏在树后，正要向一只小羊扑去，可怜那小羊正自得意地吃着青草，小腿快活地跳着蹦着呢。我看了却没有办法救援，十分难过。小卫这家伙这样害人，令我寒心，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呀！
这时县太爷说：“视察委员亲自下乡视察，真是辛苦了。”
假视察委员一面吃着一面说：“哪里的话，公事嘛。”
假视察委员这时似乎发现了高大队长和真视察委员。他向着高大队长问县太爷：“这位是？……”
“哦，这位是高大队长。”
“哦，高大队长，久仰久仰，听说高大队长这次立功不小，可喜可贺。”
高大队长竟然爱理不理地“唔”了一声，便把头转过去了。还是书记长乖觉，连忙接上说：“是呀，今晚上就是老太爷为高大队长举行庆功大宴，保险高大队长马上还要立一个奇功，你说是不是，大队长？”
高大队长还是“唔、唔”两声就支吾过去了。
假视察委员却兴高采烈地说：“那好，我一定要准时赶来吃一杯庆功酒。”
“当然，当然，”县太爷也插进来说，“这个庆功宴会您要不来赏光，就会大为减色哩。”
假视察委员又向着真视察委员，问：“这位是？……”
“这位是……”县太爷不知道高老太爷是不是同意马上把这幕戏演完，不敢肯定回答，望着高老太爷。
高老太爷冷冷地但是坚决地说：“这位是视察委员。”
“哦，也是视察委员，请问贵姓？”假视察委员很沉着地问。
“姓郑。”真视察委员说。
“哦——”假视察委员看来有点奇怪，马上掩饰过去，说，“请问，视察什么？”
我们听到这里都捏一把汗，许多人再也无心去和酒肉打交道，都围了拢来，要看个究竟，眼见他们要短兵相接了。那真视察委员理直气壮地回答：“新生活。”
“什么？”假视察委员强自镇定，说，“老兄不是在开玩笑吧。”
真视察委员反口就问：“请问你贵姓？”
“敝姓贾。”
“视察什么？”
“新生活。”
高老太爷听到这里，开心地大笑起来，以至不得不用手不断拍自己的胸口，以免笑断了气。他说：“诸位先生，我们这里出了双包案了，他们两个都是视察委员，都是从重庆来的，都是视察新生活。”他回头对真假两个视察委员说：“你们两个到底哪个是真的？”
“当然我是。”
“当然我是。”
高老太爷和县太爷都笑得更欢了。高老太爷说：“有意思，有意思。请包文正来也未必断得清，还是各人拿出证件来叫大家看看吧。”
真视察委员理直气壮地从皮包里拿出金光闪闪的派令来。
假视察委员却拿不出来，支吾着说：“我的证件在县政府，没有带来。”
书记长挨拢去说：“你不必派人去取，我已经取来了。正打算拿来请高老太爷鉴赏一下哩。”他从他的皮包里取出一张撕破了的假派令，并且取出被县太爷捏扁了的肥皂官印，放在桌上，说：
“这就是你的证书，这就是你的官印。”
“什么？”假视察委员被揭穿老底，那副狼狈样子就不用提了。
“算了吧，贾视察委员，你演的戏已经演够了，不要再演下去了，我们还是说正经的吧。”高老太爷那阴森森的眼光扫射假视察委员，我们看到了，都不禁打冷战。
假视察委员似乎还不怎么的哩，说：“要说正经的？就说正经的吧。”
高老太爷像审判官一样地坐在虎皮椅子上，十分威严，他森严厉色地问：“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还用问吗？一定是共产党的探子！”书记长肯定地说。
“妈的×，老子崩了你！”高大队长从腰上抽枪，被小卫一把按住，叫：“慢着！”
高老太爷也阻止说：“慢着，问明再说。”他又问假视察委员：“你到底是什么人？”
假视察委员并不惊诧，反而笑了起来，说：“书记长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我是问你！”高老太爷的声音更严厉了。
“问我吗？”假视察委员还是满不在乎地说，“你们说是共产党，就算是共产党吧。”
这一声像炸雷在花厅炸开了，大家都“啊”地一声惊叫起来，“黄蝴蝶”“呜”地叫一声，几乎昏倒了。高老太爷却竖起大拇指说：
“好，好，好汉子，值价！你就说个明白吧，说不定我慈悲为本，还可以刀下留人咧。”
假视察委员说：“要说明白就说明白吧。我们游击队就是缺轻机关枪和几支好步枪，多承高大队长慷慨，愿意卖几支给我们，就是要的价钱高一点，要三万块现钱，还有个苛刻条件，要五十两上等烟土，这真是把我们为难坏了。没有办法，只好进城来借，听电话局的朋友说，视察委员要来，想必县太爷一定准备得有‘包袱’吧，果然，承蒙县太爷借给我们三万元，又多承高老太爷送我们五十两上等烟土，这笔买卖才算搞成了……”
说到这里，县太爷的脸刷地变白了，在汽灯下像死人的脸色一样。高老太爷却不惊诧，说：“好，好，你高明，那枪弄到手了吗？”
“当然弄到手了，高大队长是一个讲信义的人。”假视察委员说。
“胡说！”高大队长又要举枪，小卫也举起枪来，又被高老太爷制止了。高大队长大声叫：“老子是共产党的死对头，我还卖枪给你们，放屁！”
“高大队长不要着急，你听我说嘛。”假视察委员像摆家常一样地说了，“高大队长你还记得后乡有个大绅粮叫罗正格的吧？他派人向你买枪守他的寨子，有这件事吧？你存心敲他的竹杠，要他三万块现钱，五十两上等烟土，总不假吧？那么我们替他来付了钱，送了鸦片烟，当然我们就可以取枪了。公买公卖呀！……”
“胡说！”高大队长的声音虽然不小，却没有原来那么强硬了，显然这个假视察委员说的正是高大队长办过的事。
高老太爷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冷冷地问：“那么你弄到了枪，又跑回来做什么？”
假视察委员坦然地说：“跑回来做什么？做成了这么大一笔买卖，应该亲自来向高大队长致谢。还有，我们有几个人被你们捉来关在大牢里，我是回来找书记长高抬贵手放人的。”
高老太爷追问：“那么你看书记长会放人吗？”
假视察委员说：“怎么不会？他上次亲口托我把这几个共产党押到重庆去替他请功呀。”
“胡说！”书记长的声音和刚才高大队长的派势差不多，有气无力，实际上是承认了事实。
“老子敲掉你！”高大队长想杀人灭口，拔出手枪，小卫也跟着拔出手枪来。高老太爷却用手示意，不准开枪，咬牙切齿地说：
“给他吃一颗‘卫生汤丸’，未免太便宜了他，老子要把他留着，慢慢来消遣他！”
我们听到这两句话，从头顶麻到脚心，高老太爷要“消遣”，那就是要你受够百般酷刑，一块一块把你割死。高老太爷忽然大叫：
“来人哪！把这个假视察委员给我好好招待一番，明天我要摆大宴侍候他！”
这个假视察委员似乎还不知道厉害，还笑嘻嘻地望着小卫说：
“小卫，老太爷下令，你就去叫他们进来吧！”
“好。”小卫果然跑出花厅，不一会儿，把高家的几个马弁都带了进来，这几个家伙喝得烂醉，还在比手画脚要酒喝，他们的手上都绑着绳子，小卫又是牵又是拖才把他们弄进来。
“这是怎么搞的？”高大队长莫名其妙。
“他们喝醉了，不肯来，所以绑了来。”小卫笑着说。
“胡说！”高大队长还是莫名其妙，我们也莫名其妙。
猛然间，那个真视察委员从腰里抽出小手枪，向小卫开枪，“砰！”但是没有打中，被眼明手快的假视察委员飞起一脚，就把小手枪踢飞了。他自己从腰里抽出一支左轮手枪，向天花板“砰砰”开了两枪，跳在桌子上大叫：
“不准动！”
“不准动！”忽然从花厅周围的窗口同时伸进来十几支长长短短的枪，还有几个老百姓打扮的人拿着手枪冲了进来，用枪冲着大家大叫：“哪个动，就打死哪个！”
大家都吓呆了，谁还敢动？只有那个视察委员猛力一蹿，在地上抓起小手枪，就往屏风后面逃跑。“砰！”从他背后飞过去一颗子弹，把他的脑壳打开了花，倒到屏风后面去了。
高大队长也说时迟那时快，一低头就拔出手枪，举起向假视察委员开枪，还没有打出去，被站在他身边的小卫冷不防一下，就把手枪打得老远，小卫笑着说：
“高大队长，算了吧，现在不是你用枪的时候，是该你用剑的时候了。”
高大队长手中没有武器了，的确已到了危急时刻，可是他到底没有照他的蒋校长的规定办事，没有拔出“自裁剑”来自杀，只是站在那里发呆。
假视察委员走拢去对高大队长说：“无论如何，我们要感激高大队长，给我们买了十几支很不坏的枪，并且把队伍拉到大山里游山玩水去了，不然我们还进不来城哩！”
高大队长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气得昏过去了，或者是吓得昏过去了，总之，倒在地上人事不醒了。
高老太爷、县太爷、还有书记长当然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但是他们纵有一千计也使不上了，他们都像死人一样瘫在那里，不能动了，更不要说那个娇滴滴的“黄蝴蝶”了。
就是我这个一非官、二非绅、三非粮、四非袍哥的穷科员，过去也曾经听小卫闲谈过乡下的共产党专门打富济贫的事，本来没有什么可怕，可是在这种场合，也不由得吓得索索发抖，牙齿总不争气，捉对儿厮打，格格地响。还是小卫看到了我这副相，跑过来拉我一把，对我说：
“李先生，你怕什么？来来来，见一见我们的申队长吧。”
说罢他拉我过去见那个假视察委员，就是小卫说的申队长。
申队长很高兴地握住我的手，说：
“我们早见过面了，只是那次把你的头发胡子刮得不好，怪我手艺‘潮’。你不见怪吧。”说罢大笑起来。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里想，真是的，难怪剃头的手艺“潮”，是耍枪杆子的游击队长嘛。但是我不明白，你当假视察委员就当假视察委员，大摇大摆进衙门就是了，为什么一定要装成理发师傅进衙门呢？害得我们几个科员受了剃刀之苦。假视察委员，哦，现在是申队长了，他大概看到我的委屈了，解释说：“要借你们的胡子刮一刮，是想找你们老科员调查几件县太爷的阴私，这样抓住了县太爷的把柄，才好在后花园客厅里和县太爷‘说包袱’嘛，三万块，不是小数呀。”
哦，原来是这样。这一把头发、胡子也算值钱了，剃刀之苦受得。
申队长又说：“多承你介绍小卫进衙门，他不进来，这一幕一幕的好戏就没有导演了。”
啊也！原来这一切都是小卫这小鬼头在玩花样哩。
小卫走过来说：“李先生，帮忙要帮到底，我们还要借你那笔好字，帮我们写几张安民告示贴出去呢。”
“是，是，是。”我不住点头答应。
申队长回头对高老太爷说：
“老太爷，我们今晚上要叨你的光，借你的花厅给我们开一个庆功大会呢。”
高老太爷什么也没有回答，还是像一个死人一样瘫在那虎皮椅上，眼珠子都不会动了。
什么？你们不相信有这样的事？酒后胡言乱语？……那就算了，算我“冲壳子”、瞎编的“龙门阵”吧。不过，这个游击队眼下还在大山里头，小卫也还在那里，你们去找这个游击队问小卫去，看我说的是真是假吧。笑话！这几杯酒就想叫我说胡话？
还差得远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