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爱国论（节选）

梁启超

泰西人之论中国者，辄曰：“彼其人无爱国之性质，故其势涣散，其心耎懦，无论何国何种之人，皆可以掠其地而奴其民。临之以势力，则帖耳相从；啖之以小利，则争趋若鹜。”盖彼之视我四万万人，如无一人焉。惟其然也，故日日议瓜分，逐逐思择肉，以我人民为其圉下之隶，以我财产为其囊中之物，以我土地为其版内之图，扬言之于议院，腾说之于报馆，视为固然，无所忌讳。询其何故，则曰支那人不知爱国故。哀时客曰：呜呼！我四万万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

哀时客又曰：呜呼，异哉！我同胞之民也，谓其知爱国耶，何以一败再败，一割再割，要害尽失，利权尽丧，全国命脉，朝不保夕，而我民犹且以酣以嬉，以歌以舞，以鼾以醉，晏然以为于己无与？谓其不知爱国耶，顾吾尝游海外，海外之民以千万计，类皆激昂奋发，忠肝热血，谈国耻，则动色哀叹，闻变法，则额手踊跃，睹政变，则扼腕流涕，莫或使之，若或使之！呜呼，等是国也，等是民也，而其情实之相反若此！

哀时客请正告全地球之人曰：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今夫国也者，以平等而成；爱也者，以对待而起。《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苟无外侮，则虽兄弟之爱，亦几几忘之矣。故对于他家，然后知爱吾家；对于他族，然后知爱吾族。游于他省者，遇其同省之人，乡谊殷殷，油然相爱之心生焉；若在本省，则举目皆同乡，泛泛视为行路人矣。惟国亦然，必对于他国，然后知爱吾国。欧人爱国之心，所以独盛者，彼其自希腊以来，即已诸国并立，此后虽小有变迁，而诸国之体无大殊，互相杂居，互相往来，互比较而不肯相下，互争竞而各求自存，故其爱国之性，随处发现，不教而自能，不约而自同。我中国则不然。四万万同胞，自数千年来，同处于一小天下之中，未尝与平等之国相遇，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故吾曰：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故谓其爱国之性质，隐而未发则可，谓其无爱国之性质则不可。

于何证之？甲午以前，吾国之士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几绝焉。自中东一役，我师败绩，割地偿款，创巨痛深，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非今优于昔也，昔者不自知其为国，今见败于他国，乃始自知其为国也。

哀时客粤人也，请言粤事。吾粤为东西交通第一孔道，澳门一区，自明时已开互市，香港隶英版后，白人足迹益繁，粤人习于此间，多能言外国之故，留心国事，颇有欧风；其贸迁于海外者，则爱国心尤盛。非海外之人优于内地之人也，蛰居内地者，不自知其为国，今远游于他国，乃始自知其为国也。故吾以为苟自知其为国，则未有不爱国者也。呜呼！我内地同胞之民，死徙不出乡井，目未睹凌虐之状，耳未闻失权之事，故习焉安焉，以为国之强弱，于己之荣辱无关，因视国事为不切身之务云尔。

试游外国，观甲国民在乙国者，所享之权利何如，乙国民在丙国者，所得之保护何如，而我民在于彼国，其权利与保护何如，比较以观，当未有不痛心疾首，愤发蹈厉，而思一雪之者。彼英国之政体，最称大公者也。而其在香港，待我华民，束缚驰骤之端，不一而足，视其本国与他国旅居之民，若天渊矣。日本唇齿之邦，以扶植中国为心者也，然其内地杂居之例，华人不许与诸国均沾利益。其甚者如金山、檀香山之待华工，苛设厉禁，严为限制，驱逐迫逼，无如之何！又如古巴及南洋荷兰属地诸岛贩卖“猪仔”之风，至今未绝；适其地者，所受凌虐，甚于黑奴，殆若牛马，惨酷之形，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夫同是圆颅方趾冠带之族，而何以受侮若是？则岂非由国之不强之所致耶？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吾宁能怨人哉！但求诸己而已。国苟能强，则已失之权力固可复得，公共之利益固可复沾，彼日本是也。日本自昔无治外之权，自变法自强后，改正条约，而国权遂完全无缺也。故我民苟躬睹此状，而熟察其所由，则爱国之热血，当填塞胸臆，沛乎莫之能御也。

夫爱国者，欲其国之强也，然国非能自强也，必民智开，然后能强焉，必民力萃，然后能强焉。故由爱国之心而发出之条理，不一其端，要之必以联合与教育二事为之起点。一人之爱国心，其力甚微，合众人之爱国心，则其力甚大，此联合之所以为要也；空言爱国，无救于国，若思救之，必藉人才，此教育之所以为要也。……

……

哀时客曰：呜呼！国之存亡，种种盛衰，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彼东西之国，何以浡然日兴？我支那何以苶然日危？彼其国民，以国为己之国，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己荣；我之国民，以国为君相之国，其事其权，其荣其耻，皆视为度外之事。呜呼！不有民，何有国？不有国，何有民？民与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今我民不以国为己之国，人人不自有其国，斯国亡矣！国亡而人权亡，而人道之苦，将不可问矣！泰西人曰：支那人无爱国之性质。呜呼！我四万万之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其一雪此言哉！……

……

哀时客曰：吾尝游海外，海外之国，其民自束发入学校，则诵爱国之诗歌，相语以爱国之故事，及稍长，则讲爱国之真理；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则相告以爱国之实业。衣襟所佩者，号为爱国之章；游燕所集者，称为爱国之社。所饮之酒，以爱国为命名；所玩之物，以爱国为纪念。兵勇朝夕，必遥礼其国王；寻常饔飧，必祈祷其国运。乃至如法国歌伎，不纳普人之狎游，谓其世为国之仇也；日本孩童，不受俄客之赠果，谓其将为国之患也。其爱国之性，发于良知，不待教而能，本于至情，不待谋而合。呜呼，何其盛欤！哀时客又曰：吾少而居乡里，长而游京师，及各省大都会，颇尽识朝野间之人物。问其子弟，有知国家为何物者乎？无有也。其相语则曰：如何而可以入学，如何而可以中举也。问其商民，有知国家之危者乎？无有也。其相语则曰：如何而可以谋利，如何而可以骄人也。问其士夫，有以国家为念者乎？无有也。其相语则曰：如何而可以得官，可以得差，可以得馆地也。问其官吏，有以国事为事者乎？无有也。其相语则曰：某缺肥，某缺瘠，如何而可以逢迎长官，如何而可以盘踞要津也。问其大臣，有知国耻、忧国难、思为国除弊而兴利者乎？无有也。但入则坐堂皇，出则鸣八驺，颐指气使，穷侈极欲也。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妻勖其夫，友劝其朋，官语其属，师训其徒，终日所营营而逐逐者，不过曰：身也，家也，利与名也。于广座之中，若有谈国事者，则指而目之曰：是狂人也，是痴人也。其人习而久之，则亦且哑然自笑，爽然自失，自觉其可耻，钳口结舌而已。不耻言利，不耻奔竞，不耻媟渎，不耻愚陋，而惟言国事之为耻，习以成风，恬不为怪，遂使四万万人之国，与无一人等。……

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而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今世之言治国者，莫不以练兵理财为独一无二之政策，吾固不以练兵理财为足以尽国家之大事也，然吾不敢谓练兵理财为非国家之大事也。即以此二者论之，有民权则兵可以练，否则练而无所用也；有民权则财可以理，否则理而无所得也。何以言之？国之有兵，所以保护民之性命财产也，故言国家学者，谓凡国民皆有当兵之义务。盖人人欲自保其性命财产，则人人不可不自出其力以卫之，名为卫国，实则自卫也，故谓之人自为战。人自为战，天下之大勇，莫过于是。不观乡民之械斗者乎？岂尝有人焉为之督责之、劝告之者，而摩顶放踵，一往不顾，比比皆是，岂非人人自卫其身家之所致欤？西国兵家言曰：“凡选兵不可招募他国人。”盖他国应募而为兵者，其战事于己之财产性命，无有关系，则其爱国之心不发，而战必不力。夫中国之兵，虽本国人自为之，而实与他国应募者无以异也。西人以国为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中国以国为一人之私产，辄曰王者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云者，犹曰奴虏云耳。故彼其民为公益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也。驱奴虏以斗贵人，则安所往而不败也？不观夫江南自强军乎？每岁糜巨万之饷以训练之，然逃亡者项背相望，往往练之数月，甫成步武，而褰裳以去，故每阅三年，则旧兵散者殆尽，全军皆新队矣。未战时犹且如是，况于临阵哉？其余新练诸军，情形莫不如是。能资之于千日，而不能得其用于一时。彼中东之役，其前车矣！今试问新练诸军，一旦有事，能有以异于中东之役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奴为主斗，未有能致其命者。前此有然，后此亦莫不然也。此吾所谓虽练而无所用也。

国之有财政，所以为一国之人办公事也。办事不可无费用，则仍醵资于民以充其费。苟醵之于民者悉用之于民，所醵虽多，未有以为病者也。不观乎乡民乎？岁时伏腊，迎神祭赛，户户而醵之，人人而摊派之，莫或以为厉己也。何也？吾所出者知其所用在何处，则群焉信之，欣然而输之。……

吾闻之西人之言曰：“使中国而能自强，养二百万常备兵，号令宇内，虽合欧洲诸国之力，未足以当其锋也。”又曰：“以中国之人之地，所产出之财力，可以供全欧洲列国每岁国费两倍有余。”嗟乎！凭借如此之国势，而积弱至此，患贫至此，其醉生梦死者，莫或知之，莫或忧之，其稍有智识者，虽曰知之，虽曰忧之，而不知所以救之。补苴罅漏，摭拾皮毛，日夜孳孳，而曾无丝毫之补救，徒艳羡西人之富强，以为终不可几而已，而岂知彼所谓英、法、德、美诸邦，其进于今日之治者，不过百年数十年间事耳。而其所以能进者，非有他善巧，不过以一国之人，办一国之事，不以国为君相之私产，而以为国民之公器，如斯而已。……

【导读】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出生于1873年，父亲是清末秀才，因屡试不第，留乡教书。梁启超自幼聪颖好学，才思敏捷，有“神童”之称，11岁中秀才，16岁参加广东乡试，中举人第8名。次年入京会试落第，归途中“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当年秋天，朋友引荐康有为，他“一见大服”，顿觉时下流行的训诂词章学乃雕虫小技，而康氏好比“大海潮音，作狮子吼”，“遂执业为弟子”，成就了一段举人拜秀才为师的佳话。从此，康、梁两人的名字联系到一起。22岁时，在康有为策划的“公车上书”前后崭露头角；1898年，25岁的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名满天下。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出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他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这篇以“哀时客”为笔名写于1899年的《爱国论》就发表在《清议报》上。毛泽东对这一时期的梁启超评价很高：“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他的文章“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