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一带一路”系统性风险趋势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面向全球发展的合作倡议。我们将“一带一路”区域划分为七个子区域，分别是大中华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特区、中国澳门特区和中国台湾地区）、俄罗斯、蒙古国及中亚5国（包括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独联体其他4国及乌克兰、格鲁吉亚（包括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和乌克兰、格鲁吉亚）、东南亚11国（包括印度尼西亚、柬埔寨、东帝汶、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越南、老挝和缅甸）、南亚8国（包括尼泊尔、不丹、马尔代夫、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中东欧16国（包括波兰、黑山、马其顿、波黑、阿尔巴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和西亚北非16国（包括伊朗、叙利亚、约旦、以色列、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埃及、土耳其、沙特、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巴林和也门）。我们从“一带一路”区域系统性风险指数及其五大分指数的角度来分析其系统性风险趋势，可以看出这一倡议的重要价值。

一、区域系统性风险指数趋势

从“一带一路”区域系统性风险指数趋势图来看，从1981年1月1日至今，整体呈现出系统性风险不断改善的趋势（指数向上是风险减弱机遇增加，指数向下是风险增加机遇减少）。1981年1月1日至2004年10月15日，区域系统性风险指数从不足10上升至63.46，之后一路下行，受全球金融风暴影响，2008年10月28日触底（36.96）后反弹回升，2010年8月30日到达66的高点后在48至66的区间波动，中间有几次向下突破至50线左右（2011年10月4日为48.98、2013年6月23日为51、2014年年底至2015年有多次向下突破50线）,2018年9月6日为57.43（参见图1-14）。随着美联储加息和美元升值可能给新兴市场带来的股市泡沫破裂、货币贬值和资金外流的危机，如土耳其出现的情况一样，加之中东和东欧局势再度紧张，如叙利亚问题、也门问题、伊朗问题和乌克兰问题等，“一带一路”系统性风险指数仍有可能下跌至40—50之间。从未来的趋势来看，短期内继续区间波动的可能性较大，但仍然有下探甚至突破区间底线的可能。

从七大子区域系统性风险指数来看，自1981年，都体现出在波动中不断上升的趋势，表明其系统性风险在不断下降，而系统性机遇却在不断上升。其中，七大子区域系统性风险指数都深受1997—1999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2010年的全球金融风暴和2015年美联储缩表带来的影响。2017年12月以来，大中华区，东南亚11国，南亚8国，独联体其他4国及乌克兰、格鲁吉亚，西亚北非16国都深受美国发动的全球贸易战、美元升值的影响，而西亚北非16国更是深受中东局势动荡的影响。随着油价的上升，俄罗斯、蒙古国及中亚5国的风险指数显著上升。中东欧16国受经济恢复的影响，系统性风险指数也有明显上升（参见图1-15）。2018年9月初，大中华区，俄罗斯、蒙古国及中亚5国，独联体其他4国及乌克兰、格鲁吉亚，东南亚11国，南亚8国，中东欧16国，西亚北非16国系统性风险指数分别位于57—58、62—68、37—38、62—69、54—56、63—65、48—51的区间波动。随着美联储持续加息、美元进一步升值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加之中东欧和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不排除这七大子区域的系统性风险指数会进一步下降。

二、区域股指风险指数趋势

“一带一路”区域股指风险指数趋势体现了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但也深受亚洲金融风暴、全球金融风暴和美联储缩表的影响。从1981年至2003年3月25日，股指风险指数上升至63.4的阶段性高点，2008年10月28日下降至4的历史性低点，接着上升至2013年12月17日的阶段性高点75.6,2015年8月24日再度下降至27的低点后上行，在2016年10月5日上升至78的历史性高点高位震荡后，2018年8月17日下破50线，9月初在53左右徘徊（参见图1-16）。随着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和美元升值的趋势，区域股指风险指数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

从子区域股指风险指数的趋势来看，除南亚8国和西亚北非16国外，基本与区域股指风险指数趋势一致。其中，南亚8国早期表现出周期性，后期与区域股指风险指数大致一致。独联体其他4国及乌克兰、格鲁吉亚股指风险指数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大中华区较东南亚11国波动要大，呈现出在0至90之间宽幅波动，但整体呈现出向上趋势。2018年9月初，大中华区股指风险指数在46至54之间；东南亚11国股指风险指数在68至82之间波动；南亚8国股指风险指数在50至55之间波动；俄罗斯、蒙古国及中亚5国股指风险指数在53至65之间波动；独联体其他4国及乌克兰、格鲁吉亚股指风险指数在17至18之间波动；中东欧16国股指风险指数在80上下波动；西亚北非16国股指风险指数在54至56之间波动（参见图1-17）。从未来趋势来看，各子区域股指风险指数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三、区域汇率风险指数趋势

“一带一路”区域汇率风险指数从1981年1月1日以来不断上升，自1996年以后高位波动，同时也体现了亚洲金融风暴和全球金融风暴带来的影响。随着美联储加息和美元升值，2018年9月区域汇率风险指数再度接近50线，与全球金融风暴时的汇率风险指数近50线类似（参见图1-18）。

从子区域汇率风险指数趋势来看，尽管大中华区汇率风险指数在1994年前波动性非常大，多次下探50线以下，但1994年始汇率风险指数基本上呈现出高位波动的特点，2018年9月在66至70之间波动；东南亚11国汇率风险指数波动较大，尤其是在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已接近0，在全球金融风暴期间下探至33，在美联储缩表开始时下探至40,2018年9月初在65至69之间波动；南亚8国汇率风险指数从1981年至1998年呈现多次下探30线以下，全球金融风暴爆发后也再次出现多次下探30线以下的情况，2018年9月初在45至51之间波动；俄罗斯、蒙古国及中亚5国汇率风险指数在1998年剧烈波动，因俄罗斯多次出现汇率危机和债务危机，因此指数多次下探至0，但自2000年开始，俄罗斯整体情况改善，子区域汇率风险指数呈现出与“一带一路”汇率风险指数趋近的趋势，但下探的情况比其他子区域略高，2018年9月初在14至28之间波动，表明风险极高；独联体其他4国及乌克兰、格鲁吉亚，中东欧16国汇率风险指数整体走势基本与俄罗斯、蒙古国及中亚5国接近，但2018年9月初则远高于后者，独联体其他4国及乌克兰、格鲁吉亚处于55以上波动，中东欧16国则在68至75之间波动；西亚北非16国汇率风险指数在1993年极低，多处于10至30之间波动，1993年后则在40至95之间波动，体现了较好的稳定性，2018年9月初指数在66至69这个范围波动（参见图1-19）。随着美元可能进一步升值，预期各子区域汇率风险指数尚有下降和大幅波动的可能。

四、区域国债风险指数趋势

全球金融风暴期间，“一带一路”区域国债风险指数显著上升，从20线上升至65左右，然后快速回落至20线，2014年12月26日甚至回落至14左右的水平， 2017年以来主要处于20—30区间波动。原因很简单，在发达国家信用体系崩溃之后，区域经济体国债信用和投资价值都显著上升，但随着全球金融风暴影响从发达国家快速传递到发展中国家，加之2012年欧债危机的影响，区域经济出现较大的压力，国债信用和投资也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当前，随着美国和中国经济显著企稳，货币政策正逐步从宽松走向稳健中性，美联储甚至在试图快速收紧，国债市场和相应的信用债券市场都面临着必然的冲击（参见图1-20）。

从子区域的情况来看，俄罗斯、蒙古国及中亚5国处于较高水平，2015年始指数主要在30—80的区间波动，2018年9月初在71—75之间波动；独联体其他4国及乌克兰、格鲁吉亚指数主要在23—50的区间波动，2018年9月初在23—26的区间波动；中东欧16国指数主要在20—60的区间波动，2018年9月初处于46左右波动；东南亚11国指数主要在20—50的区间波动，2018年9月初在26—32区间波动；大中华区，独联体其他4国及乌克兰、格鲁吉亚，南亚8国，西亚北非16国的国债风险指数处于较低水平（参见图1-21）。

五、区域经济潜力风险指数趋势

自1981年1月1日始，“一带一路”区域经济潜力风险指数显著上升，1992年7月2日突破60线，2003年3月24日上升至最高点90.42，然后持续下滑，2008年7月12日跌破70线，大幅下降体现了风险的显著放大，之后一直在64至76的区间波动。2018年9月初在75左右波动，体现出“一带一路”区域整体较好的经济潜力（参见图1-22）。

一般来说，发展越好的国家或经济体，其经济潜力空间风险指数越低。反之亦然。从七大子区域的经济潜力空间风险指数来看，基本上有如下几个结论：第一，各子区域的经济潜力风险指数从1981年开始至1995年左右都有显著的上升，核心是内部的汇率改革，多有主动或被动的汇率贬值，前者如大中华区的中国大陆，后者如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和部分中东欧国家；第二，目前独联体其他4国及乌克兰、格鲁尼亚，南亚8国，俄罗斯、蒙古国与中亚5国，东南亚11国处于第一梯队，经济潜力风险指数在70至100之间波动；第三，西亚北非16国处于第二梯队，经济潜力风险指数在60至80之间波动；第四，大中华区的经济潜力风险指数在60线上下波动，中东欧16国波动性较大，目前在40至80之间波动，都处于第三梯队（参见图1-23）。

那么，“一带一路”区域的经济潜力会不会突然下降乃至消失呢？根据我们利用1980—2022年年度经济潜力空间比值数据进行推断，“一带一路”区域的经济潜力还会在较长期限内存在下去。2017年至2022年，“一带一路”区域整体的经济潜力空间比值基本会在2.5倍左右，对于发达国家低于1倍、新兴市场经济体1.5倍的情况来看，其未来发展空间仍然较大（参见图1-24）。

从子区域的情况来看，经济潜力空间比值也与经济潜力风险指数一样，分为三大梯队：独联体其他4国及乌克兰、格鲁吉亚，南亚8国，俄罗斯、蒙古国及中亚5国，东南亚11国处于第一梯队，西亚北非16国处于第二梯队，大中华区和中东欧16国处于第三梯队（参见图1-25）。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就是寻找具有更为广阔发展前景的经济区域，从而提升自己的经济发展潜力的一种方式。而中国在此基础上的全球倡议，将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和全球产业链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不断强化自身的全球竞争力，同时也促进全球整合发展，是一种新型的全球化思路。

六、区域经济物价风险指数趋势

从“一带一路”整体来看，自1998年以来，区域经济物价风险指数整体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走势，主要在20—70的区间波动，说明其经济物价走势在不断改善之中。2018年9月初，区域经济物价风险指数在60线左右波动，未来可能会相对稳定（参见图1-26）。

从七个子区域的情况来看，全球金融风暴后，尤其是欧债危机之后，大中华区的经济物价风险指数较高，主要在25—85的区间波动；南亚8国主要在20—90的区间波动；俄罗斯、蒙古国与中亚5国主要在0—90的区间波动；中东欧16国主要在20—70的区间波动；东南亚11国主要在10—80的区间波动；独联体其他4国及乌克兰、格鲁吉亚，西亚北非16国主要在0—40的区间波动（参见图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