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中华夷关系研究评述——兼谈华夷一体观

滕绍箴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学术界曾经掀起“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讨论，指明中国经过“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形成”的“自在的民族实体”及“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自觉的民族实体”之间的区别。并进一步指出，“自在的民族实体”是由“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这个核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联合成统一体网络”和“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基础”，这就是初期的华夏族和演变成的汉族。在这次大讨论中，著名民族史专家，认为“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它“早已突破并且继续突破着种族的界限”，指出不可将民族与“生物学上”的种族概念相混淆。今天的中华民族，正是以汉族为代表，荟萃中华各族文化特点而成的“文明实体”。这个文明实体，经过历史考验，任何外力都摧不倒打不垮。诚如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说：“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实体，还不如说是一个文明实体，一个唯一幸存至今的文明。孔子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包括罗马帝国，都消亡了，但是中国以持续的进化生存下来。”因为它以自己独有的个性和特点而铸成的“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作为“脊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然而，俗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列强在瓜分中国失败后，心有不甘，特别是一些有政治目的的人，企图在文化上瓦解中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提出“骑马征服王朝”论，借用自然生态不同，“创造”出我国“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相互“对立”，游牧文化圈与农业文化圈之间“截然分离”，并将其解释为“二元对立”文化。这种理论的本质是片面强调少数民族文化脱离中原传统文化的超越作用，或“超中国”意义。同时，亦有人具体提出满人不是中国人，长城以外不是中国领土。近年以来，有些殖民主义代言人公然声称要“挑战”所谓的“大汉族中心主义”，借“满洲元素”，大谈“满洲帝国”论，并且煞有介事地宣称将要开启“什么是‘中国’”，“称为‘中国人’是什么意思”等等挑衅言论，且声称要“颠覆”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有的学者对此十分清醒，指出，“这种新理论总是来自欧美等西方世界”。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超出学术范围。以下我将就我国古代华夷生产方式之异同、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和天下四海观之认同等问题，略加分析。

一、华夷生产方式之异同

中国的华夷关系，从古代开始就有远近、中外之分。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代言人，常常从殖民主义、霸权主义观点出发，不懂得或更不理解这“中外”为何意，往往将“外”字理解成“外国”，致成笑话。当然，中国某些汉族士大夫，在中原王朝政权交替时期，从大汉族主义观点出发，亦常常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斥之为“外族”入侵，对于满洲人入主中原即抱有如此之见。然而，一旦涉及长城以外领土问题时，他们的爱国情结，迫使他们回过头来，与满洲人握手，承认是兄弟民族。产生以上情况的原因，是缺乏中国历史知识，或者不曾深入研究。下面我将从华夷生产方式入手，讲讲这个问题。

往昔在中国民族理论研究领域，人们多在微观理论亮点方面下功夫，很少涉及宏观理论探索。上世纪90年代，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研讨，是宏观研究的重点课题，取得广泛共识。但在这次讨论中，有关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理论探索，却有不小的遗憾。当时只认识到，“如果要寻找一个汉族（笔者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来源”，农业经济当是一个“主要因素”。我认为，审视当时研究的全部资料，应当将这种意见上升到生产方式的更高宏观层面上来。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明确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观察和探索中国古代华夷关系，当以这个理论为指导，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现在我们首先从自然生态着手，来观察中国古代华夷的社会生活。

（一）华夏主要生产方式

众所周知，在很早的古代，无论今天的中国中原地区，还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都处于所谓的“洪荒时代”，人们的社会生产方式没有明显差别，采集、渔猎及后期的游牧生活，是人们普遍的社会生活，没有什么“华”与“夷”之分。即使到原始社会时代，诚如有的专家所说，“中国原始社会大约经历200万年以上”，只是到“原始社会晚期”，今天中国的中原地区，“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相对社会条件的结合，在今天黄河至长江中下游流域一带，逐渐孕育和形成在发展上较具优势的中心地区（历史上称中原地区）……率先产生政权，建立夏朝”。换句话说，在原始社会前期，即远在距今4000年前，在今天中国中原地区的人们，与战国时期以后的所谓“夷狄”都过着同样的生活，即饮食“不知用火生食”，衣着“披兽皮”，居住“避身洞穴，丘陵掘穴而处”，生产活动多从事“采集、打猎”，婚姻形态为“群婚制”，政治上“长幼侪居，不君不臣”。即使是著名的商朝人，即东夷之人，早年同样是以“游牧起家”，先后迁徙今山东泰山、河南东部，因为“发展农业，畜力耕种，农牧结合的经济使它强大起来”，逐渐扩大到今河北、辽宁、山西、陕西、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及内蒙古的一部分地区。从生产方式说，先商之人，是从采集、渔猎和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型之后，才将自己的社会文明升华到新高度、新层次。

在我国历史上农业区的出现早于游牧区，农业生产早于牧业生产，这得益于天时、地利与人和。众所周知，我国中原地处热带和亚热带气候，特点是湿润，雨水充沛；在我国高原、盆地、平原三级地形的最低层次，其黄土多孔，渗透性好，土质均匀，自我肥沃。农业区有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著名大江、大河，形成百川东流态势，在广袤的大地上编织成网络状沟渠。世界上最古老、人数最多、极富创造力的华夏先民就生养、繁衍在这种地方。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自然适合农业经济发展。然而，这亚洲东部大陆，地理条件亦同其他事物一样，具有发展不平衡性。有的专家分析说，就经济和民族区域，可以分为南北两个发展带和东西两大部：“即秦岭—淮河以南是水田农耕民族和水田农业发展带；此线以北到秦长城以内（包括辽东、辽西）为旱地农耕民族与旱地农业发展带。”从东西方向看，“以天水为中心，北至大兴安岭北端以西，南至云南腾冲，把中国划分为东西两大部，东部湿润而适合于农耕，其东南自古是中国经济发达、人口集中的区域”，而西部是“干旱高寒的游牧和小块农业区”。按照这个划分，有的专家明确指出，东部淮河以南地区，适合水田发展，命名为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区；淮河以北旱田为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区。两区合二为一，便是中华民族肇兴的物质基地，即中原地区。这里在华夏早期就生产黍、稷、菽、麦、稻等所谓“五谷”粮食品种，诚如《周礼·夏官·职方氏》所云“其谷宜五种”。因此，处在文明前夜的尧、舜、禹时代，首先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呈现一个文明程度高于四方的具有一定凝聚力的核心。这黄河、淮河和长江流域广袤的冲积平原，成为中国先人走向文明的发源地。东亚大陆农业文化圈，即从这里发端，并演进为特定居民生活和特有的生产方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农业经济基础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小农经济，讨论中国传统生产方式和中华传统文化都必须首先了解这个特点。这就是华夏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产生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文明的起脚点。

（二）夷狄主要生产方式

从前文讨论的情况可知，“以天水为中心，北至大兴安岭北端以西，南至云南腾冲”所划定的中轴线以西地区，被划为西部“干旱高寒的游牧和小块农业区”。这个地区无疑是中国西南和西部边疆少数民族生养、繁衍之地。其西北便是所说的蒙古高原。其中的蒙古族就生活在这里。据有关专家分析，呼伦贝尔草原作为蒙古族发祥地，是欧亚温带草原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由于气候日趋干燥，导致湿地面积逐渐缩小，高阶地地面逐渐沙化，湿地不断缩小，沙地直逼湿地边缘。于是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转之逐水草而迁的草原游牧生活。据有关专家研究，以游牧生产方式为主的蒙古族，同样亦有自己的农业。这种“小块农业区”的突出特点是以种多种小杂粮品种为特点的旱作农业生产。“以栽培稗为特征”，故起名为“稗作农业”区。据DNA研究发现，小米在干燥的气候中易于保存，遗传学方面，在发现的欧洲小米中曾经找到中国小米基因，表明极有可能欧洲小米源于蒙古地区。

对于长城以外东北部的生态认识，大体有两种：（1）有的专家指出淮河以北的“粟作农业”区，包括辽河东西地域。亦有人认为东北地区有三种生态系统，即“游牧民族、渔猎民族以及定居的农耕民族”，同样将“肥沃的辽河平原”划分出来。（2）将长城以外的东北部，归为一种生态，指出“长城以外为游牧民族与狩猎民族发展带”，此为说法之一；另一种说法认为这个地区“北临针叶林地带”，赞同巴菲尔德“混合生态环境”下的“混合型经济”。综观以上各家意见，笔者认为，东北地区有辽河、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黑龙江等大水系及其支流，并形成著名的松辽平原等冲积平原，与中原诸大水系在生态上没有什么原则区别，所不同的是古代气候相对严寒，影响农作物生长期。从满族先祖——古代肃慎农业种植“有五谷”看，与淮河以北“粟作农业”区雷同，当划为同一区域，只是辽南处在更北方严寒区与中原地区中间，属于农业文明与渔猎游牧文明共同辐射的过渡区而已。总的说来，在中原地区以农业经济为物质基础的先进生产、生活方式之西南部、西部、西北部和东北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形成以渔猎、采集和游牧为物质基础的不同滞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存。这便是所谓中国“夷狄”生产、生活方式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文明发端的不同起点。总之，人类活动初期，生态环境不同、发展不平衡直接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进而在中国铸成华夷之别。

二、中国中心观的形成

西方殖民主义代言人，不知道什么叫中国，什么叫中国人。这也难怪，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发展史，欲知其根底，那些西方殖民主义者何能理解？这里我想简单地讲讲中国人的历史。上世纪90年代，在讨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有的专家明确提出，欲了解这个问题，需要看两步。第一步是华夏族团的形成，第二步是汉族的形成。而第二步汉族的形成，正是从第一步华夏核心扩大而成汉族核心的。这便是汉族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轨迹。

（一）先进生产方式体现

本题下分作三个问题研究，中国中心观形成、华夏族之荣显和皇权一统思想。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文化核心，根源在于以农业为基础形成的农耕生产方式，首先打造出世界上高度文明的民族核心集团。

（1）中国中心观形成。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期间，在我国黄河中游，夏朝及其文化兴起，地点“以伊洛及汾涑平原为中心”。夏文化东临豫西商文化，即所谓东夷之人，西临陕东周文化，即所谓西夷之人。因为夏文化与东夷和西夷文化同属于龙山文化，而“发达最早”，处于领先地位，且在商、周两者之间，故被周人称为“中国”。这是中国名称出现的最初雏形。其后经过商、周两代演变，这个具有“地理和文化”双重概念的“中国”名号，便演变成象征中原地区的“中央之国”，于是，黄河中下游具有诸夏文化内涵的国家，便形成“内其国（京师、核心部分）而外诸夏”，而文化差异较大或地处较远的部落、部族，便指称“内诸夏而外夷狄”。时至战国时期，东夷、西夷等相同文化部落或不同族群，相继融入夏文化之中，形成“文质彬彬”的较高文明，地区性局部统一，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夏族。以此为核心，奠定最初中华大一统之牢固基础。在黄河中下游形成以夏为核心文化集团的同时，在长江中下游流域亦相应地出现同等文化集团。“长江下游的文化区是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南达杭州湾，西至苏皖接壤地区。其文化序列大体是河姆渡文化（前5000年—前4400年）、马家浜·崧泽文化（前4300年—前3300年）、良渚文化（前3300年—前2200年）。良渚文化大体和河南龙山文化年代相当，文化特征也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密切联系。”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包洞庭湖平原及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龙泉文化。这如上的文化，“都受黄河下游龙山文化的渗入”，逐渐趋向文化较大合流，形成中原地区。而“中国”一词，在周初，已经成为中原具有较大声名的各个族群共识。在今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的铭文，即是最好的证明。铭文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民。”《尚书·梓材》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诗经·大雅·民劳》曰“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指明王畿中心地区的京师，即“中国”核心概念，同时亦强调“惠此京师，以绥四国”之本意，即以周京师丰镐、雒邑为中心，俯视黄河中下游等地，即后世称为“中原”的地区等管控范围。

（2）华夏族之荣显。中国中心观形成的根本原因说到底，源于农业文明的率先发展。“华夏族”名称的出现和荣显，有人说是“中国和华夏复合而成”，是否如此我们不去讨论。我想这个名称出现至少有三大要素值得注意。一是来自族群差异。据有关专家研究，“中华”一词，大约在魏晋已出现，普遍使用于南北朝时期。众所周知，从战国到南北朝时期，在中原大地上经历过春秋战国及秦、汉大统一和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前后经历两次民族大迁徙和大交融。位居中原地区的夏文化在周边少数民族中进一步凸显，且被高度认同。史称：“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所谓“中国百姓”，实质上即是正在形成中的汉民族实体；所谓“四夷”，多指围绕中原地区的周边少数民族。这里以“本根”与“枝叶”相区别，这就是族群差异。二是中原大族群的突显。中国目前有56个民族，在彼此关系中，聚居的大族群在民族文化认同中，占绝对优势，如果它再具有先进生产方式，它的稳固性将不可动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调查中，不难看出汉族占全国人口90%以上，其主体民族地位十分显然。例如，1982年，汉族约占中国民族总人口（9.34亿）的93.3%，其他55个少数民族人口总数是0.672亿，约占总数的6.7%;2005年，13亿人口，汉族人口约占总数的91.6%,55个少数民族约占总数的8.4%。就分布地域看，汉族主要聚居在传统农业地区，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高原、山地和草场。汉族处于高度农业文明的先进生产方式之下，而周边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大多数相对比较滞后。这种布局和比例关系，为自古以来传统所延续。从战国至南北朝，在当时少数民族中，中原聚居的大族群的名声和震慑度，可想而知。三是文化的先进性。经过西周、春秋、战国、秦、汉的发展，逐渐形成巩固的以夏族为核心的民族共同体，已经享有经济、文化等文明及其较高的优越地位。因此，在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中”字，同“华夏”一样，带上“华”字桂冠，称作“中华”。这种所谓的“中外”共识，无疑是中原先进生产方式下形成的先进文化，对于渔猎、游牧文化有较强吸引力和辐射力等凝聚作用，当顺理成章。孔子曾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解释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说文》亦解释云：“华”意为“荣”，“夏”意为“中国人（中原人）”。当然，华夏族荣显，既是周边各族认同的结果，亦是生产、生活方式差异所致。因此，我国古人常常以“诸夏”、“华夏”与“四夷”、“四裔”对称云之。

（3）皇权一统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神农氏和大禹治水传说，细思之，它们是中华民族先祖社会实践的反映。上面曾经提到中国自古以来，最发达、具有先进生产方式的中原地区，经济基础是地道的小农经济，神农氏为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之精神信念和依托。同时，小农经济布局以水系网络为依附条件，“稻作农业”更是如此。然而，小农经济的依附性亦是其脆弱性的表现，大禹治水，疏通河道，保证农耕、民食，是维持社会生产方式正常运作的基本条件。同时，小农经济具有天然分散性，无力抗拒天灾、人祸，必须有社会合力，方能得到保障。有的专家说得好：“个体小农无法抗拒”周边牧民南下，是“促成中央集权政体的一个历史因素”。或称“古代王权顺时而动的权威”与“农耕社会的现实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这些意见，都明确道出中国古代王权乃至皇权产生的真谛。如上的事实告诉人们，中华民族传统儒家文化的真谛与核心，之所以取“和”字，就是根源于这种数千年不变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当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这个“和”字，来之不易，它是从个体小农经济的每一块田间走出来，经过血的代价所形成，诚如有的专家所说，“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社会政治结构亦相应地发展起来”。以“禹会诸侯”为例，近些年来，在今安徽省蚌埠市西郊淮河岸边，东邻天河，北依涂山，发现今地名为“禹会村”的地方。根据史料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从考古发掘现场证实，万国诸侯聚集的大棚仍存遗迹。专家分析，大禹时代是由族邦联盟的邦国时代进入王国，即王权发展时代。而大禹之子启继往开来，举行“钧台之享”，目的在于“所以示诸侯也，诸侯所由用命也”，力图使各族听命于己。这就是在中原农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上层建筑，王权在中原形成，社会踏进文明，是“大一统”呈现萌芽之始。众所周知，这“万国”诸侯，何其多也！他们都代表着各自地区聚居的个体小农群体的田间利益，而每一位邦国首领皆是在各自的地区内，经过争斗而显露头角的人物，真是来之不易。随着中国社会的演进，这些诸侯之间争霸愈演愈烈，《后汉书·郡国志》载称：在汤武时有3000余国，西周时有1773国，春秋时有1200国，战国时仅有10余国。通过争斗与兼并，到夏、商、周时期，才出现大一统思想，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华民族文化核心之“和”字，至此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爱国不忘祖先是这个世界罕见的大族群脚踏田园背朝天、经过荆棘、吃小农经济饭创造出来的多元一统格局。有的专家说：他们的先人创造了农时，他们灵魂继续在自然界长生效力，“祭祀仪式完成了王权的行政性建构”。亦有的专家更具体地说：夏、商、周都认为自己是黄帝后代。战国时期，七国君主都以黄帝后裔相标榜，今天的中国人，都普遍慨然称自己是“炎黄子孙”。这就是东亚在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封建生产方式下，代表农业文明的东方王权和皇权诞生的根本所在，不是任何以渔猎、游牧等移动部落的所谓“汗”可以随意所能取代。

在统一战国诸雄基础上，秦朝的出现，致中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成主流统一格局，呈现制度化，诞生郡县等管理体制。这在中国从王权向皇权迈进，走出关键的一步。有的专家描绘说：王权向皇权演进，使中国社会出现新时间概念、顺势而动的秩序，从而形成周密、客观、高度官僚化的新统治体系。秦帝国的创建标志着王权宇宙观的最终形成。亦有的专家认定，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即“稳定”和“层层积累”的结果，亦凸显中华民族在“国家领土与国家意识”以及“民族国家”认同上的牢固基础。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国中心观是在东亚大陆聚居的大民族个体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先进生产和生活方式，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二）“中国”内涵的演变

有些西方殖民主义者声称要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个西方世界观，向所谓中国“大汉族中心主义”和“边缘的观点”进行“挑战”和“审视”。我们说，用这种观点观察中国民族关系史，那是地道的中国史学外行和中国历史知识的盲人之语。历史事实是，“中国的政治疆域和文化空间是从中心向边缘弥漫开来”，经过三代和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迁徙、大流动，到秦、汉时期，中原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郡县制之行政体制，奴隶制向封建制生产关系逐渐演变，中原生产方式已经锁定这个空间的稳定性。而在它四周，相对滞后的生产方式，便铸成中国的中心先进性和边缘滞后性。这是生产方式客观发展之必然规律，非人力所能掌控，更无法由今天某些西方学者所能改变。请看事实，中华民族自三代以后，进入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发展时代，在民族大迁徙、大冲撞和大交融中，局部统一局面不断出现，邦国数量逐渐减少，春秋时期尚有邦国千余，而至战国时期减少至十余国。至此算是中华大一统前夜的首次民族大迁徙。经过长期发展，最后终于迎来秦朝王权的一统，或皇权初现，这是中国中原中心观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一步。而这一步，同样是从农耕文明经济基础小农生活方式开启。秦朝统一大政首先是改变“田畴异亩”，接着是交通、法制、习俗、语言等全方位采取统一措施，即改变“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等。这些政策和措施的作用是：“书同文”使辽阔疆域内文化传播不再有文字隔阂。统一文字对形成共同文化和基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对于民族的维系和国家的统一，都起到特殊而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些事实在中国史籍中历历可考。请问某些西方学者，有何能“审视”这种两千年前东方大国生产方式变革中形成的历史事实？有何办法阻止这个中心的形成？

中国经过秦、汉先后两次大统一之后，迎来第二次民族大迁徙与大交融。这次上演的是三国两晋百余年乱象，重头戏是南北朝一百六十余年民族大交融局面。在亚洲东方这广袤的中原大地边缘地区，登台的正是中华民族“边缘”族群，生产方式相对滞后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先后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夷狄，它们建立的政权受中华传统文化辐射，认同“儒家大一统思想”，先后都以“中华”和“中国”自居。“中国”这个名称既然成为各族所共有，原来的“华夏”即同义词“中国”之人将如何称呼呢？于是，借用“汉朝”国名，出自少数民族之他称的“汉人”取代“华夏”和“中国”名称，变为“汉人”。这个称谓始于拓跋魏末年，从西汉初年算起经过近700年演变，竟借助中华民族实体之演进而在少数边缘民族前进的步伐中托出，真正成为稳定的族称。这无疑应归功于边民认同华夏生产方式和先进文化，主动认夏变夷。从此，“汉人”作为民族概念，为汉人和非汉人所共同接受。“中国”和“中国人”便转身成为中华民族多元统一的共同称谓，即“一体”的代名词。某些西方学者要“颠覆”所谓“什么是‘中国’”和“成为‘中国人’”的历史事实，请问你们将如何颠覆这千年前，在东亚滚动发展的庞大民族前进的足迹？

在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各自皆称“中国”，并不是在渔猎、游牧生产方式下所为，而是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经济转型之后的行为。因为，“以五胡为代表的内迁各族纷纷建立政权，据有两京为中心的黄河流域，接受先进的中原农耕生产方式和传统文化”之后，才自称“中国”，并具有与晋室争夺正统之欲望。这里的“夷狄”已经打了引号。

三、天下四海观之认同

中国著名民族史学家费孝通先生，从多年民族史调查与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这片大陆应是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我看至少亦是世界少数几个人类发源地之一。这片大陆有多大，先生说：“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广阔大陆。”被中国古人称之为“天下”。从四海共天下观及其民族内容和夷狄之防的演进看中国，才是科学的思维方式。

（一）天下四海观念

中国儒家等思想家有个传统观念，叫做“正统”观。这种观念主张“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宋代思想家欧阳修在《正统论》中解释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正”也好，“一”也好，都是为东亚大陆这广袤的大地上庞大的人们共同体所规范的最高行为准则。而两千年前已经形成的这种观念，秦、汉时期在实践上已经迈出空前的步伐，史籍记载为“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从此这天下四海观成为中国历代王朝官民上下的共同理念。这便是在东亚个体小农经济基础上，在上层建筑领域演变出来的明确的、稳定的精神理念。只要经济基础不变，精神世界不可能改变；即使经济基础受到暂时触动或局部破坏，而精神领域的惯性亦同样不变。下文我们从天下四海观方面稍加分析。

（1）认同天下观。这种观念，在中国无论是以汉族为主导的政权，还是以少数民族为主导的政权，都一致认同。比如，周初推行大封建，分服定爵，叫做“天下统于一尊”；唐朝统一天下，强调“中国百姓，天下本根”；朱元璋建立大明，自称“为天下主”。这是汉族主导国家政权的认同事例。而少数民族主导的政权亦皆如此，如西北匈奴贵族赫连勃勃曾经自称：“朕统一天下，君临万邦。”魏、辽、金、元等各朝无不如此。清朝在起兵后不久，清太祖、太宗时期，在诸贝勒中已经普遍认同“一统天下，永享太平”理念。顺治皇帝入关，更频频倡导“天下一统”、“天下一家”政策。

（2）认同四海观。中国以东亚大陆为中心，即所说的中原地区及其周边少数民族分布区，统称为四海。早在汉代司马迁就说过：“四海之内，咸载帝舜之功。”费孝通先生解释说：“四面环海所以称四海。”汉武帝的朝臣所说：“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其中“海内”便是此意。这种中华“四海”观，不独汉族政权主导者的皇帝如此认识，历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帝王及其臣民，同样认同。比如，北魏时期鲜卑拓跋氏，大力推行认同中原传统文化，感动汉人为之叫好云：“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并迹。礼乐献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魏孝文帝为“四三皇而六五帝”云云。金熙宗时，女真实现生产方式转型后，亦从大中华角度说：“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元世祖忽必烈，领略中原传统文化之后，改国号为大元，宣称：“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取《易经》之义，改号“乾元”。事实表明，天下四海观，为中华各族所共识，是大中华一统理念重要组成部分。

（二）两观民族内涵

有的外国学者在中国史籍中看到“内外”一词，便轻易断定“外”即“外国”之意。其实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传统，不难理解。比如，所谓“蒙古、青海和西藏在有清一代未入省制。清代文献称这些新征服的边疆地区为‘外’，以区别于原明朝疆域的‘内’，在长城以内的原明代疆域，由以六部为代表的官僚机构管辖，而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则由理藩院和八旗贵族统辖”。在中国传统文化说中，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内”、“外”都是前面所论天下四海观之内的事。从华夏族形成初期，便有五服四方之论，《国语·周语上》所云：“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这里的“内”与“外”分两种情况。“邦内”是指以京师为中心的核心部分。这部分是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代表的先进文化群团。“邦外”分作两类，一类属于“邦外”的当时“侯服”、“侯卫”两部分，它们与春秋时期的“郡国”地位相同，生产方式与邦内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距离核心地区稍远而被划作“邦外”。所以，史载“曷以内外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史称“内其国而外诸夏”，“内其国”指“甸服”，“外诸夏”指“侯服和侯卫”，因为生产方式相同，故称“外诸夏”。另一类便是“内诸夏而外夷狄”所言生产方式相对滞后的“蛮夷要服，戎狄荒服”了。这一类不但距离“邦内”遥远，而且生产方式以渔猎、游牧为基础，文化相对比较滞后。所以，春秋以前的蛮夷、戎狄等含有远近和生产方式差异两种情况，不可混淆。

为深入探索这个问题，我继续谈下去。在中国历史上，有“天下”、“九州”说。《礼记·曲礼》中的“天下”，郑玄注云：“天下，谓外及四海也。”包括今天的中原和边疆全部。而上世纪80年代，有学者解释说：“九州大体包括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的地区，奠定日益壮大的华夏族核心。”其实，这种解释完全错误。请看史实：“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这“九”是广大之意，不能以大禹本人足迹为论。所以，史籍接续云：“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可见，“五千里”、“至于荒服”之句，说明地域远远超过中原内陆范围，远达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而下文所指更明确：“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而《左传·昭公九年》周景王使詹桓伯对晋国说得更全面：“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事实说明，今天中国疆域之内各个民族及其领土，在春秋时期已经全部包括在中华民族先祖的“天下”、“四海”观念之中。今天满族的先祖“息慎”、“肃慎”等所在东北边缘地区，在商、周时期，不过是“吾北土也”。同样在大中华天下、四海之内，什么“蒙古、青海和西藏在有清一代未入省制”云云是完全错误的，其中所谓的“内”、“外”不过是中国历代王朝根据不同民族地区生产方式而实行的郡县制和因俗羁縻管理方式不同而已。其中两种生产方式的民族群体，在互动中相互认同文化，并以滞后生产方式向先进生产方式转化为主流态势，不断推进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这种数千年内外骨肉关系、互济共生和相互迁徙、移位，如何能与西方侵略者入侵相提并论？

（三）华夷两观演进

从天下四海观的民族内涵可知，在现今中华领土范围，自古各族分布大局已定，并非是今天学人从清朝所定疆界回顾古代领土所为，这就是中华民族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特殊性。现在我将从四海共天下角度，研究夷狄概念变化、华夷手足关系、华夷趋同势和、华夷之辨的具体条件等等。

（1）夷狄概念变化。前文我已经提到“内诸夏而外夷狄”，此时所讲的“中国”、“诸夏”乃至“华夏”皆为同义之语，与“四夷”、“夷狄”是相对而称之。这是春秋以前所谓“内其国”强调自己核心地位和优越感而推行“夷夏之防”所致。中国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经指出：“‘诸夏’、‘华夏’等名号多用于春秋时期。”比如，春秋时期，齐、鲁、晋、郑、陈、蔡等诸侯国皆称为“中国”、“诸夏”、“诸华”、“华夏”，而秦、楚、燕等国仍然被称为“夷狄”，尽管这些国家都已进入农耕生产方式，地处中原，但因为它们在诸夏中，终究距离核心较远，属于当时中原核心之边缘。在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夷狄”并非生产方式滞后，而是取决于距离。此即中华历史疆域发展重叠特点所致。到战国时期，形势大变，天下四海观趋于成熟。史籍强调“中国”与“四夷”、五方之民共“天下”、同居“四海”的整体概念。诚如《尔雅·释地》所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出现了中国天子所能驾驭的华夷一统的地理范围。同时亦锁定中华各族文化认同发展至新阶段，即“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亦诚如《礼记·王制》篇所云“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的历史新时期。

（2）华夷手足关系。从战国到秦朝统一的两个半世纪，是中华民族大迁徙、大变动的重要时期，民族关系趋“和”成为时代特点。这一点，某些外国专家亦颇具慧眼，如托马斯·巴菲尔德认为：“游牧民族与中国（笔者注：中原）之间的关系不是对抗而是共生。中国和草原地区的分裂和统一的周期紧密联系。因为‘游牧民族的国家组织最终需要依靠一个稳定的中国’。”笔者认为中国的中原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随着夷狄概念的变化，除距离中原中心地区较远称作“夷狄”以外，到战国以后所指之“夷狄”，主要指生产方式、文明发展程度相对于中原高度农耕文明较滞后，铸成其主要特征。然而，尽管如此，两者的“一体”性已经形成。其关系有两大特征。一是经济互补性。中国地域广袤，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特别是不同生产方式下经济差别较大。史称：“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纻……”在这种多样性和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如果不进行经济交流，“若各居其处，食其食，则是橘柚不鬻，朐卤之盐不出，旃罽不市，而吴唐之材不用也”。如此对于两者尽皆不利，甚至“百姓贫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负辂于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车”的困难局面。所以，经济一体化成为社会发展必然趋势。二是政治理念。这个时期相继出现华夷一体论。如“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指明两者是根叶关系；“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认识到两者是首足、身臂、臂指关系；“京师为首，诸侯为手，四裔为足，所以为中国之人也”，华夷同为“中国人”的共识，毫不含糊；“肢体与腹心”，“夫肌肤寒于外，腹心疾于内……无手足则肢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明确肯定华夷一体、唇亡齿寒理念。有人根据中国古代阴阳家的学说，认为“中国阳，胡虏阴也”，少数民族政权兴起是“阴盛阳衰”所致。还有人发挥说，“夫中国阳也，夷狄阴也”，就方位说“东南阳也，西北阴也。东南者中国（中原）之域也，西北者夷狄之区也”。这些说法，可以认同。清朝康熙帝对于华夷传统理念，从治国实际出发，同样有深刻体会。他说：“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中原）安宁，则外（边区）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

（3）华夷趋同势和。中国的华夷一体观，不是今人假造的理论，而是历史发展规律。儒圣孔子名正言顺地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同时申明：“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主张华夷皆以德治之。儒学至圣之一的孟子，尽管对于以夏变夷缺乏见识，但并不排斥夷狄，对东、西夷同样尊崇，即所谓：“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两者他都赞赏。中国古代著名史家司马迁，首次给夷狄立传，写入封建国家大型史册中，认同夷狄同为中华大国一体国民。华夷一体、华夷势和是当时人的共同见解。此为战国以来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客观趋势。《左传·襄公十一年》晋国人魏绛有一句更透明的话云：“夫和戎狄，国之福也。”魏晋南北朝以后，华夷一体观已经成为中国历代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共同理念。唐太宗对突厥等少数民族，奉行和亲政策，被四夷称为“天可汗”；百越族赞扬唐朝“胡越一家”之盛，受到各族欢迎，以致“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明太祖朱元璋主张“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之如一”，“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清太祖尽管在民族政策上有过摇摆，但同样主张“满汉一家”；清太宗更形象地将民族和睦比喻为五味需要“调和”，达到“满洲、蒙古、汉人彼此和好”的目的。数千年来，中国作为世界东方轴心大国，有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而能够形成和势，完全是特定两种生产方式下，天时、地利致成人和的必然结局，如果抱着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眼光，何以能理解中国数千年这个大族群的历史实践。何炳棣先生说“中国人谦虚，没有偏见，心胸宽广”，写出了从历史走来的中国人的形象，表明他理解中国历史真谛，尽管他的某些观点值得商榷，但他无愧于中国史学专家。

（4）华夷辨之限定。前面已经谈过，华夷之分除距离中原核心区远近而分“中外”之外，便是自然生态、地理条件发展不平衡，导致生产方式差异所致。《礼记·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这种不平衡性，表现在人文方面，便相应地产生所谓“异性”。故史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法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诸夏生产方式发展较早、较先进，形成华夏族，相比周边少数民族生产方式发展滞后，前者从而产生较强烈的“民族文化优越感，称异族为夷、狄，含有卑贱”之意。这是某些汉族封建士大夫所持的大汉族主义所致。唐太宗批评说，将“渔猎其民，比之禽兽，岂为父母（指君父）之意耶”？点出从事渔猎生产方式民族被贱视的错误。这就是历史上华夷之辨产生的根源。魏、辽、金、元各个少数民族政权都反对以汉族为中心、“严华夷之辨”的做法。就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权，在常态情况下，亦不贱视夷狄。比如，唐太宗提出，“夷狄亦人，其情与中夏不殊”，彼此之间是“骨肉”关系，本是“一家”，不该为“仇敌”，决心反对“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的做法，推行“爱之如一”的政策。使“无问中国（中原）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当然，从常态看，历代帝王都如此，但像唐太宗者绝无仅有。其他汉族开国君主所不同的是多分有时限期和常态期两种。以明朝为例，朱元璋在反元起义初期，为号召反元，在有时期内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口号，坚持华夷之辨，认为“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但当政权稳固后，他便改变态度，宣称：“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之如一。”孙中山先生反清和建立民国两段时期同样如此。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三个问题：（1）中国的民族关系演变是发生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由不同生态环境下形成不同生产和生活方式所致，华夷概念是个历史范畴，有其复杂的历史演变阶段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2）中国中心论，是华夏族形成中心后，向边缘地区辐射，而边缘地区少数民族生产方式不断地转型，主动认同中原先进生产方式（即从渔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转变），共为“中国”和“中国人”，即逐渐形成一个大中国、大中华。（3）今天中国疆域范围，在数千年前，即已包括在中国古人“天下四海”之内，并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国土现状上溯追论而成。这一事实在中国史学界是尽人皆知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