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王思治的清史学说（代序言）

刘凤云

王思治（1929—2012）是清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他对清前期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人物以及相关制度的系列研究，为中国的清史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司马迁说，他作《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在王思治的家中，一直挂着司马迁这句名言的条幅，它表达了王思治作为史学家的高远志向，也是他一生的学术追求。

王思治的清史研究多以鲜明的思辨性和寓史论于宏篇叙述中见长，在对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的阐释过程中，既能把握对历史内在规律性的认识，又能寓议论于流畅而翔实的叙述中，因而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引人入胜的思想性，这是王思治史学研究的最大特色。

早年，王思治主攻秦汉史，参与了中国古代史分期的“大论战”，成为“两汉奴隶社会说”和“魏晋封建说”阵营中的一员，发表了《关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等系列论文及著作，对社会性质划分标准、两汉生产力水平及生产关系状况、奴隶劳动的社会影响、中国奴隶社会解体的基本途径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史分期中“魏晋封建说”的分析和论证，通过阐述两汉奴隶制大量存在的史实以证“魏晋封建说”，并将其置于理论层面上加以探讨。他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分歧的原因何在？》一文中指出：土地私有制依次出现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三种社会经济形态里，所以土地私有制并不是产生于封建社会的开端；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都不可能只存在单一的生产形式，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是多种生产形式同时并存，而其中有一种是主导的、占支配地位的，由它制约并决定着其他一切生产方式，社会性质也是由它决定的；自耕农早在奴隶社会就大量存在，自耕农社会地位的变化动向，是阐明社会历史进程及社会性质的标志。王思治的上述观点，多有与前辈学者翦伯赞的讨论，且不乏精辟之论点，不仅在当时引起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而且使“魏晋封建说”成为中国古代史分期诸观点中一种比较成熟的理论。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王思治将研究重点转向清史，开始对清代政治史研究进行“精耕细作”，完成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在有关清朝历史地位、清初社会矛盾、明清战争、国家统一、皇位继承制度、历史人物评价、清前期中俄关系、承德避暑山庄、乾隆朝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两淮盐商的盛衰、宗族制度等论题上，多有精辟的阐述与论证。

从借鉴前辈治学经验的角度看，王思治的研究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而了解王思治的治史方法与见解，同时就多方面问题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和释读，也是本文的学术旨趣。

一、历史的高度：清前期历史地位的评价

如何评价清前期历史地位？是对清史研究的基本定位和定性问题，它牵涉到如何认识满族由部落构建演变成民族国家、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农耕文化与游牧渔猎文化的冲突、落后民族对先进文明的征服与融和，以及中国疆域的奠定与行政管辖的合法有效性等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与理论问题，直接关系到史学界对中国历史运行轨迹及走向等问题的认识与评价。

然而，明清鼎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引发的震动之大，对社会及人们心理带来的冲击之剧烈，是任何改朝换代所不曾有过的。顾炎武不以“易姓改号”的“亡国”来看明清易代，而称之为“亡天下！”这肺腑之痛足以表达了时人的政治认同。而何谓“亡天下”？顾炎武说：“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在他看来，满人以夷狄入主华夏，取代了汉人的统治，就是“仁义充塞”。而清军入关，屠城杀戮，剃发易服，就是“率兽食人”，它摧毁了明朝的“文明世界”。王夫之也将清军入关喻作“夷狄之乱华夏”，故有“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的议论。

可见，明末清初思想家的认识，立足于“华夷之防”、“满汉畛域”的儒家正统观。而不容忽视的是，这一正统观在时人思想及观念中所具有的张力，随着满汉民族矛盾的加深，在清末演变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口号，成为辛亥革命动员社会的能量。

从满汉畛域到民族革命，儒家的正统观虽几经解读、变异，但民族革命的思想除了被当时的革命者倡导之外，其影响力更是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学者中也是大有人在，而这一观念又直接影响到对明清易代的评价。诸如，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有多处直接的表述，有曰：“清以夷酋入主，威行专制，明世遗民，不惟抱亡国破家之痛，更具有光复中兴之心。盖以种族不同之故。”这种建立在华夷之辨基础上的认知，被学界称为民族革命的解释模式，对清王朝的否定是不言而喻的，它强调了清王朝的建立是中国历史的断裂。

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学经历了对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历史人物评价诸多理论问题的学术争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阶级分析方法，以及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近代社会的矛盾学说，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其中从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对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探讨，尤其直接影响到学界对明清易代的看法。这从1980年清史学界组织的一次讨论中可以看出。

20世纪80年代，历史研究从诸多禁锢中获得解放，迎来了最绚烂的春天，清史研究也以明清鼎革为主线之一，形成以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清初社会矛盾、八旗制度、明清战争、清军入关与抗清斗争、清廷的统治政策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基础研究领域。但时值“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初期，对清朝历史地位的评价并未有实质性的改观，持否定态度者仍大有人在。如谢国桢说：“在十六、七世纪（明朝），我国科学技术本不让与欧洲，但到清朝却停滞不前。”而且他还认为，明朝在开拓边疆、巩固国防，以及社会经济、学术思想上，也都有卓越的成就，只是到清朝才落后了。显然，谢老的观点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在明朝达到了高峰，在清朝却处于停滞状态。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郑昌淦。他认为：清前期近二百年的历史，使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方；清后期七十年处于挨打的状态，就是前期近二百年落后的结果。他说：“统一的清王朝是以满洲贵族为主，拉拢汉族中最反动最腐朽的官僚集团，镇压各地人民的抵抗力量，建立起来的。它是明王朝反动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继续；在这一封建政权中，满洲贵族居于主导的统治地位，一切军国大事和重大政策都由皇帝和少数满洲贵族做出决定。既然满族社会是相对落后的，满族贵族所制定的基本政策必然带有时代的落后性。虽然他们逐渐地接受了汉族的经济和文化，但所接受的也大都属于落后的方面。”其结论是，清王朝的统治政策在某些方面也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都是次要的，从主要方面说，它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他们几乎一致认为，清朝是落后的王朝，它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之处于停滞状态。这与西方社会把18世纪的清朝称作“停滞的帝国”有着相同的结论。不难看出，他们的认识多受制于学术乃至政治大环境的影响，是在对清史缺乏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难免会失之武断或片面。

除了“停滞论”的评价外，议论更多的是认为，清军入关中断了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例如，李洵早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明清史》一书中，就明确将1368年至1840年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十个阶段，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消长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滋长为主线，对明清两代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了研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继续通过研究明代流民、海盗等，探讨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以解释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征，形成了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系列成果。他认为，发生在15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的流民运动，“实际上是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运动，也就是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流民运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破坏了封建劳役制”，影响了社会的阶级关系，使“逐末”及城市浮居人口增多，市民基础扩大，至17世纪出现了市民运动。同时认为，16世纪的中国海盗是流民运动的组成部分，它和西方海盗、日本海盗一样，是伴随国内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而出现的海外殖民活动。而正是由于对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长期研究与认同，李洵认为，清王朝的建立及其民族征服战争与民族政策，虽然对18世纪以后形成的多民族国家起了积极的作用，也有效地抗击了西北的沙俄侵略势力，保持了领土的完整，但清军入关，在全国实行了封建专制主义加民族统治，对封建社会的解体起了缓解的作用，对封建社会本身起了一种稳固的作用。认为四十天完成的明清鼎革在中国历史上不过是一瞬间，但所造成的结果却使我们的封建社会解体过程延长了一个世纪。

此外，傅衣凌也是相同观点的持有者。他认为，明中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万历时代是自由奔放的，有较多的新气息，到了雍乾两朝则严峻冷酷，闻不到人们的笑声。是以新的因素往往中断、夭折，处于马克思所说的东方国家不易产生资本主义的状态”。冯天瑜同样认为，清军入关中断了明代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综合各种资料，直到清代乾隆年间，我国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程度，才恢复到明朝万历年间的水平，清代整个社会的主体仍停滞在封建制度的范围内。

不言而喻，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对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和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认同的基础上的，所以有人将其称为近代化的解释模式。而代表新中国史学成就的“五朵金花”之一，即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是史学界用力最多、争议最久的一个话题，并在明清经济史研究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且由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还引发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中国近代化等相关问题的大讨论。应该说，对明清易代的认识，仍难免脱离这种学术认同的影响。但是近年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自身即具有缺陷，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也不应该是唯一的社会历史演进模式。所以，清王朝的建立是一种历史上的倒退，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致使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结论，也并非建立在对清朝历史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最起码它忽略了清朝在康乾时期养育了三亿多人口的史实。

不容否认的是，迄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清朝历史否定的观点，无论来自哪种解释模式，在当时的史学界都是占主导地位的。

但对上述观点提出批评和争议的声音还是存在的。如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孟森就有针对性地指出：“近日浅学之士，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材，皆有可观。……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义，自失学者态度。”他强调不应把民族革命的政治立场用于学术研究，而对清朝的历史真实性视而不见。

20世纪60年代，刘大年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发表了应该充分肯定清代前期的历史车轮是向前进的学术论点。在1980年的大讨论中，多数学者提出应重新评价清朝的历史地位。如王钟翰指出：在康雍乾中叶以前这一个多世纪（1662—1765）内，“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还是居于当时世界文明发达国家的前列”，“单单揭露清朝统治者的反动本质，就迅速地对康雍乾这一历史时期做出否定或肯定的判断，为时尚嫌过早”。戴逸明确指出，对清朝“应该持两点论，应该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清代前期的历史既有它伟大的一面，也有它渺小的一面；既有它光辉灿烂的成就，也有它黑暗苦难的经历”。戴逸还指出：清代最突出的成就是奠定了中国这样一个版图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辽阔的程度不小于汉唐，巩固的程度更大大超过汉唐。清代前期经济发展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能够养活众多的新增人口便是有力的证明。虽然清朝的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顶点，大搞闭关自守、文字狱等，科技也十分落后，与同期的西欧国家相比落后性非常突出，但却不能把中国落后的责任完全归于清朝。他强调，中国落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传统是几千年形成的，应当从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寻找。到了清代，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往潜伏的许多因素发挥作用，中国的落后逐步地突出起来。

在这场讨论中，王思治对清前期历史地位的认识与评价可谓独树一帜。他撰写的《清代前期历史地位论纲》一文，强调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客观地评价有清一代的历史，并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环境大趋势来观察明清之际的历史。他以鲜明而奋进的笔力提出这样几个观点：

第一，明清之际不存在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条件，即清朝不存在阻碍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的问题。他说：“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前期处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整整两个世纪。从当时中国内部社会经济结构来说，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业已萌芽，但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和经济基础，仍然十分巩固，延续了许多世纪的封建制度，并没有分崩离析的征兆，不存在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条件。历史的客观实际决定了清代社会只能在封建制度的范围内向前迈步。”

第二，能否重建统一多民族国家，从而担负起抵御外国殖民势力入侵的历史使命，应该是评价明清两朝历史地位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他说：“明清之际的历史环境，与以往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特征，这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已经到来，而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在边疆地区也因外国侵略势力的插手改变了以往的性质。一言以蔽之，当中外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从最初相遇时起，就面临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国家、抵御外国殖民主义的历史任务。这正是我们评价清前期历史地位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历史业已证明，已经腐败的明朝是难以肩负起抵御正在到来的外国殖民主义的使命的。”“清军入关及清王朝的建立，使国家的统一得以早日实现，多民族国家能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因而在清代前期有效地抗御了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使我国的领土疆域最后稳定下来。不论是汉族或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都是中国人，这一观念也深入人心。”从而使外国资本殖民势力永远也不能灭亡瓜分中国。

第三，清政府在统一喀尔喀蒙古、天山南北、西藏的过程中，将一系列对领土有效管辖的行政制度推行到这些地区，使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政治体制上得到确立并巩固。他说：“清代前期的历史贡献，就在于上述（边疆）地区实行了远较以往任何朝代更为有效的行政管辖，从而使近代世界各国公认的有关领土主权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在以往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在清代前期得以完备。清王朝对上述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了就封建社会来说也是最成功的民族政策，从而在领土疆域稳定的前提下，使巩固的多民族国家在更为坚实的政治、经济的基础上得到新的发展。所有这一切，应该说是清代前期所取得的历史业绩超过了历代的封建王朝。”

第四，清代前期社会经济方面最突出的业绩之一，就是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积极开发，其成就超越了此前历代，使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有了共同的经济基础。

在上述观点中，王思治认为最重要的一点，仍然是对清前期历史地位评价要放眼世界。1985年，他与李鸿彬合作发表文章《明清之际的历史必须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再次强调说：尽管明清之际早期资本殖民势力还没有力量占领中国，中国被瓜分的危险也不是现实的存在，然而，殖民势力既然已经到来，它们就一定会接踵而至。而明清之际的内战又给它们以可乘之机，因此，清军入关，清王朝的建立，重建统一的封建中央政权，结束分裂恶战的局面，从当时的历史大局看，是应予肯定的。而且，也同样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了清朝统治时期中国与西方社会相比，差距加大，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其原因既有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所固有的经济结构的内在原因，同时也是清朝加强专制主义及其一系列政策的恶果。

就此后学界的研究情况来看，王思治的上述认识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与认同，而许多教科书，也多有对其观点的采纳。

总体而论，王思治对清前期历史地位的论证，即从清王朝结束国家战争分裂局面，加强国家统一，以及对抵御西方早期殖民主义的伺机入侵上所做出的历史贡献来评价清前期历史地位，不但视野开阔、观点新鲜，而且站在了历史的高度。可以说，这一观点对以往否定清朝历史地位的认识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尽管王思治的一些说法，诸如早期殖民主义势力对中国入侵的可能性及能力还有待讨论，然而，需要正视的是，不正是这些建立在对既定历史环境及历史趋势深入分析基础上的问题预设，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研究视域和理论上探索的空间吗？！

二、“大一统”的诠释：对清朝统一战争的研究

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辽阔疆域的奠定，是王思治对清史研究的又一着力点。如果说，对清前期历史地位的评价，是王思治对清朝历史所作的宏观理论上的探讨的话，那么他对清王朝完成多民族国家统一过程的讨论，则是基于历史史实的研究与阐发。自20世纪80年代起，他先后发表了《论皇太极时期对明作战策略的演变》（与李鸿彬合写）、《明清大凌河之战及其意义》、《论明清战争与清代社会矛盾》、《避暑山庄的兴建与绥抚漠南蒙古》、《康熙的决策与昭莫多之战》、《甲申之变与清军入关》（与吕元骢合写）、《施琅与清初统一台湾》以及《十七世纪末西北边疆局势述论——噶尔丹分裂势力的兴亡》（与吕元骢合写）等论文，系统阐述了清代在完成国家统一过程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这些文章中，王思治将国家统一和多民族国家构建的理论辨析植入复杂多变的战争场景中，注重从中国的传统史学中汲取治史的方法，牢记“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的教诲，坚持“论从史出”。可以看出，在这些文章中，王思治从对史料的搜集开始，认真爬梳与分析各类文献，意在对隐而不彰或官私著述中舛误的历史予以辨明，以求真求实。而“宏大叙事”构成王思治对历史进行阐释的风格和方式。他重点讨论了两大方面的问题，一是明清战争与清军入关，二是清朝与漠南、漠北、漠西蒙古的关系，及其对国家统一的影响。

首先，王思治以缜密的逻辑思维和洗练的笔触，率先对明清之际战争中的主要问题，诸如清军伐明策略转变及转变中的关键战役、战争的性质等，勾画出一条清晰的历史主线。

对此，他与李鸿彬合写的《论皇太极时期对明作战策略的演变》，是当时首篇从皇太极伐明策略及其演变的角度整理出清朝开国进程线索的文章。文中提出，皇太极继位后，承袭了努尔哈赤（一称“努尔哈齐”）消灭明朝、入主中原的既定方针。为实现这一方针，皇太极从实战中吸取教训，不断改变作战策略。其策略经历了如下转变：“继承努尔哈赤遗志，强攻宁锦，期在必克”;“在宁锦的两次挫败，一变而为深入内地，取其无备之城邑”;“得其城而不能保，再变为对明境土地人民实行蹂躏残毁方针”；直至“决心与明决战松锦”。从而歼灭了明军精锐主力，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接着是《明清大凌河之战及其意义》一文，又是率先指出，清军围大凌河城，俘获明援军主将张春，与而后再围松锦俘获明援军统帅洪承畴，两次战役惊人地相似。因此认为，明清大凌河之战成为长于野战的清军攻坚作战的一个转折点，并对而后松锦之战产生了直接影响。

在《论明清战争与清代社会矛盾》中，对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讨论。当时学界有一种论断颇具影响，它从私有制阶级社会的多民族国家必然分为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的前提出发，引申出诸如“少数民族发动的对中原农业民族主要是汉族的战争，从来都是全民族的战争”，满族“对各民族分而治之，制造民族间的分裂，这就决定了阶级社会里民族关系的基本方面不可能是友好往来”等论断。对此，该文通过史实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明确指出：“在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之间的冲突与战争，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最初由于民族压迫与反抗民族压迫而激发的战争，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必然转化为带有民族战争色彩而实质上则是夺取全国政权的战争。明清战争正是循着这一轨迹发展的。”尽管明清战争带有民族矛盾的色彩，“但既然是多民族国家中夺取全国政权的战争，因此就不是‘民族战争’一语所能武断”。这篇文章既回答了清朝对明战争的性质问题，同时也是对清朝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成员的充分肯定。

在有关明清战争诸文中，《甲申之变与清军入关》是一集大成的文章，系1994年为清军入关350周年而作。在前期积累的基础上，该文系统考察了清王朝如何在明末多种政治与军事力量的角逐中夺取最终胜利的进程及诸种成因，接连讨论了七个问题，通过“对清初历史进程的论析，意在阐述其跌宕起伏的原因”。

可以说，清军入关是明清鼎革的重要历史事件，牵涉到多种政治军事力量的相互争斗，复杂而多变。该文提出这样几个观点：一是清军入关和清王朝的建立并非八旗军独立亡明，而是各种政治军事力量激烈角逐、相互影响的历史结局。明清变革之际风云变幻，京城皇宫三易其主，激烈的武装冲突，是各种政治军事力量所代表的利益与其所追求的目的各不相同、彼此之间矛盾尖锐化的表现。二是清军定鼎燕京后，依然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满族贵族出现了“既得中原，势当混一”与“退保山海关”之争。摄政王多尔衮采取了淡化民族矛盾等措施，巩固京师以图进取。三是多尔衮宣称“薄海同仇”，将矛头引向农民军，减少了清军入主中原的阻力，得以顺利进入北京。四是清廷制订了举大兵以攻晋豫，先图李自成，次取南明政权的战略，使清军得以集中主力，各个击败敌人。五是清军在明朝降官降将的帮助下先后击败大顺、大西农民军，农民军余部抗清。六是清廷颁布剃发令，丧失人心，致社会矛盾激化，统一江南受挫。七是农民军余部由降清转而抗清，亦缘于剃发令的颁布。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梳理，该文就明清鼎革的原因，清朝统治者在逐鹿中原中的战略决策及其调整，以及清初社会矛盾的演变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改朝换代的相关理论作了阐释，并通过史实的阐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事变是由许多个人意志所形成的平行四边形，即历史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等理论。

其次，王思治从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角度，对清朝绥抚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以及用兵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的政治军事行动进行了研究，其论点多集中在《十七世纪末西北边疆局势述论——噶尔丹分裂势力的兴亡》一文。

17世纪末的西北边疆局势错综复杂，清政府为解决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问题前后历时一个世纪。该文以洋洋洒洒七万余字阐述了噶尔丹的兴亡与康熙帝应对准噶尔部的决策与政治军事行动。文章从厄鲁特蒙古与清朝建立臣属关系谈起，叙及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崛起，对青海的窥伺，对南疆的征服及雄踞西北后，向东将攻击目标转向喀尔喀蒙古。随之噶尔丹的野心与日俱增，他开始与沙俄勾结。康熙帝为稳定西北局势采取了周密的措施，然噶尔丹依然处心积虑，恣意寻衅，将战火烧向喀尔喀蒙古，并试图借俄国人的力量与喀尔喀蒙古及清朝为敌。文中记述了噶尔丹对喀尔喀蒙古的残破血洗的场面，详细描绘了康熙帝三次亲征驰骋于大漠草原的场景，对乌兰布通战役、多伦会盟，以及康熙帝率领清军分路合击追剿噶尔丹，直驱克鲁伦河，并于昭莫多歼灭噶尔丹主力等史实多有阐述。

在这篇叙史长篇中，提出这样几个观点：一是，明确指出这是一场为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分裂势力的大战，虽然主战场在塞外与漠北，却牵动着漠南蒙古、天山南北、青海、西藏，影响之大且深远。二是，由于噶尔丹与沙皇俄国相勾结，清政府的平准也就具有了抵御外来势力的含义。三是，平准战争成为弘扬现实爱国主义的最直观的例子，虽然它与清朝的专制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更多的积极意义却又体现在统一国家中政府对边疆民族的治道。

在满蒙关系上，王思治的论述大都紧紧围绕着清朝辽阔版图的奠定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展开。王思治注意到，满族统治者以“夷狄”入主中原，为统一中国，不仅致力于得到中原各民族的认同，而且以积极的态度和不同的方式争取边疆各民族的支持和拥戴，而承德避暑山庄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他撰《避暑山庄的兴建与绥抚漠南蒙古》一文指出，避暑山庄是在贯彻绥抚漠南蒙古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兴建的，从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解决漠西厄鲁特蒙古问题，加强对漠北喀尔喀蒙古的管辖，也与清帝在避暑山庄的活动密切相关。他说：“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和许多现存的文物，或直接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清代前期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的过程。”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说：“康乾盛世与清帝在山庄处理军国重务及其政治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避暑山庄以及融汇汉、藏、蒙各族寺庙建筑艺术的高度成就，也是康乾盛世国家统一、封建经济文化高度繁荣昌盛的体现。而且，正是在我国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才形成了避暑山庄及其寺庙群的格局。”因此，避暑山庄是满族统治者治理北部边疆地区的政治中心，是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见证。

在上述文章中，王思治多次使用了“国家统一”的概念，可以说他的核心理论是出自对儒家“大一统”的诠释。

“大一统”是传统儒家学说治国的核心思想，也是历代统治者的最高政治理想，并作为一种顽强的文化精神生生不息。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的观念，自古以来就深入人心。它意味着国家拥有广阔无垠的疆域，混一天下的恢宏气象，以及凝聚于此地域之中的多民族一体。清朝统治者自入关之初即表述了“既得中原，势当混一”的统一全国的决心。迁都北京，进一步表明其实现一统天下的意愿。雍正帝所作《大义觉迷录》在强调满人统治中国的正统性的同时，更以一统天下的理所当然的担当者自诩。他说：“本朝当日即实实取明代明而有天下，亦有德者兴，无德者亡，天理之当然。”又说：“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王思治正是在对清朝统治者这一政治诉求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对清朝实现大一统的历史进程进行阐述的。可以说，“大一统”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上层对于国家江山稳定的政治认同，而且也成为现代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文化认同。

王思治在清朝维护与巩固国家统一的问题上，所着笔墨最多，研究新意也多。他常说，做学问一要“潜心”，二要“陈言务去”，就是说要潜心研究，创新史学，这应该是他一生的研究心得和实践。他对历史的分析，在深刻中透着犀利，故常常能让人深思。2000年9月，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简论清代国家的统一》一文，就受到当时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的称许，并致函《光明日报》，赞该文具有现实意义。

三、“见仁见智”：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识见

历史上的一切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人的活动，而由无数个人的活动所汇集而成的合力，便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因此，历史研究离不开对人物的研究，而人物研究中的评价标准问题历来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王思治就参与了史学界关于清官问题的讨论，他主张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双重角度关注清官，指出清官虽然受到百姓的爱戴，但他们的政治思想源于“仁政”，归根结底是服务于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的。他说：“清官、好官是摆脱不了封建官僚这一质的规定性的，他们绝不会反对封建制度。”“应该把人民对清官、好官的夸大和神话，从清官、好官真正做过的事迹中分离出来，应该看到这些渲染和神话中所包含的农民的合理要求，及其不可避免的阶级的和时代的烙印。”观点之深刻与独到，曾引起前辈学者吴晗的关注。

自70年代起，王思治负责《清代人物传稿》的主编工作，因此，人物研究是他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在这一领域，王思治的研究特点与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

一是，提出对明清之际的历史人物评价应该是见仁见智，即所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明清变革之际，明朝、清朝及农民军等各种势力逐鹿中原，阶级与民族矛盾错综复杂，政治与军事冲突尖锐而激烈，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人物也是千姿百态。清军入关后，明朝官员将领的分化尤其剧烈，仅就其对清王朝的政治态度而言，有人始则抗清最终战败降清，有人则战败自焚，有人降清后甘为鹰犬，继而复叛、反复无常，有人痛恨农民军，又与清军血战到底，有人先降农民军继而又降清，还有人以遗民自诩，志不仕清。面对如此复杂的历史人物，该如何评价？成为摆在学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

诚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何为“是”？何为“非”？却很难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当时学界对明清之际的人物评价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有人以民族气节为标准在降清与抗清者之间划界，有人以是否顺应历史潮流、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为判人准则，还有人坚持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纲。王思治认为，对明清之际的人物评价不能设统一的评判标准，应该允许“见仁见智”。他说古人认为有三类人可以不朽，即所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他的论断是：“由于诸多不同的政治军事力量相互角逐，问鼎中原，彼此之间的利益既不相同，目的也就各异。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与目的，激起了社会历史的激烈动荡。一般说来，一定的政治军事代表人物是所代表的势力利益的体现者，为追求既定的目的而走到了历史的激流中来。然而每当历史处在大动荡、大变革的转折关头，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使同一营垒中人的分化也是屡见不鲜的，即使是起义者的队伍中也有落伍者和叛逃者。因此，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历史人物画卷也是颇为纷繁复杂的。他们有的是不同阶级的代表，而同一营垒中又往往有不同表现。”因此，每个历史人物的主要业绩也就因之而异，也就是说各有千秋。他举例说，以多尔衮和史可法为例，他们虽然是战场上厮杀的对手，彼此势不两立，却各有其不同的历史地位，多尔衮以为完成国家统一立功而载入史册，史可法血战不屈的精神，继承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传统，以立德名垂青史。

王思治提出：“清军入关，清王朝的建立，重建统一的中央政权，结束分裂恶战的局面，从当时历史的大局来看，是应予肯定的，这也就是评定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他同时强调：“由于历史的复杂性，不能因为肯定清的统一，对降清者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加以肯定；反之，凡抗清者一律否定。”抗清斗争中所包含的“爱国”之举当然是不应否定的。自然，反复无常而无一定信念者不在此列，而那些为求一身高官荣禄而降清者也不应肯定。

这种评价，注重了历史的“客观性”，不再给历史人物贴上英雄、忠臣、叛徒、汉奸等标签，纠正了以往历史人物评价上的片面性。同时体现了“论古必先设身，以是为文德之恕而已尔”的史德、史识。

二是，明确提出有关“贰臣”的评价不能以古人为法，即“今天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清统治者的标准之不足为训”。

以历史的眼光看，“贰臣”的“变节”，当然比不上“忠臣”的殉节或守节。因为他们既有违传统的纲常礼教，也不符合道德层面上的“忠诚”、“铁骨”等为人品格。有学者认为，这是关乎“严肃的社会道德观念的导向，以及民族精神的塑造”等等。那么，气节问题是否应该成为今天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呢？

王思治指出，清朝初年，统治者以“顺逆”判人，抗清者便是梗化，如同逆命之寇，罪在必诛；对于望风归顺者，或战败被俘降清者，只要肯为新朝效力，便隆为优渥，甚至比同开国功臣。但是到了乾隆中叶以后却有了截然相反的变化。抗清者作为忠功之典范而得到褒崇，仕清者便是大节有亏，入另册贰臣传。

“贰臣”现象在我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中可谓屡见不鲜，但以“贰臣”命名者，唯清朝所独有，这不能不说是清朝统治者的高超创意。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帝诏国史馆编纂《贰臣传》，于是，降清的明朝文官武将从此便有了一个带有耻辱性的“贰臣”称谓。毫无疑问，乾隆帝的用意是要在意识形态上摭拾起儒家“忠君”、“忠贞不贰”的思想，以进一步确立君权至上的绝对权威，故在大力表彰忠臣的同时，指斥这些汉人降官降将“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尽管他们为清朝入主中原做出了贡献，但以“忠君”的标准衡量，实在是“大节有亏”。显然，“贰臣”是一个代表传统社会正统思想的观念，同时也是清朝统治者用以巩固君权加强统治的政治手段。

因而，王思治强调，乾隆帝将为明死难的史可法标榜为忠臣，为抗清者树碑立传，反之，降清者虽功绩显赫，皆以大节有亏痛加贬抑，旨在说明：“清统治者评判人物前后不同的变化，包含着一个始终不变的标准，即对清朝的‘忠顺’。清王朝开创之初，自然要以‘顺逆’为第一，随着形势的变化，到乾隆中叶，‘顺逆’判人已失去意义，而日益积累的社会阶级矛盾，使处于‘盛世’的清王朝已是弊端丛见，封建官僚政治的痼疾日深，酝酿着风暴的来临。因此，从清王朝的长治久安着眼，为了忠于一姓王朝而视死如归的忠义，被看作为人臣者之大节竭力加以提倡，便是很自然的事了。”于是，王思治直言曰：“今天，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清统治者的标准之不足为训。”

三是，“评定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是根据其历史业绩及其社会影响”。王思治认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同的时期有时代提出的不同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人民群众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反映出来的愿望，汇集成历史发展的趋势。如果一个历史人物能够较好地解决他所面临的社会历史问题，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就应该肯定。反之，则应否定。这是评价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主要标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是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可见，王思治的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同的基础上的。

王思治常说，历史研究的绝对要求是必须贯彻历史主义的观点，即要把历史问题放置于其原有的历史范围之内，历史地去看待它。所以，他的结论是：“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深刻地论证了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同时也充分肯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简言之，评定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是根据其历史业绩及其社会影响。”而他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也始终是秉承着对这一理论认识。

诸如对洪承畴的研究。王思治说：“洪承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留下了可供评说的功过是非，如何评论其背明降清，歧见迭出，或曰‘夙望重臣’、‘其功甚伟’，或曰‘贰臣’、‘汉奸’。这说明洪承畴其人盖棺而未能论定。评价一个复杂如洪承畴这样的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首先必须严格遵循历史的原则，将其活动置于其生活的时代来考察，历史地分析问题；其次，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其毕生活动是正反兼而有之，也就是说人无完人，肯定其‘功’与‘是’，并不是要掩饰其‘过’与‘非’；最后，某一历史人物肯定与否，是看他们的活动对国家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是起推动或者阻碍的作用。”他强调说：“洪承畴生活在明末清初，历史地考察其时代特征，与以往历代王朝鼎革时不同的是，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际形势，这就是西方早期资本殖民势力的东来。”明亡，天下分裂。“从历史的大局着眼，清军入关与清王朝的建立，是应该肯定的。而洪承畴则有功于清之开国与清初的统一。”

可见王思治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将其置于大的历史环境中，通过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进行考察的，体现了一个史学家的大视野。

第二，“知人论世”。

“知人论世”，在今人的学术语境中，可以理解为一种研究方法，也可以视为一种研究境界或研究视野。余英时曾对“知人论世”有过专文讨论，在他看来，“历史学家必须具备一项基本条件，即能够重新设身处地去体会古人的思想。中国旧词中有所谓‘将你心，换我心，方知相忆深’之句，正是历史家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也就是西人常说的‘同情地了解’”。赵益在对中国古代史研究方法进行总结时，引用了陈寅恪的话，以解释“知人论世”与余英时的“同情地了解”之间的一致性。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仅从上述二人的引论中，似乎陈寅恪在讲述“知人”时，更强调“知人”的目的性，即知人“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

王思治在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中，亦始终把握着“知人论世”的研究风格，但他对人物的研究并非仅限于“同情地了解”与批评其学说，而是在史料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知人”，即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行去观察其背后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以及历史人物个人活动产生的社会影响。他在《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1卷的《卷头语》中有这样的表述，他说：“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总的说来，他是一定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体现者，具体地说，或者是属于某一政治派别，或学术、艺术流派，他们的言行既有源（源流所自），也有流（时代原因）。因此，在记言记行时，对一个历史人物的主要事迹，也需要简略写明其间的内在联系或历史背景，以区别于旧史学纪传体往往只是孤立地以事系年月于某人。”接着，他引用恩格斯的语言，人的“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癖”。所以，他认为：“隐藏在历史人物不同动机背后的，自然还有构成真正动力的阶级和时代的原因。”也就是说，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与环境是评说古人活动及其业绩的依据。正是在这样一个视野下，王思治完成了他的诸多人物研究的写作。

例如，他在《归庄》中有这样的议论，明亡之后，归庄举家抗清失败后，为逃避清人追捕，“乔装僧人，亡命遁迹，流浪江湖间。事缓之后，返回故里，筑茅屋于先人墓旁，从此佯狂终身”。王思治写到，归庄“佯狂、怪痴所掩饰的却是一副不忘故明的赤热心肠，是傲然独立、对明朝的统治不屈不挠的遗民风节”。又说：“归庄由于学识根底深厚，加之明亡后，‘孤愤填胸臆，沈忧滞骨髓’，一腔悲愤落于笔墨之间，因而论其文者认为，其文波澜老成，而一种傲然自异确乎不拔之慨，恍然于字句之外如见其人。”他通过对归庄言行的细致刻画，揭示出清初遗民的精神世界。

在对陈廷敬的研究中，王思治探讨了清前期的官场政治与汉人官僚的经世思想及其作为。他指出，康熙朝大学士陈廷敬陈言时政，最引人注目者，一是“因时制宜”，另一是“不循旧章为便”，两者一脉相承，而“因时制宜”的目的则是便民裕国。王思治认为，陈廷敬在户部管理钱法期间，利用经济手段更易钱法，即将制钱改重为轻，解决了当时钱贵银贱、流通制钱不足的问题，是其因时制宜解决社会弊政的实践。而陈廷敬的建言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改变当时官场文牍盛行起到了推动作用。他还指出，陈廷敬直言破除旧例，是需要有一定政治勇气的，这在清代官僚政治以墨守成规、循例办事为其特征之一的官场中，不乏为政治上的卓识。在《施琅与清初统一台湾》中，他从施琅于康熙初年两次征台无功而返遭受清廷猜疑谈起，到李光地、姚启圣力荐施琅与康熙帝重新启用施琅统一台湾的过程描述，讨论了康熙前期的政治，并对郑氏分裂割据台湾的性质、清朝对台湾由招抚到武力征服的转变，以及清朝对台湾弃留的决策过程等重要问题展开了论述。

可以说，关注历史人物生活的时代与社会环境，发掘社会物质基础对人物的影响，并以此说明历史人物个性特点所以形成的客观条件，构成了王思治对人物研究的特点，也是他对历史研究坚持的态度。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说，诸如肯定“活动家个人的历史作用”，人物“个性与激情对历史的影响”，以及“偶然性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等，都是他对历史人物进行深度刻画的理论依据。

四、权力与社会：从国家政治到宗族的透视

王思治对历史问题的认识犀利而睿智，他总能在一些看似平常的史实中找到深刻的话题，并能将其升华到理性的思考中。所以，即便是他谈到一些已成定论的历史，也会得出与他人不同的看法。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史学，政治史不仅处于核心的领地，而且政治史研究的维度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形成一定的张力。这一点，也体现在王思治对清代政治史的研究中。他除了注重对国家权力结构与权力斗争等话题的解构外，也注意到了围绕权力形成的利益集团等问题。诸如，王思治以敏锐的史感，细致的分析，宏篇论史的手法，回答了清前期的权力如何被统治者所演绎，制度的改变又是如何为掌权者服务，其间各种政治势力的消长又是如何通过制度划分权力，以及权力结构的状态及相关利益集团等问题。而他选择的研究对象则是属于皇权政治的皇位继承问题。

毋庸置疑，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政治下，皇帝处于权力顶峰的地位，被视为国之命脉所系，因此皇位继承历来是研究权力斗争与国事演变的重要问题，故而成为王思治研究的又一主线。从他发表的成果来看，王思治对这一领域的关注也是始自20世纪80年代，他先后撰写了《多尔衮评议》、《皇太极嗣位与诸大贝勒的矛盾》、《康熙帝继位与四大臣辅政的由来》等文章。随后，1992年又发表《索额图其人——兼论助皇太子“潜谋大事”》一文。1996年综合其以往研究，汇集成《清代皇位继承制度之嬗变与满洲贵族间的矛盾》长篇。

《清代皇位继承制度之嬗变与满洲贵族间的矛盾》是清史学界第一篇系统深入分析清代皇位继承制度演变过程的学术专论。王思治从中国古代政治发展规律的角度，钩稽同异，属辞比事，将清初皇位争夺置于满洲贵族内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中进行考察，对皇位继承制度之演变做出了精辟论述。

首先，他指出清朝的皇位继承制度的演变过程为：清朝入关前后，在皇位继承上，始而立长，一变而为八王“共议嗣君”；入关后，沿袭历代立太子的储贰之制，因清初有两代幼君继位，故又有宗室近支亲王摄政与异姓四大臣辅政体制的不同，至雍正朝建立秘密建储制度。

其次，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屡经变异，其背后是满洲贵族集团之间的利益角逐，其过程充满激烈的矛盾与残酷的斗争。他阐述了在太祖朝立长子褚英后，褚英因诅咒出征的父汗，声言继位后诛杀不睦之诸弟与大臣，被处死。继之，次子代善作为继承人，因与继母大福晋关系暧昧，并听信后妻谗言欲杀死亲子，不得立。再后，有阿敦密荐皇太极，又密告代善，皇太极等欲杀之。前后三次有关汗位继承人的问题，都预伏着杀机。在太宗朝，皇太极继位伊始便有二贝勒阿敏“欲据一方以自立”，三贝勒莽古尔泰“要夺御座”，皇太极大开杀戒，被杀者千余人，莽古尔泰及其弟德格类俱死，代善及其子岳托以莽古尔泰姻亲受到株连。此次汗位争斗前后历时八年。在顺治朝，先有睿亲王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的争立，八旗大臣俱卷入其中。随后有多尔衮分化陷害两黄旗大臣，豪格因反击多尔衮而丧命。及多尔衮死，又有英王阿济格预谋夺政而被囚禁。在康熙朝，有索额图助太子潜谋大逆，诸皇子结党希冀储位的残酷争斗。

最后，考察并解读了围绕皇权及皇位继承斗争中产生的诸多疑案、谜案以及事件真相的发掘。诸如“‘太祖遗诏’之谜”、“顺治帝继位后发生的拥立多尔衮疑案”、“陷害谭泰等阴谋不轨疑案”、“多尔衮打击政敌豪格的过程”、“太后下嫁之谜”，以及“索额图助皇太子潜谋大事的线索”、“康熙帝废立太子、复废太子的缘由及诸皇子的明争暗斗”等事件，对历史事实的还原及其真实性给予了合乎情理的解释，不乏精彩之笔。

如对“‘太祖遗诏’之谜”的考释，他经过钩稽资料专文考证，认为，“所谓‘太祖遗诏’，应与天命七年（1622）三月太祖宣布八王共立嗣君时，所规定的择立嗣君之人选范围有关，即‘尔八王中择其能受谏者嗣父为国君’”。“要之，太祖在确立八王共议嗣君的同时，又规定了择立嗣君的人选范围，而非临崩时之遗嘱。”又如“陷害谭泰等阴谋不轨疑案”，经他考释，认为是多尔衮分化两黄旗大臣的阴谋。“所谓‘诬告固山额真谭泰’一案，实乃谭泰本人诬陷与己有隙之巴布海而成重案，而多尔衮对此案匆匆结案，诛杀其兄巴布海夫妇及多人，其市恩于谭泰亦明矣。”再如，就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之说，王思治认为：“摄政王多尔衮肆无忌惮地宣称‘若以我为君’，又有宗室为之劝进，使世祖的母亲布尔吉吉特氏（孝庄文皇后）不得不采取果毅的行动，以保幼年皇帝的帝位。”“孝庄文皇后按照满族父死妻其后母、兄死妻其嫂的习俗，下嫁多尔衮。”

此外，通过对“摄政王体制对皇位的威胁”、“辅政四大臣体制与摄政体制之差异”、“康熙帝何以得立”，以及由“康熙帝立太子”到“雍正帝秘密建储”等制度改革的研究，回答了政治制度改革是利益争夺与权力较量的结果。可以说，王思治的宏观历史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微观领域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对还原历史的真实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他在清代政治史方面的许多研究，可称之为“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

在制度的研究上，王思治除了对国家最高权力的传递过程从制度演变与权力争夺上进行研究之外，同时关注了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基层制度，即在历史上存在了数千年，其社会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宗族制度。

宗族制度是中国古代以家长制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体制，在中国早期社会，家族组织和国家政权基本上是合而为一的，都统一于宗法制度。诚如梁启超所说：“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家族本位的政治。”宗族制度是以父权、族权为特征的一种宗族家族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独特产物。它寄身于传统的农耕经济体系中，同时又构成传统社会价值体系和政治制度的基础。而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它以宗法精神融入儒家文化体系中，成为“儒家政治思想之主要成分”，并成功地支配着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王思治作《宗族制度浅论》一文，比较全面地阐述和讨论了中国宗族制度的历史变迁、清代宗族制度的发展轨迹、族权的构成和社会功能、族权和封建政权的关系、宗族内部的阶级关系，以及强宗巨族与封建政权的矛盾等，指出：宗族制度是封建地域性组织，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奠基在小生产的闭塞的自然经济之上，清代以族长、族规、祠堂三者为核心，以族田为手段，形成宋明以来的宗族制度的族权，在清代达到极盛。“大约在清朝雍正年间，族权又进一步与封建政权相结合，从而直接起着基层政权的作用。以‘敬宗收族’为目的的宗族制度在清代的发展，无论在政治上抑或思想文化领域内，都对族人强行约束；同时，又以‘义田’等作为‘恤族’的经济手段，给宗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薄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的普遍存在，使地主阶级的统治具有明显的宗法地主的特征。阐明宗族制度的演变和发展，是揭示我国封建制度历史进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王思治在文中通过对江西、福建等地宗族的考察指出，宗族不仅仅是国家政权所依托的基层组织，强宗大族与封建政权还存着一定的矛盾，并有可能演化为敌对的力量。他说：“宗族内部既然存在严重的阶级对立，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就不会因为有族权的统治而化为乌有。”宗族组织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同封建统治发生矛盾，“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甚至有时会引起一个大族的分裂，宗族组织有时也成为农民斗争的手段”。

时至今日，王思治的这篇学术论文尽管已经发表十余年，但在学界依然备受重视，许多学者依然认为，文中的主要观点、研究视角、所引用的大量资料，以及理论的建构，仍对研究中国传统的宗族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篇文章和王思治先前所作《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一道被译为日文，收入日人和田正编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特质》一书，作为日本大学的教学参考书。

 

半个多世纪以来，王思治孜孜治学，以高屋建瓴的理性思维、严谨平实的独到见解，在学术的道路上笔耕不辍，他对学术的挚爱融于字里行间，学术研究已融入其生命，成为其生活中的一部分。即便是八十余高龄，依然爬梳于浩瀚的文献之中，并在清史工程的纂修中走完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学术历程。王思治的史学论文思路开阔，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和理论魅力，文字上又是一气呵成，具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之势，这得益于他的深厚的理论素养、博学的文书功底。而这些又是他长期的学术积累所致。

王思治常用“博学而约之”教育学生，在他看来，做学问是一项需要以冷静客观、旷达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的事业，真正的学问是在默然的沉思和坚忍的努力中做成的。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学术积累，达到对于历史的醒悟和超脱，才能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特立独行的勇气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才能坐得住冷板凳，愉快地承担自身的社会角色，追寻和坚持真正有价值的见解和真理性的认识。

同时，王思治强调，作为一个学人，要有学术的尊严、学者的风骨。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并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重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不以主观的偏见代替客观的史实。而史德是“欲为良史”的基本条件。王思治就是一位兼具史识与史德的史学家。王思治治学严谨，鄙视和排斥那种空疏浅薄的学风。所以王思治说，不能信口雌黄讲历史，要有一种敬畏的心情来看待我们的历史。中国人讲究寻踪追源，历史不能戏说。如果你对自己的历史都不带有一种敬畏的心情，都是开玩笑地戏说，则是“远诬千古”的史家，乃是“记言之凶贼，载笔之奸人”。

王思治常说：“一个伟大的民族，是在历史长期发展中形成和成熟起来的，因此，也必须从历史上去认识自己，并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这句话集中表达了他的史学情怀。也正是这一基本认识，使他在学术生涯中，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理想，实践着“成一家之言”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