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启示

2007年以来，在食品价格高涨、房市股市走高、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复杂背景下，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而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过热风险和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压力，防止经济转向过热和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已经成为2008年中央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因此，研究中国通货膨胀动态传导机制并对今后几年我国通货膨胀走势进行科学预测，不仅直接关系到能否顺利完成维持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重要任务，而且是新时期能否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在认识到稳定价格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的同时，科学系统地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传导机制，多层面宽角度地分析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势，对胜利完成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的宏观调控任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同时，随着我国宏观调控日益规范化与科学化，迫切需要科研工作者立足国情，针对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厘清通货膨胀的多种驱动因素，既要站在全球发展的高度考察宏观层面的传导因素，认识到当前全球能源价格高企、流动性过剩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对我国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又要把握好微观层面较为微妙的通货膨胀驱动因素，如市场预期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从而利用较为全面的信息对未来通货膨胀走势进行准确预测，以利于相关决策部门及时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要求，维持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为了适时有效地调节价格波动，顺利实现科学发展，近年来各国均在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与预测方面进行了多层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是基于经济计量模型从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的某一个视角出发，探讨通货膨胀的动态驱动因素与预测问题，有的研究单一价格指数的自身动态传导问题，有的研究不同价格指数之间的互相传导问题，更多地从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宏观视角分析通货膨胀传导机制，还有的从不同预测技术角度研究通货膨胀预测的精确程度问题。尽管这些研究的角度各异，分析的深入程度也有所不同，但对于研究通货膨胀动态传导机制及其预测均有一定借鉴意义。

通货膨胀动态传导机制与预测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通货膨胀传导机制问题，另一个是通货膨胀预测问题，国内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者。有的学者从宏观层面上研究通货膨胀传导机制。例如，贺强（2003）针对1990—2003年中国的政策周期进行划分，利用描述性分析方法提出，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周期是通货膨胀的重要传导因素。高铁梅等（2003）以及马丹和涂玥（2006）以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为基础，通过计量检验结果说明经济增长和真实GDP缺口是通货膨胀的显著动因。张成思（2007）对宏观视角下的通货膨胀动态传导机制做了较为深入、翔实的归纳与评述，并支持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的传导效应。但是，龚刚和林毅夫（2007）的研究却表明，中国经济高投资率的过度冲击（而不是经济增长本身）才是中国通货膨胀动态走势的真正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张成思（2008a）针对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动态路径结构性转变特征的研究表明，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路径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生了结构性转变。虽然这种结构性转变并不一定能够解释已有研究所发现的矛盾，但至少可以说明，在利用历史信息预测通货膨胀未来走势的过程中，结构性转变因素也应该成为被考虑的内生要素之一。

另外一些国内学者选取了相对微观的视角分析通货膨胀传导机制。如张成思和刘志刚（2007）认为，通货膨胀自身的黏性程度决定其未来走势。而何新华（2006）、刘浩澜（2007）以及王雪松（2007）的研究表明，上游产品价格变化最终会传导到居民消费价格，但存在相当长的滞后期。这些研究均应用了经济计量模型，但遗憾的是并没有指出如何运用其设立的模型预测我国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势。

虽然国内研究没有深入剖析如何从通货膨胀传导机制进一步预测通货膨胀走势，但国际学界近年来对通货膨胀预测的研究为分析我国价格波动趋势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如Stock和Watson（1999）对通货膨胀预测技术进行了系统阐述，并指出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式（ADL）模型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测美国通货膨胀在未来12月的变化情况。这项研究基于封闭经济模型，综合比较了经济增长、利率、货币和其他商品价格对消费价格波动趋势的预测能力，发现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具有最强的预测能力。Choudhri和Hakura（2006）在此基础上考虑了开放经济下汇率对一国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结果发现他们选取的包括中国在内的71个国家的国内价格波动都受到了汇率变化的显著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各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政策的调整，通货膨胀预测问题的难度有所提高。如Orphanides和Van Noren（2005）以及Stock和Watson（2007）通过对比美国1980年前后经济指标的运行情况发现，美国的通货膨胀走势在1980年后变得更加不容易预测，主要原因是通货膨胀惯性及其驱动因素的波幅大大减小。但张成思（2008b）的研究结果显示，这种结论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恰恰说明，通货膨胀预测问题需要针对具体国家区别对待，尤其要考虑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阶段，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综合来看，国内已有的研究对分析我国通货膨胀动态传导机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分析问题的视角往往局限于微观或宏观的某一层面，缺乏将微观与宏观有机联系到一起的综合研究，并且对如何科学预测通货膨胀未来走势的分析尚显不足。另外，已有研究对我国备受关注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内部子成分如何动态传导到最终消费价格以及不同阶段的价格链条彼此如何动态影响都缺少深入分析。而国外的研究一般基于各自国家的经济运行特征，使其得出的许多结论往往远离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与中国的具体问题关联度不够。但它们的方法对于研究我国通货膨胀预测问题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因此，从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综合视角对我国通货膨胀动态传导机制与预测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切中当前经济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对拓宽宏观经济预测理论应用分析的视角、促进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科学发展具有持久意义，从而也保证该课题研究具有长远的发展前景。针对这些问题，本书将在后续章节中逐步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