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论

通货膨胀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和谐健康发展、货币政策有效施行的核心要素，更是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调控的重要参考指标。由于任何国家的宏观政策从制定、实施到对通货膨胀形成影响都存在一定的时滞，所以理解通货膨胀动态形成机制对宏观政策制定的时效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由此通货膨胀动态形成机制也逐渐成为宏观金融特别是现代货币政策分析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

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世界各国的通货膨胀率水平都呈现出平稳走低的态势，但通货膨胀的惯性或者说持久性依然很强。例如，针对美国以及欧洲的一系列研究显示，美国及欧洲的大部分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仍然存在较强的持久性或者说惯性。张成思和刘志刚（2007）以及张成思（2008）针对中国通货膨胀持久性问题的研究表明，中国的通货膨胀也同样存在很强的持久性。根据定义，通货膨胀持久性是指通货膨胀在受到随机扰动因素冲击后偏离其均衡状态的趋势所持续的时间。因此，持续的时间越久，通货膨胀持久性就越强，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就会越明显。

通货膨胀率动态走势的这些特点吸引了诸多经济学家和货币政策研究专家对其动态机制理论进行不断更新和完善。相关理论从早期的完全基于宏观视角建立的动态模型（如Gordon,1982）已经发展到了现代新凯恩斯学派的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短期通货膨胀率动态理论机制。目前最新的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论是建立在Taylor（1979,1980）和Calvo（1983）的交错契约模型以及Rotemberg（1982）的二次型价格调节模型的基础上的，它描述了当期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率的理性预期、历史通货膨胀率和真实产出缺口之间的动态过程。Woodford（2003）对这一经典理论框架进行了详尽的归纳与阐释。

最近20年来，中国许多优秀的货币政策问题专家对现阶段中国通货膨胀率的动态机制在货币政策分析中的重要性也进行了不断的研究和探索，其中包括刘树成（1997,1999）、余永定（1999）、谢平和沈炳熙（1999）、胡鞍钢（1999）、吕江林（2001）、范从来（2002）、刘金全和谢卫东（2003）、张成思（2007）、张晓慧（2010）和杨小军（2011）的重要文献。但是，已有研究主要以早期的传统宏观通货膨胀动态模式为理论基础，而对基于微观基础的现代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论却鲜有研究，而且较少联系中国通货膨胀动态变化的多种现实情况对这一理论进行拓展。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走势似乎显现出与西方主要国家类似的时序轨迹，即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后期的高物价波动之后，在最近的十几年内呈现出平稳较低的态势。但是，由于相当程度的通货膨胀持久性依然存在，所以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治理成本并没有显著下降，货币政策决策部门对通货膨胀的走势依然非常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准确地刻画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形成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在已有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论的基础上，合理拓展、细致刻画和科学建模的研究方式有利于推动相关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有鉴于此，本书尝试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价格变化的动态轨迹及其背后隐含的经济运行特征，对通货膨胀的动态形成机制进行多角度的深入研究，以期形成理解中国通货膨胀动态形成机制的多重逻辑。我们接下来将对基于微观基础发展起来的宏观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论框架进行梳理，明确其在现代货币政策分析框架中的重要地位，并总结围绕该理论而展开的最新研究，从而为我们研究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形成机制提供研究基础。

回顾学术界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最新的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的理论框架是在Roberts（1995）、Clarida等（1999）、Gali和Gertler（1999）等一批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发表以后才逐渐确立了其在现代货币政策分析中的核心地位。现代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如Walsh,2003a;Thomas,2006; Romer,2006; Mishkin,2007）都对通货膨胀动态机制模型在货币政策分析中的角色加以重点描述，凸显了其在宏观理论和货币政策分析机制中的重要地位。Woodford（2003）的专著更是通篇论证了通货膨胀动态机制在现代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核心地位。尽管Woodford的这本专著主要以数理语言为主，且许多证明过程的思维跳跃性很强，但细读该书我们仍然能够体会到作者对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论的钟爱，而这种钟爱源自作者对通货膨胀动态机制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事实上，在Roberts（1995）首次提出基于微观定价基础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的概念之后，学界就重新燃起了对通货膨胀动态机制问题的研究热情。这一点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得到证实。虽然这些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在研究方法上也各有千秋，但是达成的一个广泛共识是：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论在现代货币政策传导框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这一共识与Clarida等（1999）关于现代货币政策的科学分析方法的重要研究相得益彰。这篇发表在QJ E上的近50页的长文，首次将含有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的货币政策分析框架上升为科学层面的货币政策分析，这标志着通货膨胀动态机制模型在现代货币政策分析框架中的核心地位的确立。从实质上说，Clarida等（1999）提出的科学分析方法是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现代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体现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前沿的研究方法。斯坦福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泰勒（1999a）更是充分、翔实地阐释了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通货膨胀动态机制与宏观货币政策分析的紧密联系，并且搜集了物价、工资等微观层面的数据，应用严谨的计量分析方法阐明了含有预期要素的通货膨胀动态机制模型在解释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动态关系方面最能与实际数据吻合。

正因为如此，基于微观基础的宏观通货膨胀动态模型逐渐成为现代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核心要素。而概括起来，这个传导机制主要表现在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央行的货币政策，如央行对短期利率的调节通过影响投资来作用于总产出。这一环节是基于对数线性化之后的经典的欧拉等式（Euler Equation）的。假定名义利率用it表示，那么真实利率rt应该等于名义利率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即

这样，第一个环节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其中Etyt+1表示总产出缺口的理性预期，εyt用来捕捉随机因素如需求冲击对总产出缺口yt的影响。显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真实利率越高，总产出缺口越小。

虽然早期的宏观理论认为货币供给总量的变化影响总需求，总需求的变化进一步作用于总产出，但是现代货币政策分析已经逐渐淡化了货币总量的角色，主要原因是近年来的文献特别是Clarida等（1999）具有分水岭意义的研究都证明，利用货币总量作为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比使用利率调节政策对宏观经济带来的波动要大得多。实际上，中国人民银行在不断完善其央行职能的过程中也逐渐显露出以利率作为主要货币政策工具的倾向。而央行加、减息已经成为人们观察和理解货币政策变化的风向标。

纵观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上述提到的第一个环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已经表现得相当完备和透彻。当然，对于中国而言，尽管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逐渐重视利率指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货币总量调控仍然是一种重要措施。因此，当考察中国的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互动机制时，货币总量指标仍然不可忽视。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本书第四章和第八章将会详细阐释。

现代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第二个环节是通过通货膨胀动态机制实现的。第一个环节中总产出的变化会影响当期通货膨胀率。例如，真实产出的增长带来的GDP缺口的扩大会对当期通货膨胀率带来向上的压力。同时，第二个环节突出了人们对未来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对当期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当然，过度强调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期而忽略通货膨胀惯性（即持久性）在通货膨胀动态机制中的作用恰是现代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论的一个缺憾，我们接下来还会进一步加以阐释。

最后，第三个环节刻画了货币政策工具对总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反应。具体来说，前两个环节中的总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对货币政策制定者产生影响，促使央行调节其货币政策工具（如短期利率），即

其中εit表示货币政策冲击变量，而滞后期的名义利率it-1出现在方程右侧是因为广泛认同的（如Rudebusch,2002b）利率平滑性（interest rate smoothing）的存在。这个环节通常被称为货币反应方程。如果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那么这种反应方程就是著名的泰勒规则（Taylor Rule），其冠名最初来自1993年约翰·泰勒的重要文献（Taylor,1993）。此后，Taylor （1995,1999b）、Judd和Rudebusch（1998）以及Clarida等（2000）对泰勒规则在货币政策分析中的应用做了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其基本结论比较一致，就是泰勒规则能够较好地刻画央行的货币政策反应机制。

这样，货币政策作用于总产出，总产出影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和总产出的变化又作用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节，从而形成一个动态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由于在西方发达国家利率是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上述传导机制淡化了货币总量的角色，因此经常被称为“没有货币”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如McCallum,2001）。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没有货币的”货币政策分析框架逐渐成为研究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等之间互动关系的基础。例如，以此框架为基础，McCallum和Nelson（1999）对货币政策的效果和美国的经济周期进行了研究，Boivin和Giannoni（2002）研究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系统的稳定性，Rudebusch（2002a）分析了模型与宏观数据的不确定性对名义收入目标制实施的影响，Roberts（2006）与Stock和Watson（2002）比较了货币政策冲击与不可观测的随机扰动因素对总产出和通货膨胀率波动性变化的影响，Bernanke等（2005）进一步提出了使用“附加要素的”（Factor Augmented）矢量回归模型方法来分析货币政策的效果。

所有这些重要的相关研究共同强调的一点就是通货膨胀动态机制在货币政策分析中的不可或缺性。而值得注意的是，Roberts（2006）与Stock和Watson（2002）应用类似的模型系统对同一问题进行研究的结果却不完全相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项研究对预期变量在通货膨胀动态模型中的权重假设不同。这说明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显著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分析结果。确实，McCallum（1999）、Ball（1999）以及Svensson（1999）的研究也说明了通货膨胀动态机制模型的具体设定形式在货币政策效果分析中扮演着决定性角色。McCallum（1999）采用以理性预期为主导的通货膨胀动态模型，利用我们前面归纳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析了名义收入目标制货币政策的效果，发现这种货币政策制度可以保证宏观经济平稳增长。因此，McCallum（1999）认为美联储应当采用名义收入目标制作为货币政策目标。与此相反，Ball（1999）和Svensson（1999）的理论研究却发现，如果假定理性预期在通货膨胀率动态模型中的作用很小，那么只要央行采取名义收入目标制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就势必会造成总体经济的剧烈波动。

由此可见，通货膨胀动态模型的表现形式在货币政策分析机制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这也是近年来学界以微观为基础对传统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论进行拓展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传统视角看，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论主要从宏观视角诠释通货膨胀的动态决定机制。以菲尔普斯（Phelps, 1967）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68）为代表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可以被看做传统的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的雏形和基本理论依据。这一理论最初主要用来分析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长、短期关系，强调实际通货膨胀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与失业水平之间的联系。由奥肯定律（Okun's Law）可知，失业率与真实国内生产总值的缺口（即真实GDP与潜在GDP的差）存在一一对应的反比关系。

虽然菲尔普斯和弗里德曼的通货膨胀理论引入了动态机制，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颇为学界所推崇，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由于全球范围石油危机的出现，世界各个国家的通货膨胀似乎都显著地受到了石油价格波动的影响，所以Gordon（1982）, Ball、Mankiw和Romer（1988），以及Fuhrer（1995）等提出应在原有的传统通货膨胀率动态理论基础上明确考虑供给冲击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Gordon（1982）对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的修正并没有完全跳出早期菲尔普斯和弗里德曼提出的基本理论框架，只是进一步考虑了供给冲击因素可能对当期通货膨胀率造成的影响。

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系列影响颇为深远的文献，尤其是King和Watson（1994）、Staiger等（1997）以及Stock和Watson（1999）的研究表明，虽然供给冲击因素如石油价格波动可能确实对通货膨胀存在一定的影响，但是其影响程度非常有限，一般情况下可以忽略其在短期通货膨胀动态机制中的作用。同时，这几位经济学家还指出，由于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种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存在一定的时滞，所以传统的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论模型应该被定义为当期的通货膨胀率是历史通货膨胀率与滞后期的GDP缺口（或者失业率）的线性函数。这一模型在Rudebusch和Svensson（1999）、Stock和Watson（2003）以及Rudebusch（2005）等的近期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相比菲尔普斯和弗里德曼的早期理论模型而言，Stock和Watson （2003）提出的理论框架具有更丰富的动态机理，即通货膨胀与真实经济变量之间也存在动态的抵换关系，这种理论通常被称为“完全后视行为的通货膨胀动态机制”。但是，这些模型并非从微观经济层面推导得出，各变量之间动态关系的设立也存在相对的任意性，如滞后算子多项式中的滞后期数的设定并不具有很强的经济理论依据。

更关键的是，这些强调后视行为的理论模型无一例外地假设了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形成机制是适应性预期，而这恰恰是著名的“卢卡斯批判”（Lucas,1976）所严厉批评的关键之处。Lucas（1976）指出，随着经济政策的变化，即使在短期内，人们对未来通货膨胀率的预期的形成机制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货币区制的变化一定会反映在预期形成机制中。经济学大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和Prescott,1977）也赞同这一观点。然而，适应性预期的核心假设却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自回归过程可以完全捕捉所有时期的通货膨胀率预期形成机制。这样的假设显然有背于卢卡斯在1976年提出的广为学界所接受的观点。

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以Roberts（1995）以及Gali和Gertler（1999）为代表的新一代以微观为基础的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论。这一理论模型可以从微观的公司定价机制推导而出，而且与一般动态均衡理论紧密相关，同时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并强调了理性预期在通货膨胀动态机制中的作用，真正搭建了微观与宏观的桥梁，并奠定了Clarida等（1999）提出的里程碑式的现代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基础。关于这一理论内容的详细模型刻画，可以参见Zhang（2010）。同时，本书第十四章也将涉及微观基础模型的详细内容。

尽管已有研究对通货膨胀的动态形成机制进行了长期持续的深入研究，但是研究视角仍然多局限于传统的需求端模型，即使近年来的研究在理论模型的微观机制方面有了可喜进展（如Rudd和Whelan,2006,2007; Zhang等，2008,2009），但微观机制本质上仍然停留在企业的定价决策方面，而对宏观层面的经济格局以及全球化进程等要素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而言，通货膨胀动态路径的演进还蕴含了大量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典型事实，诸如中国经济转型前后的结构性变化、内部动因与外生冲击并存、行业潮涌和商品金融化对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的影响等。因此，基于既有理论对中国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论进行拓展研究，是本书希望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们在本书的第二章至第十四章循序渐进地从通货膨胀周期论、价格指标内部传导、价格指标链条传导、资本轮动与行业潮涌下的通货膨胀形成机制等不同视角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形成机制进行了分层次、深入的探索性研究，以期形成理解中国通货膨胀动态形成机制的多重逻辑。最后，本书在第十五章对通货膨胀动态形成机制的多重逻辑的分歧与一致进行了归纳性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