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2014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变化
我们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3》中，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变化的趋势总结为四点：一是区域经济的多支点格局逐渐明显；二是四大板块向五大板块演变；三是经济带建设提速，次一级区域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四是十大城市群支撑中国的区域发展。2014年，随着我国逐步进入新常态，各区域板块的特点更加凸显，板块分化趋势更加明显；在诸多国家战略的作用下，东中西互动的通道正在形成；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区域发展的新亮点；此外，各地区的协同发展进程有所加快。
一、地区发展分化趋势明显
东北的经济形势出现大幅波动。首先是黑龙江省的投资出现大幅下滑，2014年一季度投资同比减少了25.9%, GDP仅增长了2.9%。进入三季度，东北经济重镇辽宁的经济出现大幅回落，9月的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了1.6%，前三季度的投资仅增长了0.7%。辽宁省各项经济指标的总量占东北地区的一半左右，辽宁经济出现“断崖式”的下滑，对东北地区经济的影响极为深远。2014年东北地区的GDP增长了5.9%，增速同比下滑了2.5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占比同比下降了0.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了15.8个百分点，出口增速下滑了18.1个百分点，工业增速下滑了4.2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东部地区的经济运行就较为平稳。2014年经济增速的降幅为0.9个百分点，工业增速和投资增速的降幅为各板块最低水平，东部是唯一一个CPI增幅保持在2个百分点以上的地区，显示了较强的稳定性，经济企稳回升的迹象较为明显。
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经济形势虽然优于东北地区，但稳定性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主要体现在工业运行和固定资产投资领域上，其中西北地区的投资增速下滑更为明显；西南地区在进出口领域表现抢眼，进口和出口的增速均有所上升，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中部地区的表现可谓“中规中矩”，经济增速保持第二，且降幅最小，出口保持两位数增长，且增速有所上升，显示出一定的韧性，但需要关注投资和工业领域的下行风险。
可以看出，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各地区经济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和分化发展的趋势，既有外部环境原因，也有内部结构原因，能够适应新常态的地区就能较好地保持经济运行，甚至能够引领新常态。
第一，产业结构是主要因素。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对地区产业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成为地区分化的重要原因。
首先，资源型产业占比高的地区受到了严重影响。东北、内蒙古、山西等地区的资源型行业占比较高，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国内需求减少，产能过剩情况严重，石油、煤炭、钢铁等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相关地区的经济受到了严重冲击。
其次，服务业成为经济运行的稳定器。2013年我国的服务业占比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东部省份的服务业占比普遍高于其他地区。虽然服务业占比的高低受发展阶段的制约，但在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资源价格下滑的经济背景下，服务业占比高的地区受到的影响确实相对较小，服务业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
第二，新产业、新业态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将从投资、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东部地区的技术和人才集聚程度较高，战略性新兴产业起步较早，电子商务、健康养老、节能环保等新业态发展较快，新技术与产业正在深度融合，这样不仅能迎合市场需要，而且能够激发市场需求，释放出新的经济活力。反观其他地区，西部地区的增长过于依赖高投资，东北地区的增长过于依赖资源和传统装备制造业，新兴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对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培育不足，难免受经济波动的冲击。
第三，全面改革成为重要支撑。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改革的红利正在不断释放，从制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从地区角度来看，东部地区改革力度相对较大，尤其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东部地区走在全国前列，上海、天津、浙江等地先后出台了国有企业改革方案，短期看能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国企经营的积极性，长期看能通过社会资本激发地区经济的活力。但东北地区的国企负担重，社会影响面广，民营经济力量较为薄弱，国有企业改革难度较大。此外，政府简政放权、行政审批改革、商事制度改革等都影响着企业经营的制度环境，而各地区的改革推动程度不尽相同，影响着本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地区经济分化的内在原因。
二、东中西互动进一步紧密
东、中、西部的差距是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体现，缩小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是我国区域研究和区域政策的重要内容。从2014年出台的一些地区政策可以看出，东中西互动正在进一步紧密，要素流动的大通道正在建立。
从顶层设计来看，促进东中西互动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大。2014年以来，国家相继印发了《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国内构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这三个经济带均为东西战略走向，涵盖了西部绝大部分地区，将西部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直接相连，表明了中央对西部地区发展的高度重视，有利于打通东西方向的经济走廊，完善基础设施，促进东部生产要素和产业向西部转移。
从具体实施上来看，互联互通建设成为重要内容。三个贯穿东西的经济带均依托重要的交通走廊，其中欧亚大陆桥是我国北部最重要的东西向交通干线，长江和珠江分别为我国第一大和第二大水运航道。根据上述的政策文件，三个经济带沿线的综合交通建设将会加快。2014年，沿线地区的杭长高铁、兰新高铁、南广高铁、贵广高铁相继开通，一些西部的高铁建设具有颠覆性意义，所在地区的交通条件有质的飞跃。例如南广、贵广高铁可以将南宁和贵阳到达广州的时间压缩到4～5个小时，时间压缩了75%左右，这样既提高了运输能力，又使这些偏远地区与珠三角地区的频繁往来成为可能，将会改变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真正促进人才、技术、产业向偏远地区转移。
从未来趋势来看，东中西的协调互动将会继续推进。未来，“一带一路”将会是我国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的脉络之一，向西、向南是主要的战略方向，作为向中亚、东南亚地区开放的门户，西北和西南地区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未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的条件将会改善，“向西走”将会成为东部对外开放的新选择，必然会促进东部与中部、西部地区的有效互动，包括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推进通关一体化、建设边境经济合作区等，东中西的合作有望升级。
三、生态文明成为区域发展的新亮点
面对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近些年来中央日益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2015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将生态文明建设推向了新高度。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逐步体现在区域发展战略上，成为区域发展的新亮点。2014年国家相继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深入实施生态省战略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浙江省湖州市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方案》《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这些政策文件都是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一年内出台如此密集的区域政策文件尚不多见，反映了出各地方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同时，在此过程中，通过梳理全国层面的相关政策文件可以总结出其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具有地域性。所谓地域性，是指从全国层面的生态文明规划文件中可以看出，规划主要集中于重点生态区域，除了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的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外，一些专项规划还聚焦于鄱阳湖、洞庭湖、黄河三角洲等地区，这是自然条件所决定的。
第二，具有阶段性。国家对一些非重点生态区批复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划文件或指导意见，例如福建省和浙江湖州，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培育生态文明文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政府考核机制等方面具备较好的条件。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大多数省份还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相对更高，生态文明建设只是处于初级阶段。
第三，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生态文明的专项规划中，生态文明多与经济发展相结合，鄱阳湖、洞庭湖、黄河三角洲均被定位为生态经济区建设，其他地区也将循环经济、绿色工业、生态农业作为重要内容。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相融合，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做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这样能更有效地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命力。
四、区域协同发展进程加快
随着区域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区域间打破行政界限、推进协同化发展的趋势更为明显。2014年，西咸新区、贵安新区获批成为国家级新区，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也上升为国家战略，区域协同发展进程有所加快。目前，区域协同发展最为典型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其成为国家三大区域战略之一，协同发展的效果备受关注。此外，全国区域协同发展较为典型的地区还包括广佛、宁镇扬、厦漳泉、沈抚、成德、合淮、郑汴、乌昌、太榆等。
除了上述国家战略外，2014年各地的协同发展均有新的动向，其中江苏省发布了《宁镇扬同城化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建成国际性大都市区；福建省规划在厦漳泉地区新建6条城际轨道交通线路，线网规模为509公里；此外，成都与德阳、郑州与开封之间的城际铁路已经开通运营。
近些年来，区域协同发展进程加快有特定的背景和条件。一是国家重大战略的引导，中央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了顶层设计，在全国形成了示范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各地区的政策安排，加强区域合作的政策指向更加明显。二是各地区的城市病问题日益凸显，降低了区域中心城市的运行效率，加快了这些城市进行功能纾解的步伐。三是中心城市产业升级的需要。区域中心城市的产业选择正在向总部经济、生产性服务业、绿色经济转变，需要向外转移传统、低端制造业，促进与周边地区的产业分工协作。
展望未来，区域协同发展的推进除了快速交通建设、明确产业分工外，还可以在其他领域有所突破。
首先，探索建立区域协调机构，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联席会议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对各方的约束力较弱，一些决策执行难度较大。
其次，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完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目前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区域发展的新主题，一些地区生态环境相互关联，环境治理和生态补偿是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例如河北为保护京津冀地区的整体环境，限制了本省钢铁行业的发展，保护了环京津生态涵养区，牺牲了一定的经济利益，这就需要京津冀三方建立合理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最后，公共服务领域的合作有待加强。目前区域合作主要集中于产业、交通、旅游等领域，而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合作却相对较少。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有序推进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同城化”，如果可以推动医疗、教育、社保等资源在区域间的流动，使中心城市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周边城市溢出，配合社保的同城化，那么就可以带动周边城市发展健康养老和基础教育产业，同时减轻中心城市的人口和公共服务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