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人类对历史规律的探索
卢梭曾感叹过：“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 ‘人’的知识。”
确实如此。人类最关心的是自己，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最不了解的也是自己。狭小的生产规模和剥削阶级的偏见限制了人们的历史眼界。人们深入到自然的内部，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停留在历史的表层。可是历史自身以及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都不会停止。正如对自然界一样，在社会领域中人们也在不断地探索。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就是人类对历史探索的最光辉的结晶。
一
人类是从自然开始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历程的。自然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距很近，但又很遥远，用中国的成语“咫尺天涯”来形容是颇为恰当的。
它们距离很近，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唯物主义原则。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论断，同一般唯物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是一致的。似乎只要加以引申、扩充、推导，就可以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门。
实际上它们的距离又很遥远。对自然的唯物主义认识，早在古希腊就开始了。他们把物质性的始基作为宇宙万物的根源，以最朴素的形式表达了对世界物质统一性的看法。但从自然唯物主义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荆棘丛生，崎岖坎坷，人类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探索，这是多么艰巨遥远的途程！
为什么会这样？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不是自然的简单延伸，它有自己特殊的表现形式和规律，必须进行专门研究。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同自然唯物主义在理论原则上一致性的论断，从逻辑上说是完全正确的。但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以后才能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因而列宁的论断是对既成事实的概括。在此之前，这种联系是隐蔽的。两千多年中，唯物主义哲学家中并不乏聪敏才智之士，但没有一个人能从唯物主义原则中逻辑地推导出历史唯物主义结论。
在自然界中，人们看到的是物质和运动；而在社会领域，看到的是人的意志和行为。社会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在这个领域中进行活动的是有意识、有激情、怀着各自目的的人。但人们的目的并不都能产生预期的结果，它表现为一连串的偶然性，而且具体的历史事件具有不可重复的单一性。社会生活所呈现的这种主体性、单一性、随机性的特点，成为横跨在自然和社会之间的“活动翻板”。即使是比较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当他们把视线由自然转向社会，一进入到社会历史领域，几乎都是被这块活动翻板翻向了唯心主义的深渊。列宁曾经总结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指出以往一切历史理论有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一切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察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发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一切历史理论恰恰都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这也就是说，以往一切历史理论都停留在人们的主观动机上，而且是伟大人物的主观动机。列宁总结的以往历史理论的根本缺点，是同社会在主体意识中所呈现的表面特征相一致的。
正因为这样，对自然的唯物主义认识早于对社会的认识。如果说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曾经历唯物主义的几种形式，历史领域则不同。在唯物史观产生之前，唯心主义在这个领域中一直处于统治地位。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历史观没有发生过形态的变化，更不能说人类以往对历史的认识毫无建树，只是一连串谬误。正如同客观历史自身一样，人类对历史的认识也是进步的。
就与马克思关系密切的西方文化传统而言，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出现了诸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里比阿、毕克托、老加图、萨鲁斯特、李维、塔西佗、普鲁塔克等著名历史学家，写了关于古代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关于希腊、罗马历史的著作。他们力图保存人类已达到的成就，不致湮没无闻，而且努力探求某些历史事件的原因，这表现了人类对自身活动的兴趣和关注。就他们对历史的认识来说，不少人没有摆脱神的束缚。他们相信天命，把上帝看成是主宰国家兴亡、人世变迁、民族盛衰荣辱的最高力量。
用超自然的意志和力量来解释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的神学历史观，在中世纪处于支配地位。他们把古代的某些神学历史观点发展成为一个体系。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支，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都是神学历史观的积极鼓吹者，他们宣扬人间的一切秩序都是由神安排的，都决定于天意，除非得到神的帮助和启发，人永远不能全面了解有关人类自己的事情。这种神学历史观，用天意、天命、命运把历史自身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因果关系变成神学的宿命论。
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是受历史本身制约的，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逐步孕育，特别是由于地理大发现，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历史视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标志着从神到人的转折。他们逐步摒弃了神学历史观，把天国的历史变成世俗的历史，不是从神的意旨而是从人自身中探究历史的秘密，力图把神学的必然性变成历史的必然性，提出探讨历史的规律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被尊为“历史之父”，意大利17世纪的思想家乔·维科则被拉法格称为“历史哲学之父”。正是维科在他的《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论合理的世界秩序的统一原则》等著作中，提出了探求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
维科虽然没有完全摆脱神学历史观的局限，但不像他们那样直接用神的意志来解释历史。他说：“一切有思想的人都不会惊奇哲学家曾努力试图认识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而这个认识本来只有上帝才能做到，相反地却轻视社会界的研究，这个认识人是可以达到的，因为社会是人创造的。”神创造了自然界，也只有神才能认识自然界；社会领域不同，社会是人创造的，也是人能认识的。维科关于自然和社会区分的观点当然是不科学的，但他强调人能认识自己创造的社会，这同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的神学历史观的传统是不同的。
维科的一个巨大功绩在于，他强调了历史规律的共同性。人类历史尽管纷纭复杂，但不管他们的种族起源和地理环境如何，仍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一切民族在各个时代都要经历的过程。他说：“有一个理想的永久的历史存在着，一切民族的历史总是要通过它的，他们不论是从野蛮、半开化还是从粗野状态出发，总是要达到文明。”正因为维科排除神对历史的干预，他强调了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维科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并没有达到唯物主义的理解。他没有能力从社会自身寻找它的内在规律，而是采用同人类个体发育相类比的方法提出他的社会发展理论。正如任何个体发育都经历童年、青年、成年一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经历同样的过程。人类社会的童年是神的时代，这时没有国家，服从祭司，完全受宗教观念的统治；人类社会的青年是英雄时代，这是贵族统治的时代；而人类社会的成年则是凡人时代，这是民主共和国或保障资产阶级自由的代议制君主国家的时代。维科的政治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把凡人时代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完全是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作论证的。但维科既然按照个体发育进程来描绘历史必定陷入困境：或者人类社会像人类个体一样，在经历了童年、青年、成年之后走向死亡；或者每一代人又重新开始自己的生命历程，这样周而复始，构成生命不断的洪流。维科选择后者，认为人类社会在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之后，又重新开始同样的进程，这样人类历史便陷入了循环，在封闭的圆圈里来回倒腾。
法国启蒙学派又前进一步，他们深入到人与环境相互关系问题的探讨。人类借以生存的环境分两类：一是自然环境，另一是社会环境。认识的顺序是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开始的。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就试图从人类社会都不可缺少的自然环境中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他在《论法的精神》序言中说，他的任务不在于非难各国存在的各种制度，而在于阐明它们。尽管社会法规是各种各样的，但它们既不是纯粹偶然的，也不是取决于专断行为，而是有其共同规律的。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是共同原则的个别表现，研究者的任务就在于探求这些共同原则。
其中一条共同性的原则，就是各种不同的国家制度、法律形式决定于人类社会所依存的自然环境，诸如气候、地理形势、土壤等。孟德斯鸠非常重视气候，他认为寒冷的气候造就健康和勇敢的人，炎热的气候则造就软弱和怯懦的人；南方民族常常沦为奴隶，而北方民族则能够保护自己的自由。因此孟德斯鸠认为，奴役制度同气候性质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一些国家实行专制制度、多妻制度、奴役妇女的制度，而另一些国家实行共和制、一夫一妻制，这都是由气候决定的。即使是宗教信仰也取决于气候，不适合本国气候的宗教，在本国是不能维持下去的。佛教之所以产生于印度，原因在于这里气候炎热。过度炎热的气候使人委靡疲惫，趋向于静净无为。
孟德斯鸠还认为，国家制度决定于地理形势即领土的大小。狭小的领土适宜共和制，大小适中的领土适宜君主制，广袤的领土则适宜专制制度。亚洲幅员辽阔的领土，成为建立庞大专制帝国的前提。孟德斯鸠用领土规模来解释当时欧亚国家形式的差别。欧洲由于其天然领土的划分，形成了一些不大不小的基于法治的君主制国家，如果改变了这种国家形式，则它们必然趋于衰败；反之，亚洲辽阔的天然领土则适宜建立庞大的专制帝国，如果把统一的帝国分割为一些较小的单位，则必然与国家的天然领土划分相矛盾。
孟德斯鸠还强调社会制度对土壤的依赖关系。在他看来，不种土地的民族比农业民族享有更大的自由，因为土壤适宜种植的民族专注于农业，不关心自己的自由。而且从军事角度说，肥沃的地方易攻难守。不适宜农业的多山国家，易于防守，而且也不会成为征服的目标。土壤贫瘠，迫使人们进行艰苦劳动，培养他们勇敢耐战的精神。得到自然恩赐，能从自然界中获得一切的民族，则使人柔弱、懒惰、怯懦。而且土壤条件不同，政权形式也不同：居住山地的人坚决主张平民统治，平原上的人要求由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混合的政体。
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特别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生产力水平很低，这种影响尤其明显。但地理环境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一些曾经创造了高度文明的民族没落了，而另一些落后的民族和地区，后来又站在了历史发展的前列。它们各自的地理环境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改变缓慢的地理环境，不能成为社会迅速变化的原因，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必然会迫使人们把视线从外部环境转向人类社会自身。
法国唯物主义完成了这一步，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进到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他们不是从土壤、气候、地形等外部因素，而是从人的意见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探讨社会的发展。例如爱尔维修反对笛卡儿的天赋观念，彻底发挥洛克的唯物主义原则，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一切都是社会环境的结果。可是爱尔维修并不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他把社会环境看成是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认为各族人民的性格和智慧随着政府形式的改变而变化；即使同一个民族，它们之所以有时崇高，有时低劣，有时稳定，有时变化，有时勇敢，有时胆怯，原因在于政府的形式不同。因此当爱尔维修解释为什么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社会环境时，他又回到人自身，从人的主观意见中寻找社会环境的决定因素。在他看来，只要有真正天才的立法者，就能制定出好的法律，从而创立一个好的政府，而无知产生的是有缺点的法律，有缺点的法律造成恶习的发展并引起社会灾难。
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论断显然是矛盾的，但这种矛盾，同说水在鲸上、鲸在水上的矛盾不一样。法国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中所包含的这种矛盾，不是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而是表现人们积极探索所碰到的一种理论矛盾。要走出这种相互论证的困境，必须进一步探索。
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基佐、梯叶里、米涅表现出某种摆脱这种矛盾的倾向，他们试图走出相互作用的圈子，把着眼点开始移向环境的方面。基佐在《法国史概论》中说：“大部分著作家、学者、历史学家或政论家企图以某一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解释这个社会的特定的状态，它的文明的程度或种类。假如从研究社会本身开始，以便认识和理解它的政治制度，这将更加聪明些。制度在成为原因之前，先是结果；社会先创造它们，然后在它们影响之下开始变化；不要按照政府的形式来判断人民的状况，而应该首先研究人民的状况以便判断它的政府应该怎样和能够怎样。”基佐还据此提出来：“社会，它的成分，按其社会地位而不同的各个人的生活式样，各人不同的阶级关系——总之人们的公民生活——无疑地，这是希望知道各民族过去如何生活的历史学家及希望知道他们过去如何被统治的政论家所应首先注意的第一个问题。”
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观有两点突破性的意见：第一，他们已不像法国唯物主义那样从人的意见中寻找政治制度的依据，而是用财产关系来解释政治制度。例如基佐就是根据上面提到的原则研究西罗马灭亡后出现的状况，认为要研究这段历史，理解它们的政治制度，应该研究社会中不同阶层及其相互关系；而要知道这些不同阶层及其相互关系，必须研究土地关系的性质。第二，他们已经看到了阶级斗争，基佐、梯叶里、米涅对英国和法国历史的研究，都透过各种宗教斗争和党派斗争，看到了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阶级斗争。
但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并没有达到唯物史观。它向前迈进了一步，提出把财产关系作为政治制度的依据，从而走出了环境与人的意见相互作用的圈圈，但并没有最终解决这个矛盾。当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企图回答财产关系的起源，回答为什么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财产关系，它又援引人性来作为答案。这样，它虽然迈出了环境与意见这个小圈子，但仍停留在用人性来解释历史这个大圈子里面。普列汉诺夫曾正确地总结了这一点。他说：“面对着财产关系的来源问题，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们，谁大概都会如基佐一样，以或多或少机智地引用 ‘人的天性’来摆脱困难。”并且指出：“把 ‘人的天性’看做解决一切法权、道德、政治、经济领域内‘棘手事件’最高裁判者的观点，十九世纪的著作家完全是从上世纪的启蒙学者那里继承来的。”
历史观能否进一步发展，取决于能否突破用人性来解释历史的范式。以人性来解释历史，无疑包含着不可解决的矛盾：不变的人性怎样能成为变动不居的历史的原因呢？如果人性也是变化的，那人性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法国启蒙学派、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在这个泥潭里扑腾。黑格尔看到了这个矛盾，并力图解决这个矛盾。他不是在人性之中，而是在人性之外，在他所虚构的绝对观念中寻找历史的动力，用绝对观念的自我发展来描绘历史。黑格尔关于历史规律性的观念是卓越的。它把自维科以来开始探求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观点系统化了，但也神秘化了。人们在黑格尔关于地理环境，关于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关于恶（情欲）在历史中的作用，关于历史人物作用的论述中，都可以看到前人的影子。但只有像黑格尔这样的天才人物，才能用思辨的逻辑把它们编织在绝对观念自我发展之网中。
黑格尔把历史看成是有规律的过程。黑格尔之后所面临的问题，是走出他所设置的迷宫，把理念的规律真正变成历史自身发展的规律。这不是纯粹思维的要求，而是时代的使命。完成这个伟大历史任务的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
二
如果没有马克思，会出现唯物史观吗？
如果马克思早出生或晚出生一个世纪，唯物史观的创立会相应提前或推迟吗？
如果……其实我们可以提出一系列“如果”，但历史面对的是既成事实，它应该是分析，而不是假设。
毫无疑问，唯物史观同它的创始人马克思是融为一体的。马克思个人的天才智慧、崇高品德、丰富学识、穷根究底的探索精神，以至个人的经历、语言风格，都必然使他的论述唯物史观的著作带有自己的特色。但唯物史观并不是源自马克思的头脑，而是时代的产物。对唯物史观产生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历史本身，而不是个人。
恩格斯晚年在同符·博尔吉乌斯讨论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互关系时认为，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对于唯物史观的创立来说同样如此。恩格斯说：“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就证明，已经有人力求做到这一点，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做到这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将被发现。”梅林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服从于它自己所制定的那个历史运动规律。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较早的时代，它是不会被任何最有天才的头脑凭空想出来的。只有达到一定高度时，人类历史才能揭开它自己的秘密。”
当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各个国家，特别是生产发达的毗邻地区之间的相互交往和相互影响，是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所无法比拟的。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已经超出了德国一个国家的范围，是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那唯物史观更是如此。唯物史观和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它不仅是德国的产物，而且是包括英国、法国在内的欧洲许多国家的共同产物。资本主义时代所特有的矛盾的激化，是唯物史观产生的宏观环境。
资本主义时代有两个重大事件，从经济上说是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它的转折点是1825年；从政治上说是从1789年开始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它的转折点是1830年。
从18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发明了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逐步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操作，以机器生产的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恩格斯把工业革命称为“狂飙时期”，他说：“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
工业革命并不是英国出现的偶然现象，而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它或迟或早地以各种方式发生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阿尔温·托夫勒把它描述为一种“浪潮”——第二次浪潮。确实，工业革命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它摧毁了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创造了新的生产方式，改变了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并冲击了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为唯物辩证地考察历史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规模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而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不同，它不仅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使各个生产部门联系成为一个整体，显示了生产的社会性，而且形成了世界市场。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密切了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生产规模的扩展也伴随着眼界的扩展，人们有可能超出地区的狭隘性、民族的狭隘性，从宏观角度对各国的经济、历史、文化进行比较性的探讨。
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发展缓慢。生产者的全部技能和生活源泉集中在自己的“手”上，集中在自己的劳动“经验”上，生产工具的变革会使他们丧失原有的劳动技能和经验，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是他们生存的首要条件。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竞争以铁的规律迫使他们运用科学，改进生产工具，否则无法生存。“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因此在小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心理状态是害怕变化，容易产生凝固、守旧、崇尚传统的思维方式，而在大工业急剧变化中形成的社会心理和思维方式则相反。
在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经济同它的政治和阶级斗争之间的联系，既隐蔽又混乱，为一些中间环节所掩盖。以法律形式规定的地位等级区分掩盖了阶级划分的实质；宗教的、伦理的动机往往遮住了政治斗争的经济实质。而在以大工业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这种联系简单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原来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在这里，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非常明显地围绕经济利益展开的，政治权利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资本主义社会盛行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社会意识，以最卑陋的、粗糙的、赤裸裸的形式，每时每刻都迫使人们感受到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关键地位。
以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具有不同于以往生产方式的特点，但它的显露是一个过程。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并处于统治地位之后，才使原来潜伏的矛盾发展为强烈的对立。1825年爆发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其惊人的外在表现，引导人们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危机，它震动了整个英国。当时英国的许多报刊，如《泰晤士报》、《绅士杂志》、《年鉴》都竞相报道了这次危机：威廉斯银行倒闭，伦敦几家商号——伊韦雷特·沃克公司、西克斯·史奈斯公司倒闭，“各式各样的人纷纷提取存款”, “战战兢兢地等候新的破产消息”；它们报道了工人失业加剧，无数台纺织机停止运转，“目前的失业和贫困现象是最近三十年来所没有过的”, “景况凄惨万分，穷人濒于饿死，各阶层居民都苦于时运不济”；它们还报道了“忍饥挨饿的失业工人被逼得走投无路，以致爆发了公开的暴动”。当时在布拉克本、阿克林顿、普雷斯顿、克利瑟罗、罗奇德耳、曼彻斯特、布腊德弗德、约克郡都发生了骚乱和暴动。
如果说1825年是经济的转折点，那1830年则是政治的转折点。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的。梅林在《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中说：“从1830年起，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捩点，出现了近代无产阶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1830年是个转折点，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由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转折点。从1789年到1830年7月，法国资产阶级经历了革命、复辟、革命的曲折过程，最终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从此以后开始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直接搏斗的阶段。
法国工人阶级曾经积极参加推翻波旁王朝的斗争，但胜利果实为资产阶级所独占。工人没有获得实际利益，处境日益恶化，引起工人的普遍不满。著名的匈牙利作曲家菲列涅茨·李斯特曾在一封信里描绘过他到里昂的亲身感受。他说：“一到里昂就陷入一种骇人听闻的苦难和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环境之中，使我非常激动，深感世道不公，心里充满了无法形容的悲痛”; “老年人不得安宁，青年人毫无希望，儿童也没有一点欢乐！大家一同都挤在臭气熏天的贫民窟内”; “连从未见到母亲嘴角上挂过笑容的孩子们也要俯身在织机上操作，用浑浊的目光注视着他们手指下现出供达官贵人的仔崽们玩赏的阿拉伯式图案或花纹”。里昂工人终于在1831年11月和1834年4月，两次举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参加的不仅有织工，还有泥瓦工、细木工、皮鞋匠、印花工等。里昂工人起义宣告了第三等级时代的结束，无产阶级不再是反对自己敌人的敌人，而是和昔日的盟友战斗。
里昂工人起义失败后不久，英国工人掀起了宪章运动；德国工人发生了西里西亚起义。这是欧洲无产阶级觉醒的标志，无产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大踏步地登上斗争舞台。
恩格斯非常重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把它看成是唯物史观产生的决定性条件。他说：“当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的时候，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运动，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
成熟的理论同成熟的阶级关系是相适应的，这条原则对于历史观同样是适用的。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并展开激烈斗争，当英国、法国工人走上街头奋起反对资产阶级，这不仅揭穿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说是一种谎言，而且也标志着以唯心史观为指导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幻灭。不理解物质利益，不理解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否认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唯心史观，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现实是矛盾的。正因为这样，“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导致唯物史观的发现。
由此可见，唯物史观在19世纪40年代发现不是偶然的，它和1825年出现的经济危机、1830年出现的阶级斗争新局面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把这种时代条件看成是唯物史观产生的宏观环境，那德国莱茵地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阶级矛盾激化是中观环境，而马克思的家庭情况和周围环境，则是微观环境。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时代条件。
但要真正理解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条件，仅仅叙述历史背景是不够的，还必须把握马克思是如何适应时代要求的。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理解了历史，他真正把握了时代，反映了无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把客观历史自身所蕴涵的可能性，变成对历史的科学意识。黑格尔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揭示了哲学和时代的关系。他说：“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
唯物史观同它的历史条件之间的联系不是简单的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它们之间联系的机制是复杂的。仅靠感官的接触，是不可能唯物辩证地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的。要真正把握历史过程的本质和动因，把握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必须深入到社会内部进行分析、解剖、研究。这是一种艰巨的科学劳动。没有动力，没有激情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尽管贫病交加，备受迫害，但以“入地狱”的精神执著地探索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们应该重视科学研究的主体在创立理论中的作用，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没有马克思就没有唯物史观。动力来自哪里？来自历史条件本身，来自每个时代所特有的尖锐矛盾。这种矛盾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问题，即时代要求。马克思的天才之处在于，他面对现实，敏锐地抓住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并给予了科学的回答。问题——时代的矛盾；动机——解决矛盾的主观意图；科学答案的谜底——存在于时代本身。问题自身都蕴涵着对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研究。所以唯物史观产生的客观条件是时代，它是马克思自觉地适应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透过发展到一定高度的资本主义外在化的矛盾对历史规律的理论意识。或者套用黑格尔的话说，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的它的时代。
三
时代以其自身的矛盾迫使人们注意，并规定人们认识可能达到的范围和界限，但它不能自发地产生任何理论。理论创造是精神生产，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其中一条重要的规律是，任何理论思维都必须以它的先驱者提供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这表现了人类认识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唯物史观有它的理论来源。困难并不在于列举马克思以前人类对历史认识所取得的成就，而在于马克思是如何对它们进行批判吸收的。正如同被埋藏在地下的矿产不构成现实的财富一样，未被研究过的理论不能作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来源。梅林在《论历史唯物主义》中曾论述过德国浪漫历史学派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浪漫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拉维涅-佩吉朗1838年在《运动规律和历史规律》中说过：“真正的社会科学的进步迄今还是那样微小，是由于各种不同经济形式没有被好好地划分清楚，因为人们没有认识到各种不同经济形式组成着整个社会和国家组织的基础。人们忽视了，生产、产品分配、文化、文化传播、国家立法和国家形式，完全都是从经济形式中得到它们的内容和发展的；那些极重要的社会因素不可避免地产生于经济形式和经济形式的适当使用，一如产品是生产力的相互配合作用的结果一样，并且凡是显现社会病态的地方，照例都可以从社会形式和经济形式间的矛盾中找到它的根源。”这段酷似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乍看起来会被误认为是马克思历史观的来源。梅林为此曾请教过恩格斯，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恩格斯告诉梅林：“马克思在波恩和柏林居住期间，读了亚当·弥勒的著作和冯·哈勒先生的《复兴》等等，他只是以相当轻蔑的口吻评论这些作品，认为这些是庸俗的、辞藻华丽而夸夸其谈的作品，这些作品是模仿法国浪漫主义者约瑟夫·德·梅斯特尔和红衣主教博纳德的作品而写成的。即使他碰到了像您从拉维涅佩吉朗著作中所引证的那些话，当时也绝不会给他留下任何印象，纵然他一般已经懂得了这些人想说的是什么。马克思当时是黑格尔派，对他来说，这个地方纯属异端邪说；对政治经济学，他还一无所知，因而 ‘经济形态’一词对他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上述地方，即使他有所闻，也一定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不会在记忆里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但是，我不认为在马克思1837年至1842年间读过的那些浪漫学派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这类东西的影子。”
由此可见，唯物史观的来源应该是确实为马克思批判吸收了的东西。它的根据是马克思自己的著作，特别是他的读书笔记。马克思从大学时代就养成了做笔记的良好习惯，不仅有选择地摘录原文，并加以评注。马克思的《波恩笔记》、《柏林笔记》、《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伦敦笔记》，都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如何吸收人类文化遗产的珍贵资料。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收藏的马克思手稿和读书笔记目录表明，马克思阅读范围从古希腊罗马到19世纪40年代，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历史、宗教、道德、文学、艺术史等等极其广泛的领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唯物史观来源的特点。
第一，对人类全部优秀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
列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封闭体系的观点，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派主义，丝毫也没有离开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的直接与间接来源是多渠道的。马克思研究过古希腊罗马哲学，特别是钻研过亚里士多德、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以及斯多葛主义、怀疑论，阅读了大量有关著作的残篇，并做了笔记。研究过历史，特别是法国革命史。研究过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政治学说，特别是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国家理论。钻研过法国18世纪唯物主义和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的著作。研究过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先驱和后裔的著作。的确如列宁所说的，“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
在考察多渠道的来源时还应该注意到同时代人的影响。在科学探讨中相互影响的启发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恩格斯在论述费尔巴哈始终停留在下半截唯物主义而没有达到唯物史观时，是把他蛰居穷乡僻壤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作为一个重要原因的，“这种生活迫使这位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爱好社交的哲学家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和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得出自己的思想”。马克思不同。处在沸腾政治生活旋涡中的马克思，不仅研究人类的文化遗产，而且重视同时代人的成就。马克思就承认恩格斯、赫斯等人对自己的影响。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对马克思的启发是公认的。
第二，对19世纪西欧社会理论的综合吸收。
列宁肯定马克思主义是两千多年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结晶，但又特别强调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认为“马克思是十九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进一步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来源中的最主要之点，因为它们凝结着到19世纪上半叶为止人类思想的最高成就。就唯物史观来说，它不单纯是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比如说，它还吸收了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的合理思想。就其主要来源说，它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综合作用的结果。
黑格尔哲学是唯物史观的重要来源。这似乎很难理解。唯心主义历史观怎么能成为唯物史观的来源呢？其实并不奇怪。正如同马克思主义来源于非马克思主义一样，唯心主义历史观可以孕育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人种的延续是同种相生，而理论思维则可以通过对前人提供的思想的吸收、消化、再创造，形成新的学派和新的理论。恩格斯曾经明确地说过，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没有辩证法，唯物史观的产生是不可想象的。黑格尔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观点，关于劳动是人自我实现和自我创造的观点，关于矛盾是事物发展动力的观点，等等，对于马克思揭示历史自身的辩证过程无疑起了良好的引导作用。
费尔巴哈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可是他倡导的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哲学，在当时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不仅在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缩短了马克思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距离，而且他关于人的实在性的观点，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观点，关于人的本质存在于团体之中的观点，为马克思架设了一座从绝对观念通向现实的人及其历史的桥梁，因为“依靠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理论武器，是不能理解这些人的经验的物质的行为的”。特别是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从人的本质异化中寻找宗教的根源，叩击了通过分析宗教根源而通向唯物史观的大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 ‘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事实正是这样。人们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不难发现，马克思是如何通过分析宗教的世俗基础而达到唯物史观的。
唯物史观是哲学，但它的来源不限于哲学。正如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的发育一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理论一定会突破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唯物史观的创立，就广泛吸收了非哲学领域中的成就。在这里，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改造起了重要作用。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重视生产，把整个经济学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它们创立的劳动价值论不仅具有纯经济学的意义，而且包含着哲学意义，是以经济学的形式对劳动作为主体自我创造能力的肯定；它们还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作了分析，虽然它们的着眼点停留在分配方式，没有揭示阶级划分的实质，但从经济学而不是从法权角度来分析阶级无疑是一个进步。而且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重要范畴，例如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等，并不是借自德国古典哲学，而是建立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
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但也包含某些合理的因素。圣西门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了解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市民等级，而且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群众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圣西门还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预言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以萌芽的状态表述了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基础的思想。傅立叶的著作虽然包含许多神秘的东西，但也包含许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对社会进行系统思考的一种社会哲学。傅立叶关于合理制度下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兴趣劳动的观点，关于劳动与享受应一致的观点，特别是把社会历史划分为蒙昧、宗法、野蛮、文明四个阶段的历史发展观，比起黑格尔按绝对观念自我发展来划分历史的强制结构要合理得多。欧文关于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一生特别是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方面相结合的产物的观点，关于应该合理安排环境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发展的观点都是富有启发性的。
由上可见，正如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是统一的整体一样，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也不是单一的。马克思的先驱者们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形成了一种综合力量，一种理论的合力。如果说，英国、法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高度发展，弥补了德国经济落后的缺陷，形成了有利于唯物史观产生的时代条件，那我们同样可以说，马克思的先驱者们各自在不同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形成了有利于唯物史观产生的理论环境。
第三，理论和实际的结合。研究重点的转移。
马克思对先驱者们思想的批判吸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过程。马克思不可能一开始就接触到人类多方面的文化成就，而是随着他在实际生活中所碰到的理论难题，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和研究范围。只要稍微考察一下马克思的读书笔记和研究重点的变化，就能大致勾画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和唯物史观形成的脉络。当马克思于1837年开始转向黑格尔，参加青年黑格尔运动时，他阅读了黑格尔的全部著作和他的弟子们的大部分著作；当马克思批判普鲁士专制制度和宗教，为自我意识和自由作论证时，他着力钻研古希腊罗马哲学；当马克思主编《莱茵报》碰到他所不熟悉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论时，他转向研究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当马克思退出《莱茵报》，集中力量解决他在编辑《莱茵报》时所碰到的苦恼问题——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清算黑格尔的国家观时，他研究费尔巴哈的著作，大力研究历史，研究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政治理论；当他转向解剖市民社会，他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大量阅读有关经济学的著作。当然，这个过程不是直线的、一次性的，而是反复的。例如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又重新回过头来研究黑格尔的著作，特别是他的逻辑学。
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理论来源表明，它是一种阶级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历史观。唯物史观是适应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需要产生出来的，有着强烈的阶级性；但它不是像西方某些学者所说的仅仅是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辩护论，即为某一阶级利益作论证的工具。唯物史观广泛地吸收了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是真实地揭示了历史自身规律的科学历史观。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唯物史观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即使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彻底变化，唯物史观作为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结晶，将继续保持它的科学价值。
唯物史观的产生有它的历史条件和理论来源，这个论断不仅适用于唯物史观的创立，而且适用于唯物史观的发展。如果说历史上某种哲学由于被奉为官方哲学而陷于停滞和枯萎的话，随着无产阶级胜利而处于指导地位的唯物史观不会遭遇同样的命运。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原则保证了它的无限生命力。它重视新的历史条件，不断研究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它重视多渠道的理论来源，不断吸收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如果只注重创立时期的历史条件，而忽视当代的历史条件；只注重当时的理论来源，而忽视新的理论来源，把唯物史观变成一个与时代无关的、封闭的思想体系，肯定是错误的。
四
唯物史观的发展是一部永远不会终结的历史。人类自身创造历史又不断加深对历史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拉法格、梅林、拉布里奥拉、列宁、普列汉诺夫以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发展唯物史观作出了贡献。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把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对于整个唯物史观发展史，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时期是短暂的。但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它确立了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范畴和根本观点。要正确回答理论和现实向唯物史观提出的种种问题，都离不开对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思维进程和基本观点的研究。这种“探源”，或叫发生学的方法是很重要的。
例如对唯物史观是否过时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为什么创立唯物史观。西方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各种理论都打着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的烙印”，马克思用以研究社会和历史的一般模型已经失去了价值。还有的学者虽然承认马克思的历史功绩，但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旧的第二次浪潮，即工业革命的产物，认为今天用马克思主义来诊断高技术社会的内部结构，如同在电子显微镜的时代仍用放大镜一样。这都是把进一步运用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条件同创立唯物史观的条件对立起来，没有弄清唯物史观之所以是科学历史观的根据。
唯物史观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标志着唯物史观创立的经典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于1845年到1846年，同处于世界科技革命浪潮的当代相比，无论就生产力的发展来说，还是就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都显然不同。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并不是作为预言家，企图把以后全部人类发展史的丰富多彩的内容，塞进一个固定不变的历史图式中，详尽地描绘未来；而是作为科学家，把以往用神的意旨、绝对观念、人的本性和意志来解释历史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循环论，从这个领域中驱逐出去，为研究人类社会和历史提供基本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对于完成这个任务来说，分析19世纪40年代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阶级状况，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高度所提供的材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迄今为止，无论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怎样发展，没有任何证据能驳倒唯物史观关于物质资料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理论，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因素的理论，关于阶级结构取决于经济结构的理论，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运动的理论，等等；相反倒是离开唯物史观，对科技发展中所呈现的生产力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生产管理制度的变化、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的变化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解释。尽管在唯物史观之后，特别是近几十年出现过不少关于社会历史的理论，其中有些确实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可供借鉴的思想，但没有一个学派能超过或取代唯物史观。它们像走马灯似的生命周期就是极好的证明。不能把唯物史观适用的范围和它创立的历史条件对立起来，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和最根本的规律。唯物史观的内容要丰富和发展，研究的课题要更新，但必须沿着马克思已经开辟了的方向前进，另找“出路”是没有出路的，历史一再昭示了这一真理。
又如对唯物史观的本质的理解，也不能离开这段时期历史的研究。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是从批判宗教、国家和法着手，逐步深入到探讨它的物质根源，发现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这是一个从上层建筑现象进到研究经济基础的过程。这不仅同人的认识总是从结果进到原因的认识规律相符合，而且同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历史任务——把唯心史观驱逐出去是相联系的。马克思当时全力捕捉的是要找到决定整个社会面貌和社会发展，合理地解释各种上层建筑现象的物质力量，因而没有时间和机会去着重论述问题的另一方面。但马克思从来没有否认上层建筑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以及它们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证明了这一点。把唯物史观曲解为只承认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的庸俗“经济决定”论，是有意无意地忽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时期的历史特点。
再如从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思维逻辑进程来看，它经历了从异化到异化劳动，再从异化劳动到全面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这同马克思从上层建筑入手，到逐步深入到劳动和生产领域，发现历史的“终极原因”的过程是相一致的。这是个连续的、艰苦的理论探索过程，其中包含着矛盾和自我扬弃。恰如其分地估计每一步所取得的成就、问题以及发展方向，历史地、具体地分析马克思的思维进程，有助于我们比较正确地理解异化、人道主义这些世界上争论的重大理论问题。
马克思理论活动的特点，并不是从抽象地研究人的本质、异化这些范畴开始的。马克思的视线凝注的是现实，开始是德国的现实，紧接着是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运动。马克思曾经把自己理论活动的特点，同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某些人，特别是施蒂纳作过对比。他说：“在 ‘施蒂纳’那里，‘共产主义’是从寻找 ‘本质’开始的”，事实上“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它只是在德国，为了反对德国哲学家，才会稍为研究一下 ‘本质’问题”。这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不重视有关异化和人的本质问题。事实正好相反，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从对宗教、国家、法的批判到转向对市民社会的解剖，转向对“谋生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分析，都没有离开这个问题。这不难理解。在确定的历史前提下开始理论探索的马克思的思维进程，表现了历史的连续性和理论传统的力量。这当然不是马克思的“不幸”。如果没有从文艺复兴逐步开始的从神到人的过程，很难想象马克思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能从抽象的人进到现实的人，进到人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继承了历史的传统又突破了传统，把对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研究，其中包括对人、人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的分析置于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这是关键所在。把所谓青年马克思同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或者把唯物史观归结为抽象人道主义，或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主张任何一种人道主义，都是片面的。
在马克思主义中，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不可分割，融为一体的。在唯物史观的创立时期，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显著。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构造一种历史哲学而创立唯物史观，他是在为无产阶级寻求彻底解放的道路，科学地论证无产阶级历史使命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的历史理论的；同样，如果马克思不突破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始终停留在纯哲学的范围内，不从哲学转向经济学的研究，那马克思最多无非是富于思辨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而不能成为新的科学体系的创始人。反过来说，唯物史观为创立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它们之间不是单线的链式的因果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复杂过程。
我们决不应该忘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统一整体，去掉其中任何一个部分，都会使整体丧失它原有的性质。例如在当今世界上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争论，都直接或间接集中到它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如果唯物史观不是科学历史观，如果历史像西方某些学者所说是无规律、无方向的，纯属自我设计或选择，或者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后工业社会、超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技术电子社会等等，那么，不仅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会失去客观规律的依据，而且人类对历史和社会的认识又要重新陷入宿命论、唯意志论的深渊。
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这是克罗齐的“名言”。我们当然不同意这种相对主义，但得承认科学地反映历史真实性是不容易的，理论思维史尤其如此。不一定是有意歪曲，仅仅是资料不全、功力不深，就足以得出错误的结论。再现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历程是一个严肃的困难的任务，需要共同努力。在理论研究中，良好的愿望可以取得谅解，但不能成为自己掩饰错误的借口。我期待同志们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