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当代存在两种主要的社会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两种主要的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是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怎样对待现代西方经济学？这是本文试图讨论的两个问题。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的科学巨著《资本论》问世后，资产阶级学者最初以沉默进行抵制，然后公然进行诋毁。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在1896年出版的《马克思体系的终结》一书中，制造了《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的“矛盾”，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恶意的曲解和系统的攻击。现在，西方经济学家不少人在对待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时仍从这里寻找“智慧之源”。和庞巴维克不同，德国统计学家鲍尔特凯维茨于1907年发表《对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中基本理论结构的纠正》一文，试图用数学方法“更正”马克思《资本论》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论述。这就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广泛争论的所谓转形问题。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胜利是一个事实。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不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何种态度，都必须面对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现代西方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很重视马克思的著作。关于这一点，法国经济学家日阿姆斯说：“马克思的著作也许从来没有像当代这样受到重视……马克思的思想在欧洲大陆长期有成效地传播之后，它的影响中心转移到了英国，不仅吸引了工党党员的注意，而且吸引了激进分子的注意。尽管美国官方人士对马克思的学说采取敌视态度，然而美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则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一学说。”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态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强烈的反感”和“清醒的评价”

在当代，就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样，很多阶级偏见很深的西方经济学家怀着“强烈的反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恶意的攻击。在这一方面，萨缪尔森、哈耶克和罗斯托等都是代表人物。

这里以我国读者所熟悉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为主要例证。这本《经济学》本是系统叙述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基础知识的教科书，完全可以不涉及马克思。然而，在该书的第十版中，直接提到马克思的地方就有一百多处。萨缪尔森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攻击和污蔑主要包括以下各点。

第一，突出异化问题，贬低《资本论》。萨缪尔森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异化热在经济学中的一个代表。他说：“今天，人们的研究重点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是马克思的登峰造极之作《资本论》了。……现在人们感兴趣的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马克思。”又说：“人们对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资本论》的兴趣逐渐减少，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马克思年轻时作为黑格尔左派论述异化问题的著作。”把“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用“青年马克思”反对“老年马克思”，这在西方异化热中是一种常见的手法。萨缪尔森是这种手法的模仿者，他企图把“青年马克思”的异化论同“老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对立起来，用前者来取代后者。用异化概念把“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统一起来，这在西方异化热中又是一种常见的手法。萨缪尔森也是这种手法的模仿者。他说：“在马克思坐在英国博物馆中掌握李嘉图和剩余价值理论很久以前，他的黑格尔式的批判就使他注意到，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已变成了异化的机器零件这一事实。当我们带着这个观点来仔细地重新阅读《资本论》时，我们看到，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异化的概念。”这样，萨缪尔森就把马克思描绘成一位毕生始终如一的异化论者。事实上，在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上，异化概念的内容、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在受黑格尔影响的时期和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的时期，异化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曾经居于重要地位。然而，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期和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的时期内，异化概念不再是说明社会历史和分析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的主要概念或中心概念，在《资本论》中，异化概念成为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秘密的一个只具有从属意义的概念，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只有依靠剩余价值理论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

第二，把劳动价值理论说成是“可以不用”的“装饰品”。萨缪尔森懂得，如果承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全部结论。因此，他从歪曲和攻击劳动价值理论开始。萨缪尔森通过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口，宣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可以不用 ‘劳动价值论’……这一装饰品而得到”，说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没有实质性的问题取决于劳动价值论”。萨缪尔森做出这种置普通常识于不顾的论断，实质是要抽掉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理论基础。萨缪尔森用来对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是传统庸俗经济学的均衡价格论。他说：“马克思想在劳动上找到一个表示价值的共同标准。现代的观点是：在解释两种物品……的相对价值或相对价格时，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供给 (取决于生产的困难程度)和需求(取决于爱好和财富)相互发生作用来决定我们在市场上所观察到的交换或价格比例。'”这种所谓的现代观点，实际上就是马歇尔的供求均衡决定价格的观点。

第三，宣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妄图从根本上否定剩余价值理论。萨缪尔森把伦理判断强加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上，说“剩余价值是在道德上没有理由的超过劳动成本的加值”。萨缪尔森宣称，马克思“即使没有剩余价值的概念，他也可以简单地假设低工资和高利润，从而，再一次不需要相等的剩余价值率的概念以及这个概念的帮助”。这样，萨缪尔森就把剩余价值归因于一种简单“假设”的结果。他十分荒唐地声称，“剥削”只是词典中的一个词，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

第四，重新“发现”《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的“矛盾”, “证明”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是多余的。萨缪尔森继承了庞巴维克的精神遗产，在《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一文中说：“众所周知，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模式……系统地区别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模式……第三卷的模式是向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复归……第一卷的新分析——对 ‘价值’和 ‘相等的剩余价值率’的计算——只不过是一种不必要的、无结果的糊涂思想。”在《经济学》中，萨缪尔森宣称：“马克思经济学的内部的逻辑在核心上是错误的。”对于萨缪尔森利用“转形”问题制造《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的矛盾，我国学者已有专论进行分析和批判。这里只需指出一点，那就是，萨缪尔森的这一手，本质上不过是庞巴维克的故伎重演。就像他本人所说的，他“是庞巴维克和门格尔的孙子”。

第五，“发现”马克思积累理论的“矛盾”，即所谓“利润率 [或利息率]下降的规律”和“工人阶级贫困化 [实际工资下降]的规律”之间的“矛盾”。萨缪尔森武断地宣称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同事实不符，扬言要把不符合事实的经济理论送进历史博物馆。他要求人们“放弃”马克思考察资本积累时所揭示的经济规律，说：“人们不能正确地宣布‘利润率 [或利息率]下降的规律’而同时又宣布 ‘工人阶级贫困化[实际工资下降]的规律’。……人们必须在竞争的模型中放弃马克思的‘两个规律’中的一个或两个。”萨缪尔森把无产阶级贫困化和实际工资下降等同起来，把利润率下降趋势和无产阶级贫困化对立起来。他分不清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分不清剩余价值和利润以及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也分不清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减少，因而根本不理解马克思揭示的趋势。平均利润下降的趋势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趋势都是资本积累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是表面上似乎矛盾而实际上具有内在联系的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萨缪尔森害怕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他认为，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流血革命必然是不可避免的”。

第六，歪曲和贬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萨缪尔森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歪曲成这样一个论点：“随着人民群众的消费不足和购买力缺乏，经济周期和危机日益严重，一直到一次最后的灾难性的萧条给资本主义敲响丧钟。”他还以嘲笑的口吻说：“如果马克思主义者等待资本主义在最后一次危机中崩溃，那么，他们是白等了。”他竭力贬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的巨大意义，说这一理论只是“对经济周期提出了某些技术性建议”, “把技术更新同资本积累和生产周期联系起来”。萨缪尔森在这一问题上采用的手法是，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歪曲为“消费不足论”和资本主义“自动崩溃论”。他的阶级偏见和理论偏见使他只看到马克思关于危机的物质基础的论述，而看不到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完整的理论，对危机的实质、可能性、根源、周期性、阶段、物质基础和社会后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做了深刻的科学分析。

萨缪尔森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的全部攻击最后都落在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上。萨缪尔森把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说成只是“社会预言家”的一种预言，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神话”。他声称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非常错误”，并说那种认为《资本论》“科学地预见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一运动规律”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庸俗看法”。

在西方国家，像萨缪尔森这样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怀着“强烈的反感”的经济学家大有人在，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清醒的评价”的经济学家则为数不多。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多布认为，熊彼特是“清醒地评价”马克思的学术贡献的评论家。多布说：“约瑟夫·熊彼特在他的不朽的《经济分析史》中讲到马克思，‘作为一个整体，他的见解的完备性在每个细节上，都表现其正确，并明显地成为所有从事研究的人，包括他的朋友和敌人领受智慧魔力的源泉’；另一处又说，‘在他的第一卷问世时，在德国没有人在思想魄力或理论知识上衡量自己能够反对他。'”

熊彼特是萨缪尔森的老师，他比学生高明的地方是看出了攻击不仅无损于而且更加显示了马克思的伟大。熊彼特说：“伟大这个词无疑适用于马克思的道理。……对于马克思理论来说，这种非难或甚至精确的反驳，由于不能致命地毁损它，只起了显示这个理论的力量的作用。”

英国新剑桥学派的领袖罗宾逊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态度是很值得注意的。她认为，西方经济学家为抨击马克思而研究马克思的态度由于西方传统理论本身的动摇而发生变化，“他们对于作为资本主义主要批判家的马克思的态度，不像往常那样确定不移了”。在罗宾逊看来，这种态度的变化是不够的，西方经济学家还应当向马克思学习。她说：“我认为，他们得向他学习很多东西。”

不过，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即使像熊彼特、罗宾逊这样一些被认为“清醒地评价”马克思的经济学家，也从来都不是那样清醒的。以各种各样的手法曲解和攻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不少见。

(二)“把马克思凯恩斯化”和“把凯恩斯马克思化”

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经济学界开始出现调和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倾向。熊彼特在他的遗著《经济分析史》中把这种倾向概括为“把马克思凯恩斯化”和“把凯恩斯马克思化”。亚历山大的《凯恩斯和马克思》一文被熊彼特看做这类尝试中最有意义的尝试之一。西方经济学家戴上凯恩斯主义的有色眼镜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寻找《资本论》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共同点”。关于这一情况，《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一书的作者德赛这样写道：“本世纪三十年代期间，恢复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但这种兴趣更多地侧重在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学的贡献方面。这是因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阅读马克思著作提供给经济学家以 ‘一副新的眼镜’。出现了论述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和马克思对国民收入分析的开创性贡献的很有兴趣的著作。”

罗宾逊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和《马克思和凯恩斯》一文是20世纪40年代中出现的“把马克思凯恩斯化”和“把凯恩斯马克思化”的有代表性的论著。罗宾逊认为，在某些方面，“凯恩斯体系和马克思体系是一致的”。她说，二者可以相互补充，“马克思的理论……是凯恩斯所必须用来补充的，正如凯恩斯的理论是马克思所必须用来补充的一样”。

20世纪40年代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凯恩斯主义者继续致力于寻找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一致之处。他们企图在《资本论》中寻找《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论点，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寻找《资本论》的论点。

一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把马克思凯恩斯化，用凯恩斯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他们“发现”：马克思是凯恩斯的“先驱”, 《资本论》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先驱”。西方经济学家企图使马克思“穿上现代服装”，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概念表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在方法论方面，他们把马克思的方法歪曲成为凯恩斯的总量分析法，认为“总量分析”是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共同点”。

在理论体系方面，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和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一样，是由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部分构成的。

在宏观经济理论方面，他们认为，马克思的模型和凯恩斯的一样，也是一种有效需求模型，一种收入和就业决定理论，一个小于充分就业的移动均衡体系。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宏观经济模型由五个未知变量和五个关系式组成。五个变量是消费、投资、国民收入、工资和剩余价值。五个关系式是消费决定于工资和剩余价值、投资决定于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工资和剩余价值成比例、国民收入等于消费加投资、国民收入等于工资加剩余价值。

他们的结论是，凯恩斯主义早就萌芽于马克思主义之中。布朗芬布伦纳说：“马克思的体系是先行于凯恩斯的。他的体系在推究随时恶化的就业状况方面也胜过凯恩斯。”

此外，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把凯恩斯马克思化，把凯恩斯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近似物”。他们企图给凯恩斯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说凯恩斯“同意”、“接受”或“支持”马克思的许多理论和学说。

他们断言，凯恩斯“接近”甚至“同意”并“接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有人说，凯恩斯把劳动看做生产的唯一因素，因而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极为接近”。有人说，凯恩斯的“工资单位”和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单位相当。

他们说，凯恩斯对资本主义过程的分析和马克思有不少共同之点：资本主义的运行取决于高积累率，资本主义生产能力超过消费能力，收入分配显著不均，食利者阶级的存在是生产发展的障碍等。

他们说，凯恩斯的储蓄—投资理论不仅和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一致，而且是对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发展。

他们说，凯恩斯也像马克思一样，承认利润率下降的历史趋势，认识到资本主义陷入了资本形成速度日益下降的困境。

他们说，凯恩斯的危机理论和马克思有共同之处，凯恩斯“支持”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消费力矛盾是危机的根源的学说，凯恩斯的危机理论使之更为完善。他们说，马克思和凯恩斯都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危机，都认为投资的变化是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周期的关键。

他们说，失业问题既是马克思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凯恩斯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两个理论体系中，失业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们说，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凯恩斯的结论和马克思的结论有吻合之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崩溃；在凯恩斯看来，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经常有崩溃的危险。他们说，马克思和凯恩斯都认为崩溃是资本主义内在经济机制运行的原因所推动的，而不是外在因素所推动的。

通过以上这些似是而非的类比，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双方出现了“足够多的共同立场”。因此，应当在两个理论体系之间“架设桥梁”，彼此“沟通”。他们声称，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分析都为相反的政治结论提供了根据：从前者的分析可以得出维护资本主义的结论，从后者的分析可以得出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结论。

把马克思凯恩斯化，把凯恩斯马克思化，是经济理论领域中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对于这一现象，我们不能置之不理，漠然视之。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凯恩斯主义是伪科学；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凯恩斯主义是垄断资本的辩护理论。这是两个互不相容的经济理论体系。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要把马克思凯恩斯化、把凯恩斯马克思化，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使现代西方学者感到，要美化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不如采取鱼目混珠的办法，把凯恩斯马克思化；另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使现代西方学者感到，公然攻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莫如歪曲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因此，把马克思凯恩斯化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手段。但是所有尝试着把马克思凯恩斯化和把凯恩斯马克思化的学者，除了一些枝节性问题之外，所持的基本论点都是站不住脚的，用来论证基本论点的论据也是似是而非的。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做详细论述。

(三)“向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研究的复归”

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斯拉法于1960年出版了《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引起了英、美等国许多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罗宾逊认为这本书“实现了 ‘经济理论的第二次革命’”，多布认为这本书开始了“向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研究的复归”。斯拉法的颂扬者认为，《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的意义在于：它发展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解决了李嘉图未解决的不变的价值尺度问题，发展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生产价格理论，解决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批判了新古典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为新剑桥学派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全面评论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要说的是，斯拉法并没有发展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更谈不上发展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正确解决了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以价值理论为例，斯拉法并没有向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研究“复归”，而是向斯密的购买的或支配的劳动是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一庸俗命题复归。斯拉法本人在这本书中试图从李嘉图的概念开始，然而他在兜完圈子之后自己也愣住了，说：“价值的标准尺度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中数这个概念，也是李嘉图的；但令人惊异的是，这本书从这个概念发展出来的标准商品，会被认为是相当于某种很接近于亚当·斯密所提出的标准，即 ‘支配的劳动’，对于这个标准，李嘉图本人是极为反对的。”斯拉法的矛盾是，从李嘉图的概念出发，最后得到的却是李嘉图极为反对的结论。事实一再证明，不变的价值尺度是不存在的，任何寻求不变的价值尺度的企图，都必然要在死胡同中碰壁。如果说，斯拉法的著作有一些积极意义的话，那主要在于他批判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并在一定范围内承认了资本主义分配中工资和利润是按反方向变动的。

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怎样对待现代西方经济学？

近几年来，我国的一些著名学者已经就怎样对待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问题发表过很好的意见。我们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讲座》的开头也谈过自己的一些看法。这里再简略地说一下我们的基本观点。

现代西方经济学这一概念的外延很广，可以包括当代西方国家研究经济问题的各种课程、学科、文献和著作。概括起来说，它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法和经验，例如行情研究、存货管理、产品质量控制、车间流程布局等。第二个方面是对某一个经济部门或经济领域的专门研究，例如能源经济学、土地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等。第三个方面是对一般经济理论的研究，例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动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按照第一、第二、第三的顺序，纯技术的有实际用途的内容越来越少，而有关意识形态的辩护性的内容越来越多。既然这三方面的情况各不相同，因而有必要区别对待。

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 (这里仅指上述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一般经济理论)，首先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根本分歧，要了解二者是对立的理论体系，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存在原则区别。例如，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边际效用论，分配理论是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这些理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是十分明显的，很容易看出来。但是，有许多对立并不那样明显，不那样容易看出来，因而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仔细的比较。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两种经济理论的比较有助于辨别什么是科学的经济理论，什么是错误的经济理论。深入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就会认识到，就整体而言，它本质上是传统庸俗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通过研究还会发现，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中不少人在以新的理论形式复活旧的庸俗信条的同时，放肆地攻击或任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在美化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恶意地丑化社会主义制度。因此，盲目崇拜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完全错误的。

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必须严格区分西方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辩护内容和在技术上的某些有用之处。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在技术上的某些有用之处，容易使一些人产生错误的印象，以为它的一般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辩护内容也具有科学性；另一方面，它的一般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辩护性内容，又可以使另一些人片面地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纯粹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根本没有可以吸收和借鉴之处。只有通过细致的分析工作，把西方经济学的辩护内容和技术上的某些有用之处严格地区分开来，才能对不同性质的东西采取不同的态度。西方经济学就其整体而论是传统庸俗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但这并不是说对它的每一部分都可以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盲目肯定固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盲目否定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现代西方经济学就其一般理论而言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其庸俗的辩护论的性质并未改变。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又必须看到，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为资本主义制度效劳时，不能不在这个制度所允许的范围内研究客观的经济事实。正是在研究实际问题时，现代西方经济学提出了一些同商品经济和现代社会化生产有关的概念、论点和方法，它们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经济生活的一些实际情况。对于这些，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改造，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用的东西。

批判地吸收和简单地搬用不是一回事。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固然不能搬用，但构成这个体系的各个局部也不能简单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机体，这就决定了不能像器官移植手术那样把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这个或那个部分直接移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来。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有用的东西并不是在纯粹的形式上存在，而是常常和庸俗的辩护性的东西共生，并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只有进行批判和分析，加以筛选，经过整个消化系统的作用，才能吸收到有用的东西。事实已经证明，生吞活剥，或囫囵吞枣地照抄照搬，都是不成功的。这种做法不仅不会吸收到可能有的营养，相反还会招致严重的消化不良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