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从陈岱孙教授题词谈起
“弘扬马列 锐意求新 借鉴西学 体察国情”是我国经济学界老前辈陈岱孙教授留下的珍贵题词。我十分欣赏这一题词。这4句话16个字，不仅凝结了陈老先生本人毕生探索经济学真理的经历和经验，而且凝结了我国社会科学界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追求社会科学真理的经历和经验。
在我国经济学界，大家都尊称陈岱孙老先生为陈岱老或岱老。陈岱老是20世纪同龄人，1900年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书香门第家庭。1920年从清华大学毕业时，获得公费留学美国的名额，在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就读经济学专业。1922年入哈佛大学当研究生，1924年获硕士学位，1926年获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开始在清华大学任教，后来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
1956年的一天，英国新剑桥学派领袖、著名西方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应邀在北京大学作学术报告，在听报告时，我第一次见到陈岱孙教授。从那时到今年，整整半个世纪了。陈岱老欢迎罗宾逊的讲话，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正确处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合作撰写全国统编教材《经济学说史》。当时陈岱老刚进入花甲之年，是编写组成员中的长者。这一年我28岁，是编写组中较年轻的成员之一。从那时起，我和陈岱老有过多次接触。我实际上成了陈岱老的一个没有学籍的学生，一个在后来30多年中始终没有毕业、永远拿不到毕业文凭的学生。他与我的多次谈话，涉及许多学术问题。其中最核心的，是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的问题。
陈岱老向我讲过他在经济学领域追求真理的历程。从1920年到1926年，他受的是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正统经济学教育，当时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基本原理是接受的。在美国期间，偶然翻阅过马克思的书，但从未系统读过，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在回国后的20多年中，教的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也是西方经济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系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系统阅读马克思的科学巨著《资本论》。
有一次，陈岱老对我说，他读《资本论》，跟年轻朋友读《资本论》不一样。年轻人头脑中没有成见，很容易接受马克思进行了科学论证的经济学原理，而他则是在将马克思经济学原理与过去接受的西方经济学原理进行反复比较，直到认识到马克思经济学是真正科学的经济学之后，才接受的。他说，这样也好，掌握得慢一点，但是比较扎实和牢靠。确实，陈岱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的许多经济论著都表明他是一位理论功底扎实、立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陈岱老晚年的题词“弘扬马列 锐意求新 借鉴西学 体察国情”，全面地、正确地处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陈岱老的题词，可以从陈岱老的论著中找到最准确的解释，尤其是可以从陈岱老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上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一文中找到最准确的解释 (下面未注出处的引文均见此文)。
弘扬马列——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将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陈岱老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标志着经济科学的革命性变革。它批判地继承了古典学派的研究成果，创立了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相对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他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其他经济学原理，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他明确指出，西方的经济理论不能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理论。他说：“要认识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从而，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的体系，不能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又说：“由于制度的根本差异，甚至在一些具体的、技术的政策问题上，我们也不能搬套西方的某些经济政策和措施。”他进一步说明了西方经济学不能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指导理论的理由：“不应该忽略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化经济建设，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经济建设，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化经济建设。这区别就不只是由于 (西方)经济学中某些概念和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有不相契合的地方，而是在若干基本前提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凿枘。”
锐意求新——就是要善于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借鉴西学——对西方经济学要认识其本质，但也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而是要加以分析，对其中在特定条件下有实用性的成分要借鉴。借鉴不是照抄照搬，而是把他人的经验和教训当做镜子，以便取长补短或吸取教训。陈岱老说：西方经济学“在若干具体的经济问题的分析方面，它确有可供我们参考、借鉴之处”。又说：“我们既要承认外国经济学，在其近年的发展中，在其推理分析、测算技术、管理手段等等方面有若干值得参考借鉴之处，又不要盲目推崇，全盘搬套。”
体察国情——研究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既要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态度，又要反对迷信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关于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问题，陈岱老说：“对外国经济学 ‘内容’的取舍，既涉及本质问题，又涉及技术问题”, “根本的原则应该是，以我为主，以符合国情为主”。
回顾陈岱老的题词，看看我国当前经济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状况，确实存在令人担忧的一面，这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西方各种思潮特别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大举进入，受到盲目推崇，而马克思主义则被边缘化。
邓小平同志生前已经觉察到这一情况的严重性。他指出：“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
现在的情况，在某些方面也许比邓小平当时指出的情况还要严重。以经济学领域为例，作为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一个流派的新制度经济学，这些年在我国大肆泛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权理论方面的意见分歧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界一系列意见分歧中居于突出地位的重大意见分歧。据检索，从1994年1月1日到2005年4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数据表明，关键词含“产权”的论文共有20403篇，其中含“马克思主义产权”的只有27篇，占1.3%；关键词含“产权理论”的论文643篇，其中含“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文章只有17篇，占2.6%。这样，在我国产权理论研究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了。介绍和宣传西方产权理论的论文，主要是介绍和宣传以美国科斯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论文，占据了绝对压倒性优势，形成了这些年言必称“科斯定理”、言必称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清晰”论的不正常现象。实际上，在西方经济学界，“科斯定理”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清晰”论已经受到了尖锐的批评。例如，曾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严厉地批评了“科斯定理”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清晰”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科斯定理”是“科斯谬误”，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清晰”论是“产权神话”, “是一种危险的神话”, “它误导了许多转轨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即集中在私有化上”。
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和东欧国家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正是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改革理论和改革方案的误导下进行的。通过小私有化，把大批国有中小企业“卖给”实即送给国内私人企业主或管理层；通过大私有化，把大型国有企业“卖给”实即送给外国“战略投资者”。现在，根据俄罗斯、波兰等国家的经济学家以及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被称为“世纪大拍卖”和“世纪大骗局”的大规模私有化，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空前的大灾难：第一，这些国家普遍发生了20世纪90年代的大萧条；第二，这些国家通过私有化使人民公有的生产资料被剥夺；第三，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逐步被外国资本所控制，经济殖民化使民族资本被剥夺。
在我国，某些受西方新自由主义误导的经济学家把国有企业看做“一筐烂苹果”或“一箱子在融化的冰棍”，主张挑好的卖，也就是“靓女先嫁”：中小型国有企业低估贱卖，尽快卖给私人企业主或管理层；大型国有企业也低估贱卖，尽快卖给外国“战略投资者”，卖给跨国公司。
如果让某些经济学家的私有化主张和私有化方案得逞，我国的改革开放就会完全被误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蜕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样就势必出现两极分化，就势必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其结果就会像邓小平所预言的那样：“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果真如此，各种社会矛盾就会激化，社会就可能发生动荡。其结果，也会像邓小平所预言的那样：“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正确的观点和主张还是陈岱老说的：“弘扬马列 锐意求新 借鉴西学体察国情。”在我国今天，重温这4句话16个字，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