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抽象和具体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先后走过了两条不同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从实在和具体开始，然后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一些简单的抽象规定；第二条道路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对这两条道路做了十分简要的概括：“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马克思指出，在从政治经济学方面考察某一国家的时候，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时期：从具体到抽象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自己产生的时期，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上，一般都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从人口开始，或者从国家开始。马克思指出，这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

威廉·配第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时期采取从实在和具体开始的研究和叙述方法的典型代表。

配第的《赋税论》从国家开始，政府和国家的公共经费是他研究和叙述经济理论问题的起点。这本著作第一章第一句话就是：“国家的公共经费，就是陆、海两方面国防所需的经费，维持国内及海外和平所需的经费，以及当其他国家侵害本国时，进行光荣报复所需的经费。”按照配第及其直接后继者的国民财富观念，财富的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国家的实力和财富的数量是成比例的。配第在从国家这个实在和具体开始以后，在分析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比较简单的概念，例如，土地租金和货币租金，金银的价值和土地的价值，以及劳动的价格等。然后，配第考察了政治价格赖以波动的基础——自然价格，即价值。

在《政治算术》中，配第从若干国家开始。他一开头就对西欧的几个国家的财富和力量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它们在财富和力量方面存在差异的原因。在分析过程中，配第逐步得出了劳动、分工等比较简单的规定以及地租、工资、利息等经济范畴。

在《献给英明人士》和《爱尔兰的政治解剖》中，配第又从人口开始。按照配第及其直接后继者的财富观点，人口数量和财富是成比例的，甚至是可以等同的。这样，一国的人口总数、户数、人口的年龄构成和性别构成、劳动力总数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劳动力在各生产部门的分布、非劳动人口总数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等，便常常是配第研究和说明经济问题的出发点。配第在从人口这个实在和具体开始以后，在分析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一些比较简单的概念，例如，劳动、分工、货币、价值等。

作为配第研究和说明的起点的具体，已经不是客观的具体，而是一种感性认识形式，是感性的具体。这种感性的具体，是一个关于整体的表象，是一个没有经过分析的完整的表象，是一个混沌的表象。因此，这种感性的具体，是表象中的具体。表象中的具体，是客观对象作为一个具体的整体在头脑中的反映，是尚未理解的东西。

配第不满足于把自己的认识停留在表象中的具体上面，同培根和霍布斯一样，他也力图通过理性的方法对感性材料加以整理，把表象中的具体所包含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的因素舍弃掉，抽取出一般的、必然的、本质的因素，以便得到一些简单的、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规定。配第事实上已经意识到，现象和本质是不一致的。他在确定了“各种价值相等和权衡比较的基础”之后说：“我承认，就这一点而言，在基础上面的做法和具体实践中，该问题是变化多端、极其错综复杂的。”配第经常表示，他的任务是要透过错综复杂的现象来寻求事物的本质。例如，在研究货币时，他表示要深入货币的神秘之海以揭示货币所具有的神秘的性质；在研究价格时，他表示要区分决定价格的偶然的原因和必然的原因；在研究土地租金时，他表示要揭示土地租金的真正的实质。

“政治算术”和“政治解剖”是配第在经济理论领域中对培根和霍布斯的整理经验材料的理性方法的创造性应用。

为了透过经济现象寻求本质，配第就像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搬到哲学中一样，也把数学中的数量研究的方法搬到经济学中来。霍布斯关于经验知识要经过理性整理也就是要经过数量计算的观点，引起了熟悉数学的配第的强烈共鸣。配第根据霍布斯关于一切事物都可以进行数量计算的论点，认为经济领域的感性材料和经验事实最终都能表述为数量的概念和用语，对这些感性材料和经验事实进行理性整理就是进行数量的计算。按照配第的看法，这种计算不是普通算术，而是“政治算术”。配第说：“我……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作为我很久以来就想建立的政治算术的一个范例），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问题。”

配第在经济研究中采用的政治算术的方法，实际上就是由个别到一般的推理方法，也就是培根创立的归纳的方法。按照配第的看法，要获得关于社会经济问题的可靠的知识，就必须以对社会的各种经济现象进行数量计算为基础。只有通过对大量的感性材料和经验事实的数量考察和比较，才能从许许多多的个别材料和个别事实中，找出一般的和真实的东西。配第说：“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它们构成我下面立论的基础）来表示的展望和论旨，都是真实的，即使不真实，也不会有明显的错误。……最低限度它们足可使我进行推论，借以指出如何得到我所追求的那种知识。”

为了透过经济现象寻求本质，配第就像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搬到哲学中一样，也把解剖学的方法搬到了经济学中来。培根关于要认识自然必须首先对复杂的自然现象进行分解和分析的观点，特别是培根从这些观点出发对人体和国家所进行的类比，引起了深谙医学和解剖学的配第的浓厚兴趣。配第在从实在和具体出发时，首先对实在和具体进行了解剖和分析。按照配第的看法，研究人体必须借助解剖学，研究国家和社会问题也必须借助解剖学。不同的是，研究国家所采用的解剖学不是普通解剖学，而是“政治解剖”，解剖的对象不是普通动物，而是“政治动物”。

配第十分赞赏培根对人体和国家的类比，非常强调解剖学对经济分析的重要意义。在《爱尔兰的政治解剖》中，配第说：“弗兰西斯·培根爵士在其所著的《学术的进步》一书中，曾从许多方面把人体和国家做了恰当的对比，也把保持这二者强健的方法做了恰当的对比。解剖学是前者的最好的基础，也是后者的最好的基础，这种说法是十分合理的。要搞政治工作而不了解国家各个部分的组织和比例关系，那就和老太婆与经验主义者的办法一样荒唐了。”

配第在经济研究中采用的解剖方法，实际上就是要对表象中的具体进行分析，把表象中的具体分成简单的组成部分，把其中个别的、偶然的和现象的因素同一般的、必然的和本质的因素区分开来，舍弃前者而把握后者，以便从表象中的具体逐步上升到简单的抽象规定。配第强调解剖，这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分析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看来，只有通过解剖，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分析，才能认识社会经济机体的各个部分的“组织和比例关系”。

配第认为，他所使用的解剖方法虽然由于解剖工具的简陋而不能详尽地观察社会经济机体的每一个细微的部分，但是已经足以找出这个机体的各个主要组成部分以及它们所在的位置。配第说：“的确，做这种精密的解剖必须有各种各样的适当工具，可是我只有一把普通的小刀和一条破布，而没有任何其他为这一工作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我的肤浅的研究虽然不能分清淋巴管、神经丛、脉络膜、睾丸中的血管组织，却也足以找出肝、脾、肺的位置了。”配第十分重视自己在经济理论领域所做的这一项开创性工作，说：“尽管我还不知道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是不是为人所重视，也不知道人们是不是认为它有些用处，但我也要大胆地开始一项新的工作；如果这项工作由更能干的人们加以指正和扩充，那么我相信它一定会有助于我国的安宁和富庶。”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完全否定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关于用归纳、分析等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的意义，而是把他们的这种方法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评价，既指出其对科学研究的积极作用，又指出其形而上学的消极影响。同样，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没有完全否定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经济研究和叙述方法的意义，而是把他们的这种方法也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既指出其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功绩，又指出这种方法的错误性质。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配第等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遵循了培根和霍布斯的唯物主义的经验论路线。要认识整体的各个部分，要认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整体就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因此，客观的实在和具体在认识过程中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配第没有完全停留在感性材料上，而是用他所特有的“政治解剖”和“政治算术”的理性方法来整理感性材料，最后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了一些抽象的、一般的规定。

可以说，如果没有17世纪的经济学家的这些抽象的一般的规定，那么就不可能有18世纪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各种体系的出现。配第等人的历史功绩正在于此。马克思指出：“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

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的角度看，配第等人在经济学的历史上所走过的道路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就性质来说，同培根的错误颇为相似。在《新工具》中，培根提出了一条寻求和发现真理的道路：先从感觉和特殊事物中引申出公理，然后不断地上升，最后达到最普遍的公理。培根认为，他的这种从感觉和特殊事物出发而止于最高概括的道路，是科学上唯一正确的道路。配第等人从实在和具体出发最后得出一些抽象规定的道路，实际上就是培根所主张的从感觉和特殊事物出发经过逐步上升而止于最高概括的道路在经济研究中的具体应用。把从实在和具体出发得到个别的抽象规定当做科学研究的终点，这是唯物主义的经验论者的形而上学观点。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时期的经济学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形而上学观点的支配。

配第等人的错误在于，他们在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之后，没有在思维行程中从这里回过头来，没有回到实在和具体。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在思维行程中从已经达到的简单的抽象的规定出发来掌握具体，因而未能使混沌的表象中的具体成为理解了的思维中的具体，也就是未能使感性具体成为理性具体。同英国唯物主义的经验论者一样，配第等人也是直观的唯物主义者。他们都不懂得，具体虽然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但是在思维中却表现为结果，而不表现为起点。

由于以上的错误，配第等人不是正确地把已经达到的一些简单的抽象的规定作为科学的真正的出发点，而是把其作为认识的结果和终点。以配第由以出发的人口为例。人口是一个实在和具体。要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的本质，就必须分析人口的阶级构成。要分析人口的阶级构成，就要分析雇佣劳动和资本等决定阶级的因素。而要分析这些因素，又必须先分析产生这些因素的前提。配第面临着国家、人口等实在和具体，面临着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在分析中不得不对分工、劳动、价值、货币等做出一些简单的抽象的规定。他以为，这样就完成了科学研究的任务。配第没有从这些简单的抽象的规定回到人口上来，研究和说明作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整体的人口。

在政治经济学的最初探索中，配第等人始终没有能够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没有建立起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他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观点，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零零碎碎地提出来的，未能构成完整的体系。当然，这首先是由于时代的限制。在配第等人开始探索经济理论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还不够发展。除了时代的限制，从方法论来说，配第等人由于未能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因而就没有可能建立起政治经济学体系。他们只是把复杂的整体分解成若干个部分，对一个一个的部分做出了一个一个的简单的抽象的规定，而没有把一个一个的简单的抽象的规定加以综合，并按照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矛盾把它们联系起来，形成思维中的整体，在思维行程中全面地掌握具体。培根等人的思维受到形而上学的阻碍，这种阻碍堵塞了自己从了解部分到了解整体和了解普遍联系的道路。现在，使配第等人不能在思维的行程中全面地掌握具体的，仍然是这种形而上学的阻碍。

同上述错误相联系，在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的关系上，配第等人也重犯了英国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哲学家的错误。就像培根一样，配第也重视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而忽视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重视把对象解剖成简单的组成部分的分析，而忽视把各个简单的组成部分联合成一个统一整体的综合。虽然配第事实上不可能完全没有演绎，也不可能完全没有综合，但是他不懂得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之间的联系和转化的辩证关系，明显地表现出形而上学的局限。

配第的错误还在于，他在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搬到政治经济学领域来的时候，忽视了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经济关系的特殊性，不能不使配第的“政治算术”和“政治解剖”方法的应用受到很大的限制。这种限制，不在于由于计算技术不够发达而未能从大量经验事实中归纳出精确的数量关系，也不在于像配第自己所说的那样由于解剖工具不足而未能更仔细地分析经济社会机体的各个微小组织。配第不懂得，即使用最先进的计算技术，也算不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即使在显微镜下解剖，也找不到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事实上，配第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进行尝试时所取得的成就，还是依靠了他的一定的抽象力。这种抽象力使他从复杂的、具体的经济现象中，得出了一些有决定意义的一般的关系。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完成时期：从抽象到具体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自己发展和完成的时期，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上，一般都不再像17世纪的经济学家那样从实在和具体开始，而是走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道路。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在这里，抽象在思维中表现为起点，而具体则表现为结果。但是，从抽象到具体，绝不像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说的那样，是实在和具体产生的过程，而是实在和具体在思维中再现的过程，是思维掌握具体的过程。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作为起点或出发点的抽象，是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的一些有决定意义的简单的、一般的规定。在这一过程中表现为结果的具体，是理解了的思维中的具体，是理性的具体。这个具体，正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已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走过的道路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客观的具体、表象中的具体、思维中的具体三者之间的关系。客观的具体独立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外，它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表象中的具体是客观的具体作为一个混沌的整体在头脑中的反映，是尚未被理解的具体；思维中的具体是在理论思维过程中对表象的具体加工的产物，是思维所掌握的具体，是被理解了的具体。

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来说，客观的具体是实际的起点，它总是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因而是表象的起点。然而，它不是科学的真正出发点。表象中的具体，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自己的产生时期的出发点。我们已经看到，在17世纪，配第等人在以表象中的具体为出发点时受到了多么严重的局限。到了18世纪，当各种经济学体系出现的时候，古典经济学家一般不再把表象中的具体作为出发点，而是把17世纪以来已经多少确定下来并抽取出来的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最简单的抽象规定作为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真正出发点。一般说来，他们走的道路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道路。马克思肯定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指出这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

在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些古典经济学家对问题还没有在简单的形式下解决之前，就先在复杂的形式上进行讨论。例如，重农学派在尚未弄清楚什么劳动创造价值之前，就先争论什么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从理论方法来说，这是由于他们没有找到科学的真正的出发点，因而不可避免地走了弯路。马克思在论述重农学派走过的这一弯路时说：“正如一切科学的历史进程一样，在到达它们的真正出发点之前，总要经过许多弯路。科学和其他建筑师不同，它不仅画出空中楼阁，而且在打下地基之前就造起大厦的各层住室。”一个一个的最简单的抽象规定，可以看做大厦的各层住宅，作为许多规定的综合的具体，则可以看做由各层住宅构成的大厦。科学的真正的出发点不是后者，而是前者。

18世纪60年代，斯图亚特建立了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体系。在他的体系中，政治经济学的抽象范畴还处在从他们的物质内容中分离出来的过程。斯图亚特已经开始形成关于商品、价值、劳动、货币等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范畴，然而这些抽象范畴还不太清晰，也不太确定。斯图亚特的体系多少还带有17世纪经济学家从实在和具体出发的痕迹。

到了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正式问世。斯密建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第一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体系。他不再从人口或国家这样的实在和具体开始，而是从劳动、分工等一般的抽象规定开始。斯密的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宣布劳动一般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他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从工业劳动、商业劳动、农业劳动等比较具体的范畴中抽象出劳动这一简单范畴，并把它作为出发点，这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指出：“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物化的劳动。”

在从劳动、分工这样简单的经济范畴开始以后，斯密接着对货币、价值、交换价值等做了一般的抽象和规定，之后研究了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入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社会阶级，然后研究了资本积累问题和其他问题，最后才研究国家，考察税收和公债。因此，总的说来，斯密的体系从抽象的东西开始，然后逐步地上升到作为许多规定的综合的具体，从具有决定意义的一般的、最简单的东西开始，然后逐步地上升到作为多样性的、统一的复杂的东西。

斯密著作的巨大吸引力，以及斯密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巨大成就，同上述方法是分不开的。斯密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意义在于，他一开始就尝试着抽掉资本主义经济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现象，力图寻求决定这些现象的事物的本质，也就是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生理学，探讨这一制度的内在联系。

但是，斯密远未自觉地、一贯地坚持这一方法，而是经常陷入矛盾之中。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一方面，他试图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生理学，探讨这一制度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他又试图描写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现象，叙述这一制度的外在联系，在思维过程中用经济学语言把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和外在联系再现出来。这双重任务，决定了斯密的著作的双重结构：一方面是著作的内在部分，另一方面是著作的外在部分。前者是他的著作中真正科学的部分，后者是他的著作中肤浅的和庸俗的部分。从斯密的著作的内在部分和外在部分可以明显地看出，斯密有双重的理解方法、考察方法和表达方法。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做了深刻的揭示：“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因为两个任务是各自独立进行的，所以这里就出现了完全矛盾的表述方法：一种方法或多或少正确地表达了内在联系，另一种方法同样合理地，并且缺乏任何内在关系地，——和前一种理解方法没有任何联系地——表达了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马克思又指出：“斯密起初是从事物的内部联系考察事物，后来却从它们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颠倒了的形式去考察事物。他天真地把这两种考察方法交织在一起，而且没有觉察到它们之间的矛盾。”

当斯密用第一种理解方法、考察方法和表述方法的时候，他用科学的研究者的眼光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相应的经济范畴。作为科学的研究者，他渴求理解现象的内在联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这种内在联系、隐蔽联系或隐蔽结构，为理解资本主义的生活过程奠定了基础，也为他的后继者进一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生理学提供了科学基础。斯密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所获得的科学成就，集中地表现在他的这样一种正确思路上：他先研究商品的价值，在一些地方对商品价值做了比较正确的规定，然后由商品的价值推出工资、利润和地租，认为利润和地租来源于剩余劳动，来源于工人再生产他自己的工资的那部分劳动以外加到劳动对象上去的剩余劳动。这样，在比较正确的价值规定的基础上，斯密大体上找到了剩余价值及其特殊形式的源泉。

当斯密用第二种理解方法、考察方法和表述方法的时候，他用非科学的观察者的眼光，用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眼光，来看待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相应的经济范畴。作为非科学的观察者，他满足于了解现象自身。这时他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外在现象，是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假象，这种外在现象或假象掩盖了事物的真相。这时他提出的联系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外在联系，这种外在联系掩盖了内在联系。斯密背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所造成的理论上的错误和混乱，突出地反映在这样一种错误思路上：他忘记了自己做出的比较正确的价值规定，不再从这种抽象的价值规定出发，而是从竞争所表现出来的颠倒着的现象出发，从工资、利润和地租表现为价值的构成要素这一假象出发，错误地把工资价格、利润价格和地租价格假定为某种既定的东西，把它们规定为独立的量，从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自然价格的相加数来推出商品的价值。

斯密有时遵循从抽象到具体的道路，有时又背离从抽象到具体的道路。这种情况表明，斯密不懂得抽象同直观的经验现象之间的区别。他把抽象直接等同于具体，而且用经验论的观点看待具体和抽象在认识中的作用。虽然斯密意识到了抽象的重要性，但是他更相信经验材料。斯密说：“对一个极其抽象的问题，即使殚精竭虑，期其明了，恐也难免有些不明白的地方。”又说，具体“是一个可以看得到和接触得到的物体”，而“抽象概念，纵能使人充分理解，也不像具体物那样明显、那样自然”。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斯密在大体上找到了剩余价值及其特殊形式的源泉时，又被竞争所表现出来的假象所迷惑。斯密在抽象和具体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混乱，显然是受到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者的影响。恩格斯在评论经验论者的有关观点时说：先从可以感觉到的事物造成抽象，然后又希望从感觉上去认识这种抽象的东西，希望看到时间，嗅到空间。经验论者深深地陷入了体会经验的习惯之中，甚至在研究抽象的东西的时候，以为自己还是在感性的认识的领域内。恩格斯对经验论者的这一评语，完全适用于亚当·斯密。

斯密有相当强的科学的抽象力。这种抽象力使他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科学成就大大超出了他的理论前辈。前面说的劳动这一简单范畴的提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重商学派和重农学派都不能抽象掉创造财富的活动的具体形式，甚至配第在某种情况下也是如此。斯密比他们前进了一大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得到了这种活动的抽象一般性。当然，斯密之所以能够在经济理论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劳动，这首先是由于在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产生了这个简单范畴的客观的经济关系。但是，从方法论来讲，斯密如果没有相当强的科学的抽象力，那么仍然不可能在理论上得出劳动这样一个简单的抽象概念。

不过，就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研究而言，斯密的抽象力是不够的。最明显的例证是，他事实上已经研究了剩余价值，可是他从未用一个特定的范畴来阐明他研究的剩余价值这个抽象形式或一般形式，从未对剩余价值的抽象形式或一般形式同它的更发展的具体形式做出必要的理论区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事实上已经研究了剩余价值的亚当·斯密，后来又不通过任何中介环节，直接把剩余价值同利润、地租等同起来。马克思指出：“仅仅这一点本来就应当使他意识到，决不能不通过任何中介环节，而把一般的抽象形式同它的任何一个特殊形式混淆起来。不论是斯密，还是后来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照例都缺乏对于阐明经济关系的形式差别所必要的理论认识。”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在李嘉图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运用。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的开头，就“从分散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中吸取并集中了最本质的东西，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体系都从属于一个基本规律”。这个基本规律就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规律。配第在对资本主义机体进行“政治解剖”时，虽然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的若干基本之点，但他是从实在的具体出发，最后才得出一些抽象的规定的。和配第不同，斯密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生理时，已经注意到从价值等抽象规定上升到具体，然而他的内在观察法往往同外在观察法交织在一起，这就大大妨害了他的逻辑思维的正常进程。李嘉图同斯密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的矛盾断然决裂，维护亚当·斯密的内在部分，而反对亚当·斯密的外在部分，有意识地、明确地把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看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生理学的基础和出发点，看做理解这一经济制度的内在联系和生活过程的基础和出发点。他把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其他各种经济范畴，同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进行对证，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生理学的基础和出发点进行对证，考察前者与后者适合到什么程度或者矛盾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考察资本主义经济的表面运动同它的实际运动之间的偏离程度。

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李嘉图的研究方法“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和巨大的历史价值”。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使李嘉图能够在一开始就抛开掩盖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和生活过程的那些表面的复杂现象，在竞争造成的经济现象的背后找出这些经济现象的同一本质，透过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偶然的现象找出决定资本主义生理过程的必然的、规律性的东西，从特殊的、个别的东西抽出一般的、本质的东西。一句话，就是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外在联系中发现内在联系。李嘉图的这一方法是英国古典学派的科学方法的最高发展。李嘉图运用科学的抽象法，“对深处与表面完全不同的资产阶级经济作了非常深刻的理论上的分析”，从而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史上取得了最高的理论成就。

但是，必须看到，李嘉图的研究方法在科学上仍然存在严重缺陷。关键的问题是，李嘉图的抽象并不都是科学的抽象，而是科学的抽象和错误的、形式上的抽象并存。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一章“论价值”，第五章“论工资”，第六章“论利润”，看起来完全是沿着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前进的。然而，缺乏足够的科学抽象力的李嘉图，在考察普遍规律本身时，一开始就受到了各种具体关系的干扰。在第一章中，他事实上已经假定了尚待在第五、六章中揭示的规律的存在。这样，李嘉图在讨论商品时，已经不是单纯地讨论商品，而是讨论作为资本的产物的商品。在本来只有商品的地方，就拉扯上平均利润和由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产生的一切前提。也就是说，李嘉图一开始就把抽象的规定同具体混淆起来。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指出：“如果想一开头就 ‘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里就把尚待阐明的所有一切范畴都预定为已知的，以便证明它们和价值规律的一致性。”

李嘉图的研究方法在科学上的缺陷，决定了他的理论著作在结构上的缺陷。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开头不仅假定了商品的存在，而且还假定了资本的存在，假定了工资、利润、地租的存在，甚至还假定了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存在。李嘉图的进一步阐述不是从抽象逐步上升到具体，而是简单地把一些原则运用于各种具体场合，形式地证明这些原则同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并不矛盾，同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并不矛盾，甚至同国际市场价格也并不矛盾。他满足于这类简单的证明、重复或补充，而没有研究在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中存在的那些中介环节，没有研究抽象是如何通过这些必要的中介环节上升到具体的，没有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过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当李嘉图把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范畴同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生理学的基础的价值规定进行对证时，他不是从这个基础出发，去研究这个基础的发展，而是总想简单地证明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范畴同劳动价值理论没有矛盾。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当李嘉图试图证明价值规律并不因土地私有制和资本积累的出现而受到破坏的时候，实际只是试图把同价值规律矛盾或似乎矛盾的现象从理论中排除出去。李嘉图想用强制的抽象把价值和生产价格直接等同起来，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直接等同起来，把剩余价值率同利润率直接等同起来。李嘉图不懂得，从价值到生产价格，从剩余价值到利润，从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存在转化过程，存在中介环节。他总想通过强制的抽象，跳过中介环节，把不能直接等同的东西硬性地直接等同。

强制的抽象，或粗暴的抽象，只是形式上的抽象，同科学的抽象是相悖的。它硬把抽象同具体强制地、直接地等同起来，硬使比较具体的关系去适应简单的价值关系。因此，这种抽象是一种虚假的抽象。

强制的抽象是理论软弱的表现，是抽象力不够的表现。庸俗经济学家的鼻祖萨伊责备李嘉图以“赋予过分普遍意义的抽象原则”作为基础和出发点。在他们看来，李嘉图的理论是同现实相矛盾的抽象。其实，李嘉图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理论不在于过分抽象，而在于抽象不足。马克思指出：“如果说人们责备李嘉图过于抽象，那末相反的责备倒是公正的，这就是：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

不过，也应当看到，李嘉图的强制的抽象，在一定程度上是他本能地坚持客观经济规律的一种表现。例如，为了坚持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量的规律，他企图用强制的抽象使生产价格规律去简单地适应价值规律。为了坚持价值规律，在地租问题上，李嘉图想通过强制的抽象，把形成级差地租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只归结为一种情况，甚至否定绝对地租这一明显的经济事实的存在。又例如，李嘉图本能地坚持价值量同预付的可变资本量成正比的规律，企图用强制的抽象把这个规律从现象的矛盾中拯救出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应当看到，不将抽象的规定经过中介环节上升到具体，而是强制地使具体直接等同于抽象规定，这本身就使李嘉图的理论体系包含了无法克服的矛盾。当李嘉图学派用非常粗暴的抽象来解决李嘉图体系的矛盾时，他们比李嘉图反对者的一切攻击更严重地破坏了李嘉图理论的全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