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对古典学派的规定

古典学派这一概念，目前已被西方经济学家弄得混乱不堪。

现代西方经济文献中极其混乱的古典学派概念，发端于曾经对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有过很大影响的凯恩斯。他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对古典学派做了和马克思的科学规定完全不同的荒谬规定。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索维尔在《古典经济学重新评述》一书中说：“谁是 ‘古典学派’？从创造这一术语的马克思，到赋予这一术语以最广泛的含义的凯恩斯，定义颇不相同。”

继凯恩斯之后，曾经忌讳古典学派这一术语的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日益广泛地运用这一术语，并赋予其各种不同的含义。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罗尔在《经济思想史》中说，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体系“被命名为古典体系。以后的不同学派的经济学者选用这个名称各具己见。有的时候，人们把 ‘古典’这一称呼用在理论体系上，为的是表明它们所具有的不容置疑的和广泛的权威。有时这个名称被用来给发源于这些理论的政策领域中的后果加上特殊含义。再就是，有时把一个体系称为古典的，是为了区别于以后随之兴起的批判学派”。

从凯恩斯到现在，西方经济学家对古典学派所做的形形色色的规定，纷繁杂乱，光怪陆离。按照所指范围的大小，这些规定大致可以合并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规定认为，亚当·斯密标志着古典时期的开始，约翰·穆勒代表着古典时期的终结。除了斯密和李嘉图之外，萨伊、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西尼尔、约翰·穆勒等也被认为是古典学派的主要代表。典型的说法是：“古典学派”是“18世纪后期19世纪前期政治经济学家的一种流派……这一学派的创始人为亚当·斯密，其倡导者有大卫·李嘉图、纳索· W·西尼尔、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让·巴蒂斯特·萨伊”。

第二类规定认为，古典时期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问世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所代表的边际学派出现时结束。英国出版的《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一书说，“通常把1776年亚当·斯密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出版作为古典经济学时代的开端”，这种古典经济学“最后在‘边际革命’中为朝气蓬勃地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取代”。美国出版的《经济思想的演变》一书也说：“古典学派的开端可以上溯到1776年，这一年亚当·斯密的巨著出版。它终结于1871年，这一年杰文斯和门格尔出版了著作，陈述了后来被称为新古典的理论。”目前西方经济学家很多都采用这一说法，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区别。例如，上面提到的《古典经济学重新评述》一书说：“自从建立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的权威性传统由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而经历了一次重大变化以后，大约相隔一百年的古典经济学的起点和终点可以相当有把握地确定了。”英国出版的《古典经济理论的结构》一书说：“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经济分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重大贡献，最重要的是瓦尔拉斯所作的重大贡献，古典的分析体系终结了。”

第三类规定认为，古典时期从李嘉图的理论前辈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结束。最有代表性的是凯恩斯的规定。他说：“‘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是马克思创造出来的一个名词，用来包括李嘉图和詹姆斯·穆勒以及他们的前辈即这个学派理论的奠基者，这一理论在李嘉图经济学中达到顶点。我习惯于把李嘉图的后继者即那些接受并完善李嘉图经济学理论的人，例如约翰·穆勒、马歇尔、埃奇沃思和庇古教授，都包括在 ‘古典学派’之内。这也许犯了文理不通的错误。”

凯恩斯主义者很多都遵循凯恩斯的这一规定，并对它做了某些诠释。例如，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克利解释说：“‘古典学派经济学家’这个术语实质上是指那些属于主要正统派传统的英美经济学家，从大卫·李嘉图（1772—1823）时代前后起到——譬如说——1930年止。”另一个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狄拉德解释说：“凯恩斯所使用的‘古典学派经济学’这个名词，指的是经济学中传统的或正统的经济学原理，这些原理是从19世纪早期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李嘉图那个时候流传下来的，也是经济学界一般都接受的。”又说：“凯恩斯指出，他不是在通常意义上使用 ‘古典学派经济学’和 ‘古典学派经济学家’这些名词的。他所说的 ‘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是指李嘉图的后继者，包括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和庇古。‘古典学派经济学家’这个名词是马克思创立的，它指的是李嘉图和他的前辈，包括亚当·斯密。……凯恩斯在对‘古典学派经济学’进行的一些批评中，是以庇古教授的著作作为特殊目标的，因为庇古教授是这一学说体系的最后一个伟大的代表人物。”

第四类规定认为，古典学派的上限起自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限无法确定，直至今天为止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仍然是古典学派经济学的直接继续。其理由是：“把古典体系的时代界限加以划分并不是容易的。如果我们记住在18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学家和法国的重农主义者所做的奠基工作，那么我们可以将亚当·斯密的著作作为这个体系的开始。要肯定其结束期则更为困难。实际上，有些经济学家会宣称它就没有终止过，其传统通过现代经济学的领袖们的著作而延续了下来。”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古典学派的规定虽然范围宽窄各异，但都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点。

第一，蓄意混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企图抹杀古典经济理论和庸俗经济理论、古典学派和庸俗流派的原则性界限。

第二，一笔勾掉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时期，从而一笔勾掉了从配第开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时期的一大批代表人物。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时期和完成时期除斯密和李嘉图之外的一批代表也被一笔勾掉了。

第三，把萨伊、马尔萨斯直至马歇尔、庇古等一大批庸俗经济学家硬塞进古典学派，给他们统统戴上了古典的“桂冠”。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任意扩大古典学派这一概念的外延，任意推延直至取消古典时期的下限，想方设法挤进古典经济学家的行列。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中，凯恩斯主义的反对派总是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忠实信徒自居。无论是新奥地利学派和伦敦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还是当前在美国有相当大的影响的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都无一例外地紧紧抓住古典学派和古典经济学的旗帜。例如，只是在几年前才从美国的经济土壤中冒出来的供给学派，也力图把自己的经济观点乔装成古典理论。它的代表人物之一拉弗说：“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只不过是穿上现代时装的古典经济学。”凯莱赫、奥齐乔斯基在《供给学派经济学的古典渊源》中宣称，供给学派经济学“是由重农学派、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其他经济学家在反对重商主义时创立的”。

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主义者现在也在举古典学派和古典经济学的旗帜。以萨缪尔森为首的美国凯恩斯派自封为“新古典综合”派，以罗宾逊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则被冠以“新李嘉图主义”的称号。不过，凯恩斯主义者知道，其老师是以古典学派和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者自居的。凯恩斯丝毫无意跻身于古典学派，无意于举古典经济学这面旗帜。然而，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责备庇古等人为愚蠢之徒的凯恩斯，就他丢掉古典旗帜并把自己置于古典学派的对立面这一点来说，未免也做出了一种愚蠢行为。因此，不管老师是否愿意，他们还是为其戴上了古典经济学家的“桂冠”。也只有这样，他们才便于给自己的凯恩斯主义观点贴上古典标签。他们不仅称他们的老师在“凯恩斯革命”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古典学派经济学家”，而且强调“凯恩斯始终是一个古典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