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国内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战后，日本现实主义文学随着人们“对时代社会和生活的认识不断深化，比较重视文学的社会性，具有相当的批判力量。尤其以暴露和批判专制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为其主要特色”。这种特色决定了这类作品具有文学性与社会性的双重价值。尤其是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实地取材而创作的社会小说，“作家们能以强大的社会责任感，敏锐地关注和把握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纷繁多变、景象万千的资本主义社会诸种生活画面，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因此，作品一经问世，更多引起的是人们对某一社会问题的关注与讨论。而评论家则多侧重其社会功能，反而忽略了其作为文学作品的独特魅力。山崎丰子的作品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这对于一名代表性作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1.2.1 日本的研究

长期以来，山崎丰子的作品在日本国内外以书籍、影视等方式流布甚广，是家喻户晓的“社会派”作家，但真正研究其作品本身的专著却仅有4部，且均为2000年以后出版。最早一本是以评论山崎丰子文学创作方法为主的专著《山崎丰子问题小说的研究》，由鹈饲清（1951—）著，社会评论社于2002年出版。该书由4部分构成，主要论述了山崎小说的创作方法、因《不毛地带》与朝日新闻社的纠纷、对战争的把握以及作品中对战后日本的描写等问题。鹈饲清基本以批判的姿态参考史实、报道等材料来评论山崎小说，对其文学价值、社会价值等持否定态度，还对山崎的“战争观”及战争描写提出了质疑。2005年，前川文夫（1937—）写作《走进山崎丰子》，著作的前半部是山崎小说的读后笔记，包括《不沉的太阳》等15部长篇小说和两部小说集收录的9篇中、短篇小说；后半部通过与其他作品的对比，讨论了山崎在文学创作中的“剽窃嫌疑”。前川文夫例举了包括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1970，德）的代表作《凯旋门》、中河与一（1897—1994）的《天之夕颜》、出生于长春市的女作家远藤誉（1941—）的《卡子》等作品，对山崎小说做了比较客观、中肯的评价。2009年，阳泉社出版了《山崎丰子小说全解读》一书，以人物关系图和写作背景、社会反响等为主要内容，以创作时间为序对山崎的作品逐一进行解析，其中还加入了对同名影视作品的评价。2013年年底，“幸福科学团体”创始人大川隆法（1956—）创作带有迷幻色彩的专著《山崎丰子死后的第一声》。然而，这4部专著更多是对作品表象的研究，并未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的角度详尽、全面剖析作品的独特魅力，有些甚至不属于科学研究范畴。

山崎曾因《花宴》、《不毛地带》、《两个祖国》、《大地之子》等作品涉嫌抄袭而受到质疑，所以，民间对她的研究持较谨慎态度；官方则因其描写的各种内幕过于敏感，采取回避甚至是打压等方式。通过查询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NDL:National Diet Library）可以了解到：1960年以来关于山崎本人或其作品的论文约200篇，大多是对山崎小说引发的社会问题的讨论、对作品背景的深入考察以及读书心得或读书笔记等。其中甚至有一部分是因山崎揭露了一些政党、政客的政治、经济内幕而招致的带有浓厚政治批判色彩的文章。真正运用科学的方法，从文学的角度多层面、全方位地赏析山崎小说的文章却是凤毛麟角。即使发表在《文学研究》、《新日本文学》、《文艺春秋》等以文学评论为主的刊物上的文章，对山崎小说的分析也多以概述、访谈和随笔等方式进行。提及山崎丰子文学创作的论文，大多或将其作为“战后派作家”、“女性作家”、“社会派作家”、“大众小说”的代表人物，或是对其“取材能力”、“创新精神”的褒奖。

1.2.2 中国的研究

近40年间，山崎丰子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相继编译出版，以此为蓝本的影视作品也不断涌现，“山崎丰子”已经成为我国关心日本社会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国内关于山崎本人及其作品的文字大体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山崎原著的译介；另一部分是以文学批评、采访手记为主的论文。无论从数量还是影响力而言，前者都明显多于或大于后者。从时间上来看，这些译作和介绍性文章，主要集中在1981—1987年、1992—1994年和2006年以后这3个时间段。

我国民众熟悉山崎始于20世纪70年代，媒介是根据其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华丽的家族》（上海电影译制厂），该片主要揭露了日本金融界与政界相互勾结的内幕。1981年3月，叶渭渠、唐月梅将这部作品翻译为《浮华世家》（三卷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同年6月，《外国电影剧本丛刊》第5期中，收录了聂长振翻译的剧本《不毛之地》。原著以轰动世界的“洛克希德事件”为题材，其同名影片在日本上映后引起极大轰动。年末，以相亲为主题、反映日本富豪虚伪人格及底层市民爱财如命的丑陋本质的短篇小说《陪嫁钱》，由谭晶华翻译并发表在《译林》第4期上。1982年的第2期《译林》，刊登了山崎短篇小说《遗物》的中文译作。小说描写了桦山正资社长死后被人误解、最终经瑛子秘书的多方调查终真相大白的故事。1983年2月，《外国文艺》刊载了唐月梅翻译的短篇小说《船场迷》和《讣闻》，前者描写了一名妇女千方百计要跻身船场商界的故事；后者塑造了一个性格刚毅的人物形象——大畑庆治。唐月梅还专门对山崎小说进行了评论。1985年2月，期刊《读书》简要介绍了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以美籍日裔天羽贤治充满矛盾而又富有悲剧色彩的一生为主线的长篇小说《两个祖国》。同年12月，海峡文艺出版社整理发行了施元辉等人编译、描写关西创业女性冷暖人生的长篇小说《女人的勋章》。1986年，描写大阪商人奋斗历程的长篇小说、山崎的处女作《暖帘》由唐月梅翻译，发表在当年的《世界文学》第5期上。1987年是山崎小说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重要一年。年初，在“上海国际友好城市戏剧节”上，中国观众欣赏到了由山崎同名小说改编、大阪读卖电视台选送的电视剧《女系家族》。4月，该作品由王玉琢翻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描写因富商家族遗产分配而引起的一系列矛盾与冲突的作品，之后在日本又被改编成电视剧，并翻拍了4次。8月，《华丽的家族（普及版）》将原著大量缩编，成为当时“认识社会·文学名著精编丛书”之一，由浙江少儿出版社出版。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刚刚创办的季刊《外国文学评论》，对山崎连载发表的新作《大地之子》做了简要介绍。1995年，由日本NHK与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合作拍摄的同名14集电视剧在日本公映。这部为庆祝NHK开播70周年、投资高达25亿日元制作的连续剧一经播出，便引起了中日两国对日本遗孤问题的热烈讨论。

20世纪90年代，最早进入人们视野的山崎作品是长篇小说《两个祖国》的汉译本《情的锁链》。该书分上下两册，1992年由严忠等人编译、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汉译本对原著中关于战争及日本民族的多处文字略去不译；1994年9月，山崎的代表作《白色巨塔》由李成起、何乃英等译成中文，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是这部在日本耳熟能详的长篇小说首次被介绍给我国读者。

之后的一段时间，鲜有山崎的其他作品在我国公开发行。直到2006年，虽然当时中日关系处于敏感时期，但东方出版社依旧按计划出版了《白色巨塔》第一部和第二部，由台湾翻译家娄美莲、王华懋、王蕴洁等翻译。这两部译本包含了原著《白色巨塔》和《白色巨塔（续）》的所有内容，让读者充分领略到了这部作品的“庐山真面目”。巧合的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为推动中日民间交流，中央电视台当年播放了根据原作第5次翻拍的21集同名电视剧，并获得国内的一致好评。有评论认为：“（2006年）如何推动具有正面意义的交流活动，是中日政府在民间交流中的主要职责……优秀日本电视剧《阿信》和《白色巨塔》在中国播放，也是中日各界刻意推动的结果。”该剧在我国创下了11%的惊人收视率，不仅促进了我国民众对日本社会的了解，更让我国的影视迷们领略到了日本文艺的独特魅力。同年底，东方出版社推出了由叶渭渠、唐月梅重新翻译整理的《浮华世家》。2007年7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千太阳翻译的《女系家族》。201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郑民钦翻译的《命运之人》。这一时期，我国再次刮起了山崎丰子文学作品的译介风潮。

尽管山崎丰子的作品知名度较高，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真正从文学内涵、写作手法、人物塑造等角度对作品进行系统、深入探讨的研究著作面世。在公开发表的评论性文字中，更多是从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的比较研究。其中，叶渭渠在《日本文学史（现代卷）》的“当代日本文学走向”部分，用千余字从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等角度简单介绍了山崎小说的执笔风格；王向远在《王向远著作集（第四卷）——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中，着重阐述了日本作家以中日关系（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其中详尽分析了《大地之子》这部作品。其他提及山崎小说的著作或论文，多半是在分析战后日本文学流派、大众文学发展方向、女性作家特点以及社会小说的文学特征时进行扼要介绍。

国内较早专门研究山崎丰子的学者是时任上海外国语学院教师的莫邦富。他在1981年访问日本时，应约采访山崎，访谈类文章《山崎丰子谈〈华丽的家族〉及其他》刊载在当年的《外国文学研究》上。1984年，李正伦从文艺学的角度分析了《白色巨塔》，并在《译林》上发表了《读〈白色巨塔〉》一文。1987年，曾长期担任山崎随行翻译的夏刚发表论文《从〈白色的巨塔〉到〈两个祖国〉——论山崎丰子的“社会派”小说》，以长篇小说为例，详细论述了山崎小说的个性与共性。同年，《世界博览》特约记者陈明仙赴京都采访山崎，并结合《大地之子》等作品发表了《攀登——山崎丰子印象》一文，着重描写了与山崎零距离接触后的直观感受。1989年，文洁若以山崎小说的取材特征为中心发表论文《山崎丰子和她的使命感》，认为山崎是极具使命感、敢于笔伐恶势力的社会小说家。1993年，李德纯在研究“社会派”文学代表人物时，评述石川达三与山崎丰子的文学作品为“写实精神的复苏”、“性格化、情节化手法的重新抬头”，具有“内在的理性加强”的特点。2005年，李德纯又发表《别了，〈白色巨塔〉》，再次从文学角度审视山崎小说的魅力。此后，学界对《白色巨塔》的研究逐渐增多，对主人公财前五郎的人物性格的分析更加细致。此外，还有许多研究从整体出发，对“社会小说”的创作模式和“社会派”作家的文学倾向等进行综合评论，如李德纯的《良知与理性——论日本社会派文学》、叶琳的《论日本战后“社会派”文学家的文学创作》等。也有将山崎作品置于日本文学史研究中进行讨论的，如《日本女性主义文学发展简述》、《论日本战后女性文学的创作风格》、《〈满洲日日新闻〉的文学作品倾向》等。山崎辞世后，李德纯、刘振生等分别发表纪念文章，如《山崎丰子与中国——悼念山崎丰子》、《献给山崎丰子的安魂曲》、《为社会的、为人生的——日本社会派作家山崎丰子论》等，以缅怀她对日本文学、中日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出生于船场商家的山崎丰子，在作品中大量使用了关西方言和女性用语，一些语句经常被用于语言学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原副部长、著名学者刘德有，于20世纪80年代在《日语学习与研究》上发表过一系列有关日语语言学的论文，有与词汇学相关的《漫谈“先生”的用法》、《“主义”漫谈》，还有关于日语表达方面的《谈谈女性用语的特点（上、下）》、《对于方言的重新评估》等。在分析词汇的使用方法和方言的运用技巧时，均举山崎小说中的语句为例。关于这一点——山崎小说的语言特色，将在下文中详细阐述。

与中国大陆相似，港澳台地区对山崎丰子的研究也偏重于译介活动。尤其是台湾地区，近年来译介力度较大。山崎的长篇小说汉译本（繁体字）主要由麦田出版公司（台北市）和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台北市）出版。前者于2006年编译出版了《白色巨塔》和《女系家族》；次年出版《女人的勋章》;2008年4月和10月又先后发行了由邱振瑞翻译的《暖帘》和直木奖获奖作品《花暖帘》;2013年，将张蓓蕾、王华懋翻译的《大地之子》出版。皇冠出版公司于2007年出版涂愫芸翻译的《华丽一族》;2008年出版珂辰翻译的《不沉的太阳》;2010、2011、2013和2014年分别出版了王蕴洁翻译的《不毛地带》、《命运之人》、《花纹》和《少爷》。此外，王文萱、林佳蓉还翻译了山崎的自传三部曲文集，于2012年由天下杂志编译出版。

这些译介活动有两个特征：一是“新”。《花暖帘》、《不毛地带》、《不沉的太阳》、《命运之人》、《大地之子》等作品都是第一次被译成汉语。尤其是小说《命运之人》，在日本2009年连载结束，2011年年初单行本问世。其汉译本同步上市，体现了对山崎小说价值的充分肯定和译介的积极态度。另一特征体现在汉译本的内容上，译本大多以“导读”、“推荐序”等方式刊载不同研究者对该部作品的评价。范立达在“推荐序”《我看〈不沉的太阳〉》中写道：“身为记者，我更佩服山崎丰子的勇气。她的几部大作，都在揭露社会或大型企业、组织的阴暗面……可想而知，本书问世后，山崎面临的压力与反扑，会有多么强烈。但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正是记者应该奉行不渝的信念吗。”当然，文学批评总会存在不同声音。李长声在《不毛地带》汉译本中撰文《小说长鸣警世钟》。他认为：“在精神颓败荒废的现代日本，一岐正（按：主人公）对信念始终不渝，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不屈不挠，当然也不免孤独。山崎丰子大加称颂的这种男子汉美学，其实是江户时代充当藩主的家臣，战争年代效忠于天皇，战后为公司卖命，从武士到上班族一脉相承的……是军国主义教育的成果，空洞其实质，塑造为日本人典型，童话般赞美，恐怕我们就难以随声附和了。”通过文学作品，引导读者从不同角度对“战争”及日本社会进行讨论，既符合山崎丰子创作的初衷，又启发了读者对作品的深入理解和思考。

由此可见，取材于社会的山崎小说，其影响力远超出文学范围。然而，这类作品缘何在社会各阶层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其旺盛、持久的文学生命力有何特殊原因？社会派文学给日本大众文学乃至整个文学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如此等等，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细致研究的课题。因此，也只有从文学角度来审视文学作品，方能最大限度地考察其中包含的所有元素，对山崎丰子的社会小说做出客观、全面、合理的评判。

需要注意的是，山崎小说情节曲折，人物众多，大多数都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作品的知名度，拓展了读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度，但也会影响一些文学评论偏离原著。

《白色巨塔》先后4次被搬上银幕，且多以财前五郎为主要人物，因此，财前被渐渐误认为是独一无二的男主人公，以至国内对该部作品的评论几乎都围绕财前这一人物进行。然而，山崎丰子本人在创作《白色巨塔》后表示：“日本内科专家、前东京大学教授冲中重雄（1902—1992）在退休时承认，自己的误诊率是14.2%。因此，当自己负责的患者死亡后，他会尽可能地进行病理解剖，以确认死因……国立大阪医院耳鼻喉科主任中村正尧，在自己接受癌症手术住院前还在为患者做手术，最终含笑九泉……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医生的尊严，令人感动……我在小说中将这样的医学工作者塑造成里见副教授的形象。但是，如同财前教授一样被权力、名誉包围的医生，其心中的丑恶欲望和冷酷只能通过小说的形式描写出来。在我心中，真正的主人公其实是里见副教授。”因此，若想对山崎小说进行深入的研究，就必须追本溯源，通过原著中的各种人物形象进行系统的文本分析。

有些评论性文章甚至完全脱离了文本，比如《论〈白色巨塔〉人物塑造的悲剧性》一文中这样写道：“在财前刚刚成为教授，在人生最为志得意满的时候他面对法庭和死亡……最后判决一下来，财前跟花森来到屋顶进行的一段对话，他说‘我哪里做错了！'”原著中根本没有这个场面。在原著中，花森庆子的最后一次亮相出现在财前败诉、术后弥留之际。庆子拜访里见医生，希望得知财前病情并进行探视，但被里见婉言谢绝。也就是说，财前败诉住院，直到去世再也没有与庆子见面。财前与庆子的天台场景是被改编成的电视剧中出现的一幕，据此进行的文学批评有失确切和严谨，也缺乏结论的支撑力。当然，文学影视化的有利因素毋庸置疑，尤其是改编后的《白色巨塔》国际化策略清晰，主题更具前瞻性，人物塑造突出民众特质，在日本文化的国际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类似情况应另立专题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