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相关几个问题的说明

1.4.1 以长篇小说为主

如前所述，山崎丰子作品颇丰，一生共创作出8篇短篇小说、1篇中篇小说和16部长篇小说。在中、短篇小说中，除已被译介到中国的《陪嫁钱》、《遗物》、《船场迷》和《讣闻》这4篇以外，其他5篇为：《吝啬鬼》、《仓田先生》、《盛装》、《嫉妒》和《丑男》。这些作品最初刊于《文艺春秋》、《小说新潮》等杂志上，后又结集出版，很多被改编成剧本搬上银幕，内容十分精彩，是山崎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山崎在作家生涯的60余年中，将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尽管山崎曾表示自己十分喜爱短篇小说的创作，但所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主要集中在1958年至1966年期间。其中，6篇发表于1958至1959年，是山崎文学创作前期（“尝试期”、“发展期”）成果中的一部分，影响力不及该时期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无法与“巅峰期”或“寡作期”的长篇小说相提并论。另外，中、短篇小说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大阪地区或企业内部，人物关系较为简单，结构也不复杂，内容主要以山崎身边的人或事为主，创作目的既非“揭发”，亦非“反对”，更非“抗争”。一些作品中的“我”既是目击者，又是参与者，明显具有“私小说”的倾向，与“社会小说”的风格不尽相同，“虽令读者产生新鲜感，但从题目上便能感觉到与人们心目中的‘山崎丰子文学’的区别，既不同于她擅长的大阪题材小说，也不同于纯粹的社会小说”。

本书将研究重点放在长篇小说方面。对中、短篇小说在山崎丰子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与长篇小说的关联性等问题将另立专题讨论。

1.4.2 作品题目翻译的统一

近年来，“异化倾向”是日本文学作品译介中出现的特征之一。“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和“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属于西方翻译理论，于20世纪末提出。前者相对重视目的语的功能性，又称为“归化策略”；后者则强调原文在翻译活动中的主导性和优先性，又称为“异化策略”。

我国对山崎丰子文学作品的译介存在明显的“异化倾向”。这主要体现在同一作品的不同汉译本中，包括中文题目、汉字移植、词语搭配、语句结构等。本书中译文部分均由笔者自行翻译，一般采用“异化策略”。对作品题目的汉译处理，基本以字形直译为主。现对以下3部作品的中文题目作简单说明：

（1）《暖帘（暖簾）》

山崎丰子处女作的题目具有象征精神，借以表现了大阪商人信誉至上的经商之道。由于文化差异，在我国“暖帘”一词仅表示“冬天用的棉门帘”之意，因此，在汉译本中曾被译成“店号”、“帷幔”等。在日本，“暖帘”是挂于商店门檐下的布帘，印有商标或店号，是该店在业界信誉和地位的象征。日语中有很多以“暖簾”为中心词的惯用句，大多隐喻商业的兴衰，如“暖簾が古い（老字号）”、“暖簾を下ろす（歇业）”、“暖簾を汚す（损害商店信誉）”等。本书着眼于题目在作品中的作用及对内容的影响，将其直译为《暖帘》。

（2）《华丽一族（華麗なる一族）》

《华丽一族》是山崎丰子的代表作之一，在我国流传较广。汉译本一般译成《浮华世家》或《华丽的家族》，显然，译者希望借题目说明万俵家族华丽外表下的虚伪和争斗。但是，“浮华”的意思是“讲究表面上的华丽或阔气，不顾实际”，与家产殷实的万俵家族有些出入。“世家”强调家族“以某种专长世代相承”的特征，而日语中“一族”的基本词义为“同じ血統または同じ氏の者”，即：具有相同血缘或相同姓氏的人们，重点强调了“血缘”关系。在小说中，“血缘”是万俵大介与长子万俵铁平矛盾的导火索。正是由于大介对铁平身世的怀疑，才导致铁平的含恨自尽，同时将貌似强大的万俵家族推向失败的边缘。因此，本书采取字形直译的方式，将这部作品的中文名称暂定为《华丽一族》。

（3）《不沉的太阳（沈まぬ太陽）》

这部作品对日本航空公司管理上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因此，在日本航空公司宣布破产之时，有关评论纷纷赞扬小说的预见性。由于目前没有简体中文版的译本问世，很多人将其译为《不落的太阳》。单从字面理解，这种翻译比较准确，但若结合作品内容来看，并不贴切。“沈む”在日语中的词义很广，本意为“下沉”，主语既可以是太阳、船舶等实在物体，也可以是境遇、心情等抽象的事物，与现代汉语中“沉”的解释十分相似。在这部小说中，山崎是借太阳出没的自然规律，表现主人公顽强不屈的精神和始终不渝的信念：无论怎样被既得利益派排斥，甚至委身工作条件艰苦的非洲，心中“改革”的信念不曾丧失，战斗意志从未减弱，更不会就此沉沦，而是期待着自己如同明日的太阳一样再次崛起，为公司的改革与发展贡献力量。因此，“不落”与“不沉”虽只一字之差，但传递的信息却大不相同。本书将这部作品与繁体版汉译本统一，译为《不沉的太阳》。

1.4.3 关于几个概念的理解和界定

山崎丰子于“寡作期”发表的“战争三部曲”，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之一，内容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许多方面。由于对一些历史概念的解读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定位。

（1）日本遗孤（中国残留日本人、残留孤児）

《大地之子》的主人公陆一心是战争中被遗弃在华的日本儿童。日本国内一般称之为“中国残留日本人”或“残留孤児”。但山崎丰子本人并不希望用“残留”这个词来称呼，因为“‘残留’一词带有主观意志，而这些日本遗孤并非希望留下。这是日本政府为逃避国家责任而偷换的称谓，真正的名称应当是‘战争牺牲孤儿’”。

国内学界对此称谓尚未统一。字形直译的“（在华）残留孤儿”是近年比较多见的一种称谓。陈景彦在《喜忧并存之35年》一文中叙述道：“中国民众竟含辛茹苦地抚养了那么多日本残留孤儿？”王欢在系列研究中也经常以此为题目，如《文化休克与边际人格的生成——残留孤儿日本社会适应过程中的文化冲撞》、《日本“残留孤儿”：没有终点的“旅行”》等。这种翻译虽然取自日本民间说法，但并不符合山崎的创作初衷，用于对这部作品的文学批评并不贴切。其他公开发表的文字中，绝大多数译法趋向意译。一部分强调战争因素，如“（在华）战争遗孤”、“日本战争孤儿”等；另一部分强调人为（政府）因素，如：“日军遗孤”、“日本在华遗孤”、“遗华日侨”等。

目前，国内对该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写了《日本遗孤调查研究》一书，将“日本遗孤”称谓暂时固定下来。潘德昌在《战后日本遗孤称谓考》中，在否定直译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得出“使用‘战后日本遗孤’为好”的结论，同时对发生时间、产生原因、生理年龄等做了基本界定，以区别“日侨”、“日裔”、“弃民”等概念。中国中央电视台在2009年11月29日播出的《世界周刊》节目中，以《遗孤与严父》为题，通过实例报道了这个特殊群体的沿革和近况，使用的称谓也是“日本遗孤”。综合考量，本书在原文翻译、文论分析时将统一采用“日本遗孤”一词。

（2）西伯利亚劳役（シベリア抑留）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军队出兵我国东北，并于停战后将约50万日军俘虏押送至苏境内西伯利亚等地的收容所，令其从事繁重劳动十余年。日本将这段历史称为“シベリア抑留”。显然，日本政府为逃避战争责任，选择了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翻译中容易导致对该词的理解产生偏差。我国存在多种说法，如“西伯利亚拘禁（拘役）”、“西伯利亚战俘营（被囚）”、“西伯利亚收容（所）”、“西伯利亚流放”、“西伯利亚劳改”等。

在我国，“拘禁”或“拘役”是指“把被逮捕的人暂时关起来”，在主体、期限等方面并不贴切。“收容所”是当时西伯利亚日军战俘的驻地，它与实际意义上的“战俘营”、“收容所”有很大区别。《日内瓦公约》规定：“拘留国，应通过保护国之媒介，将有关战俘营地理位置之一切有用的情报提交有关各国……战俘营在白天应标明自高空清晰可见之PW或PG字母。”另外，“收容所”在中文的解释仅为“收留之地”，比日文汉字词义范围窄得多。

从形式上看，“流放”或“劳改”似乎比较符合当时情况。但在学界，“西伯利亚（政治）流放”一词专指19世纪的沙皇俄国，因反对专制统治，被押解至流放地进行流放生活的政治犯。虽然《不毛地带》中所描述的主人公，以及他在西伯利亚的悲惨生活与之有些相似，但在关押目的、人员身份（国籍）、关押地点和离开流放地的方式等方面，仍与“西伯利亚（政治）流放”有很大区别。在众多译法中，“劳改”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词汇，既体现了主体的犯罪行为，又体现了强迫劳动的含义。但与“流放”一样，“劳改”也是动词，目的是要让罪犯“在劳动中改造成新人”，与“シベリア抑留”的目的性存在偏差。

本书以文学批评为主，故暂将“シベリア抑留”翻译为“西伯利亚劳役”。“劳役”在汉语中被解释为“强迫的劳动”，与作品中人物命运比较吻合，并且与其身份、意愿、时间、结束后的去向等没有明显矛盾，汉字本身的视觉冲击又能展示人物的悲惨经历，便于进行文本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