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你知道吗？》

但我到乡文化站找崔兴亮，终究不能算回事。村子里别的年轻人有很多都出去打工了，到上海，到江浙，到广东、福建的都有。父亲就成天在我面前唠叨这些。我在家又待不下去了，再一次进城打工。这次打工，我有了一个更大的目标，就是挣钱当路费，去西安找作家贾平凹。

我先到蚌埠市找工作。一天，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瞎转悠，看到二七文化宫门口贴着一张广告，是一家魔术团招收魔术学员。我联系了团长，和他见了面，得知他是一位有些名气的魔术师，魔术节目还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过。我当时一是找不到工作，二来也对魔术感到挺好奇，想学学。工资不工资的无所谓，只要管饭就行。于是，我就进了魔术团。团里没几个人，除了团长，还有两个和我一块儿招进团的二十多岁的小女孩，加上我一共就四个人。说是学魔术，其实我就是一个杂工，团里的杂活全是我干。

跟着团到附近的县城演出了几场后，就没有什么演出了，团长就介绍我到他的一个朋友那儿帮工。他朋友在凤阳县城开了一个冷饮批发店，当时正值盛夏，是生意好的时候，需要人手，于是，我就到凤阳干了一个多月的冷库搬运工，老板给了我一百多块钱工钱。可就是这一个多月冷库搬运工的工作，给我落下了关节痛的毛病，每年一到秋冬季节，我的腿和腰一受凉便疼痛难忍。

拿到钱以后，我就决定用这个钱当路费，去西安找作家贾平凹。我买过他的书，看过他写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我觉得很亲近，我想拜他为师，跟他学习写作。

1993年，快入秋的一天，我在没有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独自一人踏上了蚌埠开往西安的火车，开始了追寻作家贾平凹拜师学艺的征程。

在西安火车站刚一下火车，命运就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

下了火车以后，我一开始跟随着人群往出站口走。由于人多，走得很慢。走着走着，我看见有一条岔开的小道，人很少，好像也能出站，于是，我就拐到了小道上。走了一段，看着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大铁门，过了大铁门就等于出了站。我眼看到了大铁门跟前，忽然从旁边的屋子里冲出几名男子，手里拿着电棍，特别凶，不由分说，把我前面的几个人和我，统统都赶到屋子里去。我一下子被搞懵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看见已经有几个农民工模样的人被弄进了屋里，一看也是刚下火车，还带着干木工活用的锯子等工具。拿电棍的人就逼着那几个农民工掏钱，别的什么都不说。有一个农民工都被吓哭了。

我静静地看着这一切，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我心想，这大白天，在车站怎么碰到黑社会了呢？

几个拿电棍的人对我倒不那么凶，一开始，没管我，只顾“收拾”那几个农民工。后来，有一个人对我说，你来西安干什么的？我说，来上学。实际上，这是我灵机一动瞎想到的。因为当时正是8月底，是学生到校报到的时候，我想我说我是学生，他们认为我是穷学生也许就会放过我。果然，我急中生智说的这句话起了作用，他们让我把身份证件掏给他们看一下，就不怎么管我了。我一看这架势，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然后我就悄悄地往门外蹭，出了门赶紧跑得没了踪影。这事过去了二十多年，到现在我也没想清楚这伙拿电棍的究竟是什么人。

之后几个月，我没能找到贾平凹，而且，以后也没有希望找到。眼看快到了春节，我打算回安徽老家过年。因为我上西安的时候，连家里人都没有告诉，我多少怕他们担心我。

这天我要乘火车回蚌埠，当我一个人赶到西安火车站附近的时候，又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天还没完全黑的时候，我就赶到了西安火车站附近。我当时手里拎着一个包，一个人正往火车站走。我走到离火车站几百米的路边，那里停放着几辆大巴车，我不知不觉走到了大巴车旁边。我一看这个地方除了停放几辆大巴车，没有一个人，地上有路灯投射出的大巴车的黑影，多少有点儿阴森。我顿时有一种不安全的预感。

这时候，不远处车站的商店里已经亮起了灯光。我打算往那里走，尽快摆脱眼前的危险。正当我加快脚步离开大巴车的时候，忽然看见有一个二三十岁的男子冲着我迎面快步走过来，很明显那人是把我当成了一个目标。当那人与我擦肩而过的一刹那，故意用力撞了我一下，差一点儿把我拎的包撞掉。撞了我之后，那个人并没有停下脚步，头也不回继续往前走他的路。我回头瞅了那人一眼，想和他理论，但一看他没有停下来，心想算了。我刚要迈步继续往前走，迎面忽然又蹿出来一个年轻男子直奔我而来。我心里马上警觉起来，我再一回头看，刚才故意撞我的那个男子已经返回头，奔我大步追了过来。

我一看形势不妙，这分明是两个人要前后夹击我！肯定不是图财就是害命！我的心一惊，“咚咚”跳得飞快。趁这两个人还没有靠近我的时候，我赶紧夺路就往前冲。那俩男子就紧跟着追我，他们的脚步声就在我身后，我不敢回头看，只顾拼命往前跑，我感觉他们的手就差一点儿要抓住我！所幸，我很快跑到有灯光的地方，他们就不敢再追了，最后，总算人和包都平安无事。

后来，我回到蚌埠后，把这次西安寻师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贾平凹，你知道吗？》，投递给了蚌埠一家名为《太阳》的文学杂志社。我记得当时吴立智和刘彬彬两位编辑老师很热心地接待了我，他们都很同情我的遭遇。不久，《太阳》杂志发表了我的这篇文章。

为了纪念这段让我刻骨铭心的寻师经历，我把这篇发表的文字呈现出来，以飨读者。于我来说，不管结局多么糟糕，都是一段宝贵的经历。

去年八月的一天，我瞒着家人怀着万分复杂的心绪，登上蚌埠开往西安的火车——去拜见名作家贾平凹。

西安，对我来说是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去。

当我肩扛手拎着包裹，精疲力尽地站在西安市文联大门口时，已是下午了（我从贾平凹的书里得知他在西安市文联工作）。我把包裹放在地上，看着“西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鎏金铜牌，长长松了一口气。当时的心情不亚于虔诚的信徒找到带有十字架的教堂。

一打听，文联的人对我说，贾平凹是在这工作，可一般都不来，你想找他就明天来吧。于是当天晚上我便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一骨碌爬起，往文联赶，五六里路只用了一刻钟。到了文联，一个人也没有，一看表，才七点。我在大门口踱来踱去，做着各种各样的想象：贾平凹有可能提问我哪些问题，我该怎么回答？他要是冷漠我，几句话就让我回家呢？我该怎么办，才能感动他？

一个小时后，有人陆续来上班了。我站在大门口，仔细打量每一个人（我从书上看到过贾平凹的像）。等了半天，也不见这么个人，便问一位有些谢顶的中年人，他一开始还算客气，让我坐，听了我的来意后，不以为然地一笑说：

“你找见贾平凹就能成作家了？”

我脸红了，忙解释说：我只是慕名前来拜访而已。

那人有些不耐烦了，强作和气说：我不是给你泼冷水，你还是趁早回去。贾平凹你是根本见不到。他两个月都不来一趟。

我一听，差一点昏倒。呆立了好久说不出话来。到西安两天来，几乎没吃什么饭。一来只顾赶路，耽误了吃饭；二来找不到贾平凹，心急如焚，没了食欲；再则，兜里这点钱一分一厘省着花才是，万一到了真一分钱没有的地步，这人生地不熟的……

晚上睡觉可以到火车站混过；走路凭两个腿，也不用买车票，可总不能不上厕所吧，西安这地方进一趟要掏一毛钱。

我拎起包裹，僵立在楼梯口，一时不知所措。问了几个人，都说贾平凹一般不在文联，有的说他在深山里写作，还有的说贾平凹刚写完《废都》，需要清静，任何人不见。但贾平凹究竟在哪儿，谁也说不清楚。

就这样在文联等了两天，文联的人差不多都知道我是来找贾平凹的了。见我总是说，又来找贾平凹！然后总是劝我趁早回家。我听了，只得苦笑，不言语。

眼看天又黑了下来，这是我来西安第三个傍晚。我再也没力气把包裹往火车站带。只好硬着头皮跟文联看大门的老头商量，求他把我的包裹放在收发室，明天一早我就来取。但凭我怎么求他，他都无动于衷，还板着面孔，把我往门外推：走，走，走，找个旅馆去住。说着拎起我的包裹就往大门口扔。我见状只觉脑子“嗡”的一下，全空白了，差一点没扑通给他跪倒。我怎么就一下变成软骨头了呢？！人家像撵狗一样地驱赶你，你还苦苦乞求个什么呢？写到这我禁不住眼圈又湿润了：人到了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多么渴望别人伸出手拉一把啊！

我像块木头在大门外僵立了好久。求助无门，我只好吃力地背上包裹，往车站走去：贾平凹，我找到哪儿也要找到你！

棣花镇，是贾平凹的老家。距西安三百多公里，是陕南的一个小山镇（这也是我从贾平凹书上看到的）。

汽车在山路上跑了整整一个上午，才到棣花。相对于西安的热闹喧嚣，棣花使一下汽车的我有一种清冷的感觉。我冒着山雨，打听了几个本地山里人，终于叩响了贾平凹家的大门。

那是双扇老式木门。跟普通山民庭院的大门没什么两样，古拙得有些笨重。我还是第一回见过。心提到嗓子眼，小心翼翼地敲了半天，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才从屋里出来开门。

“这是贾平凹的家吗？”我不放心地问道。

那个小男孩应声是，又一调头钻进屋里去了。

我犹豫一下，还是跨进了大门，但只听有人在屋里说话，却不见有人出来。为了躲雨，我便站在一株小桃树下，小桃树位于整个庭院的中心。北面是三间老屋，土墙，什么顶我记不清了，紧挨着小桃树，是建盖不久的二层楼房。说话的声音正是从楼房里传来。我背着包裹，僵立在桃树下，凭雨滴从叶子上滑落，打湿包裹，淋湿我的衣裳，也不去避。虽然我与楼房的走廊只一步之隔。

我抬头细细端详小桃树：一人多高，小碗口粗细，枝叶也还繁茂，树干几弯几曲。这就是贾平凹笔下的那株“楚楚的容颜”、“瘦了许多”、“在风雨里哆嗦”的小桃树么？我默默地想。

约摸一个时辰，一个三十多岁妇人从屋里出来了，她站在楼房的走廊里，漫不经心地问我话，我掏出身份证给她看，她扫了一眼又递给我，只是随便说了句：老是站在雨地里，能不挨淋么。算是客套话。

后来她又对我说，《人民日报》，又是其他什么报的记者开着小车来采访贾平凹，都没见到，等几天只得回去。

我默然无语，他们开小车来，花销又能报销，尚未见到贾平凹，何况我呢！

贾平凹的一个堂兄，倒还客气，一见我，先是邀我到屋里坐，和我聊了一会，还鼓励我说，贾平凹是个和气人，你能见到他。头几天还在陕西电视台上接受记者采访，你再回西安，一定能找到他。当晚，他把我安排在一旅馆，有几个人听说我找贾平凹，找到旅馆，问我要文章看，还说我是来偷贾平凹本事的，说得我哭笑不得。

第二天，我从棣花返回西安，在市文联又等了一天，还是不见贾平凹的影子。文联的人大都认识我，可很少有人和我说话。

夜幕又一次降临了，我怕再像上次被看门老头往外轰，天还没完全黑，便拎着包裹坐在文联大门外。惹得过往的行人不胜惊诧地打量着我。我勾着头坐在地上，不敢抬头正视任何人，掏出信纸，垫在膝盖上，写道：

尊敬的贾平凹大师：

我是一农村文学青年，安徽蚌埠人。为了这趟能来西安找您，我在冷库帮工患了关节痛，才凑够一百多块钱作路费。在来之前，我曾提前一两个月，给你寄了两封挂号信。平时，我读你的书，总有一种亲近朴实的感觉，一次又一次想象着你是位和蔼、平易近人的人。这无形中放大了我这趟来的希望。眨眼来西安四五天了，根本不见你人，现在欲回不能，留在西安等你吧，又没个期限。

不得不承认，我是有着年轻人的某种狂热，自以为发表了篇把拙作，就把作家看得好当，今天焦头烂额的我，连回家的颜面也没有了。我是在拿生命与世人下文学的赌注。这趟来有些孤注一掷的意味。别人骂我是孔乙己，我倒以为自己有几分像颜回，还不如颜回！颜回虽清贫，还有孔夫子做他的老师，而我几年来除了能耐清贫之外，再没什么别的……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匆此

写完这封信，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像卸去了沉重的包裹。闻着飘过来的喷香油烟味，我想起家里饭桌上的饭菜。想喝口水也没有。自觉浑身像散了架，头昏眼花，像个垂死的人。

不大工夫，围观我的人渐渐多起来，你一句他一句地问这问那，我勾着头倚门蹲坐着一动不动不敢抬眼看他们。

一位家住文联大院里的青年，骑车从外边回家，过来问我：这娃子坐在这地上干啥？我说找贾平凹。他又说，来了几天啦？我答，四五天。“西安有亲戚吗？”“没有，连一个熟人也没有。”

他迟疑了片刻，边调转车头边说：“我去给你买点吃的去！”说完推车就走。我忙说，我吃过了！再也说不出什么。因为我一整天都在文联，根本没吃饭。

很快地，那青年给我买回了两个热馒头，往我怀里一塞说：都是搞文学的……要不是我等着有事，叫你到我家坐坐。说完就走了。

“都是搞文学的……”我在心底一遍又一遍念叨着这几个字。手捧着热乎乎的馒头，吃不下去。有这句话比什么都强！

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位青年：戴着眼镜极朴实的我不知名的哥哥！

终于围观的人一一散去，回屋睡觉了。我是多么渴望能有人陪着我说话！我看看表，夜里十点还不到，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天亮？！

那天晚上，天阴得很重。有些冷。我紧裹着满是汗渍灰污的衬衫，用毛衣围住隐隐作痛的双膝。我真的有些后怕会突然瘫在西安！我不忍心去看那亮着灯光的楼窗，慌忙垂下头，那里面太豪华！

好不容易才忘了身下的冷，想入睡时，噼里啪啦的豆大的雨点，冷冰冰地打在脸上。一场雨下得我连坐的方寸之地都没有了。我站在屋檐下，看着漆黑清冷的夜，仿佛又看见年迈的父亲，在病床上痛心地骂我：赶紧回头吧，到时候你哭都没有眼泪！这难道是苍天对我的惩罚吗？多少年来，为了文学，家人伤透了心，外人笑我是书呆子。二十多岁的人了，还一点着落没有，甚至自己不能养活自己……想到这，泪水再也抑制不住，和着雨水涌出来，趁这雨夜没人，就好好地哭吧！

下半夜是怎么过去的，我已记不清了。

第二天，我把写好的信，叠得整整齐齐递给文联的人，求他转给贾平凹。叮嘱了一遍又一遍，还不放心。

我后来找到一餐馆给人涮碟子洗碗，一来可以维持生计，二来留在西安也好再找贾平凹。

弹指一挥间，在餐馆已三个多月，这期间我到文联几趟，但每次去都没提说找贾平凹，而是说给《美文》投稿了。我一直没见到贾平凹，就再也没去打听那封信的事。

辞掉餐馆，一回到家，和家里人哭作一团，他们早已全忘了我在家时的不好，只怪我不给家里写封信，我看着被洗碗水浸得发白，有些麻木的双手，泪流满面。

时光如梭，这次西安寻师至今已过去了二十一年，但每次提起，仍历历在目。我很佩服当时我的勇气。现在我也经常鼓励自己，甚至故意给自己“增压”，但无论如何，再也没有那种年少气盛的勇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