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申启蒙

20年前，互联网大体上还是一些科学家、专业机构的实验品和大玩具；10年前，互联网为人们带来了一定的工作和生活便利，成为好用好玩的新工具；如今，互联网规划并建设了一个崭新的生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互联网变得像道路、水、电和空气一样重要。这样的描述本身就体现了互联网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技术革命狂飙突进，许诺改变、创新和进步。同时，如是改变又带有明显的“自反性”，去中心、去权威、碎片化已然普泛为互联网时代大众生活的平常体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皆在互联网上安营扎寨。不仅如此，互联网既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乐园，也是社群主义、集体主义的殿堂，它宽容、鼓励原子般的游弋、“一个人孤独地打保龄球”，也抱持强烈的规则、秩序情结，以及族群整合、社会团结冲动。

技术并非中立——至少信息传播技术如此，在“元逻辑”上必有其否定性和规定性，并表现为特定的技术哲学取向和价值偏好。而互联网之所以能够同时呈现和承纳冲突、矛盾的各方，乃至直接对立的二元关系，是因为它的元逻辑、技术哲学在于对话。换言之，开放、分享、对话不是附加或建构出来的互联网价值，而是其技术设计上的初衷和文化理念上的基因。作为层层叠叠、错综复杂网络中的“节点”，个体在技术及其赋予的交流地位上是民主、平等的。同时，海量信息生产和时空虚化的信息传播为人际、社群和全球对话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可能性。当Facebook的跨国活跃用户已经突破10亿，新浪微博每天发布量超过1. 5亿条，3亿多用户通过腾讯微信整合自己的熟人关系和陌生关系，对话便成为这个时代的现实选择和展开方式。

实际上，吉登斯和哈贝马斯——广而言之还有巴赫金、罗蒂、鲍曼、毕塞特、科恩、曼宁、扬、德雷泽克等——的对话主义思想地图，只有在一个以对话为主题、方式、风格和气质的时代才能找到入口，而互联网开启了对话时代之门。在吉登斯等人描绘思想地图时，互联网尚未强势崛起并全面渗透到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诸领域，但是他们都相信启蒙理性的力量和社会进步的逻辑，直到互联网果然把思想地图转化为可能的前进路线。作为对话的渠道和平台，互联网将整个世界构建为时空虚化的对话场域；作为重要的“技术—经济”引擎、时代标签和社会语境，互联网推动对话主义——在对话中增进理解、认同、信任与合法性，促进利益互惠和价值协商，成为一种发展哲学和现实选择。

在现代性的诸多二元悖论和危机上，互联网的逻辑不是以一元压倒另一元，也不任凭对立、分裂造成虚无和毁灭，而是寻求鸿沟中的生长、张力下的对话。如果以此逻辑充实和拓展吉登斯、哈贝马斯等人的对话思想，那么重建现代性不应是一个矫枉过正的过程：反对工具理性践踏价值理性，也反对在重彰价值理性时偏废工具理性，而主张它们在对话中均衡进步；反对走向后现代的过度碎片化与虚无，也反对在为现代性辩护时忽视后现代性的积极价值，譬如多样性、平等和自由。在中国情境下，“美丽中国”应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交相辉映的愿景。尽管工具理性在后现代话语中声名狼藉，而中国却必须继续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政治，并且进一步扩充工具理性的一些重要维度，诸如科技进步、程序理性和契约精神等。同时，伦理、审美、信仰层面的价值理性建设亦应纳入国家议程。依循对话原则，维护和革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退回到“定于一尊”的话语格局，而是强调由“压服”走向说服，在对话中成就政治信任与决策合法性。

除了在技术逻辑和理念上奉行对话原则外，互联网实质性地推动了人类对话实践的发展。在宏观层面，互联网改造了人类社会的时空观，强化了脱域和反思性机制，为拓展现代性注入了新的动力。时间观念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互联网提供的实时交往带来了时间的极度压缩，一直压缩到“当下”，“形同造成时间序列及时间本身的消失”；二是互联网的海量信息存储和精准检索功能，形成了对历史、现实无量无边的记录和“即刻唤醒”机制，所有“过去”都积聚于“当下”。“实时的当下”降低了交往的成本，使人人皆可介入当下的叙述、解释成为可能。“积聚的当下”意味着历史、现实彼此激荡、嵌入，“历时”的话语得以“共时”地呈现、对话。而在对话中，没有哪一方大获全胜，也不存在谁一败涂地。

在空间上，互联网使全球性的脱域更加自由和容易，中产阶级的微博、微信、QQ、Facebook、Twitter里晃动着从故乡到异乡、从伴随一生到初识一刻的“好友”头像。空间的阴影和迷障消失了，地球透明且平整，我们都站在广场上。对话既是必需的，也是可能的。不仅如此，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互联网进一步消解了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隔离、断裂，前者像后者一样获得了建构的实在性，而且二者彼此相通。

以政治对话为例，微博等社会化媒体首先在虚拟空间实现了技术民主和话语权的再分配，进而激发了普罗大众对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进行再分配的强烈冲动。这种张力和冲动激励虚拟空间的表达者“升级”为现实空间的行动者：公众在虚拟空间讨论特定议题，交换意见，发起围观，形成信息共同体——此时尚为表达者；随后，因应该议题的公众基于社交媒体平台建立或重构真实的社会关系，形成关系共同体——网络社群与现实社群趋向一体化；倘若该议题或事件高度关涉人们的切身利益和公共福祉，关系共同体便可能转化为行动共同体，并争取“无远弗届”的想象共同体的声援——成为行动者。近年国外发生的“茉莉花革命”、占领华尔街运动、伦敦街头骚乱以及国内的“大连PX事件”、“江苏启东事件”、“宁波镇海事件”和“昆明PX事件”等大致呈现了这种“分享信息—缔结关系—发起行动”的政治对话和公共参与图景。

此外，互联网革命并非单独发生、单线推进，而是与跨国跨界跨学科的知识和思想创新、技术和产业进步形成汇流。对话、协同成为世界范围知识生产的主导模式，显著提升了知识的反思性及其对整体社会变革的影响力。实时表达、人人发言、多元对话、信息共同体、关系共同体、行动共同体和协同式知识生产，大抵勾勒了互联网时代公共讨论和社会对话的整体图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著名论断同样适用于描述今日的互联网时代：“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从微观层面看，互联网把对话的主体落实到个体，将重建现代性的目标具化为重构个体的“本真性理想”，以及对生活政治和生活世界的建设。在互联网时代之前，正如很多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吉登斯、哈贝马斯等人借由对话重建现代性的方案确实缺少具体的“下手处”和实际行动者。哲学家布兰顿和罗蒂都支持吉登斯、哈贝马斯等人在对话中延续、拓展现代性价值的想法，却也只能在本体层面做出响应：“对话对于人类来说是件大好事”，“重要的不是真理而是对话”。实际上，在缺少方法论支撑和现实行动者的情况下，对话仅仅被视为重建现代性所应秉持的一种乌托邦或德性。

社群主义代表人物泰勒试图在乌托邦与现实之间做出调和。他捡起了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本真性理想”命题，以重构、充盈个体的主体性；同时用“社群”概念替代诸如民族国家、人类社会等宏大、抽象的主体，以明确拯救启蒙理性的行动主体。所谓本真性理想，即人在脱离上帝、返回自身后，尚可支撑“人之为人”的依据。在简单现代性阶段，这些依据是由进步、繁荣、秩序、普遍真理等宏大叙事所建构的，是家庭、社会和民族国家对个体身份认同的预设。后现代主义者疾呼去中心、去秩序、去权威，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对这种压制个体的宏大叙事、外部预设的解构和反叛。然而，如前所述，在放弃预设的因果论、安全感和身份认同后，自由的个体就陷入了幻灭和虚无。

泰勒提出，简单现代性的“隐忧”在于，粗放的整体性解放、宏大的外部预设造成了个体生命意义的消逝、目的的黯淡和自由的沦丧。但是，不应全盘否定现代性的道德理想，亦不应沉湎于它的低级实践形式，拯救启蒙理性和主体性的出路在于重构本真性理想。在他看来，本真性理想生发于“忠实的自我”与“有意义的他者”之间的对话，是对话中的自我召唤，是自我之独特性与他者之多样性的共生与依存。正是因为对话，“我们才成为人性的主体，才能够理解自己，从而建构我们的身份”。拥有本真性理想的、自足的个体在对话中形成了社群。社群是比民族国家更温和、开放的共同体，既提供必要的安全和认同，也许诺充分的独立和自由。互联网使个体成为真正的对话者，而复活和创建社群亦是互联网所擅之长。这并不是说互联网本身将赋予个体以本真性理想，或者直接输送社群价值，而是强调它具备促生“忠实的自我”与“有意义的他者”的对话条件。

同时，互联网在个体生活方式上实现了“元创新”、“微变革”，拉近了吉登斯的生活政治、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等观念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互联网一方面提供了官民对话、民商对话以持续完善解放政治的便利平台，另一方面也为个体“向内心的移民”、向他者的开放、对生命意义的皈依提供了虚实相合的空间。外在的、宏观的、制度性的解放与内在的、微观的、精神上的自由，在互联网时代获得了并行不悖的希望。这也大抵应和了吉登斯提出的“乌托邦现实主义”：在乌托邦与现实的张力下，大问题与小问题、理想的自我与自我的理想皆得以伸张。

就积极信任问题而论，互联网对时空分离等现代性动力机制的“放大”，使人类社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信任资本的积聚和分享。值得乐观的是，互联网的确为重振人际交往、建立积极信任、培育对话民主提供了技术可能性和文化氛围。“人人发言”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交往理性的涵化和遵循势在必行。这个必要性其实一直存在，而只有互联网为普罗大众提供了实时遍在的公共讨论、社会对话平台时，交往理性的培育、凝摄在实践层面才获得了动力。

显然，前文过分强调了互联网在倡扬对话主义、推进对话实践、重建现代性中值得乐观、充满希望的一面。之所以采取如是论述策略，乃因为重申启蒙、重彰理性，正需要焕发这般乐观进取精神和革新意志。诚如吉登斯等人指出的那样，在现代性危机和风险社会面前，是陷入犬儒主义、悲观主义、宿命论，还是积极行动乃至“激进卷入”，实质上是一个价值观问题。启蒙理性和现代性发展至今，正应发起主动的自我重建。

互联网或可通过对话在一个社群、一国之内乃至全球酝酿一轮新的启蒙，以重构理性和主体性，平衡目的与意义、世俗与超越、秩序与自由、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等二元关系。新启蒙的主旨在于，让人类适应诸如风险社会、消费文化、全球化等新的生存境况。借由新启蒙，现代性将得到重建和拓展，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持续进步，价值理性、生活世界、本真性理想、社群的乌托邦自足光大。在新的现代性谱系中，有人追求知识、真理、确定性、同一性、灵韵，有人“玩弄碎片”、解放个性、任意自在。实际上，每一个现代人都同时怀有如是多样的渴望——而这才是人本来应有的样子，才是真正的进步、自由和解放。

这让人怀念康德。在孵化现代性的启蒙时代，康德提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