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危机与对话

吉登斯等人提出的现代性重建方案，源自他们对现代性“动力机制”和发展进程的观察。总体而观，现代性大抵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简单现代性和高级现代性（吉登斯、贝克有时也称之为反思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简单现代性对应的社会形态是工业社会，其发展逻辑是“主体性—现代化—物质繁荣—工具理性至上”；高级现代性则与风险社会相联，即现代性在自我演化中走向了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从简单到高级的演化，存在三个“动力机制”：时空分离、脱域和反思性。在传统时代，时间与空间关联一体，每个社群都生存在特定的时空边界之内。而当现代性的大幕拉开，科技革命、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改造了人类的时空观，更多的社群共享“标准时间”，时间不再与特定空间关联一体。时空分离使社会活动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以统一安排和协作，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关系的“脱域”。所谓脱域，即“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联性中，从通过对不确定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在脱域之后，社会关系伴随社会活动的扩张而嵌入新的时空和文化语境。借由时空分离和脱域，先进或强势的技术、资本、政治、文化和宗教获得了全国乃至全球性流动、扩张的机会，这既可能带来高效的增长、巨大的繁荣和创造性的融汇，也可能造成疏离、断裂和冲突。

现代性的第三个动力机制是反思性，吉登斯将之区分为两种：自反性和一般反思性。自反性即现代性在发展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制造了自己的“敌人”。譬如，工业社会以生产为主导，而大规模生产却培育了物质丰裕、意义匮乏的消费社会。又如，现代性怀有强烈的秩序情结和共同体意识，而市场体制势必形成多元利益主体的竞争、分化和对抗；现代性强调理性设计，独立与自主势必遭遇严重挑战，分裂和对抗在所难免。再如，现代性颠覆了传统价值，人性得以摆脱形而上力量的系缚之苦——“上帝死了”，却也切断了终极意义的来源，认同和真理皆建立在俗世的流沙之上。一般反思性又称知识的反思性，是指“多数社会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依据新的知识信息而进行阶段性自我修订的那种敏感性”。这种敏感性——爆炸式的知识增长和创新既促进了社会繁荣，也极大地缩短了社会变革周期，而变革则使社会结构持续处在漏洞百出的不确定和失序状态。

时空分离、脱域、反思性构造了庞大、复杂的现代社会系统。“一个马力强大又失控的引擎”驱动着这个系统，开启了繁荣时代，也打开了风险社会之门。风险社会这个概念的发明者是贝克，他与吉登斯在克服现代性危机、重建现代性问题上共识颇深。贝克认为现代性在自反、“挖自己墙脚”后并不会滑入虚无主义的后现代性，而将进入一个不确定性遍在的风险社会。实际上，现代性的每一个关键范畴都为自己制造了危机，或者说酝酿了冲抵、湮没自己的风险。诸如科技进步带来了核弹与生化危机，经济开发导致了能源与环境危机，财富增长引发了利益冲突和阶层对抗，全球化则造成了民主国家主权衰落和文化多样性危机，等等。

吉登斯和贝克都乐观地表示，尽管风险社会充斥着巨变、动荡，很多问题单凭宏大叙事、经济增长已然难以解释和解决，却可在反思和超越中重建现代性。他们都相信人类的理性和能力可以平衡发展和风险的关系，可以革除简单现代性和工业社会无节制、压迫性的弊端，在风险社会中进一步“充盈”现代性。因此，与其沉湎或悲叹后现代性的虚无与毁灭，不如起而行之，积极重构风险社会语境下的现代性目标、价值、前提和道路。他们重申，“更多的反思、更多的专家、更多的科学、更多的公众领域、更多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批判可以在混乱的世界中开启新的更好的可能性”。

在克服风险社会、充盈现代性的具体方案上，贝克赞同建立参与民主的思路。所谓参与民主，即包括普通公民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皆应介入公共决策，以创造能动的政治、能动的社会，增强共同体应对风险、化解危机的能力。以参与民主的视角看，即使是在西方的民选政治系统中，公民也未获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充分机会。专家政治、精英政治、程序理性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普通公民的意识、意志和行动基本上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而随着风险社会的降临，公民参与已然是重建政治信任、决策合法性，以及抵御无所不在的现代性危机的必然选择。譬如，没有公民参与的环保运动是不可想象的。同理，在公民缺席的情况下，由政治和知识精英自上而下发起的旨在重建价值理性、意义世界的道德教化运动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吉登斯提出了一系列应对风险社会和重建现代性的方案，包括超越匮乏型经济、再造环境伦理、实施对话民主、建设非暴力社会、推行积极福利制度等。其中，对话民主既是现代性的重建方案之一，也是其他方案得以实践的基本途径。吉登斯的逻辑并不复杂，既然现代性危机深重，那么增进人际、社群之间、民族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协同势在必行。他提出培育多级、多维的对话民主以重建现代性：一是个人生活世界、亲密关系领域的对话民主，即在现代化、风险社会语境下重振人际交往，建立平等、诚实的婚姻、家庭、性和朋友关系；二是社会运动和自治团体领域的对话民主，即充分发挥社会运动和自治团体的作用，打破等级制度和权力垄断，开辟更加广阔的社会对话空间；三是组织层面的对话民主，即组织内部、组织之间在对话、协商中增进信任和协同；四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对话民主，即培育世界主义民主，以应对全球性风险问题。

显而易见，吉登斯的抱负是，构建一个从日常生活到社会运动、从单个组织到社会系统、从民族国家到国际社会的对话系统。借由对话，多元主体将协同促进现代性重建，实现由“低级现代性”向“审美现代性”转变；推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综合进步，平衡真与美、技术与艺术、信仰与知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再造社会团结、共同体生活和意义世界，激励人们以整体的力量创造繁荣、应对危机。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的时空分离、脱域和自反机制决定了对话乃是“对暴力的唯一替代”。或者说，除了对话，人类命运共同体别无选择。

当然，对话民主筑基于积极信任。吉登斯把人们对既定路径、规范和权力的接受与遵从称为消极信任；把主动从他者那里赢得的信任称为积极信任。积极信任既是对话民主的产物，也是其得以存续和升级的前提。实质上，积极信任生发于个人生活世界中的“纯粹关系”，譬如家人、朋友之间在情感、伦理、行动上提供的安全感和确定性。吉登斯认为，经由“积极上升”，来自生活世界的积极信任和平等对话精神可以扩大至社会和国家系统，也适用于国际社会治理。至此，吉登斯的思路可以概括为：培育对话民主以重建现代性，而对话民主倚重于积极信任，积极信任又根植于生活世界。如是，重建现代性的逻辑和现实起点便落在了如何开创现代人的美好生活上。

吉登斯的一个洞见是，早期或曰简单现代性只实现了宏观层面的“解放政治”，却未能触及微观上的“生活政治”。而在高级或曰审美现代性阶段，政治既要处理传统的宏观性、制度性议程，也要考量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等微观问题。简单现代性阶段的政治范式是“解放政治”，旨在把人从物质和权力的匮乏中解放出来，摆脱奴役、剥削和压迫。从启蒙之初到20世纪末，西方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展国家大多经历了解放政治，创造和享受了解放政治的成果。然而，解放政治重视观念、体制、集体的宏大叙事，强调统一性、确定性、权威和中心，限制了多样性、自由和平等。若欲克服、弥合这种宏观解放的粗暴、宽疏和物化，高级现代性条件下的政治范式应着眼个体、内在和心灵层面的微观解放，直面人的生存和道德问题。这就是“生活政治”，它关心“我们如何生活”、“什么样的生活值得过”，关心身体、性、自我、安全、认同、美感、意义、生态环境等问题。

我们可以再次对吉登斯的现代性重建方案做出概括：促进生活政治，革新生活世界，创造“值得过的”现代生活；如是生活世界涵化积极信任，造就拥有平等对话精神的多元社会主体；借由普泛、深入的对话，多元社会主体得以再造社会团结，重塑共同体生活，“对社会关系进行反思性定序与再定序”；新的共同体将能动地弥合简单现代性的残缺和危机，拓展现代性的整体价值。

吉登斯提出的对话民主和生活政治概念，与哈贝马斯倡导的交往理性、生活世界概念大有呼应、互补之势。事实上，哈贝马斯和吉登斯、贝克一样主张进一步释放现代性的潜能，而不是向风险社会、后现代性的虚无主义宿命低头。哈贝马斯意识到，现代性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是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主体哲学。按照主体哲学，人从传统神权和君权中得以解放，确立了自身的主体性，这当然是了不起的进步。但是，主体性原则也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疏离、紧张和对抗。譬如，现代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的掠夺便是“人焰嚣张”的主体性原则的体现。“主体性原则内蕴着主—客二元对立的思想方式，这就为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冲突埋下了隐患，也为理性萎缩成工具理性奠定了思想根基。”在此原则下，“他者、自然皆是主体所欲征服、为我所用的对象，科技、效率、财富由手段变成目的，个人、社会、自然走向分裂和对抗；价值理性和终极意义起初被刻意颠覆，及至精神蒙难，重返补救时竟已杳渺不可追。”

为了改造主体性哲学“主体—客体”之间的支配关系，哈贝马斯提出了“主体间性”概念，以确立“主体—主体”之间的双向、平等对话关系。他相信，主体间性、平等对话有助于缓解人焰嚣张、工具理性至上和现代社会的其他危机。而对话关系的建立和维系，离不开交往（沟通）理性。“沟通理性是一种互为主体的理性，它同实践理性都肯认主体的能力，但它要求行动的合理性，以及主体之间沟通批判的有效性。”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理性的“有效性宣称”，即对话者所应诉诸的基本原则：表达形式上的可理解性、内容上的真实性、道德上的正当性和情感上的真诚性。

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概念并不排拒主体性原则，而是为其注入平等对话精神，以交往理性为新的理性柱石，重建公共领域、生活世界和现代性。启蒙消解了价值理性的神性内容，工具理性进一步造成了伦理、审美和信仰性内容的“祛魅”，而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主体间的对话填充神性和“信念之库”的留白。“在哈贝马斯那里，语言则使历史恢复了秩序，向社会提供了意见一致的润滑剂，保证了道德的基础，配置了民主的要素，以及先天倾向于反对偏离真理。”

一点也不意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吉登斯、贝克、哈贝马斯提出的参与民主、对话民主和交往理性方案皆被批评太过理想主义。对话的“场所”或曰公共空间在哪里？实时遍在的人际、群体、组织沟通和公共讨论如何实现？普罗大众成为对话者、参与者和行动者是可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