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是“中国危机管理研究年度报告”的第六部，主题是现代性危机。现代性（modernity）是源自西方启蒙运动的一整套观念设计和社会安排。就观念而论，现代性意味着人的理性、主体性和自由，让人成为认知、行动和权利的主体，追求解放和进步。在社会安排上，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以科技创新、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民主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现代性的观念和机制肇端于西方，随后因战争、殖民和全球化而在世界范围内拓展。及至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现代性转型和现代化浪潮。
最近二三十年，“现代性是否终结”成为西方理论界的一个热点议题。一派观点认为，现代性危机重重，后现代性已然崛起，正当以后者终结前者；另一派观点则提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尚有更大的潜力等待解放和拓展。这就涉及如何看待现代性危机。现代性许诺了进步和繁荣，同时也在自我否定中深陷危机。譬如，启蒙理性激进而畸形，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未在现代性转型中均衡拓展，前者炽盛，后者凋零。工具理性促进了物质繁荣，同时也将工具、手段转换为目的，最终导致人为物役；价值理性衰微，一切神圣性都遭到解构，道德、审美和信仰不再厚实可靠。又如，启蒙所确立的主体性原则使人成为“中心”，却也导致了“唯我”至上，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疏离和对立。再如，科技进步将人类推向了毁灭的边缘，生化战争、核战争顷刻便可灭绝文明。诚如贝克和吉登斯指出的那样，现代性一步一步把人类逼向了风险社会。
针对现代性危机，后现代主义者提出了诸如多元化、差异化、去权威、去秩序、去中心等解释和解决方案。这些方案能够带来更加充分的解放、自由和平等，但也存在解构一切、滑入虚无主义的风险。譬如，碎片化未必带来众所期待的多中心，而很可能堕入无中心、无意义、无秩序的虚无之境。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鲍德里亚承认自己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宣称后现代其实就是“玩弄碎片”。如是，后现代性并非终结和超越现代性危机的良方。
吉登斯、贝克、哈贝马斯、泰勒等人主张现代性主动的自我重建，亦即进一步释放现代性的潜能。在他们提出的重建和拓展现代性价值的诸多可能性中，对话既是方案之一，又是其他方案——诸如重塑认同与共同体、再造环境伦理、培育生活政治和生活世界、建立非暴力社会等得以实施的重要手段。现代性危机已然普泛至自我、人际、社会、自然等各个领域，只有以共同体的力量才能促成真正的改变，而对话是形塑认同和共同体的基本途径。对话既是一项利益策略——协同抗击风险、促进利益生产和互惠，也是一项意义策略——价值同构和意义分享。吉登斯等人都相信，对话可以促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政治经济系统与生活世界、个体与共同体、同一性与多样性、安全与自由等诸多现代性二元范畴的动态均衡和彼此增益，从而缓解现代性危机。
问题是，一个以对话为主题、方式、风格和气质的时代何日才能到来？
互联网开启了对话时代。进入新世纪以来，互联网正在变得像道路、水、电和空气一样重要。这样的描述本身就体现了互联网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技术革命狂飙突进，许诺改变、创新和进步。同时，如是改变又带有明显的自反性特征，去中心、去权威、碎片化已然普泛为互联网时代大众生活的平常体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皆在互联网上安营扎寨。正如我们所见，互联网既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乐园，也是社群主义、集体主义的殿堂，它宽容、鼓励原子般的游弋、“一个人孤独地打保龄球”，也抱持强烈的规则、秩序情结，以及族群整合、社会团结冲动。
实际上，互联网呈现和承纳了现代社会最重要、最显著的那些二元悖论，诸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多样性与同一性、拟象与真实、确定性与自由、全球化与本土化，等等。无论是在技术和实践层面，还是在文化和哲学层面，互联网都是这种二元对立、鸿沟深堑之张力的创造物。它在对话中生长，它促成新的对话。按照互联网的元逻辑，对话既是必需的，也是可能的。
中国的现代性转型大抵可以追溯至鸦片战争时期，此后一路坎坷，直到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之路才得以连贯地铺展。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进入了一个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峙的发展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传统观念既破碎又顽固，既杳渺幻灭又无处不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对从贫穷到富足、从落后到发达、从低级到高级的许诺仍然占据主流话语，同时现代性危机持续显现，风险社会似已到来；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已经酝酿了利益和价值多元化的后现代性，碎片化、反权威、去中心乃是我们正在亲历的社会和文化境况。
中国是否会遵循现代性的一般谱系？如何克服现代性危机和应对风险社会？如何促进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对话？如何形塑转型期的社会认同？互联网及其主导的媒介融合将给这些问题带来哪些改变？是带来更多希望，还是加剧危机？本报告试图通过记述和讨论一些表征现代性、现代性危机、消费文化的案例，初步提出和解释上述问题。
胡百精
201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