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生态理论的性别维度
在将人和自然的关系看作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唯物史观从“浅生态学”走向了“深生态学”，发现社会关系尤其是社会制度（社会形态）是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深层的原因，一切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因此，只有在实现社会制度的革命变革的过程中，彻底消灭私有制，才能在实现合理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展现出科学的人性的人和自然关系的面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显然，唯物史观同样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批判的革命的本性。在生态文明问题上必须确立一个社会批判的方向。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同样存在着各种非议和批评。性别问题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作为社会建构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会受到社会性别（gender）的影响。或者说，社会性别是社会地建构人与自然的一个重要的维度。在西方激进生态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对性别支配和自然支配内在关联的社会批评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生态女性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批评和挑战。在其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肥沃土壤吗？同时，这部分地取决于是在什么意义上运用生态女性主义的。如果将生态女性主义看作是一种承认自然除了其对人的使用价值外仍然有其价值的立场，如果将生态女性主义看作是在解释支配女性和支配自然的交织方面更需要性别等级分析的断言，那么，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野来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存在着自己的不足”
。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之间是存在着距离的。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同样存在着一个性别维度。这个维度实质上是科学理性维度和社会批判维度的高度统一。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性别维度，我们就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社会批判本性。
（一）劳动之父和自然之母的双向互动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在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中，存在着一种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的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关系，这是造成支配自然和支配女性的重要根源。受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一些论者认为，“人（男人）消灭作为决定性力量的自然的必要性，暴露了马克思对作为有限的母性力量的自然的敌视”。其实，唯物史观也强调劳动和自然的“联姻”才能形成物质财富。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同样对自然作了女性化的比喻，同样用“男人”（man）来指认人类。在他们看来，“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但是，“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具体来看：
1．作为劳动主体的人同样是自然的一部分
全部人类社会的首要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一方面，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人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就必须同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人和动物相比越具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自然界的范围就越广阔。这样，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无论是从肉体生活上看还是从精神生活上看，都是这样。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物，实践是人的自由而自觉的活动。但是，人的劳动过程只不过是运用自身的自然力作用于另外的自然力的过程而已。同时，他在改变着外部自然的同时也在改变着内在的自然。显然，人和自然的关系不是同自己的生产条件发生关系。而是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人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人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自然条件中。因此，不仅在自然进化的意义上，而且在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自然界都构成了人类的“母体”，人是自然之子。而用“男人”来指认“人”，只不过是西方文化的约定俗成而已。
2．作为劳动客体的自然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
劳动客体是一个由原初自然、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构成的复合系统。原初自然、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都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力量。没有自然这个天然的储藏库，劳动既不可能发生，也不可能发展。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劳动的作用，在原初自然的基础上产生了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今天，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已经大规模地进入了生产力系统，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尽管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体现了人的能动性和劳动的创造性，但是，它们与原初自然一样具有物质性和客观性，也没有脱离客观的自然规律的支配。例如，人造化学元素就是典型的人工自然，但是，它们也服从一般的化学运动规律。显然，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自然界，即使科学技术和劳动生产力再进步，人类也什么都不能创造。因此，自然界是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在其中活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在这个意义上，自然不仅不是外在于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而是成为社会系统的内在的构成部分。
3．劳动过程只是自然界的物质形式的变换过程
与生命有机体和自然环境及自然条件的关系一样，人和自然的关系同样是建立在物质变换基础上的生态关系，但是，人类是通过劳动来实现这种物质变换的。人以自身的活动为中介来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维系着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一方面，人在生产的过程中只能像自然界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式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界的帮助。另一方面，如果人类在劳动的过程中违背自然规律，进而在其他方面片面弘扬自己的主体性，那么，人类的行为必然会成为一种盲目的甚至是破坏性的行为，必然会遭受自然界的“报复”和“惩罚”，最终会危及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生态异化或生态危机的认识根源和思想实质。因此，只有尊重和遵循自然规律，人类才能通过劳动实现物质变换，维持自身的生存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人也应该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这样，就需要人类去爱护和保护自然，在人和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人道的理性的和谐的关系。
总之，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人和自然的关系就是人对自然（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关系，更没有敌视作为人类“母亲”的自然，而是要求人类要人道地合理地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的关系。
（二）人的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合力作用
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女性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和劳动，不仅在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方面有自己的重大作用，而且直接参与了价值的形成，同时更有益于自然和环境。于是，其对马克思主义也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在马克思所设计的共产主义蓝图中，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具有多重的身份，他们‘早晨是猎人，下午是渔夫，晚上是文学批评家’。但是，奇怪的是，马克思没有讲到清洁和熨烫方面的工作由谁来承担。”事实上，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工理论和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严重误解和误读。在唯物史观看来，人自身的生产和物质生产都是客观的物质力量，都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动力作用。按照两种生产理论，我们必须将生殖活动和家务劳动等性别问题放在整个劳动分工和社会发展中来看待。
1．作为历史发展的第三种关系的家庭本身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
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正是在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的过程中，产生了生产活动、历史活动、生殖活动和社会关系，最后产生了意识和精神生产。其中，家庭不是在物质生产和历史活动之后产生的第三阶段，而是与其平行的第三种形式。在人们进行物质生产和历史活动的同时，人们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同时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这就是繁殖，即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家庭是重要的社会关系形式，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在社会运行的意义上，家庭的存在和发展总是受社会的生产方式制约。不仅在一定的生产发展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家庭形式，而且家庭是随着所有制关系和发展时期而经历着变动的。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显然，作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家庭，本身是“生产力”的构成因素，因为它通过生命的再生产为生产力生产着生产者，从而保证了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没有人这个“活”的生产力，就不可能点燃劳动这个“塑造形式的活火”。
2．作为物质性力量的人自身的生产同样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社会发展动力是一个系统。其中，人自身的生产是个体生命和人类总体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
（1）这种生产不是单纯的血缘关系问题，其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
在史前社会中，作为以血族关系为纽带组成的社会团体的氏族，也是一个经济单位。随着动产的私有化，产生了现代家庭。而“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servitus（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即使在文明社会中，家庭的生产功能依然是存在的，只不过其形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2）人自身的生产对物质生产具有重大的反作用。
不仅物质生产决定和支配着人自身的生产，而且后者对前者也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就是：人自身的生产为物质生产的发展而生产着生产者，这样，“死”的物的要素才能在“活”的人的要素的作用下成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人的需要和消费成为推动物质生产的内在动力，物质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的各种需要；人本身是物质生产成果的享有者，舍此，物质生产是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
（3）人自身生产的方式和方法是影响物质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前提。
现在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盲目的人自身生产的方式造成的。可持续发展，就包含着有计划地调节和控制人自身的生产并协调两种生产发展的要求。可持续的人口结构是实现人自身生产的良性发展的基本条件和要求，也是物质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和要求。总之，人自身的生产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而且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动力作用。
3．作为重要劳动形式的家务劳动融化在公共事业中是妇女获得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
在古代共产制的家户经济中，与男性获得食物的工作一样，委托女性料理的家务，同样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劳动。这样，就确保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应有的受尊敬的地位。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专偶制家庭的发展，产生了包括男女之间的分工在内的劳动分工。但是，这种分工是在私有制中进行的，从而产生了异化劳动。异化劳动进一步造成了各种劳动分工的严重的对立，这样，不仅产生了对自然的支配，而且产生了对人的支配；不仅产生了对女性的支配，也产生了对男性的支配。在这种异化了的劳动分工的框架中，料理家务成为一种单纯的私人性的服务。这样，妇女就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因此，不消除这种劳动分工，妇女的解放、男女的平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其解放才有可能。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但是，当女性被卷入到大工业的劳动大军中去的时候，却要同时承担工作和家务两个方面的工作，从而增加了自己的负担。这样，事实上使女性陷入到了新的支配当中。因此，必须减少家务劳动所占用的女性的时间，把私人的家务劳动融化到社会的公共事业中。一旦女性重新回到社会的公共事业中，并且消除了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那么，才能增加女性的自由时间，才能为她们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这样，只有在包括女性在内的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把自然当作人的身体来认识和对待，自然和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显然，唯物史观不仅高度肯定了女性的各种劳动和活动的固有的重大价值，而且认为只有在包括女性在内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过程中，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三）自然支配和性别支配的同步消除
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在父权制下形成了一种“支配逻辑”，形成了文化和自然、男性和女性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并认为前者的价值高于后者的价值，前者对后者的支配是正当的。可见，消除父权制是消除这些支配的前提条件。于是，其将马克思主义也作为了口诛笔伐的靶子，“如果女性主义要避免重蹈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简化论的覆辙，那么，对一种更为复杂的支配者身份的认同就是必要的。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把某一种形式的支配作为中心和目的，而将所有其他形式简化为附属的形式。一旦‘基本的’形式被克服，其他形式自然会‘消亡’”。那么，在不消除阶级支配的情况下真的能够彻底消除其他支配形式吗？
其实，唯物史观在生态女性主义之前已经科学地揭示出了自然支配和性别支配的内在关联，并且将之上升到社会制度和社会文明的高度来认识。在马克思看来，“把妇女当作共同淫欲的掳获物和婢女来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因为这种关系的秘密在男人对妇女的关系上，以及在对直接的、自然的类关系的理解方式上，都毫不含糊地、确凿无疑地、明显地、露骨地表现出来。人对人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人对妇女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文化教养程度”。进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不仅自然概念和女性概念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且自然支配和性别支配也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从人的主体性演进的社会形式中可以看出，私有制才是一切支配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最终根源。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财产的私有化，专偶制家庭的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这种家庭形式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父权制），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有确凿无疑的生父的子女；确定这种生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以后要以亲生继承人的资格去继承其父亲的财产。这样，当有的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那么，必然会产生支配。现代文明的一切逻辑都是围绕着支配展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仅是以支配为前提的，而且将之发展到了极致。在生态关系上，受无限追逐剩余价值本性的驱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了人和自然之间的正常的物质变换，这样，就造成了严重的全球性的自然异化和生态异化。在性别关系上，女性在生产和家庭两个方面都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在工厂中，她们沦落为生产工具；在家庭中，由于权衡利害的婚姻的存在使婚姻成为最粗鄙的卖淫。这样，女性就成为生产工具和生育工具的双重异化的存在物。可见，“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显然，私有制不仅是产生父权制的“经济基础”，而且是强化父权制的“上层建筑”。正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才产生了父权制，进而才产生了包括性别支配在内的一切支配。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里的“每个人”既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在彻底消除私有制以后，才能形成全面的合理的社会关系。在生态关系方面，共产主义彻底消除了急功近利地对待自然的生产方式，将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性别关系方面，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显然，“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这里，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人和人的统一、个体和类的统一，不仅要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社会支配尤其是阶级支配的消除），而且要实现女性与男性的和谐（性别支配的消除）。可见，消除私有制（阶级支配）是消除一切形式的支配的条件和基础。
在唯物史观看来，在消除阶级支配（阶级解放）的整体进程和总体框架中，消除自然支配（自然解放）和消除性别支配（妇女解放）等一系列的解放才是真正可能的。当然，消除阶级支配（消除私有制）并不能代替其他支配的自动消除。因此，女性运动和女性解放、环境运动和自然解放都是有其固有的价值和作用的。但是，只有将消除其他支配形式纳入到消除阶级支配的进程和框架中，才能真正实现其他支配形式的消除。否则，只能舍本逐末。
这样，在消除阶级支配基础上的消除自然支配和消除性别支配的结合和统一，使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科学理性维度和社会批判维度有机地统一了起来。这样，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内在地超越了生态女性主义，而且获得了生态女性主义根本不可能具有的全面的彻底的批判的革命的本性。
窥一斑可以见全豹。通过上面的简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的批判现实主义表现在他对人类和世界（即它的本体论基础）的客观性的认识上，表现在他对相互联系的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的认识上。”这样，就建构起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革命维度，从而在生态环境问题上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本性。
总之，在广义的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中，确实形成了一个科学的完整的并富有时代意义的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通过劳动实现的系统关系，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过程；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理论上自觉认知和科学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规律，在实践上自觉、科学、人性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任务和途径。显然，唯物史观是生态文明不可超越的哲学。